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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乾坤朗朗说“黑幕”

2017-06-24 08:20:34  来源: 微信“孔和尚”   作者:孔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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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5月16号。51年前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对这个阶段的评价莫衷一是,在很长时间内不能统一,甚至对基本事实的认定都不能统一。但是 “五一六”开启的那个时代,必定是全人类数百万年历史上最特殊的时期。这段历史,它的光谱、清晰度,要在今后很长的岁月里,由无数人去研究、清理。

  那么,51年前为什么会有“五一六通知”呢?跟“黑幕”有一定关系。虽然是新中国,虽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朗朗乾坤,但是很大面积已经黑了。尽管黑的面积远远没有今天大,但是有蔓延之势。如果没有“五一六通知”,也许60年代就已经有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这样的大坏蛋横行于神州大地。“五一六通知”使徐才厚们推迟了半个世纪才出现。他们现在虽然出现了,但是还没有危及国家的根本。也就是说,国家现在该干的事儿,干了很多了,能够开峰会了——稀里糊涂弄了百十个国家开会,交通管制。然后给这些外国首脑,办了一台文艺晚会。晚会上很精彩的一段,是梅派经典《穆桂英挂帅》里面有一句:“番邦小丑何足论,我一剑能挡百万兵!”下边的”番邦小丑”们,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哗哗鼓掌。也就是说,没有“五一六通知”,就没有这个晚上。没有“五一六通知”,我们自己想当番邦小丑,可能都没有资格。这个晚上同时给我们这样的感觉:某种程度上,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政治家总号召实现“现代化”。我的青少年时代,国家就“忽悠”我们:你们是八十年代新一辈,在希望的田野上。到2000年,国家实现“四化”,多么美丽!你们好好学习,“五讲四美三热爱”。——陷入现代化的迷狂。后来听说,还有一个词叫“现代性”。发现原来实现现代化,不一定是好事。所以2000年,我写了篇短文说:2000年已经到了,非常恶心地抱在我的怀里;我是如此恶心地不愿意掀开这一篇。如此现代性,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

  茅盾的《子夜》,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却在第一章先把封建主义写死。它说资本主义很伟大。吴老太爷代表封建主义,来到上海滩,看到黄包车上穿着旗袍露着大腿的女人,一下子脑溢血死了。这是很好的象征:资本主义赤裸裸的欲望,首先打翻了封建社会。可见,茅盾不是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吴老太爷临死喊着:“万恶淫为首啊!”声音显得那样可怜、孱弱。在资本主义面前,封建社会不堪一击。

  但是《子夜》第二章之后,重点批判的是资本主义。而这个资本主义是结构性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涵是结构问题。《子夜》的一个特点是将社会结构化了。两个代表性的资本家——吴荪甫和赵伯韬斗法,是民族资本与买办资本的斗法。为什么我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坚持《子夜》是伟大的经典呢?因为九十年代,我们国家又一次进入了“子夜”时代,直到今天。一方面,民族资本家的生存很艰难;另一方面,在很艰难的状态下创建的产业在买办资本面前无足轻重,随随便便被人家掐死:被收购、并购,要么就害得你家破人亡。有些左派认为无产阶级就是好人,资产阶级就是坏人。这是非常浅薄的观点。有大量的为国家经济奋斗的民族企业家。在工厂里,他们与工人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同时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在当下如何评价民企、国企、买办资本和外国资本,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现代文学有了《子夜》这样的作品,后来又有《四世同堂》等等,从城市到农村,将各种社会都展示完了之后,其社会构造指向已经非常清楚:从“结构”逐渐发展到“建构”,开启了建构阶段。从五十年代的当代社会小说开始,就是如此。《上海的早晨》、《山乡巨变》、《红旗谱》……,这些小说不再批判社会。它们在建立一个社会。它们要建立的社会在当时的中国占的面积很小,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像海平面上看得见的桅杆。它们要把桅杆向轮船发展,如果看见轮船了,还要建设成船队。这是前三十年当代文学的特点,不论写城市的、农村的、农业的、工业的等等。拿现代文学的标准去看,会觉得它是不是退步了。怎么不批判了?根本原因是两个社会不同了。

  然而,八九年之后,中国社会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建构。九三年贾平凹的《废都》,不批判,也不建构,而是旁观和欣赏。当时有一本批判《废都》的书,叫《<废都>废谁》。这书名很好:搞不清楚它要废谁。它就写一群人在废都废物地生活着,也没说这好还是不好。同时产生的,还有一部《白鹿原》。《白鹿原》的立场很清楚,就是要颠覆前三十年的革命历史叙述。前三十年的革命历史叙述是:国民党统治不好,共产党来了,社会好了,人民翻身解放过上了好日子。而《白鹿原》写的是无论国民党、共产党来了,都差不多。历史像翻烙饼,一会儿这面朝上,一会儿翻过去,那面朝上。这就是一种颠覆。最近,方方的《软埋》的出版、获奖,引起很大斗争,这斗争基本是政治斗争。《软埋》出版和获奖的背后基本是政治操作。这又一次印证了毛泽东的说法:任何阶级看文艺的第一标准,都是政治标准。只不过资产阶级不明说。资产阶级宣称其看文艺的标准是艺术标准,其实比谁都强调政治。《软埋》如果不是反土改,不是反共,不是颠覆历史,不可能出版以至获奖。它获奖,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它的政治目的。

  而周作人、鲁迅的文学观都是要立人。国家要好,需要有新人立起来。看谴责小说、黑幕小说,人立不起来。要立人,需要从看茅盾的小说开始,再到当代文学,到“梁生宝买稻种”。看《创业史》,就知道那个社会在立一种什么样的人。可惜,人,没有完全立起来。立了一半,中道崩殂!立了一半,就被“软埋”了。就在1989年(当代史的分水岭),《中国黑幕大观》重版。加了一个“旧”字,叫《旧中国黑幕大观》。旧就是新。旧中国就是“新中国”。而真正的新中国是不会再版它的。九十年代出版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都请著名学者写了冠冕堂皇的序言:为了研究旧社会,出版……。找不到著名学者,就冒充。

  伴随这些书的出版,中国的黑幕时代重新开启。这又是文学制造生活。不是生活制造文学,而是文学反过来控制生活。就像吃兴奋剂一样,老百姓对黑幕的需求与日俱增。各级纪委的功能、职责越来越重。一想到纪委,就关联着黑幕。真正消灭黑幕,要靠纪委,不是靠小说电视剧。然而,可展望的漫长的未来,恐怕都是黑幕重重。是不是揭黑幕、写黑幕就能消灭黑幕呢?好像不能。历史证明,恰恰是不写黑幕的时候,黑幕越来越少。在写“海平面上的桅杆”的时候,写鱼肚白的时候,写一轮红日喷薄欲出的时候,社会越来越好。写一个梁生宝,便出现了一百个梁生宝。树一个雷锋,就出现了十万个雷锋。其实那个社会上必然也有黑幕,但是正因为不写,它才越来越少。这是可以验证的规律。

  2017年5月16日  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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