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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忠:村庄中的文书行政——以土改和合作化小说为中心

2017-07-12 08:22:38  来源: 微信“保马”   作者:孙晓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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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孙晓忠老师的文章《村庄中的文书行政——以土改和合作化小说为中心》。本文以土改和合作化小说为中心,通过村庄的文书行政的运行轨迹来看国家和自然村庄如何相遇,文学如何型塑这一历史进程。土改前后农村社会地理空间和人际关系都发生了深刻改变。其中,以小学教员为代表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在乡村中承担着新的国家管理功能,新型的人际关系和具体灵活的管理形式有效地促进文书行政的下行,小说也呈现了从土改到合作化过程中农民小知识分子改造的难题。

  由于微信字数限制,本次推送略去注释部分。可点击“阅读原文”查阅注释。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感谢孙晓忠老师惠赐此文!

  近年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声音和图像作为独特的艺术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新“文学”因此逐渐被新“文艺”取代,这些视野开阔的研究有力推动了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本文仍然关注抽象的文字符号如何进入乡村,但这一进入,不是在启蒙教化的“识字”层面,而是探讨文字作为抽象和象征符号在国家的文化政治和治理政治中的意义,它如何伴随着国家的文书行政进入自然村,如果说国家的文书需要保持声音无法达到的稳定性,和图像无法达到的普遍性,在这一声音和文书相互转换和转述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如何回答民国时期费孝通对“文字下乡”的质疑?如果说皇权从来就不能不下县,那么从皇权到民国到土改后的新中国,乡村官僚制的实践形式各有差异,在这一过程中,乡村下等“官吏”及与此相关的乡村小学教员扮演着什么角色?土改后的乡村文学如何塑造新的乡村空间以回应现代官僚制难题? 这是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

  一、劣绅和劣生

  日本学者从平势隆郎在谈到文字在国家行政治理的作用时,论及最早的国家文书对于国家统一治理的作用,“随着战国时代开始文书行政制度,汉字的属性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换”,文书行政是用来联系领土国家的中央与地方之物,史书出现,历史才变得“清楚”起来,“天下”就是汉字圈。[i]同样,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也考察了文书行政在中国帝国官僚体系中的转变及成型。他指出,除了军队,汉王朝帝国的确立与巩固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内地文书行政的贯彻实行[ii]。

  由此看来,汉字立国从来就不只是安德森所言的“想像的共同体”,事关实实在在的下层治理实践。文书文字在不发达的乡村如何传播?新中国的文书法令如何抵达自然村落?在建国前后的土改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灵活的文书行政“行走”模式。其中人口登记、土地堪舆既是国家宣誓主权的方式,也是确保税收和领土安全的治理实践,在传统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需要将自然史意义上的乡村(“自然村”)逐步纳入主权国家之中;不论是古代王朝还是现代君主,都得通过启蒙教化和文字律令来治理国家。在汉代,下行的指令文书到达的最低一级是乡,由乡到里则需要口头传达。因为民众识字率低,“文书行政是官署之间由官吏实施执行的行政方式,是命令、报告等行政信息的传达。也就是说,一般庶民没有纳入考虑范围之内。换言之,针对庶民百姓的文书命令或文书传达是不存在的” ,流行于乡村集市的“张榜”“布告”“圣谕”“律例”等可视性文书虽然也是国家权力进入地方手段,这类文书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iii]。秦汉以后,隶书作为统一的文书是帝国形成的条件和标志之一。历史上与税收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编户齐民”和保甲体系也需要能读会写的乡村文人,但由于学校制度不完备,负责书写文书的“书史”官也多为世袭,乡村行政体系一直到清朝也没能完全有效地建立。况且地方文化精英出于自身利益与中央时有冲突,出现了“皇权”和“绅权”的对立。各个时期的乡村自治,地方暴动中,士绅或士子几乎都是牵头人,乡村读书人成为乡村最难管理的对象;地方精英也常常利用郡县行政的代理人地位渔肉下层百姓,造成中央政府对地方士绅的不信任。一方面由于地方乡绅在公共事务中饱私囊,或下层“胥吏”为非作歹;另一方面由于治理成本昂贵中央无法在县下设置更多的“公务员”,经办人所得的利益不足以支付其付出,造成保甲体系最终形同虚设,比如要上文字门牌,却“连门牌纸张的费用都没有着落” [iv],此种乡村治理危机,费孝通、吴晗、萧公权等明清研究者已有深入研究,不再赘述。因此地方大乡绅和大地主多不愿或不能承担税收等公共管理事务,改由乡村略通文字的小文人轮流担任或强迫其担任。这就造成了劣绅和劣生在中国乡村中大量滋生,对乡民盘剥更直接。这个治理难题在民国时期也未能解决,大量乡村赢利型经纪人的出现造成了杜赞奇所说的行政“内卷化”。这其中的“劣生”,就是本文关注的一类比地方文化精英和“士绅”身份都小得多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如乡村中地位不高的塾师、粗通文墨的农民、近代学堂出身的农村小学教员。

  作为现代小知识分子的乡村小学教员在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小觑,他们地位不高、身份模糊。在郡县体系中,官学仅限于县学,国家不承担县以下基础教育责任,地方教育自发办“私塾”和义学,经费来自宗族或地方的慈善捐助。元代依靠民间力量办社学,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立一个学校,可谓最早的乡村公立学校,但社学直到明代,也未普及。18世纪后,乡村教育更经历了蒙学和经学的分化,考科举只是大户人家的事,蒙学招收只为识几个字,并不参加科举的下层子弟。科举废除后,读书人仕途中断,乡村累积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就业就成为大难题。而做小学教员是一个不错的职业,直到1980年代,路遥依然在其名著《人生》中将故事冲突的起点放在小学教员岗位的争夺上。新文化运动前后乡镇小学教员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主角。比如鲁迅小说中就有吕纬甫,高尔础,柔石的《二月》和叶圣陶的《倪焕之》、《潘先生在难中》等等。据近代教育家舒新城在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的讲演中所讲的“中学生出路统计”,1924年中学生升学的可能性只有23%,其余77%做小学教师[v]。30年代《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曾对民国东亭乡62村小学的调查,该乡最早现代小学建立于1902年。以村为单位,依靠学田,地亩摊、学费,牙捐等7项收入来源办学。外村学生学费高于本村,教员本地占35.9%,本县占多数,别县教员少。年青教员多为定县师范毕业或定县女子师范毕业,或省立中学毕业后回乡的。小学教员家产,78个小学教员中无家产的一个,其余多为农村中产家庭。农村中学是促成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机构。不论城镇或乡村,地主子女做学生和当小学老师居多,根据《定县农民调查》的数据,民国时期的乡村小学教师70%为“地主家子女”[vi],这里也可见乡村小学教员的阶层分布。孔飞力用艾尔曼的理论,将19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化精英”定义为“通晓经典的文人”,尤其指“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身份的人”。由于职位的稀缺,这些精英不乏通过担任“幕友”也即鲁迅笔下魏连殳的“师爷”的方式卷入政治[vii]。与此对照,孔飞力通过阅读魏源,发现晚清的政治参与“并没有延伸到精英阶层的最下端,未能惠及只是通过了县试、尚未获得‘为官资格’的秀才等人,用魏源提到自己时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既然身为‘下士’,又岂敢议政”,乡村中更多的文人则属于“下士”。这些下士未必没有参与政治的热情,但是不论是晚清的胥吏治理耗费和民国乡治的内卷化,“看不到到这些文人参与政治的合适机构和机制”[viii],乡村文人出于自身利益,土改后仍然有多数和乡间地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这个阶层的依附性和两面性。比如《李家庄的变迁》中春喜和《桑干河上》的任国忠等。

  《李家庄的变迁》说的是阎锡山统治下的农村,在中国乡村格局中,庄和村虽然都是自然村落,但“庄”多为大户居住,比“村”有更大的宗法势力。李家庄小学教员春喜和邻居铁锁发生民事纠纷。铁锁的爷爷是外来户,早年从春喜的爷爷手中买下了春喜家屋后“连院子带毛厕”一处地产,爷爷去世后,春喜欺负铁锁不识字,企图讹回地产,官司在村庄内部处理。小说开头春喜气势汹汹来到村庙里,敲钟“说理”:

  从前没有村公所的时候,村里人有了事是请社首说理。说的时候不论是社首、原被事主、证人、庙管、帮忙、每人吃一斤面的烙饼,赶到说完了,原被事主,有理的摊四成,没理的摊六成。民国以来,又成立了村公所;后来阎锡山巧立名目,又成立了息讼会,不论怎样改,在李家庄只是旧规添上新规,在说理方面,只是烙饼增加了几分——除社首、事主、证人、帮忙以外,再加上村长副、闾邻长、调解员等每人一份。……李春喜是教员又是事主,照例是两份。(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ix])

  案件和文字“契书”紧密相关。铁锁自信手里有爷爷早年买卖的“纸契”,有理走遍天下,可是最终输了官司。可见在李家庄,“庄”内运行的是另一套“宗法”,所谓“息讼”,不过是让富人横行乡里,穷人忍气吞声。所谓民国新村治只不过让农民多摊几份烙饼钱,铁锁不仅全部承担了吃烙饼和开会的费用,还因不服判决要上告,得罪了“判官”大地主李如珍,结果李如珍勾结民团让铁锁身陷囹圄,借了四百八十元高利贷才得以赎身,最终铁锁倾家荡产,不仅没要回后院毛厕,连房子也抵给了春喜家,这个身强体壮的农民从此一蹶不振。

  春喜比普通事主多得一份烙饼,可见小学教员在村中有特殊地位。但这样的小文人在村中地位又不是太高,需要寻找靠山,正是仗着族长李如珍和社首小毛官官相卫,他才能到处讹人,欺压百姓。

  作为现代文明符号的村小学,既是乡村链接外部世界的通道,也是打开乡里空间的窗口。村小学一般很小,教师不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村小学共有两个教员,任国忠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外来暖水屯教书,另一位是本地农民刘志强。任国忠来到暖水屯觉得“鹤立鸡群”,找不到知己,散了学,抬起腿就不自觉地走向地主钱文贵家,唯有钱文贵还可以谈谈心,任国忠常常把报纸上的“新闻”及时带到钱文贵的卧室里。他不满小学教员要受“民教”领导,也瞧不起农民出身的教员刘志强,并且在刘教员在村里为村民写黑板报时,任国忠一清早趁没人时涂改黑板报,污蔑村干部耍私情,引出一场文字风波。

  师范生出身的毛泽东对乡村知识阶层十分熟悉。经过对民国湖南农村调查,他发现大绅士、大地主都去了城市,留下了小文人和小地主:只有“五等以下的土豪劣绅崽子”留在了乡里,他们和富农总共占乡村的百分之十,历来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还有“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穷苦知识分子在农协的查账和清算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报告还指出,“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其中“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农民和学生一起烧掉了”。[x]这里提到了劣绅旧文人之恶并首次提出“穷苦知识分子”概念。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毛泽东还专节论述了土地革命前后农民对乡村小学态度的变化:

  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xi]

  我们从中明白了民国教育的危机,也明白梁漱溟为何感慨自己毕生组织的乡村教育运动总是动员不起农民,也理解了为何萧涧秋、倪焕之等人为何兴冲冲来到农村,又总是失望离去[xii]。

  二、农民小知识分子与文字书写

  农村中还有一类出身农民,粗通文墨的人农民“小知识分子”,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就算得上是小知识分子,因为能读懂黄历,识风水,便严格按黄历行事,自以为比村里人更会“科学种田”, 村里人叫他”二诸葛”,也说明他比真正的乡绅“大诸葛”们还差一截。“二诸葛”虽然识字,但仍然种田,只能算是村中的“小能人”。乡村中的这类识字小文人身份模糊,作为下层文人,他们自认为其地位比农民高,他们在村中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比不上地主和士绅,但是他们也不甘心完全农民为伍,有的也依附于乡绅精英,同样具有两面性。

  在土改小说中,我们发现许多“二诸葛”:《种谷记》中的存恩老汉、王克俭,《在故乡》(柳青)中的破落地主等,这类人都是乡里的诸葛孔明和阴阳先生,他们如毛泽东所言“文墨不高”,掌握了一点旧文化,遵循着传统中国的时间秩序(黄历)和文化秩序,身份摇摆不定,常常代表着乡村中的保守势力:

  二孔明也叫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二孔明忌讳“不宜栽种”。这里面又两个小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孔明看了看历书,又切指算了一下说:“今天不宜栽种。”初五是端午,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和二诸葛一样,《种谷记》中的存恩老汉也是个粗通文墨的贫穷文人,他们害怕政府,二诸葛一进政府大门就惊慌失措,存恩老汉“宁信黄历不信县长”,典型说明了乡村小文人对古老风俗崇拜,以及他们历来对皇权的不信任甚至害怕。存恩老汉遇事总要翻翻“古规程”,老黄历:

  “我看的是今年的,”他肯定地答复道,“这个我比你们在行!”一阵笑声打断了他的话,半天才又听见他忠告,“谷雨剩不了几天了,众人不要瞎闹吧。冯县长我晓得,他老人家倒是个好劳动,可是他本人从小念书,后来学织毡子,长那么大,手都没挨过镢把,他能指示好这号事吗?”(柳青《种谷记》)

  《种谷记》中也有一个二诸葛,他叫王克俭,王克俭出身农民,因为精于持家算计,被村里人称为“小孔明”。因为念过书,又是从小给四福堂讨租的,办事有经验。在旧社会是个老甲长,土改时第一次乡选,四福堂的二财主王相仙提议他当行政主任,减租减息四福堂被斗倒,王克俭失去了靠山,“再不敢到二财主那里去请教”。土改后这类干部仍然依附地主士绅,所以不是说土改中“混入”了“坏干部”,而是土改初期村干部不得不由这类人来做:“王家沟除过王克俭,你还找不出一个更合适的人当行政,积极分子全不识字,不会写不会算,虽说成立了识字班,但冰冻三尺,绝不是一日之功,马上接手,一定拿不下来,反给乡政府增加麻烦”(《种谷记》)。对于持家,自有一套:

  王克俭在小年冬学里便熟读了《朱子格言》,他差不多可以说完全跟着格言治家的。但自从订过“农户计划”以后,他对家道的一切用度,便瞅得紧,并且开始记账,建议教员在学校的课程里增加珠算,以便二愣能够在这一方面帮助他,把他家里的私账弄得像他当行政主任得村内公帐一样,一分一厘都不差。(《种谷记》)

  因为苦底出身,习惯精打细算,和《三里灣》中小能人范登高一样,分地后就不再热心公众事务,害怕互助劳动自己吃亏。这些既识字又会种田的农民都认为土改后,“公家管得太多”,“为什么给老百姓添这许多麻烦,哪个受苦人不会种地呢!”,同时认为大锅饭总比不上单干有效率。作为干部,关键时刻又只做老好人,丧失了带头作用和党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在王克俭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乡村下层小知识分子阶级身份的摇摆性,这类乡村知识能人的两面性直接导致建国后合作化运动中对富农路线和新富农的争论。

  因为是村长,村里人就戏称他“王行政”,王行政从乡里领回乡里村农户计划,回到家随手就撂在了床上,等到乡里催着上交,这才想起来,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随着时间的延长,行政越急着要来开会,越是动怒,他发动了总动员令,要全家动手在各处寻找。不过一锅烟时,老婆从平柜的角落里一堆男女鞋袜中间,拖出一本麻纸四裁的本子,上面排满了油印的毛笔填写的小字,便带笑地问这是否他所说的什么“脓户计划”抑或“血户计划”。行政接住一看,“是嘛!怎么跑到那里了?”拿到灯上一瞧,它已经远非旧观了,前边和后边都掉了不少页,拿在手里显得薄多了……(《种谷记》)

  费孝通说:“一般研究传统中国行政机构的人很少注意到从县衙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段情形,其实这一段是最有趣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强大的中央政权与自治的社区之间的结合点。只有对这个结合点有很好的了解,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传统体制是如何运作的。”[i]无论在表达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这里村行政的“家”显然还存放不下象征着国家权威的文件,国家政治还没有能有效进入自然村落。到了合作化时期,新式的农民小知识分子干部才会出现,《山乡巨变》刻画了一个奔波于“乡上”和村里的女干部邓秀梅的形象,土改时期的邓秀梅因早年“念过一年老书”而参加了工作,到了合作化时期,已经锻炼成“能记笔记,做总结,打汇报,写情书”了。《三里湾》中,村干部不再是一字不识的文盲,而是可看文件,能记笔记的新农民知识分子。村支书王金生走到哪里都带着笔和笔记本,笔记本已经成为他开展工作的重要工具:

  玉梅腾出手来拾起纸单儿正要夹进笔记本里去,可是又看见纸单子上的字很奇怪,不由得又端详起来,单上的字,大部分又都是写好了又圈了的,只有下边一行十个字写好了没有圈,玉梅一个一个念着:

  “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

  ……

  突然看见她大哥金生揭起竹帘走进来,金生媳妇说:“会散了?”金生说:“还没开哩!”又看见玉梅拿着他的笔记本,便指着说:“就是回来找这个!”(赵树理《三里湾》)

  金生丢失的是会议记录本,妹妹看不懂金生高度抽象化了文字。同样寻找“丢在家里”的“国家文书”,结果不同了,无论是国家行政,还是文字,他们和乡民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一变化是土改小说里没有的,从金生的笔记本中我们甚至看到本地村干部已经能将产生计划等国家的语言和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这一点在《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等人身上都可看到。百姓学会了“官话”,老孙头们喜欢用抽象的“新字眼”来概括日常情感和家庭内部矛盾:

  “看你那一股醋劲,也不‘调查研究’。”白玉山说,从工作队里学了些个新话,“调查研究”也是头里的一个。(周立波《暴风骤雨》)

  在国家文字和乡村语言遭遇中,不仅乡村语言转化为国家语言,同时也看到了外来干部进村后也学会说当地方言,这在周立波的小说尤其明显。

  书写对于下乡干部同样重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区委书记老董,下乡时随身携带着公文挎包,里面装着“公章”和公家的“信封”,是一个下乡干部现场办公以及灯下“学习者”的形象:

  老董伏在炕桌上写些什么,这个老长工在三年的党的工作下学到了能写些简单的信。他的学习精神被人称许,他也很自得,在他的挂包里是不会忘记带着那盖了公章的信纸信封和他自己的私章的。只要有机会他就写信,如同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做长篇大论的演讲一样。(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为强化政权管理,1942年陕甘宁边区进一步规范了新公文程式,为施行精兵简政,特别提出“除有些事非得要公文不可外,在能够尽量节省公文得地方,就要尽量节省,多采用写信,写条子,或者当面接头的方式”[ii]。由此我们看到新的国家干部都是写信的能手。国家的法令正通过这样的方式流动起来,小说第十节题目就叫“小册子”,张裕民和程仁从区上拿回一本县委宣传部印发的“石印的小书”,因为识字不多,只能找小学教员李昌来帮他们念。“三个人一道研究这本‘土地改革问答’,却各有各的想法。总是容易接受新事物却又缺乏思考的李昌,他越念越觉得有趣”。

  在《山乡巨变》中,邓秀梅身上携带的是“一本封面印有‘新中国’三个金字”的工作笔记本。她从县上开完9天的省区乡有关合作化运动三级干部会议,来到清溪乡,要将会议上的“报告、理论、政策”带到村里。在上村,她被安排住在亭面胡家里:

  房间收拾干净了。邓秀梅打开了拿了进来的背包。盛妈帮助她铺好了被褥,挂起了帐子,就到灶门口煮饭去了。邓秀梅从挎包里拿出了好些文件:“互助合作”,“生产简报”,还有她爱人的一张照片。她拿起这一张半身相片,看了一阵,就连文件一起,锁在窗前书桌的中间抽屉里。

  在盛家吃了早饭,邓秀梅锁好房门,走到乡政府,开会,谈话……(《山乡巨变》)

  文件在农民家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并且作者有意识地用一张“爱人的照片”来冲淡和调和房间中的国家权威,也进一步塑造这个女干部身上的人情味。在“砍树”一节,敌对分子龚子元堂客为了打探国家的山林政策,找各种借口到亭面胡家:

  这一天,这位镶着金牙的女人又到盛家借筛子。面胡一家大小都不在,门上挂了一把旧式的铜锁,邓秀梅卧房的门上也挂了一把小小黑漆吊锁。龚子元堂客绕着屋子走了一遍,看见朝南的亮窗子关得严严实实,糊着报纸,她走到窗下,先向四围瞄了一眼,再用手挖个小洞,她扒着破洞,往里窥看,窗前桌上摆着几期《互助合作》,一本《实践论》,还有一个打字的文件,有部《实用袖珍字典》压在上面,文件只露出一角。龚子元堂客好奇地细心地看去,文件角上,有这么一句:“山林问题很复杂,没有充分准备,暂时不要轻率作处理……”还要念下去,地坪里的鸡扑扑地飞动,她以为有人来了,慌忙离开了窗子……(《山乡巨变》)

  龚子元堂客作为老一代女性能识字,这一情节叙事的目的首先是要暴露了她的非农民身份;普通农民尚不识字,且无暇偷看。而且也只能通过一个有文化的坏分子的“偷窥”来展陈国家的文书。通过她对乡村女干部卧房的好奇和窥视,理论、政策文件和字典,国家行政的目的:互助和合作。工作方法(实践论)和朴素的工作形式(字典)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文件之所以被上了“锁”,不是因为它需要保密,而是要说明其重要。邓秀梅也正到处宣传这些山林暂不充公的政策,而且通过一个敌对分子对国家文件的朗读,国家的政策通过敌对分子的“声音”,通过玉梅的声音,被更普遍地在乡村传达,在“法”的门前,国家不再是那么空洞、抽象和神秘。

  三、乡村小学与文书行政的空间配置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对1927年前后湖南农村的徒步调查,发现民国后的乡村已留不下大地主,只有“五等以下的土豪劣绅崽子”留在了乡里,他们和富农总共占乡村的百分之十,贫农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其中“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在历史上首次提出并关注到了上文论述的穷苦知识分子。这些小学教员“文墨不高”,在农村中作用很大。毛泽东在后来更重要的《寻乌调查》报告,也得力于几位曾经做过小学老师的帮助[i]。在《长冈乡镇调查》中,他进一步指出苏维埃应该将行政权力下设到自然村,每个行政村村都要建有小学,每个小学“各有校长、教员”一人。本地教员多尽义务,互助社帮其耕田,或利用合作社赚钱供教师伙食[ii]。全乡另有夜学和识字班多个,《才溪乡调查》中全乡十个小学,教员情况类似。

  与民国“乡”治鲜明对照,共产党则试图将政权推进到行政“村”,由行政村组织起零散的“自然村”。为此提出“一切权力在村”,但这一现代化治理同样不能不考虑干部稀缺及治理成本。就行政设置来说,直到土改时期,区的功能都不健全,地方时有对中央文件精神理解偏差和执行有误的情况发生。加上本地农民文化低,本地干部严重匮乏,直到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仍在担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太不整齐,有指挥能力的干部太少”,“一区平均不到一个”[iii]。所以赵树理才会感慨,以前是山高皇帝远,如今是“天高政府远”[iv],其中文书行政的通达就是难题,由于村一级干部不识字没文化的居多,如何准确领会上级的文件、通知、报告也是一大问题。因此赵树理小说常常设置一个村干部犯错,区政府纠偏的故事模式。在土改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为应对行政危机而新颖的基层工作方式,乡村小学在承担乡村启蒙教育的同时,还被组织到乡村管理中,承担了现代科层官僚之外的上传下达功能,文书行政通过另外一条特殊的通道,发挥了乡村学校在组织农村集体生活中的文化政治功能,完成乡村的组织和动员,形成新型的乡村伦理关系和人民民主的国家管理模式。这提示我们,可否经由土改后新式村小学在乡村中的作用,来考察“新社会”给传统“乡里空间”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理解“集体劳动不仅改变劳动形式,更重要的是改换人的脑筋(思想)”。在“组织起来”的浪潮中,王家沟建立了变工队(《种谷记》),该村小学教员赵德铭帮助村里把灵官庙的钟搬到村中央,六老汉自愿做敲钟人,建立起了报时打钟制度。新的现代时间制度和生活方式(集体劳动)纳入到乡村日常生活世界。与此对照,《红旗谱》中恶绅冯老兰要霸占村里修水利用的公田,为了毁灭村祖先铸在铜钟上的公田契约,不惜砸烂铜钟,朱老忠父亲护钟失败,官司也最终打得倾家荡产。

  农民自愿是合作化的前提,正如《种谷记》中的乡村二流子老雄说:“这互助合作和减租减息不一样,又不是‘法令’!”这个发难说明了党在土改和合作化期间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官民对立的“法”治路线,而要以群众的“觉悟”和自愿为前提,如此,行政管理渠道之外的动员因素,如小学及小学教员等非行政力量就更为重要。

  延安时期,小学教师其实成了“群众文化改造的指导员”,小学教师在乡村中威信高,“小学尽管没有民事权,但是群众出现纠纷常来学校,请求评理,如解决土地纠纷请求学校解决”,因为威信太高,报纸上甚至不得不建议“学校不要包办行政与司法工作”。下乡土改干部除了住农民家里,学校更是是区乡干部的重要驿站。《红旗谱》、《创业史》、《种谷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小说中都无一例外写到了小学,村小学和小学教员在提供干部住宿,提供会场以及协助行政、发动学生,村干部储备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校在乡村改造中承担着积极角色,它超越了启蒙教化功能,在国家行政和自然村之间处于能动的位置。但也因为重要,在具体工作中,乡行政和学校也常常发生矛盾,土改时期也有人在报上建议“小学教师和乡长的关系要弄得好”:

  小村小学教师和乡长得关系应该很密切,可是在某些地方,乡长和小学教师互相看不起,乡长认为小学教师没有政治地位,小学教师认为乡长一字不识。要认识到小学教师在农村的作用,他们是农村的“文化堡垒”,群众的文化要依靠他来提高,小学教师应该和乡长“弄好关系”,从文化上去努力帮助他。[v]

  新式学校取代私塾和学堂,其空间和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村土改中,小学承担了移风易俗、文化革命等诸多政治功能。它不但是乡村文化娱乐空间,也是会场,村民议事,具有上传下达等政治动员功能。和乡村集市的改造一样,乡村小学因为是村里最重要的节庆和业余聚会场所,是民众娱乐活动中心,是最需要改造的空间。在交通偏僻和现代通讯尚不发达的行政村和自然村之间,小学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中心,承担政府文书,书报分发、书信及邮电传送功能,考虑到这一时期大多数农民不识字,教员和学生在文书转述中起重要作用。通过这一时期小说,我们看到国家的行政文书在乡村如何进一步向下“行走”,如果文字通知在乡村只能到达行政村,经由“小学”,国家文书必须转化为“声音”行政下达到村里,《种谷记》开篇从村小学写起,通过 “声音”描述王家沟的新气象:“王家沟村里一片嗡嗡的纺车声,布架吱吱呀呀地交换,再加上小学校的学生娃们尽嗓子高声念书,把一个偏僻的山村喧嚷得生气勃勃。”接着写两个学生拿着儿童团木刀的娃娃奉学校“先生”之命来通知村长“王行政”到乡政府开会:“两个学生娃背诵一样完成了任务,便蹦蹦跳跳地跑回学校去了。”从“行政老婆”和“行政”的对话中,我们得知学校已经打发学生娃来“催好几回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开头,一辆快速行驶的胶皮大车带着读者进入暖水屯。作者沿着大车行进路线,用类似长镜头的方式描写大车路过村小学情景,“许多人都蹲在小学校的大门外,戏台上空空的,墙这边也坐了一群人”,这群广场上的人瞭望着马车和马车上的外来者,“马车”也看着小学:

  从小巷里出来,转到村子的中心,这里有一个小学校,它占了全村最好的房子,是从前的龙王庙。这小学校里常常传出来嘹亮的整齐的歌声,传出来欢笑,只有天黑了才会停止活跃。学校门外有两棵大树,树下有些不规则的石凳,常有人来歇凉,抽烟。女人们就坐在远点的地方纳鞋底,或者就只抱着她们的孩子。学校对面的空场上,有一个四方大平台,这原来是一个戏台,现在拆成这个样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显然,小学的广场是人群乐于聚集的地方,它总是位于村里最好的地方,有着村里最好的房子。昔日上香朝拜的庙宇如今变成学堂,戏台拆成了广场。土改中被没收的地主大院和乡村庙宇,由于分割困难,不适宜农民居住,用来做政府的办公场所既在情理之中,同时新政权对这些旧时代权威空间的征用也具有象征意味。在《三里湾》中,村小学和村公所设在地主家的宅院,刘举人家的“旗杆院”—— 标识着科举时代乡村最高文化身份和最高“绅权”的旗子已落下,旗杆院变成了新政权的办公室——“1942年县政府把这两院房子没收归村——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民夜校、书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都设在这两个院子里”。昔日象征着村中最大权力的空间和符号并没有被去除,而是被转换。《三里湾》开头介绍完旗杆院,接着就围绕这个村小学教室写村民夜校,玉梅每天吃过晚饭就来这里上夜校,有翼、灵芝以及黑妮(《桑干河上》)这些新社会的第一代高小毕业生担任教员,年青人在这个公共生活空间交流思想、谈情说爱。《暴风骤雨》写的是东北土改,小说开头也是大车进入元茂屯,工作队随着大车进入元茂屯,随后入住村小学,“放下行李卷,架好电话线”,代表国家权力声音的现代化工具“电话”已经进入乡村临时办公地点——小学、小学的课桌椅和操场都为开村民大会提供了便利:

  在小学操场里,他们用六张桌子和十来多块木板子搭起一个临时的台子。台子靠后摆四五把椅子。台子旁边两棵白杨树干上,粘着两张白纸条,一张写着:“元茂屯农民翻身大会”,另一边写着:“斗争地主恶霸韩风歧”。这是刘胜的手笔。

  ……

  第二天,早饭以后,由农会的各个小组分别通知南头和北头的小户,到小学开会。赵玉林背着钢枪,亲自担任着警戒。他站在学校的门口挡住韩家的人和袒护韩家的人,不让进会场。白玉山扛着扎枪,在会场里巡查。郭全海从课堂里搬出一张桌子来,放在操场的中间,老孙头说:“这是咱们老百姓的‘龙书案’”。(《暴风骤雨》)

  小学成为斗争韩老六的最合适的会场,乡村的树干上出现了文字书写标语,更重要的是,和书写和开会相关的桌子出现在会场中。桌子为乡村会议提供了重要的形式和象征意义,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得以形成的平台,是伸冤诉苦、公理评判的依靠。现代欧洲的官僚制(bureaucratie)始于18世纪,由写字台(bureau)和统治( cratie)两部分构成,意为“官僚政体或写字员政体”官僚政体与传统君王政体迥异,就是“它是一种非人格的统治”,桌子这一符号赋予台后人以统治权力,“因此写字台的统治,就是文书档案的统治”[vi],如此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官员像自然科学家一样通过阅读和书写实现对人的观察、记录和治理,桌子也可以是组织公共空间的平台,土改时象征村政权的桌子和韦伯批评的现代理性统治的铁笼子有所不同,所以农民才由衷地喊出“这是咱们的龙书案”。

  土改时的学校终结了“自然村”的自然史,它也是村子里夜晚“少数有灯光”的地方,“王家沟除了两三家富户和学校的教员之外,大多数都借着天光吃夜饭”。小学白天是孩子们念书,晚上则开展“读报会”、“识字班”等文化活动。因为要照顾白天农村的劳动,乡村的许多活动如开会要放在夜晚进行,小说经常写到农忙时节,“受苦人”忙完一天后晚上来小学聊天、开会、交流生产信息。会场里,既有争吵,也有哄笑,这样的笑声体现着农民对邪恶势力的讽刺,对封建迷信的嘲笑,以及土改后穷人翻身解放:

  受苦人从自己的院子里出来,老汉们拄着棍,年轻人唱着流行的时兴小曲,其余的噙着烟锅或拉着闲话来到学校里。有人挤进窑去,向教员请教着什么,或者只是不声不响地站着,啵啵地吃着烟听着干部人员的谈话。院里自然而然形成了许多小圆圈,天气和风向,夏田苗子的匀称与否,以及粮价的趋势等等,都是他们拉谈的题目,彼此毫无关联,却被众人扯来扯去说不到尽头,直至宣布开会时,人们才住了嘴,倚着原来的小圈圈靠拢起来了。(《种谷记》)

  学校也是对乡村日常生活的一次抽象,这个“公家”的吸引人之处还在于它和农民的住家不同,去除了人间烟火和家庭日常生活嘈杂,是干净卫生的,是精神享受的地方:

  学校是一个三眼石窑的很宽敞的院落,因为不是住家的,所以既无碾磨,又用不着驴圈和草房,只在大门一边的拐角处有三四个茅圈。正面沿着窑门口是一条约有一炕高的门台,这便是自然的讲台了。门台下面,开会的受苦人有的坐在土院子上,有的蹲着,一直摆到大门口。在模糊不清的人丛中,烟火在烟锅上忽明忽暗地闪烁,放佛天空的繁星一样。村干部和教员从窑里出来,从中窑的教室里搬了两条板凳坐下。王加扶以农会和变工队长的资格当着主席,他简单地宣布了开会,便请教员报告。(《种谷记》)

  王加扶和众人在学校开会时,憧憬王家沟未来的“共产主义”生活,除了壮观的集体劳动美学,还要建一个俱乐部,“识字、读报、开会全到那里去好了,不要像而今一样,大小一点事全跑到学堂里来了,老碍着教员的事,烟灰给他磕得满窑都是。咱也要学延安绥德的办法,也办它个托儿所,把娃娃们弄在一块……”(《种谷记》152页)。

  土改运动中的乡村面临着全面的社会大转型,在人口登记、土地测量、财产登记和分配等环节,乡村学校教员起着很大作用。由于村级干部的缺乏,土改中诸如需要大量能识字、肯工作的本地干部,乡村教员是最佳人选。在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中,城市和乡村甚至动员大量在校学生配合中心工作[vii],与改造前的私立学校不同,新式教员是村里唯一正式的“公家人”,享有较高的威望。《种谷记》里小学教师“赵同志”赵德铭在本县中学还没毕业,就被公家调来当小学教师,作为外来者,赵德铭曾留恋在延安城里工作,不喜欢下乡做老师,工作不安心,白天孩子吵,夜晚“又孤单得可怕”。每到周末就迫不及待回延安城,整风后,“连大知识分子,也都被号召下了乡”,自认为是“小知识分子”的他,思想也有了转变。

  苦底出身的王加扶被选为村农会主席,可是不识字。“旧前念书要花钱,而今公家满供满垫,世上还有这么便宜的事?他在旧社会活了四十年,常常连吃饭的碗都不够每人一个,更不知学堂书房的门是朝哪里开的了,而今办起工作,才知道不识字的难处”(《种谷记》63页)。他读不了文件,更不用说到乡上开会记笔记了。小说开头便着意交代文件的下达者是“县政府教育科和建设科”两家单位,1943年,边区政府号召“学校与生产教育两大运动结合”,可见当时教育机构参与生产运动中的普遍性:

  边区政府号召“学校与生产教育两大运动结合”以后,简直等于宣布他是这村里的村文书,学校也随着变成了全村的议事厅,经常有人出入,俨然是王家沟的中心了。村里的样样工作他都要插手,而社会教育(扫盲)则需要他一手去做;做了不算,他还得按期向区公署的教育助理员交出工作日记,以便考核他的工作情形。(《种谷记》)

  除了社会教育,小说每次安排教员赵同志与农会主席同赴乡上开会,小学教员几乎成为村里的“文书”,土改时期,县区乡三级政府只有区级能规范地配备识字的文书[viii],乡级识字文书很少,在村政府里,能有条不紊组织村级会议,传达县上报告,只有这个“文书”:

  赵德铭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门,开始报告了。众人都噙着烟锅准备听。

  他说得有层有次,一二三四,毫无遗漏,把众人得注意力全集中道他这边了。

  ……

  赵德铭依次顺序传达了上面关于定期集体种谷的指示……

  “太好了”赵德铭说,把报纸重新填进抽屉里,“县上来了指示,全村都要集体互助,几天就安完种,到时候学校也放忙假……”(《种谷记》)

  这些地方都让我们看到国家的文字文件如何通过声音转述给村民,三月二十四日,王家沟负责敲钟的六老汉又一次将一封乡政府的“信”送到了学校,要教员和村干部火速将组织起来的数目统计一下,即日送去,以便向区公署汇报:

  “信里还有一张复写的表格,项目很繁杂,需要的材料十分广泛——组长、组长姓名、组员户数和人数、共种谷的垧数,新组织的呢还是原有的小组,倘是原有的,新参加了几户人,最后,在备考的一项里,还须注明各组的阶级成分——富、中、贫农各几户……”

  ……

  “你来了。”教员见他一进门,立刻拿起表格,说:“又来了表!”

  “什么表?”

  “种谷变工队的统计表,”赵德铭说,愁苦地嘀咕起来,“今儿来信今儿就要,你说就算不要调查,也要填得及啊!”(《种谷记》)

  如此繁琐复杂的数据表格!赵德铭一看,又发了愁。在一年来的减租、生产和文教运动中,“表格像雪片似的发来,把他填过的统统积存起来,怕早够他背一背了。一切调查统计的材料都是要求那么详尽具体,而老百姓对填表又是那么冷淡马虎,他要做到正确可靠,有时真是作难”,邓秀梅“算数不高明,她汇报的数目字、百分比,有时不见得十分精确”,如果说这里说明的是邓秀梅作为干部和国家对乡村的数目字管理要求尚有差距,那么对农民来说,则是需要一种观念的转变:“究竟是七卜还是八卜?”农民往往回答:“你看着写吧,我看有两三卜要死不活的样子,到头也只能活四五卜。”农民不习惯数据治理,要想得到准确数字,更重要是教育农民理解国家精确生产计划的意识,明白为何“什么公家都要管”的现代国家观念。“现在他一看表格,又不是他和王加扶持两人的工作,说不定还要户长们都来,因为谷地的垧数需要各户的加起来”(《种谷记》145页)。因为各自然村距离远,通知来不及,所以不等放学,赵德铭及时赶回学校,利用全校的学生娃捎信给各自家长:

  “对。”教员说着,一转身便用轻捷的脚步,一口气跑上斜坡,回学校去了,唯恐学生娃们自动放了学,他不能给村干部的子弟或者他们邻家的子弟捎话,要他们吃过夜饭来开会。(《种谷记》)

  县乡文件、通知和报纸下到学校,也是因为学校是农村识字人最多、流转最快的地方。赵德铭同时还是党报的通讯员,负责写当地新闻稿给报纸: “他把当天从乡政府带回来的两张《边区群众报》又从抽屉里抽了出来。这报上第三次登载了他的一篇稿子,写的是关于王家沟建立打钟报时制度的经过”。这是延安《晋绥日报》改版后创立的报刊地方通讯员制度。

  赵德铭不仅要协助农会主任帮助村民制订“农户计划”,还要帮助不识字的农会主任王加扶学会开会,练习在会上怎么“说话”:

  (赵德铭:)“你不练习,一辈子不出嫁是个老闺女!”

  “说话方面,我就是不行嘛,”王加扶不自然地搔着脖项,承认道,“行又不用前回在县上丢人了!”

  ……

  “唉,”王加扶叹了口气,羞红了脸,说,“咱一辈子给财主受苦,旧社会真如毛驴一样,用着的是咱的苦力,谁晓得新社会又用得着咱的嘴巴了哩?”他说着,转向教员催促道,“你快报告吧!”(《种谷记》)

  在教员的引导下。王加扶将逐渐成为合格的乡村干部。小说的高潮就是怎样抵制单干,集体种谷,在这个节骨眼上,新式小学再次起到了配合作用,民国前旧小学每至农忙时节,学生多停学在家帮忙种谷,赵德铭在为了让变工成功,打击个别单干户,会上决定来一次变革:教员除了集体放小学生忙假,种谷时忙假以外学生娃不请假帮家里点籽,最终约定在同一个时刻行动,集体种谷终于成功。

  结  语

  至此我们看到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小说,文学如何塑造乡村社会中新型的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农民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分化并产生了新的农民书写者。这和葛兰西对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分子的落后/先进的认识框架有所不同。正如韩丁所言,“每一次中国革命都创造了一次新词汇”[i],而每一个新词汇所对应的,是中国革命所创造的新形式。从土改小说中的文书职能和文书行政的行走路径,我们看到文书行政如何依靠非行政因素,打破历代王朝行政中的中间环节阻断,尤其是下层吏役耗损,让国家和人民真实地相遇。因此费孝通说1930年代文字很难下乡,那是因为文字没有打破阻碍它进村的结构,现代乡村治理肯定离不开文字,农民也并非天然不喜欢和“不需要文字”。《小二黑结婚》中传统栽种知识让能掐会算的二诸葛烂了谷子,《播种记》中互助组抓住时机,在“同一时间”的成功“播种”活动中,让农民意识到国家的力量,因此,这“一瞬间”的播种也就有了神学意味。新社会新国家的种子必将在农民心田生根发芽,由土改的深翻土地,到互助组的翻身,再到合作化翻心。

  但是词与物的有效搭配依然是艰难的,从土改小说到合作化小说,文书行政也在不断走向正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同时看到了合作化小说重塑了国家-集体-农民关系,这一时期的文书进入乡村在越来越规范和日常化的同时,其神圣性、灵活性和耐心也逐渐耗散。卡夫卡在《城堡》中讲述了以书写为特征的现代科层管理制的荒谬和压迫性机制,有意味的是,卡夫卡也刻画了一个试图走向基层的小知识分子,一个同样和土地管理有关的“土地测量员”的国家治理者形象。而在《在法的门前》中,卡夫卡又从另一端刻画了一个急于想看到国家的“法”却终生徘徊法的门前的老农形象,这两类人都无法进入对象的世界,作家意在表达现代官僚制度从政府到家庭,从理性到情感的全方位统治,其策略就是以现代文书书写的抽象、空洞和荒谬,来剔除生活的意义和情感,在这个韦伯所言的理性铁笼子中,现代人因抵达不了“入口”而找不到“出口”。在土改和合作化小说中,中国农民不是想进入“法”门而不得,而是“法”进驻到了农民的卧房。通过塑造从干部——教员和农民的新型行政管理关系,国家试图以具体克服抽象,并借助书写回到普遍性,努力让政策文书不脱离日常生活的真实世界,数字管理和官僚制书写因情感的介入、非“法”渠道的征用,使得乡村治理获得了解放的可能。让下层民众直接面对文书,其本身就是克服行政官僚化管理的尝试,更需要超出“送法下乡”的层面,在乡村干部、教员、学生和农民中间,文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都达到传递,并且通过声音达到相互转述,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和党的干部既改造对方,也改造自己,进而创造人民执政的新型共同体,不过,从文书抵达家庭内部,到创造新的人民主体,并由人民自身立法来实现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实践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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