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劳动手册》

　　据说，时间不但能使记忆消退，还能改变真实。我不相信。我觉得流逝的时间长河只能冲磨得往事模糊，但不可能改变记忆的本质。

　　瓜和豆不一样，种籽不一样果实就绝不会雷同。在不断涌动的“老三届”怀旧的思潮中，渐渐地，我感受到了这个道理。

　　对于记忆来说，有时需要一种证据。文物，就是由于它辨别记忆的作用，而被人们视为珍宝，视为价值连城的东西的。

　　对于我们浅若小溪的往事来说，有没有证明和判别的文物呢?

　　对于我来说，有过一件，但是丢失了。

　　（一）

　　插队到了第二个年头，猛地一个穷字，跳进了我们大家中间。当然不仅那时，其实直到最后离开草原我们都没有提过这个字——但是，它牢牢攫着我们的褴褛袍子，从来没有松开过一瞬。

　　我还是探亲在北京，或者是在山西陕北的窑洞里，才知道居然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另一种插队——沙龙和沙发，钢琴和西餐，关押的爹妈和开放的女友，一月月邮局的汇款和一天天山沟的日子。

　　那时我压着心底的惊愕。有一瞬我突然感到汗乌拉队的知识青年们的亲切。我们队的伙伴里没有那样的公子小姐。我们三十个人虽然男是男女是女、快乐大方热情聪明，但是我们的家境大都清寒。阶级属知识青年的每一年，户籍在内蒙草原的每一天，我们都是把劳累换成工分，积蓄到年底再平均成日值——用自己挣来的一分一元，迎送了它们，养活了自己的。

　　大概还是从插队的第二年开始，由于第一年分红后全队知识青年几乎都欠了债，大家对出工默默地看重了。不是社会教育的什么热爱劳动，而是我们必须养活自己。在我的记忆中，穷冠全旗的汗乌拉队，没有一个人犯懒不接活儿，无非是在于什么活儿的问题上，有过两种不同的潮流。

　　一是放牧。在草原上，放牧是基本劳作。在纯粹的游牧业经济支撑的大草原，放牧携带着人的社会地位、邻里关系、技能和经验、人格和名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漫长的牧业合作化时代，一切畜群归集体所有——而唯有放牧权属于个人。放牧权，有谁知道，并非每一个牧民都享有它。干辅助劳动的人，干泥水匠、打井搭圈、挖石头运木头的人，因为没有畜群也就没有尊严，没有发言权甚至受人歧视。

　　知识青年们为了拥有放牧权，在汗乌拉八十里方圆的草场上，付出了多少劳累呵。羊儿和马牛都是活灵灵的牲畜，若想使它们健康肥壮，人就要以身试寒，人就要白天接以黑夜地意识着它们生活。这对北京生养而且以都市学校为背景的我们来说，是一种近似脱胎换骨的要求。我们能学得十分逼真，但我们不愿蜕变。因此我们一天天劳累，渐渐感到身心疲惫。

　　再一类劳动是辅助性的，它近似于农民。诸如使锹抡镐搬石头和泥巴，要卖两膀子力气，可是雨雪天可以缩在火炉边，夜里更不用骑马走进刺骨的冷风。都市人比不习惯当农民更不习惯当牧民——因此各地知识青年大多进了这一门。脱了长袍换上短打，种地里的饲料大葱，把马绊了不骑，渐渐地放弃了骑马牧人的飒爽，只会说三句半蒙话，然后粗野地回骂牧民的嘲笑。

　　——草原世界中的两大类分工，是自古典时代(如果可能随意地把《元朝秘史》记载的十三世纪定为一种标准的话)以来，亘古并存的生产劳动。和那些只因踩了两脚五七干校的泥巴就絮叨不已怨恨十年的知识阶级不同，我们的汗结成了碱，渗进了古老游牧生涯的苦涩长河之中。我们两手黏腻地接生的羊羔，繁衍了北国羊群的一份;我们挖出的井水，今天还在被牛马驼羊饮用。

　　那每一天的苦累，都记在工分本子上。

　　（二）

　　工分本的正式名称是“劳动手册”，蒙文与汉字并排印在一个灰蓝色的粗糙封皮上。后来学了蒙文，那个词，那个读做hudelmuri的蒙古词汇，就烙进了我的心里。

　　大队里有个瘸腿会计，一听见人说他是酒鬼就快乐得连连点头。每天醉醺醺的，鬼知道他怎么居然能把我们的底细摸得那么透。在任何一个公社社员的劳动手册上，都密而匀称地排列着他的手迹。他的阿拉伯数字写得非常漂亮，使我们(老牧和知青)这些卖力气的不能不叹服。第—年的年终分配时，我没有在意。但是第二年，我读着瘸会计娟秀的一排排数字，读出了那行间潜伏的一股冷酷。

　　每月借支十五元，全年共一百八十元。探亲借支二百元。冬季卧羊(屠宰过冬食用羊)六只，大四小二，大的每只六元小的每只四元。借羊皮八张缝袍子，每张皮折价三元……

　　然后是工分。放羊：一月份二十天，每天七分;二月份二十三天，每天七分;三月份二十五天，每天七分……剪毛：六月份四次，每次六分。修圈：十月份共五天，每天五分。浚井：一月份两次，每次三分。打马鬃：五月份一次，七分。装大车一次：四分。运草：八月份二十六天，每天七分。运硝：一月份六天，每天八分……

　　细细地读着，心里漾起了反感。难道我只挣了这么一点工分么，对醉眼朦胧的瘸会计的怀疑膨胀起来。有人掏出纸笔，一副数学家的神色，开始核实。但是没有用;漫长的一年时光里曾经有过的每一次花销——包括在队部开会时吃过的一顿羊肉面条，笼头断了的时候从仓库割下的一根皮条，都清晰地被折合成一个小小的数字，被瘸会计潇洒地抄在那小册子上。

　　一年的劳动挣下了上千的工分。若是我们的大队像邻居白音图嘎大队那么富，一分折合三毛钱，那么扣除—年支出的几百元后，分红可以有四五百元。但是我们队名叫汗乌拉，我们空有卖不出去的两千匹马，但是没有人家白音图嘎的十万羊群——我们的劳动日值，一天八分只有六毛多钱。干了一年，入不敷出。知识青年因为探亲路费数目大，第一年几乎人人欠账。

　　——合上小本子，粗糙的灰蓝封皮上蒙文的hudelmuri debder和“劳动手册”四个汉字，静静地并排望着自己。不由得叹了口气。有生以来，那是头一次面对沉重的生活发出的、大人气的叹息。

　　（三）

　　今天时隔二十几年，我固执地忆起了那个灰蓝封皮的小本子，更不知缘由地想着那两排铅印的字，hudelmuri debder和它的译文“劳动手册”。我多么想重读一遍啊，再也没有比它里面的排排数字更真实的报告文学、游牧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也没有比它更深刻的日记。我的草原履历，我的牧民史的每一天包括休息玩耍没有“劳动”的空白，都不差毫厘地一一记录在案，写在那灰蓝色的封皮里面。

　　那时的我们是那样勤奋。一群羊一个白天只有一个放牧工，七分;我们住在牧民家抢着放羊，结果却无意中在和自家的哥哥或阿爸抢工分。意料到积极劳动背后的利益分配，是一年之后的事——但是应当赞美那时的牧民是豪爽大度的，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教会我们放牧。只是瘸会计的算盘一分难加，最终知识青年纷纷离开了牧民家，时称“出包”。我敢说汗乌拉队当年的新老牧民都更看重了情分：同住期间争着干辅助劳动补充收入，被生产队驱逐出包时也没有伤害感情。

　　早期每月二十多天的放羊记录，意味着我哥阿洛华在寻觅其他活计。后来打井拉草的记录多了，意味着我在礼让。在草原上，我用蒙语教过一年小学，讲课日子每天七分;和几名知识青年伙伴单独接过一群羊，日夜各七分——不过，当年并没有像今天一样计算。那时不在乎。

　　最难忘的一次苦活，也许是一九七零年冬天，去邻近的宝力格公社陶森队拉硝。那是一次雪原上的重体力劳动。夜夜铲个雪坑，和牛一块儿露宿在冻土上;刨开厚冰，一锹锹挖出恶臭的硝泥。牛累垮了，鼻绳拉断也卧地不起。没有热饭。啃一块冻得铁硬的骨头。后来，我把它给我的感受写成了一篇追述那雪路的小说，但是我忘了说明一句——只有受那样的苦，才能挣到几个八分。

　　今天才觉得应该准确地记录工分数目。今天我觉得，毫厘不差的工分记录，说明我们曾和边疆底层的牧人同属一类。我们仰仗着一分分记录下的沉重劳动，养活了自己，维持了社会。在轮番的严寒酷暑中，马匹承负着我们牧人，我们承负着时代的命运，没有丝毫的特权。

　　那些岁月像流水一样，没有谁能记住漶漫的一点一滴。那些岁月周而复始，虽然沉重但是更单调。我们渴望更加多彩的生活，于是我们离开了。走时我们只知本质流淌在自己的血液里，而忘了带上那灰蓝封皮的记录。

　　（四）　

　　现在才感到深深的遗憾。但是，并不是因为丢失了自己青春的文物或阶级的证明，我才抱憾不已——我只是想一天天地回忆。灰蓝封皮的劳动手册已经丢失了，所以我的回忆也就不可能再清晰。一切依然如故，往事迷蒙如水，结论简单果决。我不仅没有带回灰蓝封皮的劳动手册——也没有带回一天天一年年的草地的hudelmuri，我不该奢望带回汗水和艰辛，不该强求带回褴褛和饥饱，我应该记着带回来而且不断地继续从草原补充的，是劳动的启示。

　　其实骑着马奔跑或者穿着毡靴跋涉雪路的感觉从未消失。以前我以为它是一种感情带来的幻觉，我没有琢磨它的滋味。

　　现在我觉得一种轮廓在清晰起来。

　　debder也就是本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蒙古语中的hudelmuri，即劳动一词的内涵。在我的感受中，它携有着强力、劳累、野外、下层的气息和魅力。它动荡不已，不知驻足，就像二十岁的青春一样。它虽然和养家活口的谋生结合在一起，但是它的本质是动，是活鲜的生命。

　　向总是絮叨着“老三届”、“知青”，争论着往事是浩劫还是不悔的旧日朋友道别，我更愿寻找新的激动。

　　其实，在一个透明无形的、新的手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已经被记录。留恋那个灰蓝封皮的本子，是因为昔日的劳动在今天显出了珍贵——明天或者在最终回忆的时刻，人们会怎样判断他们今日的行为呢?

　　我只能判断自己。我的马儿正在泥泞雨雪中迈进。生命虽然衰老但是它鼓动得更狂热。我要远离怀旧的合唱，为了明天那感动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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