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评论范雨素之后，诗人王家新又论许立志

　　读许立志的诗（课堂讨论）

　　文 | 王家新

　　“许立志，男，1990年生，广东揭阳人。90后深圳诗人，曾被誉为打工文学接班人，于2014年10月1日坠楼身亡，警方疑为自杀。”

　　这是百度上关于许立志的介绍。对“打工文学”、“打工诗歌”这类命名，同学们在讨论中已提出了一些看法。《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的编选者、诗人秦晓宇似乎还有“工人诗歌”这个命名。秦晓宇对扶助和推出打工诗人做了很多重要的有价值的工作，但他把北岛、舒婷、梁小斌等人当工人期间的诗作和现在的农民工诗作者的诗编在一起并统称为“工人诗典”，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即使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现在的农民工也很不同于以前的“工人阶级”(即从传统的职业或阶级出发所定义的“工人阶级”)。单纯的“劳资关系”也不足以解释我们这个社会体制下的多重权力关系，甚至会造成阐释上的重大盲点。当然，秦晓宇等人对“打工诗歌”的解读并不这么简单，我只是希望我们的观察能够更接近真实一些。

　　重要的是具体的写作本身，像许立志的一些诗歌就远远超出了一些从不同立场和视角所做出的解读。因为是有限的两堂课，我们很难去从事充分、全面的探讨。我们要做的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引发我们的思考——不仅是对“底层写作”这类文学现象的思考，还是对整个当代诗歌、当下写作的思考。

　　▲ 秦晓宇主编《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

　　我们来看许立志的一首诗。可以说许立志的诗中，让我最惊异的就是这一首了：

　　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

　　商品名：花生酱

　　配料：花生、麦芽糖、白砂糖、食用植物油、食用盐、食品添加剂(山梨酸钾)

　　产品标准号：QB/T1733.4

　　食用方法：启盖后直接食用

　　贮存方法：开盖前于常温避光通风干燥处储藏，开盖后请密盖冷藏

　　生产者：汕头市熊记食品有限公司

　　厂址：汕头市龙湖区新溪镇北中村远东工业园B2厂房

　　电话：0754-8****278 857****68

　　传真：0754-8****060

　　保质期：18个月 产地：广东 汕头

　　网址：www. stxiongji. com

　　生产日期：2013. 08. 10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也很规范的产品说明书吗?是，但它又是一首诗!而且是一首让我们受到震动但又一时难以应对的诗。

　　其实这类词语排列游戏并不少见，比如把菜单变成一首诗(扎加耶夫斯基在他的诗片断《雨中的触角》中就有这样一句：“如果我们读诗，就像在最昂贵的饭店里看菜谱那样细心……”);在艺术中也有所谓“现成品艺术”(如杜尚著名的《泉》)，即把生活中的现成物品直接或稍加变动后当作艺术作品，使物品原来的属性、用途得以改变，在一种新的视角下产生出艺术的意义，等等。

　　许立志显然也很了解这类艺术手法(这也说明了他不同于一般打工作者的阅历和敏感)，但是，他借用这一手法所写出的这首诗，其惊人效果却远远超越了一般的游戏之作，也超过了被人们视为其代表作的《流水线上的兵马俑》。就是这首诗，让我们顿时对一切都刮目相看了，包括对写这首诗的他自己。

　　在一个讲座中，秦晓宇也特意举出了这首诗，称赞其“陌生化效果”：“他也是用比兴的手法借物抒情，用花生被压榨成花生酱来隐喻工人被压榨至死的命运”。的确，有一种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但用“比兴手法”“借物抒情”这类术语就很难确切地说明这样的写作了。重要的是，该诗的意义也大大超过了秦晓宇所说的“隐喻工人被压榨至死的命运”这一点，它指向了整个现代工业技术、现代集权制度下人的命运。要充分阐述它的意义，我甚至感到需要阿甘本这样的思想家。

　　而我要请同学们留意的，是诗题“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中的“一颗”。该诗书写的是大规模的死亡，批量生产的死亡，制造业流水线上的死亡，也是阿伦特、阿甘本所说的进入“赤裸生命”(bare life)领域(即极权统治领域)的死亡。但许立志的这篇报告所特意标出的却是“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这就是说，他着意把死亡个体化了。他所书写的不是抽象的死亡，而首先是立足于一个个体生命的至痛体验，也正因为如此，这首诗不仅显得更真切，在诗题与“正文”之间、在个体与大规模的群体之间也有了一种结构性张力。

　　这也说明，许立志的诗虽然往往指向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但他不是那种脱离了个体生命经验的集体代言人。他和许多打工诗人的作品(如郑小琼早期的作品)也在根本上不同于从前毛时代那种毫无主体性、并沦为政治工具的“工人诗歌”。从这一点看，许立志的写作和当代诗歌中那种坚持以个人存在为视角和立足点的写作完全是相通的。他的一些作品之所以真实感人，首先就在于它们是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的言说。

　　此外，许立志的这首诗之所以需要留意，还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和一般的“打工诗歌”有区别的超越性视角。我读过一些许立志“主观抒情”的诗，有一种强烈、直接的抗诉性，但这一次他“拉开了距离”。而这种拉开距离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更高意义上的“诗的观照”。也只有“拉开距离”，他才有可能写得如此冷静，又如此高超。实际上，比起诗人自己的直接抒情，这种具有旁观审视性的诗，不仅更能体现一个诗人的洞察力，它对人的心灵的冲击其实也更为强烈。

　　这说明，即使对“底层写作”而言，怎样找到更好的写作角度和方式，怎样掌握和运用更有效的写作策略或技艺，这也是有待提出的艺术问题。切身的生命经验是重要的，沉默者也有权发出声音，但是从生活到艺术并没有一条直接的路。

　　▲ 电影《我的诗篇》许立志诗歌节选

　　我们会发现，许立志的最好的诗，往往是他“跳出了自己”之后写出的，在那样一种写作里，他不仅得以审视自身与现实，他也把王国维所说的对人生的“进”与“出”有效地结合为了一体。再比如《他们说》这首诗：

　　他们说

　　这机械的厂区盛满了多少工人的汗血

　　游走其中，我时常听到他们笨重的交谈

　　他们说，三年了，我没回过一次家

　　他们说，我老家在河南，四川，海南，广西……

　　他们说，等钱攒够了，我就和女友回家生娃

　　他们说，按年头算，我儿子今年也该有九岁了

　　……

　　我像一个窃听者，在角落里记下他们说的

　　字字鲜红，然后洇开，凋谢

　　手上的纸和笔，叭嗒落地

　　他们说……

　　在这首诗中，诗的主人公是“他们”，而诗人自己只是一个“窃听者”和记录者(而且是在一个“角落里记下”)。诗上半部分的主要陈述均为“他们”的话，但这个旁听者却是一个与他们休戚与共、并默默地承受着冲击的记录者，而且他也很会选择，比如说他把“他们说，按年头算，我儿子今年也该有九岁了”这最令人悲酸的一句放在第一节的最后，效果就很强烈;而全诗的最后两句“手上的纸和笔，叭嗒落地/他们说……”，从艺术上看也太好了!它不仅真切地传达出一种在场感、一种冲击力，其实也暗含了“见证是否可能”或“语言能否分担事物的沉重”这样的对整个当代诗歌都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问题。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全诗最后那个意犹未尽的“他们说……”也就太好了!它是结束，但又是开始，它创造了一个“永无终结的现时”：一切仍在进行，命运仍在进行，拷问也仍在进行，而无论我们能否记录、见证或承担。

　　这也说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底层写作”在许多方面和当下一般的文学创作是相通的。许立志所面对的写作问题，和很多当代诗人所面对的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要把它仅仅作为社会文献。现在，我们来看一位还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午言的一首诗，农民工题材及其问题已进入到年轻一代的写作中：

　　一个接近虚构的非虚构

　　他和蓝色移动板房一样，每次

　　无需暂住证的安置都意味着阶段性

　　居住稳定。去年，这所高校

　　要翻修图书馆，他便从内蒙来到武汉

　　校园依山傍湖，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学生和教授多如蚊蚁，夜晚宁静

　　他在墙内工作，能听清三月的游人

　　并从中分辨出四川的乡音

　　他的妻子在南充的村落里舀水、淘米

　　侍奉老人。备耕的节气就要抵达，沉默

　　如不速之客瞬间降临。手上的工作

　　足以消弭戛然而止的兴味，那些

　　刚被拧紧的螺丝有些疼痛，试图应和

　　男人的波状情绪。下午，他被叫到

　　顶楼搅拌混凝土，这是他第一次

　　从十三层的高处俯瞰工地：围墙内外

　　醒目地分隔出人与人的差别。所以

　　他再一次想到儿子，然后不由自主地加快

　　手上的速度。吃晚饭时，他对老丁说

　　从楼顶往下看，还真是有点儿吓人

　　作者声称这首诗是“一个接近虚构的非虚构”。“非虚构”，指的是现实中真实的事件或人物;“接近虚构”指的是要把生活转化为诗的努力，即把现实中的材料变为“现实一种”。这首诗达到了作者的艺术目的。

　　该诗选取了一个农民工的视角，以短短的篇幅，容纳了城市与乡村、农民工与家人、当下与记忆、承受与希望、现实与“超现实”(这指的是诗最后的那种惊异感、眩晕感)。作者虽然还年轻，但已洞悉世上“人与人的差别”，更可贵的是，他有着某种“潜入他者”的生命体认能力和角色化能力。从这首诗来看，他还掌握了较为熟练的诗歌叙事技艺，他精心组织每一个经验层面，每一个细节和词语也都服务于整体：“学生和教授多如蚊蚁”，不仅写出了校园的拥挤和生命的卑微，其视角也与结尾“十三层的高处”相呼应;“在墙内工作”并“分辨出(外面)四川的乡音”，这样的描述使我们更接近于人物本身，有一种在场感;至于“刚被拧紧的螺丝有些疼痛”，像针尖一样扎人，但也到此为止，不做过多的渲染;“围墙内外/醒目地分隔出人与人的差别。所以/他再一次想到儿子……”(注意，这里不再是“妻子”)，不仅有场景的对照，也暗示了人物的內心活动;至于最后一句，看似不经意说出，但又令人惊心，并使一首诗恰到好处地结束。

　　这首诗就题材而言，包括它的结尾一句，都让人联想到“打工诗歌”。作为一个年轻的校园诗人，午言当然和“打工诗人”的身份有别，但他写这首诗，不是出于猎奇，也毫无那种居高而下的姿态(虽然他的语言还过于“文气”了一点)。他要做的，是设定一种诗的情景，并由此进入生命。而在那种情景里，不仅是某一种身份的人物在言说自己，恰是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某种真实。

　　这也说明对“底层写作”关注的必要。它不只是发生在富士康或皮村的现象，它不仅和我们的社会生存状况深切相关，也会引起我们对更普遍的文学问题的思考。

　　作者简介：王家新，诗人，诗歌评论家，翻译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王家新的诗》、《未完成的诗》，诗论随笔《人与世界的相遇》、《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没有英雄的诗》、《坐矮板凳的天使》、《取道斯德哥尔摩》、《为凤凰找寻栖所：现代诗歌论集》，翻译集《保罗策兰诗文选》(合译)。王家新的诗歌创作和诗学随笔文字均受到广泛关注，被视为“朦胧诗”后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和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评论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