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你个老学霸

　　

    作者贝塔  北漂的小镇青年一枚。

　　初二那年，我从作业本上撕下四张纸，分别写上“青”、“华”、“大”、“学”四个大字，贴在了书桌前的墙壁上。

　　其实我根本不了解清华，只是时常听人说，那是全国最好的大学。当时的我甚至不知道，原来清华大学的“清”还得要有“三点水”的。

　　我一时心血来潮，却被姨妈知道了，第二天就告诉了每天一起晨练的英语老师老陈。结果，老陈在其他班上课时，把这当作励志故事大肆鼓吹：瞧瞧人家贝塔，多有志气，大家要向他学习!

　　那些天，我觉得许多同学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但是他们都没主动提起这茬儿，我也就没有当面解释的机会，心里憋得好难受。

　　当时，身边的人对我大都是很鼓励的。长辈会语重心长地说，“只要不贪玩，你就能考上”。

　　可是商琰和我们不一样。从来没有谁在他面前提什么“只要”。所有人替他操的心是：该上清华还是北大?

　　1

　　第一次见到商琰，是小学六年级开学时。班主任领着他站在讲台上，介绍说是乡里来的转校生。

　　他高高瘦瘦的，眼睛细长，皮肤白净，戴着眼镜，很是斯文。穿着一件白衬衫，外面套着驼色的毛线背心，很干净。

　　不过没两天，商琰就凭才华震住了我们所有人。

　　他转来我们学校写的第一篇作文，就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念，念罢啧啧赞到：“高中生都写不出这样的作文来啊。”

　　我们却都怀疑，他该是从哪儿抄来的。

　　可是随后在学校举办的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上，商琰都拿了第一。评奖的老师们毫不隐晦地说，“商琰完全是辗轧第二名胜出的。”我们完全服气了。从那天起，他被我们划成另一类人。

　　家长之间也开始流传各种关于他的传说。有一天，我姨妈很认真地问我：“你们班是不是有一个叫商琰的，他妈在县医院工作?”

　　我说：“是啊，怎么了?”

　　“人家太乖了。放学回家，家里没人，没带钥匙，就自己坐在门槛上看书等爸爸妈妈回家。”

　　见我没什么反应，她又补充道，“人家走到哪里，手里都捧着一本书!”

　　我听得不耐烦，转身就出门打弹珠了。

　　中考，商琰毫无悬念地拿了全县第一，比第二名整整高出了50多分。

　　高中我们分到了同一个班。那个班集合了我们县当时中考成绩最好的一批学生，学校也给配置了最好的高中老师。

　　学校很有野心，第一堂班会课，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等领导都来了，放话要在我们那个班培养出四五个清华北大的。

　　我们干劲十足，觉得自己就是那四五个后备生，再不济，至少也能混个浙大、上交什么的。从来不看书、不做题的我，激动得天不亮就起床学习。

　　可是，这种鸡血状态只持续了三个星期。

　　不久，县里一所刚成立的私立学校“英才中学”来我们班上挖老师。每位老师一次性支付30万元作为离职补偿，开出的工资更是他们在县二中的3倍。条件着实诱人。那是2004年，30万元可以在我们县的城中心买五六套100平的商品房了。

　　果然，各科老师都走了。只有英语老师留了下来，他是我们的副校长。

　　许多乡下考来的学生都跟着离开了。那所私立中学承诺，只要是我们班的同学，过去上学不但不收学费，还提供免费住宿。

　　走还是留?我陷入了迷茫。直到半个月后，确定了商琰不转学，我才放心留了下来，一切顺其自然。

　　经此波折，许多同学已不复开学时的激情。我也退回到原来那种不看书、不做题的状态。只有商琰，似乎未受丝毫影响。每次考试，都是稳稳的年级第一。

　　高考之后，我们对着标准答案，凭着记忆估算自己的分数，然后再选报大学。

　　我报了中国传媒大学。根据自己的估分以及它此前三年在贵州的录取分数，数学老师拍着我的肩膀说：“没问题的，你的分数准能上。”

　　结果，我落榜了。

　　那是2006年，北京的大学录取分数线普遍暴涨。大家都说涨分的原因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大家都想去北京做奥运会的亲历者。

　　“你晓得不?商琰也落榜了。”一个同学小声给我讲，像在讲什么国家机密。

　　“什么?”我着实吃了一惊，连忙追问，“不可能吧，怎么会!”

　　“真的啊。估分的时候，他就说没发挥好，恐怕才有650多分。”

　　“之前学校不是给他弄了个‘省级三好学生’吗，额外加20分。670分的话，应该没问题啊。”

　　“上不了。他实际分数好像才630多点。”

　　2

　　后来，商琰去了旁边的一个市重点中学补习。

　　原本我们县二中的领导联系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争取到了额外的补招名额。如果商琰愿意，就可以前去就读，专业任选。可是他拒绝了。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拒绝得理所当然。因为再考一次，他肯定是要上清华北大的。

　　我去了山东的一个二本。在去学校报到的火车上，我安慰自己，学校不好没关系，在大学只要努力就好，到时候再考好大学的研究生。

　　然而到校的第一周，我就崩溃了。原来那所大学，两年前才刚刚从专科升级成二本。学校的办学水准仍是专科级，而以我那年的分数，报考山东大学也是可以被录取的。

　　那时候，贵州高考报志愿，实在是一种赌博。如果第一志愿落选了，那这个考生基本也就落榜了。后面所谓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志愿学校，并不会因为分数高就会录取，而是会优先录取第一志愿的考生。除非录不满，才会考虑。

　　这种规则之下，常常会有戏剧化的结果。2007年，有个人考了640分，报考中国人民大学落榜了;另一个人考了540分，报考北京大学却被录取了。

　　我不甘心待在那个学校。我想我是有实力的，只是赌运不佳。于是，我退学回到了贵州。待在省城贵阳打了一段时间的工，半年之后，我回到老家的县二中补习。

　　很快，第二次高考来了，我报了中南大学。结果，又落榜了，分数仅差1分。

　　我觉得，命运简直就是在玩弄我。但我很快得知，商琰也落榜了。

　　那个假期，我很怕见到那些同届、已经上大一的同学，也很怕待在家里，面对家人。每天跑到山里静坐，或是沿着河岸不停地走，直到天黑。

　　但抵不住老同学们纷纷打来电话邀我去聚会，有一两个实在推不脱，只得硬着头皮去了。

　　一次聚会上，我遇到了商琰。

　　他问：“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说：“不知道。怕是要去广东打工吧。”

　　“要不，你跟我去六盘水补习吧。水矿一中，我去年就在那补习。以你的成绩，什么费都不用交，我们还可以住一个房间。”

　　那时候，我们那儿的人都认为，高考失利补习一年无可厚非，可要是补习两年，那就无地自容了。所以无论如何，我是不可能再在我们县待下去的。不过，我没好意思立即答应他，推说，“我再想想吧，过两天给你打电话。”

　　3

　　几天后，我跟着商琰去了水矿一中。到了没多久我就发现，商琰仅仅是在那儿补习了一年，整个高中部40多个班，便几乎无人不知他的大名。

　　那年是水矿一中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有8个考上了清华北大，1个考上了第一次来贵州招生的香港大学。可商琰却落榜了。

　　大家都说，商琰的实力其实比那些学生要高出一截，都替他感到惋惜。我姨妈也说：“商琰考运不好啊。可能心理素质差了点，每次高考就是使不上力。”

　　如商琰所说，我不用交学费和住宿费，不过我没能和他住一个房间。“班主任不让，要我选个成绩更好的同住。”

　　

    高考失利的伤疤，我们是不敢揭的。

　　我们所在的班叫“火箭班”。70来人，成绩最差的，上一年的高考也过了一本线。

　　开学之初，班主任给我们讲了一个本地传说：市三中有个男生非清华不上，补习了7年，参加了8次高考，最后终于梦想成真。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男生真是变态，现在回想仍有点毛骨悚然。但对我们这种第二年第三年补习的学生来说，算是一种慰藉。

　　当时班上有一个老乡，是第三年补习。去年考去了复旦大学，可刚上了两周课就回来补习了，下决心非北京大学不上。我当时觉得那人简直疯了。好在第三年他确实如愿去了北大。

　　“火箭班”节奏很快。每月都有月考，考后严格排名。成绩出来的那天，学生们全都站在教室外，班主任按名次叫名字，叫一个，就进一个去选座。

　　商琰每次都是第一个选座的，而我总是最后选座的那一批。

　　有一次，我让他给我占一个离他近的座位。结果，我之前一个选座的学生气呼呼地冲出来找班主任告状，因为他执意要坐在商琰旁边。

　　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堆了两摞学习资料，中间空出，方便上课时看黑板。下课时，大家都在埋头解题。除了必要的吃喝拉撒，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不过偶尔也会把课间10分钟当作放松时间。男生们站在过道上，背贴墙壁站成两排，只留仅容一两人的宽度，然后盯着一个个过往的女生看。有俏一点的，男生们会很默契地起哄。商琰很少去站楼道。但总有女生来找他，不是问他习题，就是拉他聊天。

　　一次课间，我正在班上兜售批发来的零食和文具，一个甜甜的女声突然响起：“商琰——”

　　我循声望去，是一个穿着白针织衫套粉衬衫的女生，正倚着门框探进半个身子。长长的黑发，小小的脸，像极了《蓝色生死恋》里面的小恩熙。

　　那女孩又一连叫了几声，频频招手示意商琰。另一只手拎着练习册，看样子像是来向商琰请教的。我扭头看看商琰，他竟没有一点出去的意思。

　　事后我跑去商琰的寝室，问他怎么不理那个女孩。

　　商琰白了我几眼不说话，我一再纠缠才说：“那个女生经常来找我问问题，我和她又不熟。”

　　我立马打断说道：“这么好的女孩，你还……”

　　商琰的室友这时突然笑了起来，他原是躺在床上的，这时直起身来，撩起蚊帐说：“你和盐巴(商琰的绰号)是老同学了，还不知道他有多招女生喜欢?”

　　他接着说，“你是没瞧见去年，天天都有高二高三的女生来找他，真是络绎不绝。”

　　我本想调侃：你就是因为女人缠身，高考才没考好的吧?

　　不过话没出口就打住了。高考失利的伤疤，我们是不敢揭的。

　　4

　　第二年四月，商琰突然没来上课了。他的室友告诉我，他去云南旅行了。原来，商琰得了抑郁症，旅行散心是医生的建议。他妈和他姐都从单位请了假，全程陪着。

　　商琰返校之后没多久，全省模考开始了。750分的总分，他考了整整726分，全省第一。

　　考前停课的那天，班主任给我们一人发了两块巧克力。她说完最后一句嘱咐，转身走出教室，所有人都欢呼了起来，拼命地嘶喊，桌上摞得高高的资料被撕得粉碎，整个教室像是遭了雪灾。

　　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雨下得正大，学校外的那条斜坡像是一条浅浅的河流。我冲进雨里，踩着水疯跑。跑累了，停下来喘息，发现远处还有几个像我一样的疯子。

　　那是我第三次参加高考，却是感觉最坏的一次。这次恐怕连一本线都上不了。

　　第二天，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按照约定，在学校斜坡下的那家“干锅牛肉”馆子聚餐。

　　我们每个人都满上一杯白酒。动筷之前，我们齐刷刷地举起杯子。我仰头吞了一口，舌头又辣又麻，心想，“总算结束了!”

　　“咦哟……”班长突然啧啧说道，“真看不出来，这酒量，这真是轻易不显山露水。”

　　我以为他是在说我，但一看才知道，原来说的是商琰。他一口把整杯都干掉了，那可是二两啊。

　　那天，大家决心一醉，杯来杯往，商琰和我更是喝得像一心求死。商琰一向白皙的脸红得像是烧得正旺的炭，不用摸都知道很烫手。

　　那些天，我过得浑浑噩噩，心情焦灼而惨淡，不知该如何面对“一年不如一年”的现实。

　　所幸，那年贵州开始实行“知分填志愿”的新政策，不用再估分填报志愿了。

　　一周后，高考分数公布，竟远远高出了我的预期。

　　可是，商琰再次考砸了。他的分数有些尴尬，全省排名70多，无论填报清华还是北大，都不怎么稳。最后他选了上海交通大学。我暗暗替他惋惜。

　　一次，我在老家的十字路口碰到商琰，“其实你可以报一下北大，肯定能上的。”

　　他手揣在裤兜里，笑了，“算了，上交也挺好的，还能挑一个好专业……你报了什么大学?”

　　我说：“西南财经大学。”随即尴尬得笑了笑，“不知道能不能上。”

　　他惊呼，“你这个分数都上不了，简直没天理了。”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这几年，没天理的事碰到的还少吗。”

　　他不说话了，意味深长地乜了我一眼。接着，我们突然一起疯狂地哈哈大笑起来，毫不顾忌身旁过往的路人。

　　5

　　大学时代的每一个假期，我们都会坐在一起搓麻将。大家不再聊学习了，聊得更多的是工作和婚恋。渐渐的，没人再提起从前的高考。

　　商琰上了大学之后，人生又恢复了顺畅，保研，出国，就业，一切顺理成章。

　　有朋友问起，商琰现在在哪儿工作。我总是装出颇浮夸的语气说道：“他现在造核武器了，在绵阳九院呢。”

　　不过商琰却嫌工作太闲了，那年搓麻将的时候还说：“我在想，是先考个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呢，还是先考个律师资格证。”

　　我们听了都很嫌弃，“滚，你个老学霸!”

　　不过，他那时候说的话显然是认真的。他确实没再造核武器了，现在正在国内一家顶级证券公司做战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