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从《蒙根花》到《妈妈再爱我一次》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部台湾电影轰动大陆人民，引发万人空巷的观赏热潮，无数观众对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流下了同情的流泪。这部电影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该剧描述了一个出生于底层母亲被夺走儿子的故事，从家庭人伦的角度，揭露了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压抑、扭曲。尽管曲终奏雅，但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悲剧。相信，很多人对此电影有深刻印象。

　　从1990再往前十几年，即1978年，中国大陆同样有一部类似的电影，描写的同样是一个出生于底层的母亲被夺走儿子的故事。这部电影却以民族团结和人民解放为大背景，以反封建、反日本帝国主义、反买办汉奸为主题，以一位蒙古族妇女从普通农妇到革命战士转变为线索，刻画了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蒙汉人民奋起反抗，终于消灭了封建王爷、汉奸伪军和日本侵略者，这位母亲作为反抗者不但从家庭意义上也从阶级意义上夺回了自己的儿子，找回了家庭人伦的幸福。

　　这部电影就是《蒙根花》。

　　《蒙根花》同样也曾在大陆引起过全国的轰动和如潮的好评，感动了全国无数各族观众。

　　如果从“摧泪”的角度看，《妈妈再爱我一次》或许与《蒙根花》不差上下。

　　但是，如果从思想性看，《妈妈再爱我一次》与《蒙根花》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在《妈妈再爱我一次》中，家庭是叙事的惟一背景，这个背景非常简单，其中没有国家兴亡、没有人民解放的内容;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没有明确的反抗，只有逆来顺受。皆大欢喜的结局，具传奇色彩，显得生硬牵强，虽然符合观众的美好期望，却严重偏离残酷的社会现实。

　　而同样题材、同类叙事的《蒙根花》则不然，虽然也围绕家庭展开，但是，这个家庭却是放在浓厚的国家兴亡、人民解放的远景之下的家庭。这个家庭命运，只不过是民族国家命运的缩影，家庭的解放是人民解放的缩影;这个家庭不仅指蒙根花一家，也是指包括蒙汉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该剧明确提示了制造家庭悲剧的元凶是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买办汉奸，是他们相互勾结对蒙汉人民的欺骗、剥削和压榨制造了一起起人伦惨剧。影片更进一步揭示，只有革命、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买办汉奸等反动势力，只有消灭了这些反动势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才能真正挽回家庭人伦。一个电影中包含有民族团结、人民解放、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主义、反汉奸伪军等五个伟大的革命主题，这样主旨意义丰富的文艺作品，我觉得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是不多见的。而《妈妈再爱我一次》只指出了制造家庭悲剧的元凶，却不敢明确指出它、反抗它，更不敢有彻底消灭它的设想，所以，它只能以空想主义的方式来设计完美的结局。观赏《蒙根花》，在流泪之余，看到了曙光和前途，找到了反抗斗争亦即追求幸福的方向;而看了《妈妈再爱我一次》，流泪之后，对于生活中的苦难，除了磕头拜佛，只能逆来顺受，别无他法。

　　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印象：台湾电影是大陆革命电影的另一个影子。虽然它在思想性上不敢模仿大陆的革命文艺，但是，在艺术性甚至情节设计甚至题材选择上，一直在模仿大陆革命文艺。正是因为不敢接受大陆革命文艺的反抗精神，所以，在思想性上，总是差距甚大，永远提高不了。

　　从《蒙根花》到《妈妈再爱我一次》经历了十几年，这是中国文学艺术在思想性上剧烈沉沦、倒退的十几年，是中国大陆文艺在思想格调上堕落的十几年。如果把《蒙根花》的反日本侵略、反封建压迫、反汉奸伪军的精神支柱和民族解放的背景抽掉，再把蒙汉两个家庭的故事合为一个家庭，这部电影几乎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

　　在那十几年中，中国文学艺术逐步丧失了揭露黑暗、反抗黑暗的革命性，丧失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丧失了对底层劳苦大众的关怀。还好，即便是台湾，也还在关怀底层民众，反映他们的悲惨命运，也还保留着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稍许谴责，体现了一种曲折委婉的反抗。所以，还可以在90年代初拍摄出《妈妈再爱我一次》这样高水平的艺术片。

　　现在，二十多年又过去了，中国电影舞台几乎全部市场化、买办化了。由资本主导的电影艺术是排斥高尚、排斥思想的艺术，没有高尚追求、没有思想支柱就没有艺术框架，没有思想框架就搭建不出艺术作品大厦，所以，资本主导之下，编导演员们很难创作出像样的作品，既拍不出《蒙根花》，也拍不出《妈妈再爱我一次》，只能拍些乱七八糟的“偶像剧”“抗战神剧”“神怪剧”，或者就是引进美国垃圾“大片”来填补市场空白了。

　　还好，有些影视人还在坚守，没有同流合污。

　　希望不熟悉这两部电影的朋友，再观赏一下这两部电影，从比较中认识中国文学艺术思想的沿革，探索出人民文艺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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