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对于《前进报》，这最后的文字，我是必须写的。对于《前进报》对我的哺育，对于《前进报》的一段历程，这最后的文字我是必须写的。
我第一次触摸《前进报》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我作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战士报》见习编辑，代表报社参加军区在大连举办的新闻工作会，途经沈阳，有人托我顺便给《前进报》美术编辑李奎根带点东西。在沈阳站下车的时候正值清晨，街道上行人寥寥，我一眼便看到了晨光中高大耸立的毛主席塑像群雕，群雕在金色柔和的阳光下放射出紫红色的光芒，令我终身难忘。在李奎根家里，我又第一次领略了《前进报》一对年轻夫妇极度温馨的热情。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战火中诞生的《前进报》曾经走过了怎样血与火的艰难历程。
在大连，从小兴安岭深山老林走出来的我又第一次见到大海，一望无垠的蓝色海面上，点点白帆如诗如画，我真的是醉了。然而更令我难忘的是当时军区的新闻处长、后来《前进报》副社长李之熙在会上关于新闻要“抓问题”的经验介绍。后来我从《兵团战士报》入伍，再次从士兵做起，第一篇新闻，第一篇杂文，第一篇小说都发表在《前进报》。或许正是因为《前进报》，我第一年入伍，第二年入党，第三年提干，第四年便调到军宣传处，成为沈阳军区当时最年轻的军报道组长。入伍的第六年，我便被调入《前进报》当了编辑。
在《前进报》，我经历过军事、政工、通联三个编辑室，负责过营建、边防、战备、科技、文体、副刊、学雷锋、政治工作等多个岗位的编辑工作，多次撰写《前进报》元旦献词、编辑部文章，还有重大典型和重大事件的长篇通讯。《前进报》“大事记”中记载的“大事”大多有名有姓，我做过的许多大事没留我的名字，只记载为《前进报》如何如何。我几乎就是《前进报》，《前进报》几乎就是我。我的生命和智慧融入了《前进报》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甚至作为《前进报》编辑，我还多次为《解放军报》撰写“评论员文章”。我第一次以《前进报》编辑身份赴边防部队参访，不到一个星期时间的参访，回来先后写了20多篇新闻、通讯、故事，不仅全部在《前进报》发表，而且全部被《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报》边防宣传的“报道思想”几乎全部出自我的思路。这些当然不是炫耀，我想说的是，这一切都源于李之熙的“抓问题”。
与《前进报》结缘40多年后，我在一位战友孩子的婚礼上邂逅了一位老炮兵。他主动过来敬酒，并问：“还记得我不?”我这时才想起来，作为《前进报》编辑，上世纪80年代我还做过一件足可以载入中国炮兵史册的大事。
那是沈阳军区炮兵举办的一次科技展。军区炮兵与沈阳数字化研究所共同研制出了一套地面炮兵自动化指挥系统，当时军委炮兵正在与英国洽谈一套英国造的同类系统。我们的这个系统比英国造的先进、价格还便宜;英国要卖给我们的不是英国最先进的，价格贵不说，更要命的是他们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炮兵的一些数据。即使这样，军委炮兵还是主张进口英国的系统。我当时很愤怒。我知道，这样重大的问题，我只在《前进报》上发新闻不行，我还必须写“内参”，上报军委最高领导。婚礼上，老炮兵说：“你知道后来的结果吗?”我说：“好像进口没搞成吧。”老炮兵说：“你写的内参军委副主席看了，当即批示，不准进口，用我们自己的。我们胜利了!”说到“胜利”，我看到老炮兵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当然，更令我欣慰的不是这个胜利，更令我欣慰的是我作为《前进报》编辑，无私帮助了无可计数的战士。时隔数十年，许多已经走上领导岗位的战友见到我都说，我当战士的第一篇稿是你给我发的。这一生我在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无数，但是你给我编发的第一篇稿我终生难忘，因为正是这篇稿，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一位已是公安厅的警监说，当年我在海岛当报道员，写了几篇稿，股长便准备了一条大鱼，派我到沈阳，嘱咐我把稿件送给吕编辑，大鱼送给别的领导。我先送大鱼，然后空手去见吕编辑，当时心里特别忐忑，拿出稿件的时候，手都有些颤抖了。没想到吕编辑见我是个战士，又是添茶，又是倒水，不但仔细看稿，还给我讲了怎样写稿，最后还一直把我送到政治部大门外。回到海岛，我发现我写的故事已经被改成新闻，发在了《前进报》一版，我因为这篇稿后来立了功，提了干。我跟媒体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当战士第一次给《前进报》送稿。
有人说，习近平总书记下决心要打造一个清洁的政治环境，一个清洁的经济环境，一个清洁的中国。很庆幸，那时我们崇尚的是“清洁”。
我这一生在沼泽地打过马草，在茫茫林海里修过路，当过战士，成为作家，也代职过主力师领导，几度抗洪、抗震，无数次参加部队大规模演习，历经血与火，但几回回梦中却总是坐在《前进报》办公室，身旁堆着一米多高的部队来搞，我伏在桌子上编稿。这一次，当得知《前进报》将永久告别历史的时候，我又一次梦回《前进报》，醒来时沉思良久，眼角竟有清泪两行。
《前进报》，说声“再见”不容易，道声“再见”很沉重。但是，如今，真的要再见了。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
原载：吕永岩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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