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喆：黑暗森林中的社会密码——历史唯物主义眼中的科幻小说《三体》

　　原编者按：

　　《三体》是近来一部关注度较高的科幻小说，广受国内外读者追捧。但是不存在所谓脱离政治和经济的文学作品，《三体》也是一样，看似与现实脱节的情节其实背后蕴含着作者对现实深刻的隐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洪喆老师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并于2月26日受思行之邀在人民大学举办了讲座。本文由当天讲座录音整理而成，将讲座内容进行分享，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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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正文

　　

　　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幻文学大爆炸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初有一部《珊瑚岛上的死光》，比较有名，我们的父母一辈应该看过。而《三体》中描绘的红岸基地，远离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在大兴安岭的基地里，有经费，不受外界干扰，给国家专心的做科学研究。但非常有趣的是，在80年代，全社会都在关注科技时，却出现了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地位急剧下降的现象。大刘说他的那个年代是东方红和煤油灯的年代。刘慈欣小时候的年代里电没有普及，到处都是煤油灯，这表明了改革开放前那种物质匮乏的状态。而东方红又代表什么呢?是咱们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刘慈欣的意思是，当时生活虽然匮乏，但是大家心里想的是搞卫星，科技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回到80年代，改革开放为了富起来，多造轻工业、茶叶蛋，因此缩减重工业、军工业的经费，而红岸基地也正是1986年解散的。其实在70年代末，很多科研基地关停、科研项目下马了。这时好多领导干部都去地方转业经商了，叶文杰也就没事干了。所以有趣的是，80年代科技兴起时，知识分子的地位下降了，倒是卖茶叶蛋的很赚钱，所以那时候有一句话，找对象得找卖茶叶蛋的，不能找搞导弹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在几乎不太能想象，实际上在当时我们是倒退了。

　　而在我的《冷战的孩子》一文中，我就认为《三体》脱胎于冷战也深受着冷战的影响。在二战结束后，苏联和英美之间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开启了新一轮的战争。我们难以想象，在今天普及的很多黑科技都是在冷战时期完成的，比如氢弹、宇宙飞船、载人火箭、登月。登月是典型美苏争霸的产物，在空间实力上进行竞争，这超越了基本经济规律，所有资源投入空间竞争，美国尝试了六次成功登上月球，也就是“阿波罗”计划。但在美国登上月球以后的许多年来，我们基本上就没有登上过其他星球。在我们常识中，科技是进步的，人类是越变越强的，但是在冷战结束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仿佛再也没有实力与资源去做这些事了。

　　而这又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中国八十年代初所发生的变化，大国之间的争霸结束了，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这些科技上再投入那么多的资金，没有必要再去追求尖端科技跃进式的发展了，没有应对危机的压力。

　　当这个需求没有了，科学研究方向必然发生变化，我们之前认为的科技发展是线性的，而现在这个思路挑战了科技从落后到先进的线性发展方式的假设。但我们又注意到，在这里科技进步的方向跟社会发展的方向是高度相关的，于是社会的倒退也当然地反映在科技领域。科技进展的历史事实的变迁其实就提示了三体这个故事的情景和内在的逻辑，人类在与三体人之间战争的过程中竭力发展自己的科技，其实就是因为人类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外部的压力，这个外部的压力不讲道理，所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力量投入到科技竞争中应对这个压力，应对即将到来的三体人与人类之间的千年战争，逻辑十分相似。我们从刘慈欣生活的具体时代来考量就能发现，三体故事的感知结构、内核其实也就是人类世界中冷战时期大国争霸的故事，甚至在故事的细节和技术设置上都有高度的相似性。

　　现在让我们从三体的三个设定入手。第一就是地外生命搜寻，这是故事里宇宙毁灭的开端。第二个设定就是宇宙社会学。第三个就三体这个角色扮演的游戏。

　　在《三体》中，地外生命搜寻的承担者就是红岸基地。在这里《三体》也对文革的历史进行了重述。谈起文革我们总想起红卫兵、政治迫害、民众疯狂，却不知文革蕴含了各种黑科技，比如氢弹、类似红岸基地的研究基地，以及曙光工程载人航天计划。而这个计划其实是我国最早的已经比较完备的载人航天计划。在当时太空舱、太空服等等都已经搞定，是由钱学森领航的秘密研究所，但结局却是在改革开放后因资金缺乏而流产。

　　放眼世界，地外生命研究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二十世纪初期，科学怪才特斯拉不仅在电磁领域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是无线电领域的先驱。他在1910年代到20年代就开始做大型无线电设备，目的是为了和火星人通讯。而特斯拉之后则是马可尼，也就是电报的先驱。他同样是为了寻找火星人。而当时的科幻小说代表威尔士就有一篇著名小说《世界之战》，讲得就是火星入侵，而拍成广播剧之后甚至以假乱真引起了美国全国性的恐慌。可见当时人们对外星的探索是有着极大兴趣的。

　　而在冷战之后，地外文明搜寻则以国家行为出现。曾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卡尔萨根，作为科普作家和天文学家，在冷战初期就应对苏联可能的核弹攻击造成“核冬天”威胁，为国会提供了探索地外文明有利于打赢冷战的思路。

　　可见探索地外文明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时代背景的有力支撑的。

　　第二个是宇宙社会学。宇宙社会学毫无疑问是在冷战时期地外生命搜寻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而这个名称也不是临时编造的，最早是被苏联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在1963年，一个苏联天文学家，也是苏联百人航天项目比较高级的官员，叫卡姆兰，他写了一本书叫《地外文明》，是一本关于星际和通讯的书，其中一章就叫做“宇宙社会学”。他这样定义宇宙社会学：宇宙社会学就是研究当外星生命进化到高级形态的时候它如何产生文明，它的文明形态是什么样的，跟地球有什么区别。

　　我们回头看美国，虽然没有最早使用宇宙社会学这个名字，但他们甚至在比苏联人更早提出了与外星文明接触时可能的问题与应对。最早的证据来自布鲁基斯的一份报告，而布鲁基斯是从二战之后一直到90年代在美国政治决策中发挥非常活跃的智库。报告认为，地球人是否能够从与外星生命接触中受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人类学大量的事例显示，当一个文明被迫要与一个完全陌生的，持有完全不同价值观的文明接触时，往往发生的是自身的终结，而另一些能在这样的接触中幸存下来的文明也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导致其文明价值观、态度、行为的剧烈转变。

　　而人类与三体人接触的故事正是如此描绘，人类社会的一些态度、行为，包括伦理、价值观，都发生了的大转变。但是科幻作品中体现的焦虑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冷战中对峙的状态，就像黑暗森林的设定背景一样。

　　黑暗森林法则法则我相信是刘慈欣原创的，不过历史上已经有类似的东西出现了。在报告提出后，再加上苏联人“宇宙社会学”的提法，上世纪7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股地外文明研究热潮。美国人类学者们举办了大量研讨会来探讨地外生命搜寻的文化效应。当时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解释为什么外星人不与地球人联系，因为根据卡尔萨根的公式，如果宇宙中孕育生命的条件随处可见，并且宇宙的尺度足以容纳大量像人类这样的文明出现，那么其中必然有相当数量的文明能够发展到足够高的阶段，拥有能够星际通讯和星际旅行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地球至今没有外星人造访?当时很多人尝试解释这个悖论，其中有两个解释比较著名。一个叫动物园假说，出自阿瑟克拉克的科幻小说《童年的终结》。小说中，地外文明利用探测器持续数千年观察地球，就好像观察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在人类即将飞向太空时，外星人终结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对峙，终结了军备竞赛，终结了冷战。另一个假说叫“死亡探测”假说，说的是具有猜疑和惧外特征的文明，为了给自己创造生存空间一直在系统性地消灭宇宙中的其他高等文明。我不是想说刘慈欣抄袭这些小说或者报告，而是想说冷战时期各个国家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刘是冷战的孩子，他通过他的作品给我们传递那个时代的异常，传递那种特殊的感觉结构。

　　下面咱们来说一下角色扮演。地外生命研究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已经有了一些新技术，除了在脑子里想，科学家们有了一种新思路：为什么不发明一个模拟器来模拟外星文明如何发展?于是他们就搞了一个大型软件，这个项目到现在还在继续，后来变成了一个教育项目，教小孩子认识外星人。

　　所以我想说的是：《三体》并非凭空出现的，科幻源于现实，很多时候跟现实相关的作品反而更能展现想象力，反而也在世界中获得认可的文学。但是我们创作科幻作品却一直在想办法从现实当中脱离出来，认为现实制约了想象力。

　　像青年作家陈楸帆的《荒潮》，写的故事就是取材于有关东南亚地区的电子垃圾处理的事件。像我们手机电脑的销毁 工作会遇到很多有害的微量元素，这些稀有金属在开采时依靠血汗工厂。微量元素在电脑中时没有多大危害。但是在报废之后，销毁再利用成本非常高。而中国承接了这个再利用的产业，我国并不是因为有先进技术而是有大量廉价的人力，比如失业工人、无地农民，通过非法进口原材料，然后运输到村庄里一个个家庭当中进行电子垃圾回收。农村里只能利用简单的物理和化学方法，有害的微量元素导致很多新生儿变成畸形。而他的小说讲述一个人在电子垃圾的辐射影响下变异成为超人，拥有了超能力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要接触现实，才能拥有超越现实的创造力。

　　其实冷战时期的科学项目许多来源于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家也跨界担任国家科技顾问，科幻小说沟通着文学与科学，社会与历史等等诸多社会方面。所以，这种想象力不是和社会现实、历史对立的，而是和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的。中国科幻的进步不仅与人才和教育相关，而且与中国时代的变化与命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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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答环节

　　Q：

　　从消费者的角度，怎么看我们对三体的追捧。这样一种特定的消费方式是不是又与我们的时代背景有关?

　　A：

　　一开始三体是在《科幻世界》上的连载，三体Ⅰ当时的市场反响挺好，但主要在科幻迷的圈子里传播。它是如何开始变得在全社会范围内很火呢?一个很重要的中介是当时的互联网大佬，比如马云、雷军，包括李开复等人，在创业的圈子里、互联网的圈子里去推荐这个作品。这样一种推荐，就使得这个文本的传播变成商业性质的，因为在这样一个群体中的传播往往是商业性的写作与出版的文本。而在美国获奖之后，又引起了政治领域内的关注。比如我们的李源潮副总理两次接见了刘慈欣，还向他询问治国、科技发展之类的问题。

　　当然，到今天，很多科幻作品包括三体之所以保持火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拍电影。这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IP经济，大量的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很多作品都变成了IP，变成了知识产权，然后卖给电影公司，电影公司不一定将它做成成片，乃至于只是找更大的公司来接盘，这样也可以渔利。而三体之所以没有拍出来，具体的因素就是现在的产权在一个公司手上，而这个公司想好好拍不赚钱，但是又陷入了拍不出来的尴尬境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三体的流行过程中，商业的力量如影随形。

　　比较有趣的是，在连载时期，由于在科幻圈内反响不错，编辑催促刘慈欣快把第二第三部写出来。在当写作进入合同周期的时候，创作者的写作状态会发生变化，这与大家赶论文的感觉很类似。

　　可见，商业力量虽然它让三体在全社会中得到传播，但却极易对文学创作进行过度的介入，反过来控制了文学的创作。

　　除此之外，很有意思的是互联网大佬为什么要推荐三体，主要是因为他们对黑暗森林法则十分感兴趣。他们认为，黑暗森林法则实质上就是商战的法则。商业战争就是如此残酷，每一个公司、创业者、投资人，都是在黑暗森林中背着猎枪的猎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们其实是将黑暗法则翻译成现代商业的逻辑，并尝试从中找寻启示。

　　Q：

　　您开始讲的改革开放早期的时候，科幻作品非常流行。那么为什么这个时期科幻文学流行呢?是不是有一个社会力量在塑造意识形态?

　　A：

　　是的，简单来讲，科幻文学是78年到79年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开始流行的。78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叫做科学大会。78年3月份，这个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这个会被认为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程度是相当的。

　　今天看来，改革开放是经济领域变革，打开国门市场经济;它其实更是一个对我们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这件事的重新讨论和确认。我认为对于这个会议，如果你一次性的去看这个历史，它是有异议的，并非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有的人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员的身份应该得到确认，待遇要提高，科技人员是最重要的阶层，比工人农民都重要。但是同样是在这个大会上，另一些领导人就不同意，认为虽然说现在文革结束了，要搞生产建设，要发展科技，但是阶级斗争不能丢。科技工作者仍然是人民的科技工作者、工农的科技工作者，他仍是要讲究又红又专。所以可见当时是有一点路线斗争的。

　　而科幻文学大量的出版其实是代表了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诉求。就是想要从斗争中挣脱出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非要代表工农，我们就代表自己不行吗?就埋头做我们的科研不就行了吗?所以说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技工作者职业上的诉求和政治上的诉求。当然这个历史很复杂，更多的评论需要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理解。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这个文学作品不仅仅是创造力的体现，更多的也是传达了时代的信息给我们。

　　Q：

　　难道我们人类只能陷入这种黑暗森林法则的逻辑吗?不管是阶级矛盾也好星际文明冲突也罢，我们只能陷入战争与杀戮的循环吗?

　　A：

　　基因决定论者也许会认为人类就是有杀戮的本性，无法克服。但我不是基因决定论者，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相信人类有这种能力去从这样一种杀戮循环中去把自己解脱出来。有人说杀戮和冲突是历史的第一动力，但是从杀戮和冲突中把这个文明拯救出来同样是历史的动力。否则我们就不会有20世纪这么多的解放运动，这么多新的独立运动。人类文明的历程就是从压迫中从不平等的关系中去寻求一些正义平等的可能性的历史过程。所以说我既不认同战争是人类终极命运，也不认为未来一定是永久和平，但是想要将人类从野蛮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从战争中压迫中解放出来，想要进入更高阶段的文明形态，血与火是必然要经历的。

　　结语

　　由于小编的懒癌发作，迟迟没有将录音稿整理出来，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

    原标题：讲座实录|黑暗森林中的社会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