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号》：对战争的解读也是政治的继续

最新的消息是，冯小刚已经在准备开香槟为《集结号》庆功了！

当然，他有充分的理由庆功，因为对“只在乎市场”的冯导来说，市场给了他超过两亿的票房，这是中国电影票房的新纪录，足以让他在电影圈里傲视群雄。而更妙的是，《集结号》还获得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喝彩，“主旋律”的桂冠和“真实表现了战争中的人性”的赞誉一起飞来，《集结号》真的是“集结”万千宠爱于一身了。

就没有一点问题么？我看不见得。 

这么说，倒并不仅是因为影片中的战争场面是由韩国烟火效果师制作的，以至于看起来更像是发生在汉江平原或奥哈马海滩；也不仅是因为片中的军人会一反解放军灵活机动的战术作风，居然在街道中间打着美式手语搞所谓搜索前进，愚蠢地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更不是因为他们的装备和钢盔看起来更像海豹突击队或SWAT而不像“中原野战军”——这些小毛病都是可以原谅的。说它是“剪贴”的战争，是因为当我们把目光转向1948年的中国黄淮平原时，我们找不到一场谷子地和“九连”所经历的战争。

导致“九连”全体阵亡的那场战斗，给人的感觉是主力部队逃跑得非常仓皇，仓皇到了脱险后还不敢通知掩护部队撤退的程度。但翻开战史我们就能够发现，在1948年的淮海战场上，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淮海战役是以“共军”的完胜和“国军”的完败而告结束的。在整个战役进程中，“国军”先后被分割包围在碾庄、双堆集、徐州、陈官庄等几个孤立地带，完全丧失了战役主动权。“共军”在整个战役中所进行的所有阻击战斗，包括为围歼黄伯韬兵团而进行的最为惨烈的徐东阻击战，都是以“国军”的最后溃败而告结束的。

当然，电影不必和历史一模一样，但也不能和历史截然相反，一部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子虚乌有的电影，又如何能够取得真正撼人心魄的力量呢？

听到集结号才能撤退，就更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了，这是一个明显违反军事常识的错误。在缺乏现代通讯手段的情况下，指挥员在交代阻击任务的时候，通常会同时规定撤退的时间，因为他完全可以判断出主力需要多长时间能撤到安全地带。而担任阻击任务的指挥员，则只要到了规定的时间，就可以下令撤退。

用集结号来通知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撤退，在战场上怎么操作呢？待主力撤退到安全地区后再派号兵回来吹集结号吗？号兵没有飞毛腿，往返需要两倍的时间，那不是黄瓜菜都凉完了吗？如果号兵负伤或者牺牲呢？那就眼看着掩护部队被敌人全歼吗？还有，战场上敌我双方近在咫尺，掩护部队能听到集结号，敌军也可以听得到，这不是通知敌军“趁势掩杀”，咬住我军不放吗？

“集结号”只存在于《集结号》中，而不存在于现实的战争中，更不存在于“共军”的作战条令中，这就是结论。

但最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还是团长蓄意要把“九连”推向死路。

在战争中，为全局的胜利而牺牲某一个局部，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本来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对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员来说，牺牲局部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他追求的目标，完成任务才是他追求的目标。因此，在保证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才是符合逻辑的，否则的话，就不会再有什么人愿意在这位指挥员手下冲锋陷阵。

但在《集结号》中，让“九连”全部战死似乎正的团长想要的，任务是什么反倒不清楚了。他把九连放到敌人进攻的正面，首当其冲的位置上，下达了听不到号声就绝对不许撤退的死命令。但他好象就从一开始就决定不吹这个号，不论战局发展的情况如何，也不管任务完成的情况如何，这从他在战前，一反常态地给了谷子地一条大黄龙香烟就能够看出一点端倪。

什么样的军队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让敌人全歼作为作战目标？古今中外有这样的军队吗？“九连”不是一个能打硬仗的英雄连队吗？团长和谷子地不是“第八区”硕果仅存的老战友吗？他为什么要故意置谷子地和九连于死地？他们两人之间难道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令人费解。

在任何一支能够正常运转的军队中，部属总是相信上级不会无缘无故地牺牲自己的，不会把牺牲自己作为直接的作战目标，牺牲总是为了更大的目标而不得不做出的痛苦决定——没有了这种信任，任何军队都会土崩瓦解。

“看了《集结号》，才知道组织是靠不住的”——这是许多观众走出影院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很难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会是这样一支“靠不住”的军队，因为这无法解释它是如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了无数国内外强敌而最终席卷全国的。

且看《京华时报》1月3日的文章“《集结号》重申珍惜和平”里的画龙点睛之笔：“《集结号》表达了一种新的战争观。一场战争，对所有参与者来说，均是两败俱伤。战败方固然要蒙受羞辱，战胜方也一定伤痕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战争都是全人类的灾难，没有所谓的‘战争胜利者’”。

“和平是如何珍贵，值得珍惜。战争带来的创伤，不仅仅是47个爹娘给起了名字的孩子，变成汶河岸边找不到尸体的无名野鬼，更是险些让他们的牺牲变成无价值的虚空，并进而在历史里彻底失踪。”

2007年12月28日《南方都市报》上署名张鸣的文章《和平鸽能否落在<集结号>上》，其中也不乏警句：“仗打完了，死的都是中国人……但战死的炮灰绝大多数只是炮灰而已，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赴死”。“战争的双方都是人，对于国共内战而言，都是中国人，活生生的中国人。”

应该说，凡是得出类似的结论的人，都看懂了《集结号》！在某种程度上，《集结号》确实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它使得发生在1948年前后的那场战争，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国共内战”。而在此之前，我们习惯于称它为“解放战争”，“学术”一点的名称则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国人是最喜欢也最善于“正名”的，一个“内战”的名字一冠，战争的是非、意义、性质便统统变得模糊不清了。“内战”既然成了“全人类的灾难”，那么牺牲自然也就变成了“无价值的虚空”，而“战死的炮灰绝大多数只是炮灰而已，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赴死”。

这个效果其实并不出乎《集结号》编导们的意料，甚至可能正是他们所想要的。编剧刘恒说得很明白：“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影片的监制陈国富对记者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的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

那么，“具体的故事”都讲了些什么呢？简单点儿说，影片讲述了一群不知为何而战的炮灰被无意义地牺牲掉，而且还不被承认的憋屈故事。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评论：“这样一来，主人公谷子地与他的战友们已经不再是为理想而战。他们不再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不再是为穷苦人不再受苦及当家作主，他们出生入死的行为，不再是任何自愿的牺牲和献身。他们变得没有行为动机。”——一场没有动机的人所进行的战争只能“全人类的灾难”，除此之外，还能是别的什么？

有人说，《集结号》堪比《拯救大兵瑞恩》，但这两部电影，其实是天差地别的。在《拯救大兵瑞恩》中，虽然斯皮尔伯格也描写了超乎寻常严酷的战争场面，奥哈马海滩上血肉横飞的细节，但由于片子的主题是美国政府下达命令时的人道主义考虑，因此所有的牺牲都显得熠熠生辉，所有的残酷都只能更加衬托出美国政府的伟大和美军士兵的英勇。而《集结号》所留给观众的全部暗示，却仅仅是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近似疯子的组织所进行的一场毫无价值和人性的战争。 

但“国共内战”肯定不是疯子组织的战争，没有任何疯子能够凭空煽动起一场把亿万国民全部卷入的战争。在“国共内战”中，“共军”所以能够最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除了仰赖毛泽东过人的军事天才之外，主要还是依靠了农民的鼎力支持，而农民支持“共军”的原因，又来自于他们对土地的渴望。

在战争期间及其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全国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耕地（当时全部耕地为14.68亿亩），每年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被免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因此被扫除，农民得到了解放。与此相联系的是，“国共内战”的结局还同时消灭了中国的一个高消费集团。这个高消费集团不论是当年以“反动派”命名，还是今天称之为“精英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等，其社会经济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他们在中国人均资源极其有限的国情条件下，长期占有并消耗掉了过高的资源份额，从而一再阻碍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之迟迟无法启动。可以说，没有这个集团的被消灭，就不会有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会有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成就，也不会有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根本性改善。

诚如张鸣所言，这场战争空前的残酷，“规模和烈度都可以跟二战媲美”，是“大规模的同胞间的厮杀，血肉横飞，你死我活”。但我不得不指出的是，旧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却必须要为此负主要的责任！正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对有限资源的垄断地位，一再大开杀戒——中共早期从事的其实主要是和平维权活动，但是，从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2）、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2）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和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1925）等，这些和平抗争或惨败于血泊当中，或虽初期小胜，但不旋踵即遭血腥屠戮。中国革命实在为是旧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逼迫所致，“国共内战”的惨烈形式，也正是这个集团预先代为选择的。至于他们在战争中之被最后清除，倒是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但也不过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罢了。

冯小刚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电影，还是从市场切入，希望在市场上能够赢得大部分观众。”冯导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他想回避政治。但对一部以战争历史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政治岂是想回避就回避的？正像一个人，如果他（她）被切除了决定他（她）性别特征的器官，他（她）就会表现出与自己本色相反的性别特征，而决不会没有任何性别特征。电影也是一样，不为“传统的政治”服务，就必然会为“时尚的政治”服务——透过《集结号》激烈晃动的镜头，1948年前后的那场战争，从代表历史进步和正义的“解放战争”，变成了意义含混不清甚至负面的“国共内战”，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