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周梅森谈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它的播出本身就是反腐的成果

　　据微信公号“人民日报政文”(ID：rmrbzhw)3月30日消息，中国观众对周梅森并不陌生。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之前，他创作的《绝对权力》《制高利益》《国家公诉》等反腐题材电视剧已经让许多中国人对他耳熟能详。

　　《人民的名义》播出，收视率超乎他的预料，甚至有人说，这是史上尺度最大的反腐电视剧。尺度之最当作何解?周梅森说，不在剧中案件之大，亦不在官员级别之高，而在于我们终于可以直面当下的社会政治生态了。这种开诚布公、坦诚相见的决心，也正是让他再次执笔的真正动力。或者说，《人民的名义》之所以能与观众见面，本来就是反腐深入的一个成果。

　　尺度之大不在官高，而是我们敢于面对当前的政治生态了

　　记者：《人民的名义》里有多少成分是真实案件改编?有多少出自艺术虚构?

　　周梅森：文学艺术创作不是报告文学，不能完全按照已经有案件来写，但这几年在社会中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件我也没有回避，比如故事一开始的小官大贪，侯勇扮演的处长家里搜出2亿多元的案件，我把它当作开篇布局的引子。我为什么用这个真实的案件呢?就是希望能给观众真实感。

　　记者：您所说的似乎是我们寻常所说的腐败之外的另一种现象——领导干部为了不出错，索性在面对现实复杂性的时候畏手畏脚，在您看来这也是一种腐败吗?

　　周梅森：是的。我觉得不担当、不作为也是一种腐败，这次在《人民的名义》里也都予以了揭示和批评。我们的政治生态里确实有一部分官员就是这样，比如吴刚扮演的光明区区长，懒政、不作为，对这种现象我们也不该回避。文学艺术界目前的状况与这样的官员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很多文艺作品，尤其是主旋律文艺作品，跟现实和观众是很隔膜的，文艺远离生活的状况有一部分是由政策和管理偏差造成的。但这一次，我很欣慰地看到，文艺政策和管理在这一方面有所转变了。

　　记者：《人民的名义》中的腐败官员高至副国级，有人说这是史上尺度最大 的反腐剧，您认同吗?

　　周梅森：我觉得所谓的尺度最大并不在于官员的职务之高，而是在于我们现在可以正视当下的政治生态了。过去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剧中的很多对话，过去是要被剪掉播不出来的。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党反腐的决心。

　　记者：相关部门对这部作品提出过修改意见吗?

　　周梅森：广电总局提出过修改意见，但都是很善意的，态度上是支持的，这让我很感动。我觉得文艺作品现在必须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时代，文艺政策应该这样鼓励文艺工作者跟上时代、反映时代。

　　党反腐的决心

　　才是我创作的根本动力

　　记者：为了创作《人民的名义》您曾到监狱与腐败官员面对面交流，您也曾说在这些交流中您非常感慨的是，贪腐官员不是魔鬼，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样的理解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帮助?

　　周梅森：一方面，文学是人学，不是兽学，所以任何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腐败官员也不例外，他很可能就是你我朋友圈里的一个人;第二，你要有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深刻了解，才能对反腐题材的创作有整体的把握。

　　我想表现的不仅是人性的反腐，更是思考和建立制度层面的反腐。但文艺作品不是单纯的说教，要通过人物故事和其产生的环境来呈现。作家必须保持观察和思考，尤其是写政治小说的作家，更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变化。当然，创作也需要契机。比如《人民的名义》的创作契机是最高检的同志找到了我，但如果没有这个，也可能有别的契机。只要有好的政策环境，好的作品必然会出来。

　　记者：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倡廉对您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周梅森：让我看到了党反腐的决心，也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希望。这也是我创作《人民的名义》的根本动力。

　　反腐伴随着我们改革的全过程，从来没有中断过，也从来没有离开公众关注的焦点。光是为了管住吃吃喝喝，我们党出台的相关文件就汗牛充栋，但是一些干部的嘴还是没管住。但十八大以来的政治生态中，就这一点来看，哪个省、市、自治区的官员还敢乱来?真的没有。这是一个细节，但从这个细节上我看到了党的决心，看到了政治生态的明显变化。过去我写了很多反腐小说，但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我就觉得很没劲。十八大以来，老百姓看到了希望。我觉得没有任何人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渴望去除腐败。

　　记者：有人说社会现实已经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这种情况下作家的追求和作用怎么体现?

　　周梅森：这的确是一个难题。有人问我，你写了这么长时间的反腐小说，你有没有感到想象力枯竭。我说生活没有枯竭，艺术就有创新，这是一个基本道理。腐败分子太有想象力了，他们做出的事也真的超出我们的想象。文学艺术或许不能兴邦救国，也不至于亡党亡国，但是文学艺术会构成整个社会氛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文学艺术和时代是相关的，不能说现实已经走了很远了，文学艺术还落后很远。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反腐，这种情况下，如果文艺不关注、不在场，那就是文艺的失职。

　　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

　　大方向就不会错

　　记者：有人说反腐题材创作是一个敏感区域，创作者对腐败问题的认知和判断在作品中如何体现，都是很难拿捏的，您怎么看?

　　周梅森：确实很敏感。这里面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这是创作者必须把握好的。你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大方向就不会错。如果你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就是另一回事。但是我觉得，真正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对党和人民的利益进行全面否定的创作者是几乎没有的。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艺术创作怎么管的问题上。

　　记者：您对目前主管部门对文艺创作的支持可持续性有信心吗?

　　周梅森：我确实有一种担心。因为改变政治生态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为什么这部作品这么引人关注?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因为超出了作品本身。

　　一方面是人民期待、社会期待，老百姓太需要这样的作品了;另一方面是过去10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拿出这样的作品，这个差距造成了社会对这部作品的超高关注度。

　　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世界瞩目，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件伟大的事，但一部反映它的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真是说不过去。作为作家、编剧，我深感惭愧。但我还是强调，这是有原因的，不是作家不想写。我一直在写，但写了发不出来，是环境不允许，不是作家不愿意写。起码有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写、愿意承担。好在现在改变了，希望这不是一阵风，以后不要又回到僵化的状态，那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希望文艺政策能激励优秀艺术家跟上时代、反映时代。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反腐倡廉从来没有中断过，您也创作过很多反腐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在今天，您认为反腐的形势跟过去有什么不同之处必须引起关注?

　　周梅森：十八大以前，一方面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另一方面，从官员政治道德到社会的普遍道德都下滑严重。官员阶层应该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应该用道德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们。有的问题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个人问题，但在官员身上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人民的名义》中，我借用剧中一位省委书记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我们的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准已经低于普通公民，靠这些道德水准低下的干部来管理一个地区、一个部门，这样的地区和部门搞得好吗?”这是我的认识。几年前我写其他反腐作品时没有这样的认识，那时候我认为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没有这些干部们带领人民群众的奋发努力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但现在，对于“塌方”严重的地区和部门，老百姓还能相信政府吗?我借剧中一位干部的话说：“过去，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做坏事;现在，老百姓不相信政府会做好事。”这种信任危机是很严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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