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主人：朦胧里的“秘密”——也说朦胧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光明日报》《诗刊》《当代文艺思潮》先后刊发了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等三篇文章，被称为“三个崛起”。文章发表后，在中国诗坛刮起一场不小的风暴，搅得周天寒彻，使正前进中的中国诗歌遭遇重创，谢冕在文章开头写到：“新诗面临着挑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由鄙弃帮腔帮调的伪善诗，进而不满足于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诗集的印数在猛跌，诗人在苦闷”。几句谎言，使“崛起”有了理由。其实，当时的诗坛还是很活跃的，许多有才华的诗人和优秀诗歌，都是在那时产生的，仅一种《诗刊》就发行50多万册。谢冕编造的萧条，只是为“崛起”铺垫。中国诗歌有病了，孙绍振便开了药方：要诗人“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们还不敢直抒胸臆说出“心灵中的秘密”，徐敬亚想出了一个可以藏匿不露的好办法，推介了十九世纪末法国颓废主义思潮兴起时，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的诗歌新艺术”，(用晦涩难解的语言刺激感官，产生恍惚迷离的神秘联想，形成的某种意象)。把“心灵中的秘密”藏于“朦胧”中。

　　从此“三个崛起”在中国诗坛“崛起”，朦胧诗承载了不可言说的“心灵中的秘密”。由于没说透，谜底凭人猜。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多数人皆属外行，加上当时社会上西风猎猎，崇洋媚外正盛，几乎所有的年轻人、学生，都拜倒在了西方现代派的石榴裙下。使正在前进中的中国诗歌，步入了歧途，百花园杂草丛生，一天一个“主义”，三人一个“流派”，目空一切，唯我独大、独尊。有的狂妄至极，称郭沫若、臧克家、艾青是三流诗人，思维模式是集体主义的虚假，从未触及个体在那个时代的处境，表现手法也陈旧、语言拖沓;有的为创造“新艺术”，天天神神叨叨的，好端端的一句话，拆的东胳膊西腿，再重新组合，弄得佶屈聱牙、不知所云;有的“使诗再次回到语言本身”，口语不经加工提炼，像顺嘴流的口水，既无诗韵美、又无节奏感;有的热衷于色情，手淫、意淫、荒淫;更有自恃清高，什么纯诗、唯美，将自己置于世外桃源。诗歌远离了人民，远离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变成小圈子里的孤芳自赏，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丢掉了信仰。

　　那些深受人们喜爱用毕生精力，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放声歌唱的诗人，却遭遇了冷落、排挤，甚至诋毁。艾青、臧克家、田间、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许多已编入大中小学课本的诗被撤了下来，新出版的一些诗歌选本也不再选入，或者选得很少。

　　几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窥出了“崛起”里的秘密，朦胧背后的意图，于是，便让其“心灵中的秘密”披上色情的外衣，摘抄一首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性欲》：“性欲出现在冬天的人有福了/我的季节不合时宜/国家刚刚开始革命/矛头一端指着天/另一端指着下半身/睾丸们大炼钢铁/我的那一对种子却可恶地/一日日壮大浊流滚滚/我不得不想办法藏匿起/……/1956年我是五年级男生/我必须成为自己的驯兽员/它不懂得什么礼貌/什么时候都敢胡来/在礼堂后台在厕所空处/闻见香皂的气味  看见裸体的的马匹/……/任何一种臀……在女孩子们裙子附近最激烈/有一次我和一些孩子旁观批斗会/当教语文的女教师  被红卫兵/揪住头发往下按  两只真正的乳房/从神圣的语文课里掉出来了/我那暗藏在胯间的小兽/忽然拼命地朝她竖起角来/她是我父亲的同案犯/……巨大的火焰也阻挡不了那场雪崩/我喷泻着自制的橡皮子弹/……/口号声震天动地/没有人注意到我上下湿透”。作者不愧是“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手段之高明，令人咂舌。诗中的色情描写，只不过是虚晃一枪，把读者眼球引过来，让其处于色眯眯的享受中，然后，把毛主席和他们那一代革命前辈开创的事业，穷苦人当家做了主人的红色政权，骂个痛快淋漓。《人民文学》的一个诗歌主编，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不过，他披的不是色情外衣，而是油腔滑调。他的《雷锋》是这样写的：“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全留在日记里  废话/韩峰不写日记/能出名吗/雷锋还爱照相  张俊说/张俊是那些流传最广泛的/雷锋照片的摄影师/我拍雷锋  都是事后摆拍/根据他做过的几件事/重新导演一遍  雷锋/是一个优秀的演员/雷锋是我的恩人  小德子说/小德子曾经是/抚顺的一位下岗工人  现在的/雷锋纪念馆干部/我们都在吃雷锋/没有他就没有这个馆 没有拨款/也就没有我的这份新工作……/曾经的日记门  照片门/和拉链门/雷锋  韩峰和小蜜蜂/受益者和受害者/典型与被典型  英雄和倒霉蛋/他们都从传说中来/到生活中去”。该“诗人”也从“崛起”那里得到“真传”，或天生悟性好，用其油腔滑调击败了“内容平庸形式呆板”，引来一些眼球，听其对英雄的调侃、诽谤。然而，只要稍有良知的人，读过此诗，皆会义愤填膺，为雷锋遭辱而抱打不平。雷锋是个苦大仇深的孤儿，祖父、父亲、母亲、哥哥、弟弟，都在旧社会地主的剥削压迫中悲惨死去，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他。雷锋是个懂得感恩的人，当他参加了解放军、入了党，便用“涌泉相报”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他生前曾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毛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每年的3月5日定为“学雷锋纪念日”。说实话，以上两首诗，若用诗的尺子卡卡，很一般，并有多处硬伤(如《性欲》诗中说“1956年他读小学五年级，有一次旁观批斗会，红卫兵揪住语文女教师的头发往下按”，红卫兵是1966年之后的事，而非1956年)，也许其“精彩”处，即是都藏匿了“心灵中的秘密”。外衣，一个色情、一个油腔滑调，异曲同工，虚晃一枪，趁其不备，直捅要害，否定穷苦人当家做了主人的那个年代。

　　由于三十年前还未改开，“三个崛起”的作者直抒胸臆地说出“心灵中的秘密”的条件没成熟，使得“三个崛起”很朦胧，能看出其真实意图的人不多，大多是只丢掉了信仰，丢掉了诗歌中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丢掉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民性。当三十年后，三人齐聚福州时，便再也按捺不住各自的不满情绪。谢冕说：“现在许多人的创作完全封闭在自我中，自说自话。我已经读不懂了，我已经不能和它一起共鸣了。是我落伍了，还是诗落伍了?”生气归生气，对至今仍不开窍的，不得不明说“所谓的探索，都还没有走出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幼稚模仿中”;孙绍振更是直言不讳了：“我从来没有否认诗应该反映时代，只是这种反映应该是通过自我的感觉和发现其表现。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内心里，那是自私的，就是自我封闭的单人精神牢房。”徐敬亚像是自嘲，又像是恨铁不成钢：“前些天我出差坐火车，在软卧上坐一整天，一整天我都在玩手机，它比诗时髦多了，好玩多了，现在只有傻乎乎的被社会淘汰的人才去写诗。我们就是这样每天犹如惶惶然的丧家之犬……还谈什么写诗，”当然，也只有能看出其“心灵中的秘密”的人，才能有幸获得大奖。

　　艾青在《诗论》中写道：“诗不但教育人民应该怎样感觉，而且更应该教育人民怎样思想。诗不仅是生活的明哲的朋友，同时也是斗争的忠实的伙伴”。让人欣慰的是，不久前，习总书记在北京也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也讲了话，他说：“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歩亦稳、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习总书记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样，都是昨天和今天不可缺少的中国诗歌之魂。它也一定能指引中国诗歌走出困境，重新回到诗人有担当，诗中有信仰，全心全意为人民而歌的康庄大道上。

×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