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生：蜕变中的历史复现 ——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

　　刘复生

　　一

　　“革命历史小说”文学资源的复活

　　“革命历史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研究领域。作为“十七年”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革命历史小说”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与写作技术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①。此类创作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有密切的关联，随着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代文化的变迁，它似乎已固化成了文学史的标本，成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

　　但事实上，“革命历史小说”一直是新时期文学以来异常活跃的文学资源或精神资源。一方面，革命历史叙述是国家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文学手段，因而各个时期均有国家体制约束及支持下的革命历史书写;另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还以否定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学或“纯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比如，它直接构成了“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前提，“新历史小说”正是通过对历史异质性的发掘，来瓦解“革命历史小说”所建构的历史辩证法，这一直是“新历史小说”写作的动力，也是它得以形成文学史意义的原因。从1980年代以莫言、乔良、刘震云、周梅森等为代表的一般意义上的“新历史小说”，到1990年代以后以陈忠实、李锐、李洱等人为代表的对革命历史的重写，构成了一条潜在的线索，在它的背后，总是隐约可见一个“革命历史小说”的幽灵。

　　1980年代末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革命历史小说”这个文化幽灵似乎全面复活了，它又获得了可见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文化视野里。首先是“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1995至1999年间，《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历史小说”重版，成为发行量高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册的畅销书。此后是持续不断的“红色经典”重拍热，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作品都被重拍为影视剧，其中有的作品还有多种版本②。

　　其次，体制扶持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再度成为国家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1994年“主旋律”工程正式启动之后，它成为“主旋律”创作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国家广电总局1990年还专门设立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办公室”，负责审批、立项此类题材的创作。此类创作主要以影视剧最为突出，也最有影响，经影视剧本改编的长篇小说亦有不错的发行量。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大决战》、《长征》、《日出东方》、《新四军》、《延安颂》、《太行山上》，等等。

　　再者就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一批以革命英雄为主角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的出现。以《我是太阳》(邓一光)、《亮剑》(都梁)、《历史的天空》(徐贵祥)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以及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亮剑》、《历史的天空》等成为受各方面欢迎的流行文化现象③。

　　当然，这种“昔日重来”，不是对“革命历史小说”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对这种文学资源的一种借用与改写，其所承当的历史文化使命，虽说仍有某种延续性，却已具有了深刻的内在差异。

　　事实上，革命历史文学资源的再度复活，对应着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转折，时代语境的巨变生成了新的革命历史想象。

　　1990年代以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将在两个方向上保持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它将维护旧有的革命理想与价值观的神圣性，新意识形态无法回避这份精神与历史遗产，仍强调这种正统继承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在新的市场社会中，国家的施政理念与社会理想已出现重大变化，对社会主义经典命题如平等、人民民主、资本主义等都有了新的理解。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资源在当下语境中的复现，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一方面，它在形式上延续了旧有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强调了现实秩序(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革命性的合法起源;另一方面，它又小心翼翼地清除或淡化了那些旧有的革命历史题材模式与现实秩序不相融的部分(对革命理想性的追求，阶级平等等政治诉求)。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时比较紧张。这种紧张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留下了投影。即，一方面，“新意识形态”重申了自己作为革命历史的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暗中质疑了革命遗产的某些内在价值，全力追求现代化的发展目标④。

　　新革命历史作品传达的正是一种与旧有的意识形态大为不同的对革命历史的想象。

　　这可能正是新时代既要大加讲述革命历史，同时又要以新的方式重新讲述革命历史的真正原因。这也决定了新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模式(当然不只是限于小说)之间，既有承继关系又具有深刻的内在区别。

　　二

　　对“十七年”写作模式的继承与拓展

　　新革命历史创作在许多方面都承继了“革命历史小说”的遗产，新革命历史作品主要分为两类：1、所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日出东方》、《长征》等;2、以虚构的革命英雄为主角的作品，《亮剑》、《历史的天空》、《我是太阳》等。比照“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两大模式(“史诗”与“传奇”)，第一类作品颇具史诗性“革命历史小说”的品格，而第二类作品则更近似于革命英雄传奇⑤。它们在基本的故事框架上都有众多的相似之处。所以，不管新革命历史创作对“十七年”的这份文学遗产进行了怎样的改写，不管它执行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始终是延续了对革命历史的书写，隐约地传达着“革命历史”的记忆，这在中国迈向普遍同质化的全球化的时刻具有特别的意义。

　　另外，还应该承认，由于社会的转向，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新的革命历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十七年”时期意识形态所设置的美学禁忌，突破了旧有写作成规的框限，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对革命历史的新的想象空间，因而在小说写作上，具有一定的拓展意义。事实上，对“十七年”创作模式的自觉反拨，是新革命历史创作使人感觉面目一新，并激起广泛阅读快感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叙事，将精神与肉体，追求革命与沉沦世俗设置为基本的二元对立，当这种美学观念不断激进化之后，英雄就成为超越凡人，不含杂质的“高大全”式形象。完美的理想化要求，追求精神净化的冲动，最终走向一种禁欲式的表达，它传达的是超越“五四”的新的关于人性的想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美学意义，而且其内部也存在着“人”的不同层次、内容之间的张力，写作具有一定的暧昧性和复杂性，包含着美学表达的多重空间。但这种观念的偏执化也导致了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单面化，抽离了众多的感性内容，压抑了对英雄的“人”的维度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性。另外，“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往往把具体、明确的政治观念和阶级判断，渗透进文学表达中(文学与政治当然不可分，但过于强烈和直接的政治判断的介入却未必可取)，这使它显现出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善与恶，进步与反动产生了清晰的疆界，并依此发展出一套外在美学程式，比如，“好人”的圣洁化与“坏人”的妖魔化成为了对立的两极。虽然我们不能轻易而简单地否定这种美学风格，但这种美学观念的确也导致了对于历史与生活的简化与缩减。

　　作为对这些“十七年”文学表达缺陷的反拨，新革命历史作品丰富了对革命英雄的表现方式，拓展了对革命历史的书写空间。

　　史诗类与传奇类作品都突破了旧有的创作模式，新的史诗类创作试图以更宏阔的历史维度来观照历史进程，而不是如“十七年”小说那样更多地是从“我方”的立场，以强烈的政治判断来回顾辉煌的过去，此类“新革命历史小说”之中的优秀之作不乏深沉的历史感。对于敌手也不再妖魔化、脸谱化，而是尽可能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政治情境中来看待，这使革命史诗容纳的历史空间和复杂因素更为丰富。新革命历史创作对国民党政治集团和国民党将领也试图做出比较客观的历史评价(如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国民党将领个人的军事素质和人格闪光点，《亮剑》中的楚云飞即为代表)，对共产党军队内部的错误、缺陷也做出了反思，如《历史的天空》对八路军内部派系斗争进行了正面描写。

　　新的传奇类创作在人物塑造上的突破更为明显，它们所塑造的革命英雄如李云龙(《亮剑》)、梁大牙(《历史的天空》)、关山林(《我是太阳》)等亦正亦邪，具有异常鲜活的个性，非常不同于“十七年”时期的英雄形象，他们的血性、勇气，敢爱敢恨，直爽又不乏粗鲁的性格，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他们身上，各种互相矛盾的性格因素戏剧性地组合在一起，挑战了旧“革命历史小说”英雄人物的比较单面化的形象。相比1980年代初的靳开来(《高山下的花环》)、刘毛妹(《西线轶事》)等形象所开创的“有瑕疵的英雄”人物谱系，也是一次全新的突破。

　　但是，对模式的挑战也在产生新的模式，所谓远离意识形态也只是传达了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已，新革命英雄的形象也并不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真实的”，毋宁说，只是时代所认定的关于真实的标准已发生了变化。新革命历史创作在题材相似性的背后，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创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修改，它服从的是这个时代的叙事语法，也铭写着这个时代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三

　　史诗类作品对“十七年”模式的改写

　　革命历史创作中的史诗类作品更注重时空的跨度，关注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政治活动或战役，通过讲述革命的起源来论证现实秩序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新旧革命历史题材之间并不存在太多差别。但是，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十七年”时期有所不同。当时，新中国的政治秩序和革命历史存在着紧密的一致性，支撑革命斗争的理想热情在和平年代自然就转化为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二者都是通过奉献、牺牲自我的方式建立一个社会乌托邦。“革命历史小说”在使1949年以后现实秩序合法化的同时，也在强调战争时期革命文化本身的现实意义。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新中国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建成，而只是一个持续革命过程的新起点。“革命历史小说”通过对具有高度理想主义追求的战争生活的描述，表明建设仍然不过是战争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新形式，或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所以，“十七年”史诗类作品中酷烈的战争生活、悲壮的牺牲、艰苦的奋斗与最后的胜利，就不单是通过表明革命者打江山不易以论证新中国的历史合法性，激发读者对新秩序的认同;它还通过英雄人物呼唤着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不怕牺牲、自我奉献的新主体，同时，它也在一个似乎已经“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时期强调继续革命的热情，以战斗式的革命激情建设真正趋近平等自由，真正为人民的社会理想。事实上，这是“十七年”时期史诗类革命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面向。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十七年”史诗类的作品书写的往往是普通人成长为革命英雄的历程，虽然在形式上，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史诗性场景是主要表现对象⑥，但细读却可以发现，宏大的革命历史往往是英雄成长史的背景，并以此获得独立的美学价值。这也是很多此类作品偏爱成长小说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⑦。革命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品几乎全是以普通人或战士、基层指挥员为主人公，《红日》、《红旗谱》、《保卫延安》、《铜墙铁壁》、《三家巷》……石东根、刘胜、朱老忠、周大勇、王老虎、周炳……，虽然这些作品有时也写到中共高层将领，往往都是简单涉及，难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保卫延安》是极难得的例外，正面书写了彭德怀的形象)，这里面虽然带有“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念，主要的还是要通过塑造平民或中下层出身的英雄形象，造就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理想，自觉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理想与价值的主体。

　　史诗类的新革命历史作品关注的对象不再是底层的普通战士或指挥员，而是“高端”历史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等)，当初作为中心人物活跃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普通英雄完全淹没在宏大的战争画卷中，在奇观化的战争冲突中，他们成为大人物运筹帷幄过程中的一个个棋子，虽然偶尔出现，也只是作为点缀⑧。这种写法改变了“十七年”时期的表现方式，正面描写高层政治、军事人物的形象，自有其文学意义。但历史舞台中心人物的转换也还潜在着耐人寻味的意识形态内容。

　　如果说，“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述的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历史性对抗，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以及这一决战中间中下层革命者由普通人到革命英雄的成长史，那么在新革命历史作品中，“领袖”则被推上了前台，并被当代的大众趣味暗中涂上了历史强者、帝王将相的色彩⑨。新旧两种故事讲法也意味着普通读者通过主人公建立认同的方向的变化：“十七年”时期读者所认同的是普通的革命者(和自己真实的社会身份具有相似性)，成为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理想性的新主体;新时代则要求读者认同历史强者的法则，接受由强者支配的历史秩序。于是，“十七年”时期的“人民创造的历史”又再度成为大人物政治博弈的舞台，他们的性格、意志、决断往往成为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乃至关键因素。革命历史于是就渗透进了某种成王败寇的逻辑。

　　革命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三国演义”化了，奇观化了，也“更好看了”，更有了可消费性。两军对垒的大兵团作战的场景与格局成为史诗类作品重点表现对象，至于战争的起源(阶级压迫、不平等、剥削)与建立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的理想追求不再被提起，或刻意地被忽略。而它正是“十七年”时期史诗类小说最为核心的意义表达。这种转变说明，尽管在表面上仍然讲革命战争，但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所谓革命的性质已不再被强调。

　　四

　　英雄传奇类对“十七年”模式的改写

　　带有某种个人传奇色彩的新革命历史小说比史诗类的作品走得更远。近年来影响广泛的几部代表性作品《亮剑》、《历史的天空》、《我是太阳》等对新时代历史逻辑的表达更为显豁。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传奇类作品主要呈现在某个时空局部，多与反扫荡、剿匪等特定性质的军事行动有关，突出的是神奇的英雄或小英雄团队，这些英雄往往具有草莽英雄的出身与气质。虽然这部分作品继承了某些中国古典侠义小说与英雄传奇的文学资源，却也从来没有忽略革命英雄的内在性，或革命信仰与理想性，这使他们具有了古典草莽英雄所没有的内在品质，一种新的本质。尽管相对于史诗类或成长类作品，这一点往往被过于外在的、神奇的、侠客化的斗争事迹所掩盖或冲淡⑩。在《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等作品中，虽然游侠式的人物大都身上残留着浓重的江湖气息，但小说还是强调了他们朴素的阶级觉悟与初步的革命信仰与理想，同时有意地把这种气质性格局限在表征的层面，描写他们的草莽气更多地只是为了增添英雄的豪气，或打入敌人内部的特殊需要(如杨子荣)，小说总是留意交代他们向成熟的革命者成长的线索或可能趋向。饶有意味的是，新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主角又从革命英雄退回到草莽英雄乃至土匪式的英雄的原点，而且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基本上没有勾勒出革命者成长的明显轨迹。他们始终保持着最初的质朴英雄本色或匪气，没有在灵魂上成为“十七年”意义上的革命者。《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梁必达)和《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父亲进城》中的“父亲”等都是具有一身匪气的革命者，这还不单是指生活习惯，性格做派等外在特征，还包括思想意识。如果说这些英雄在作品中仍具有某种成长的可能，那可能更类似于武侠小说中侠客的成长史，只意味着个体武功与战斗力的提升，以及与此相关的在江湖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的提升，英雄们在革命军队中因为能打仗(当然是不守规则的，没有法度的，甚至违反军纪和党的纪律的，对他们来说受处分是家常便饭)，不断获得高一级的职位。即使他们最后成为军级指挥官，仍然未见从“土匪”向“十七年”式的革命军人的实质性转变。尽管《历史的天空》一再表明梁大牙不断进步，“换了一个人”，但这只能指外在的变化，如个人地位，军事、政治能力等，在具体的叙述中我们实在看不到人格与精神的变化。

　　这就使当代的革命者成为好莱坞化戏剧模式中的英雄，这既符合大众文化的逻辑，也契合了新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些新的英雄们都呈现出战斗机器的特征，成为革命战争背景中的兰博或007，“十七年”英雄们追求社会公正秩序的性质被抹去了，我们识别革命英雄的唯一标志，只能是他们参加了革命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如果说，革命英雄传奇仍重在书写“革命”传奇，那么新革命历史小说书写的则完全是一部个人的传奇。如果说前者的革命英雄是“人民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优异代表，后者则是以个人天赋从社会底层通过个人奋斗终于出人头地的成功个人。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别。

　　正因如此，旧革命历史小说强调革命战争的道义性，新革命历史小说则重在表现战争的紧张刺激和战斗英雄的个体魅力。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好看”大概正是来源于此。如《亮剑》前半部以一系列不间断的战斗为主体，写法上决不重复，比较精彩，《我是太阳》书写关山林的战神气质与战斗能力、技巧，也是激动人心，《历史的天空》描述复杂军事、政治格局中(游击队、日军、国军，以及游击队和国军内部的冲突)的斗争策略也比较丰富多彩。但这种写法在“十七年”时期恰好是受批判的“单纯的军事观点”的体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表现战争时最感兴趣的是战略战术，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大放异彩的英雄的超凡魅力与非凡体能。革命历史的英雄传奇已被改写为一个《兄弟连》式的英雄故事。《亮剑》的众多宣传广告即以“中国的《兄弟连》”为宣传策略。

　　于是，英雄传奇色彩的新革命历史小说显示出某种暴力美学的特征(11)。这些出身社会底层的革命者缺乏对于自身战斗的最终目标及其宏大意义的认知，他们甚至连一点这样的朴素想法都没有。与他们干瘪的内在精神形成对照的是他们过于充盈的身体：强健而富于男性魅力。这种写法对于旧有的革命历史小说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旧的“革命历史小说”叙述革命者参加革命的朴素革命动机时，往往借用传统文学家族“复仇”的模式，但个体的仇恨最后都是上升到阶级压迫的本质上来看待的，在小说中一开始它就具有这种潜在的性质。“新革命历史小说”则很少提及这种具有现实阶级压迫性起源的性质，也不再借用这种复仇的文学资源，这些新的英雄参加革命往往是由于偶然因素，或只是一种生计的考虑，甚至仅仅是为了追求战斗的快感。《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也有家仇，其父母(是商人)被姚葫芦所杀，但只是由于生意上的私仇，而且是父亲先割了姚的耳朵，梁大牙后来被富户朱二爷收为义子，他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家仇也淡忘了。梁大牙投军的目的也非常实用，开始要参加“比较正规”、“待遇较好”的国军，因为走错路，阴差阳错地投到八路军中，正准备借故开溜，突然见到貌美的八路军干部东方闻音，才决定留下来以便将来有机会得到她。对他来说，八路军与国军二者并无实质性区别，都只是实现个人人生目标的通道。

　　五

　　政委形象的变迁

　　与这个革命英雄土匪化的过程相伴随的，是政委的形象的淡化甚至某种意义上的漫画化，土匪式的英雄绝对地占据着男一号的位置。小说的逻辑清晰地流露，军队就是打仗的，要政委纯属多余，他们甚至只能成为战斗胜利的障碍。《亮剑》中的政委赵刚与李云龙的冲突正来源于此，所谓性格与精神气质的差别只是一个障眼法。在坚持原则的赵刚与一意孤行的李云龙的冲突中，赵刚总是处在下风。最后赵刚也被李云龙的魅力所折服，完全向李云龙认同，赵刚也由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浓重的政委变成了具有某种李云龙风格的人，风格上渐渐粗鲁，也喝酒、骂人。在《历史的天空》中梁必达的几届政委可谓若有若无，李文彬、张普景等人不能影响梁的任何重大决策，更不能直接影响军队，这支不断成长壮大的军队完全是梁的私人武装，建立在一帮骨干铁杆弟兄(朱预道等人)对他的效忠关系上。在小说中，李文彬因偷情被俘，叛变投敌，张普景则僵硬地坚持所谓原则，虽然小说对他的人格、原则性也给予了一定的赞赏，但事实上派定给他一个悲剧性的角色(在小说中被人戏称为“张克思”)。凹凸山特委中那些搞政治工作的委员们(窦玉泉、江古碑等)往往只是些善于搞内部政治斗争的人物，他们大都有私利考虑，特别关心自己的政治利益甚至个人恩怨。

　　梁大牙我行我素，不断做一些革命纪律所决不能容的违纪行为，如以大队长的身份，深入敌人后方为义父(时任日占区维持会长)祝寿，并挪用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军费作寿礼。但面对争议，特委和军分区领导杨庭辉一再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妥协，坚持保护并重用梁必达，唯一的原因是他能带兵打仗。所以，梁大牙的违纪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党委的严肃批评，因为怕影响他的战斗力和积极性。党委已完全失去了提供政治方向的意义。即使梁大牙听从了组织的安排，也是以他的逻辑对上级政策进行领会。在《亮剑》中，李云龙更是一意孤行，大多情况下都是军事冒险，政委由于实际上对军队无领导权，亦无法阻止，但有意思的是，他总是能歪打正着，带来意想不到的胜利，功过相抵，最后只是象征性地背了个处分了事。比如，为救被山本特种分队抢走的新婚妻子秀芹，李云龙不顾上级命令与整个战局，在军事上擅自行动，不惜伤亡，强攻守备严密的县城。有意思的是，这场鲁莽的冒险却让人始料未及地引发了一系列的意外连锁反应，导致了对整个西北战局有利的结果，也就抹去了李云龙决策的失误和轻率。

　　经典的“革命历史小说”的最具权威性的人物形象往往都是政委，他们构造着一支军队的灵魂，也实际上控制着军队或军事指挥权。尤其是在以草莽英雄为群体的英雄传奇小说中，政委更具有改造、引领义军前进方向的重大意义。如《铁道游击队》中的李正即担负着这种使命，进山整训就是以革命的理想和纪律重新改造这支草莽义军，否则，单纯的战斗力是没有意义的，最关键的是，没有这种整训与改造，军队也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战斗力的(12)。相比较而言，那些带有草莽气息的英雄，关键时刻还是要靠政委设计方案，甚至力挽狂澜。军队如一旦遭遇暂时挫折，多半是由于指挥员在政委不在的情况下一意孤行的结果，在《铁道游击队》中，大队长刘洪为替战友报仇，与敌人硬拼，使游击队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此时正好赶到的政委李正向刘洪下了命令：“老洪，快撤!这是党的命令!”，这声来自“党的命令”使刘洪惊醒过来，“使他的头脑清醒了一些。因为他是党员，知道党领导的部队的任务……”。这种小说模式是基于一条重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的一个基本原则，中共党史与建军史上许多重要的会议如古田会议等确立的正是这一原则。将草莽义军转变成一支有明确社会政治方向的“人民军队”，明白作战的意义、自己的使命与政治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铁的组织纪律，这建构了红军以来的军队本质。党的中心地位在于它被认为能够提供这样一种精神。在红军以来的革命历史的语境中，它是革命军队和旧军队的本质区别，也是其战斗力的最深刻源泉，它由精神力量转变成了物质力量即战斗力，是“我军”能战胜军事装备等方面强于自己的敌人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这种观念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这也是那一时代反对军事个人主义的原因。

　　正因如此，军队政治工作和政委的地位必然突显。1958年，《红日》遭受批评，理由就是小说忽略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团长刘胜讲怪话，政委刘坚不敢挺身而出进行原则批判，连长石东根闹情绪，指导员罗光跟着跑，甚至军长沈振新的心里也有一个‘暗淡的影子’等等。这些问题如何正确的解决，我们从作品中还得不到明显的深刻的印象。政治工作人员在这些思想问题面前，如何起他应有的作用，作者描写的未免有些逊色”(13)。

　　在新革命历史小说中，和刘洪、杨子荣具有同样地位与叙事功能的人物成了绝对的领导者，这种变化意味深长(14)。

　　六

　　对1949年以后的历史书写

　　有人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李云龙式的草莽英雄，包括一些高层将领，不也是一种普遍的现实存在吗?其实，我并不是说“新革命历史小说”所讲述的不是事实，或事实的一面;而是说，这种新的讲法背后的意义表达值得注意。历史上的此类草莽英雄形象的确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或许比“十七年”时期的英雄更具普遍性。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以前不讲这种事实，现在只讲这种事实。其实，高明的意识形态从不说谎，它只是有选择地讲述一部分事实。这种讲故事方式的转向背后无疑是历史观念的运作。我这里所做的只是一种事实的描述和比较，并非一种美学的分析，更不是一种对于写作水平高下的判断。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特别需要注意二者之间的一些意味深长的区别。比如，“新革命历史小说”都大篇幅书写了1949年后的历史，而“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虽然有一种将历史与现实时时相联系的意识，但一般只讲述革命历史本身。“新革命历史小说”的传奇类作品则用几乎同样长度的笔墨讲述了革命战争后的生活，尤其是重点讲述了“文革”中老将领们的悲剧性遭遇。这是为了进一步消解作品前半部分意义可能有含混性的革命历史的意义。这一部分几乎都采用了相近似的处理方式：反思革命的压抑性，反思革命的激进主义。

　　《亮剑》的前后两部分叙事风格截然不同，由激情四溢、情绪高昂到低落陈闷。对比小说的前后两部分，李云龙的性格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热衷暴力杀伐的欢乐英雄走向了对革命理想进行反思的哈姆雷特。但这却比较符合小说自身的内在逻辑。小说对“反右”运动(主要通过田墨轩，沈丹虹的命运)、“文革”及李云龙、赵刚悲剧性结局的叙述反思了中国革命及其历史后果。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小说更多地还是借用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来进行对所谓全能主义的批判：当初的革命理想与乌托邦追求作为“致命的自负”，鬼使神差地铺就了“通往奴役之路”。给赵刚带来厄运的最后的发言将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我赵刚1932年参加革命，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想过将来要做官，我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或许这种批判意识在田墨轩这个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了，小说浓墨重彩将他塑造成一个反专制的文化英雄。从这里，依稀能看出1990年代以来反激进主义、反道德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小说中留下的投影。

　　《历史的天空》显然把“文革”等历史悲剧简单地看成张普景所坚持的理想与原则所导致的，或由它必然引申出的历史结果。张景普的变疯意味深长。其实在小说中，他所代表的那套生活理念，原本就是一种历史的非理性或疯狂。《我是太阳》也有类似的表达。

　　新革命历史作品在新时代的语境中也具有复杂而暧昧的意义。

　　中国已日渐告别旧日的社会理想目标，但市场经济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以后越发明显，社会的中下层，承受现代化发展代价的社会群体对现实秩序开始产生不满。于是，旧有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资源在当下语境中就勾连起了社会主义的经典价值(公平、平等、人民当家做主)，新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就潜在地具有了某种批判性潜能。“红色经典”热清晰地显露了这种历史意味。它是一种深刻的历史症候，折射的是普遍的社会焦虑与民众潜在的政治诉求。这构成了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政治潜意识，书写革命历史就必然会带出这种潜意识。它无疑具有潜在地质疑现实秩序的意味。

　　而这两种互相冲突的因素恰好构成了1990年代以来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阅读快感的重要根源，也是它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原因之一。

　　七

　　注释

　　①革命历史小说研究领域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洪子诚、黄子平、董之林、李杨等人的著作。

　　②如《铁道游击队》先后被改编为电影《飞虎队》和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也有同名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版本。持续数年的红色经典的重拍热及新的改编方式，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争鸣。

　　③《历史的天空》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亮剑》发行量巨大，根据这两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一套黄金剧场播出，创下极高收视率，《亮剑》还创下了当年度电视剧收视纪录，《我是太阳》也是畅销书，近年的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即与《我是太阳》在故事框架与人物塑造上相近。由于这三部电视剧作品的巨大影响，在一些报纸、网络媒体上出现了“人民军队影视新三杰”的说法(指李云龙，梁大牙和石光荣)。

　　④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毛泽东的时代持续地存在的社会主义目标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张力，而后毛泽东时代则逐渐把现代化、发展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见其《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革命英雄传奇的称谓在50年代即已有人使用，在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中董之林对这一概念并对这一类型做过专门研究，见其《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及其有关论文。

　　⑥史诗类作品多以内战、国共两党的斗争为主要表现领域，革命英雄传奇则多以表现抗日战争为主，究其原因，前者更关涉到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更能体现“历史的规律”或历史辩证法。政权为何顺应天意民心地被共产党所有，这是主流意识形态最根本的命题。而抗战则比较单纯，相对而言，意识形态的负担较轻，从而给英雄传奇留下了更多的闪转腾挪的自由空间，而且侠客化的锄恶，杀戮，英雄奇迹，用在侵略者那里也更具快感与道德的合法性。

　　⑦关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成长主题与成长小说模式，见李杨《50—70年代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⑧在革命历史创作中，普通战士和指挥员的形象的存在价值，主要在于几个方面，一是营造战争年代生动的日常氛围，二是表现人物的人性化色彩，再有就是通过普通战士的牺牲隐喻人民与党为赢得新中国所付出的代价，并用他们的生死爱欲反思战争。⑨这一书写方式和帝王戏的风行恰成对照，事实上二者之间确有某种潜在联系，《雍正王朝》、《康熙帝国》、《汉武大帝》等作品，的确与新革命历史作品分享了某些共同的历史观念。

　　⑩在当时文学评价中，英雄传奇在价值上低于史诗类作品：“即使是其中最好的作品，像《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也并没有超过其他优秀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李希凡《革命英雄的传奇和革命英雄的形象》，《文史哲》1961年复刊号)。

　　(11)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暴力美学特征及其与“十七年”同类作品的差别，参见笔者另外的论文，《新革命历史小说的身体修辞》，《文化研究》第五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从欢乐英雄到历史受难者》，《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6期。

　　(12)“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传奇基本上都具有这样的线索，样板戏《杜鹃山》可能表达最有特色，一帮土匪劫法场，为的是“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

　　(13)平凡：《〈红日〉所体现的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14)将革命历史英雄还原为土匪式英雄形象并颠覆“十七年”时期的政委形象，19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早已经有过尝试，如《灵旗》、《红高粱》等，但在当时新历史主义小说有解构过去历史观念的挑战性。这与当前一部分“主旋律”的新革命历史小说有极大的不同。

　　原载《文学评论》200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