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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王宏甲:塘约道路

2017-04-04 09:38:57  来源: 贵州日报   作者:刘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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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塘约村貌

  在一贫如洗的废墟上

  贵州省安顺市有个塘约村,辖十个自然村,3300多人口,1400多个劳动力,外出打工最多时达到1100多人,是个典型的“空壳村”。2014年6月3日,该村遭遇一场百年未见的大洪水,田毁了,路毁了,一些房屋倒塌了,望着被洪水洗劫的家乡,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满脑子都在想一件事:现在怎么办?

  左文学小名二牛,这年四十三岁。

  1991年,他二十岁外出打工半年,带回1000多元钱。回乡后种过药材,失败了。接着养猪,最多时养到60头,前5年都赚钱,第6年一下就亏了。不甘心,改养牛。养了36头牛,在镇上县里都很出名:“那个养牛的叫左二牛。”

  2000年换届,村里人选左文学当村主任。乐平镇大屯片区总支书朱玉昌来村里找他谈话,他说我在养牛,脱不开身。他的父亲听说后表示:他说了不算,等晚上开个家庭会。

  当晚,父亲主持家庭会,问儿媳妇:这个村主任,你同意不同意他干。儿媳说:他想做的事就做吧,我从来都没拦着他。父亲说:村干部要付出的,没有你支持,他干不下去。儿媳问:咋支持?父亲说:你就支持他两点。一是他有事,随时要走,你不能拖后腿;二是有人来找,端椅倒茶要及时,找你吵架,你也必须先倒茶。儿媳说可以。

  二牛说牛还在。父亲说:没必要老想着挣钱。盖多大的房,你只有一张床。你消化再好,一天也是三餐饭。二牛说:现实中,没钱,也挺难的。父亲说:有生活就行了,到我这个年龄,给我钱也没用。

  父亲又说:“村干部就像一栋房子要有几根柱子,没几根靠得住的柱子,一个村庄撑不起来。你有机会给大家做点事,是福气啊!”

  听起来这个父亲是不是很有觉悟?他叫左俊榆,当过38年村支书。他对儿子的教导令我感到,这里有老一代支部书记心中仍存的理想,期望传递给儿子。

  左文学把牛卖了,开始当村主任。这年他入了党。2002年底任村支书。从那时到2014年,十多年过去了,他做了什么呢?当地有煤炭资源,他曾想给村里办个煤厂,还想办个木材加工厂,可是村集体是空壳的,没启动资金,连通知开个会都要左想右想。

  今天,市领导问他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党支部可以把人组织起来呀!这话比洪水之夜的电闪雷鸣更让他震撼。当日他用手机通知“村支两委”全体成员:今晚开会。

  再一次选择道路

  把承包地确权流转到合作社统一经营,这是在30多年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改革,是中国农民再一次选择道路,选择生活,选择同步小康的发展方向。

  2014年6月5日晚,“村支两委”11位成员齐聚村委小楼。小楼还是改革开放前夕盖的,已破旧不堪,屋顶滴滴答答漏雨。

  “我想好了。”左文学说,“把全村办成一个合作社,把分下去的责任田全部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村是中国最基层、幅员最广的地方,缺集体经济,村就涣散了,社会就会缺乏坚实的基础。现在左文学意识到眼下最重要的事,不在办个什么厂,而是要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抱团发展。 会议室热闹起来。11个委员,绝大多数都有打工的“奋斗史”。村主任彭远科就曾到浙江打过4年工。他们几乎一致的体会是,生产队解体后,确实没有人捆住你的手脚,他们也确实奋斗了、拼搏了,但是没有人靠打工富起来,反倒是从前一家人团聚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村里落后的环境缺少人改造,变得村不村,组不组,家不家……议来议去达成一个共识:单打独斗没出路。

  2016年6月,来自全国中央、地方重点新闻网站,知名商业网站和省内新闻媒体的60余名记者共同见证了这个小山村在贵州脱贫“浪潮中”的蜕变。

  左文学说他想明白了,第一步就要成立合作社,把村里的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打工回来的人,可以组织起来搞建筑公司、运输公司。

  有人说:“把分下去的承包地再集中起来,是不是走回头路啊?”左文学说:“以前那叫改革,现在这叫深化改革。”

  仿佛是一种心中早有的愿望在这个夜晚苏醒。会议最后决定:明后两天做准备工作,第三天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成立合作社一事进行公决。

  6月8日上午,出太阳了。10个自然村寨的村民代表集中到塘约村本部开大会。左文学在会上反复强调一个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最后投票公决,参会代表共86人,全票通过。

  接着开展的土地确权流转是一项艰巨、细致的工作,历时10个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塘约村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制时,耕地面积一直是1572.5亩,这次通过用仪器测量和土法丈量后,确认全村耕地面积是4862亩。没错,多出了3289.5亩,而且是纯粹的耕地,不包括山林。

  每一户人的承包地都比从前多出一倍以上,确权后入股到合作社,得到的资产性收入也增加一倍以上。左文学说:“之前全村有30%的土地撂荒,什么收入也没有。流转了就有收入,在外打工的也回来把土地流转了,谁也不想落下。” 年龄最大的村委委员曹友明说:“农民把承包地之间的田坎界挖掉时,那种高兴劲儿,跟土改时分到土地差不多。”

  由于成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得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规模发展,崭新的变局使外出打工的绝大多数青壮年返回家乡。如在外开车的回来了,组织起来竟有200多个驾驶员,成立了运输公司。做木匠、泥水、电工、油漆的回来了,有800多人,成立了建筑公司。流水线上回来的女工有350人。农业专业队把全村撂荒了30%的土地全种上。生产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焕然一新,“留守儿童”的生活结束了,妇女们因丈夫的回乡而精神焕发。

  七权同确

  左文学把“全体村民所有”简称为“全民所有”。当村民在这个集体中体会着有尊严的劳动生活时,才有主人的地位,这是产生“内生动力”的真正的源泉。

  2014年10月,安顺市农委把塘约定为全市深化农村改革试点村,称它“拉开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序幕”。

  第二年春天,塘约已是贵州省农村产权“七权同确”第一村。哪“七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外,还有林权、房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权、小水利工程产权。

  有何意义?山林确权后,2000多亩林地正在逐步开发“林下养鸡”。这是个200万羽生态鸡的规模。从前大集体时搞的小水利工程,流入小箐龙潭的水是完全无污染的山泉,合作社正筹建山泉水厂,并在下游搞了个占地30多亩的水上乐园。他们开始建设美丽家乡。他们还着手在硐门前寨建一个大型现代养猪场,由此可建大型化粪池,与此配套,又新辟了600亩蔬菜基地,所种蔬菜直供城镇学校的学生食堂。

  安顺市总结塘约村的变革是这样描述的:在这过程中,测量、勘定是村的行为,称“确权”;颁证是政府行为,称“赋权”;交易属市场行为,称“易权”。通过这“三权”促“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 巩固了农村资源集体所有权,维护了农民土地承包权,放活了土地经营权。

  塘约村目前实现了“一清七统”。“一清”是集体和个人产权分清了。“七统”是:全村土地统一规划,产品统一种植销售,资金统一使用管理,村务财务统一核算,干部统一使用,美丽乡村统一规划建设,禁止滥办酒宴,红白酒席统一办理。

  土地、山林、河流等资源归谁所有,是一个千古都存在的问题,而且千古不乏刀兵相见。当今的“确权”和“流转”,出现在我国深化改革的“现在进行时”,与之有关的远不止是作为个体的农民。当地的专业大户、外来资本,都可以成为农村资产“确权”后的“流转”对象,而且比一般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更有资本购买“确权”后的种种权益。

  至此我看到,“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更为重要。一旦把承包地确权后的使用权出卖给大户或外来老板,农民自身没有了使用权,就剩下可以去打工的身份了。你在这里没有主人的地位,且难以改变贫富差距。

  塘约的“七权同确”,贵在步步为营,全是巩固集体所有制,这正是把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村民。塘约人因此对自己“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有更多的体制自信。左文学把“全体村民所有”简称为“全民所有”。当村民在这个集体中体会着有尊严的劳动生活时,才有主人的地位,这是产生“内生动力”的真正的源泉。 从人的意义上说,这是人的解放。

  “红九条”与“黑名单”

  塘约的“红九条”,每一条都是维护道德的底线,掉到底线以下,就是缺德,这是村民共识。抑制不良,弘扬正气,不止关乎经济建设,更宝贵的是人的精神建设。

  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管住了干部,难道农民也有惊人的吃喝风?

  乡村办酒五花八门,满月酒、周岁酒、剃毛头酒、生日酒、升学酒、订婚酒、结婚酒、上寿酒、出殡酒、迁坟立碑酒,甚至母猪下崽酒,赌博输了还办个“落难消灾酒”……

  赴很多酒宴,把礼送出去了,也得找名目办酒把钱收回来。收来了还得还出去。有人把请柬说成是“催款通知书”。谁都懂这是还不完的人情债。如此一直在恶性循环。

  左文学做过一个调查,铺张浪费、误工损失,一笔一笔并不夸张地算给大家听,最后那个数据是:仅滥办酒席一项,塘约一年吃掉将近3000万元!

  “一个贫困村,一年自身损失近3000万。要是拿这笔钱来扶贫,什么样的项目才有这么大呢!”市领导对左文学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大扶贫工作来做,煞住滥办酒,你这里开个头,好不好?”

  一同前来的乐平镇马松书记说:“要开头,就拿我们整个镇来开头。不然,塘约压力太大。”因为邻村亲戚办酒,塘约人不能不去。

  “跟风气作斗争”,怎么干?左文学苦想了几天,想出一个村规民约七条。这七条,后来加了两条,就成为“红九条”。每一条都是警戒的红线,谁踩了红线,就被“拉黑”。

  后加的两条,一是“不孝敬父母,不奉养父母者”,二是“不管教未成年子女者”。加这两条,当然是因这两条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村里有人盖了新房自己住进去,把老人放在破旧危房里不管。这样的事,村里人都看不过去,就得有组织管。还有,父母外出打工,孩子交给老人,老人管不了,孩子打伤了别人的孩子,派出所也管不了。怎么办,谁来管呢?

  “留守儿童”“空壳村”,都基于外出打工。支离破碎的生活,从四面八方都涌出问题来。塘约村试图尽量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禁“滥办酒席”也是九条之一。

  重要的不只是禁止,而是应该怎么做。比如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只准许办结婚酒和丧葬酒。由村集体提供餐具、厨具,以及厨师等服务人员为之免费操办。为此村集体购置了8.76万元的锅碗瓢盆餐厨具。厨师和服务人员的工钱,也由村集体支付。酒席服务队共有32人。

  负责办丧事的服务队有36人。实行火葬,骨灰拿回来后出殡,有小棺木或大棺木。丧葬服务队抬棺到墓地,掘坑,入土,包坟,全过程所有工作都是免费提供服务。服务队的工钱由村集体支付。

  左文学说:“我们村集体花了不到60万元,堵住了过去村民滥办酒席近3000万元的损失。怎么说都太值得了。”

  塘约为农户统一操办酒宴,也许是千秋未曾有过的乡村故事。它告诉我,并非经济发展了才出现滥办酒席,而是越穷越办,越办越穷。这是很令人悲伤的。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人心只想着赚钱,社会必有暴富,更有赤贫。穷民无奈,虽知酒宴泛滥谁都难逃“酒债”,仍不放过眼前操办可立聚一笔钱。穷村便陷落在经济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泥沼。

  俭朴自古与勤奋相系,责任与权益相邻。堵住滥办酒席之灾,把被贫困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心从沉溺中唤醒,才能找回淳朴乡风。

  怎么叫“拉黑”?违反九条中的任何一条,就列入“黑名单”管理。一旦列入,“该户不享受国家任何优惠政策,村委也不为该户村民办理任何相关手续。”这是《公告》中写明的。

  什么时候才能取消对该户的“黑名单”管理?制定的最短期限是3个月。户主改正了,要在村民小组会上检讨,组委会5人签字,报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才恢复正常。审议通不过的,再延长3个月,直至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塘约对村规民约的实施,一丝不苟,维护了村规民约及村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所有犯规违约的农户最终都检讨,恢复正常。迄今,全村无一户再踩红线。

  塘约的“红九条”,每一条都是维护道德的底线,掉到底线以下,就是缺德,这是村民共识。“黑名单”管理看起来是以管的形式实施,实则是在建立新风,是村民共治共享。

  这个村规民约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有三:其一,这里的村民共治是有民主的,人民民主。其二,民风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塘约“红九条”所维护的道德底线,是在中国社会最基层重建乡村规范和良好民风。其三,当人皆为自己谋而不管公共利益时,人就陷落在自私中。负能量弥漫,社会甚至会出现嘲笑和亵渎优秀。因而抑制不良,弘扬正气,不只关乎经济建设,更宝贵的是人的精神建设。

  中国大道路

  组织起来的农村劳动力,是第一大资源;集中起来的农村土地,是第二大资源;上述两大资源与市场结合,获得综合性大资源。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称之制度性财富,因为这是从制度上保障了有利于防止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去创造共同富裕,从而创造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平等。

  塘约的意义,不仅在于按政策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更在于“七权同确”桩桩件件都落实在巩固集体所有制上,这正是在最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之基。

  我看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党支部建在村里。塘约村的变化,就是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和上级党委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

  2014年大洪水洗劫塘约之前,塘约还是个二级贫困村,村集体经济为“空壳”状态。2015年人均收入超过8000元,2016年村集体经济超过200万元。这似乎不算惊人的成就,这却是一个昔日贫困村的人民,刚刚从贫困泥淖中拔腿走出来的情景。是什么使塘约村迅速脱贫?追思重新组织起来的意义,我想可以这样说:

  一、组织起来的农村劳动力,是第一大资源。

  二、集中起来的农村土地,是第二大资源。

  三、上述两大资源与市场结合,获得综合性大资源。

  上述三点,都需要组织起来。今天,有哪里的农民不需要组织起来呢?如果仍然单家独户地耕种,个体农民在庞大而复杂的市场经济面前只能被抛弃,被碾碎。如果不能把零散地块里劳作的农民组织起来,就无法发展现代农业,永不可能改变贫困。

  这是从生产力和经济层面而言的,从精神方面看,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孕育出新中国最宝贵的精神性财富。称之精神性财富,是指它超越贫富,具有不为贫富所限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使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出优势。假如社会是在人皆为自己发财致富而奔忙的状况中,那就是另一种情形。“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会被瓦解。从本质上说,新中国是靠最广大的穷苦人民组织起来,才得以建立的国家。最广大的人民及其利益,是立国之本。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我国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不可动摇的底线。

  那么,塘约道路可推广吗,有哪些阻力?

  乐平镇党委书记马松说:“越贫困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我问:“你是说,贫穷不是阻力。”马松:“对。走集体化道路,贫穷不是阻力。先富起来的,可能成为阻力。”

  为什么呢?多年来的扶贫,一般认为,使用扶贫资金不能像撒胡椒粉似的,扶贫资金投下去要见效益。怎样才能见效益?有个产业,有个项目,实施它则需要有能人、有大户领头。于是,扶贫资金向有能力、有技术的倾斜。通过大户来带动,通常一个项目覆盖二三十户,成立个专业合作社。这样的专业合作社一般是“强强联合”的产物,经过多年强强联合后,村里穷的就更穷了。换言之,在贫困村里也出现了“两极分化”。

  面对现实状况,习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要真正把扶贫资金落实到贫困户,不能落下一户一人。塘约“村社一体”的合作社,正是不落下一户一人。深化改革,仍然是一场触及灵魂和利益的深刻革命。

  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为穷人谋利益,进而创造更好的社会。一个村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只有在不忘初心的党的领导下,聚全体村民共同发展,举全村之力直至帮助最后一个贫困者脱贫,才是最大的政绩。按国家扶贫标准,2015年我国还有7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能全部脱贫意义将非常巨大。塘约道路的意义不止在脱贫上,它组织起来,团结互助,朝着同步小康发展的内在力量,值得高度重视。

  王宏甲,当代文学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著有《新教育风暴》《智慧风暴》《人民观》《让自己诞生》等,为我国当代最著名的报告文学家之一。

  名家点评

  “塘约”是一种约定

  “塘约”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约定,一个由村里共产党员带头、老百姓共同响应,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盟约。靠着这种约定,他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农村脱贫攻坚的道路,一条实现富裕幸福梦想的道路,一条具有农村发展典型意义的道路。塘约道路既不同于华西村模式,也不同于小岗村模式,但两者的成功经验都在这里得到借鉴。

  王宏甲通过塘约困惑、塘约经验、塘约模式、塘约道路,讲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基层的成功实践。

  中国道路、中国故事、中国力量,是王宏甲这部《塘约道路》最突出的三个主题,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生动注解和诠释。

  前两年,王宏甲曾有一本《人民观——一个民族的品质》一书,书里梳理了从尧舜禹、汤文武等中华先圣的民本思想,到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观,视野宏阔,思考深邃,思想性强。这部《塘约道路》可以说是《人民观》的农村版、基层版、实践版。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历史舞台的主角,是书写历史的主人、推动进步的主力,讴歌人民就是赞美英雄。我认为,王宏甲用他那饱含深情的笔,再一次为我们塑造了人民的群像、英雄的画卷。

  刘汉俊,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主任、《党建》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著有《千年的桨声》《文化的颜色》等文学作品集。

  (本文刊于贵州日报3月3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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