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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精英,走向底层——也谈“当代文学为什么遭到精英群体的遗弃?”

2011-04-21 15:41:49  来源: 左岸  作者: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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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文学为什么遭到精英群体的遗弃?》一文中,摩罗引述了丁东、傅国涌、袁伟时等先生的话,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整体状况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这些“精英”们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丁东),“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傅国涌),“文学界里有三大缺少,缺少什么呢?一个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基本理念他们都不知道;也缺少现代法学的常识;还缺少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袁伟时)

  当代文学自然仍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像他们这样将当代文学一棒子打死的做法却是很值得商榷的,尤其在他们对当下中国文学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尤其在他们试图以一种思想来规范中国文学的情况下,尤其在他们以精英的姿态来藐视其他社会群体的情况下。

  第一,说“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显然不了解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底层文学”的崛起,极大地扭转了“先锋文学”以来中国文学不关心现实、社会的情况,并且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曹征路的《那儿》、《霓虹》,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刘继明的《茶叶蛋》、《放声歌唱》,胡学文的《行走在路上的鱼》、《命案高悬》以及最近的《淋湿的翅膀》,罗伟章的《大嫂谣》、《我们的路》,以及王祥夫的《狂奔》、范小青的《父亲还在渔隐街》、迟子建的《花牤子的春天》等等,这些作品不仅面对社会的重大问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且在思想与艺术层面都做出了极为可贵的探索,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新高峰,对这些作品说“缺乏思想,缺乏良知”,那是只有对当下文学毫无所知的人才会做出的判断。对自己不熟悉的事情妄下判断,这就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关怀之所在吗?

  第二,袁伟时先生强调现代政治学、现代法学、中外历史的“常识”与基本知识,这是很必要的,但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作家像他那样为“八国联军”辩护,也没有看到哪一个作家像他那样对“义和团运动”极尽污蔑之能事,“义和团运动”尽管在形式上有不少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在其根本上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场在外国武力与传教士势力压迫下的自救运动,这不是“基本常识”吗?这些精英怎么认识不到呢?也许他所说的这“三大缺少”,也可以在清夜扪心自省,看看自己是否也缺少点什么?精英们过于相信了所谓“现代”的“理念”,却难免忽视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感觉,曹征路说在冷暖之上“我相信皮肤”,这总比那些构建起来、看似自然的“常识”来得更重要。

  第三,仍是这些精英,去年对胡发云的小说《如焉》吹捧到云端,几乎把这么一部在语言、故事、思想上都很粗糙的小说,说成了《红楼梦》以来最伟大的小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评价小说的一个标准,那就是以那一套来自西方的所谓“自由主义”的政治正确来评判一切,任何不符合他们标准的作品都不入他们的法眼,这不是很显然的事实吗?否则,即使不提以上的“底层文学”,他们至少不会将贾平凹的《秦腔》、张承志的散文与韩少功的随笔视为无物。

  第四,摩罗先生在文中,对“20年代与80年代”的文学颇为赞扬,但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显然是精英主义的,他们虽然有形式上的精致和对小资产阶级苦闷的出色表现,但却是与中国大多数劳苦大众隔膜的,20年代文学在不断克服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走向了对民族化、大众化的探索,这是中国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而现在“底层文学”的兴起,也是对“80年代文学”所存在问题的克服,在我看来,这是更值得关注的。如果“底层文学”能在扬弃的基础上继承“80年代文学”的传统,以及“40—70年代文学”的传统,那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

  中国的“精英”向来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但又天然地带有“买办性”,他们与底层大众是隔膜的。在利益分化严重加剧的今天,他们所代表的往往只是自身所处阶层的利益,而并不代表底层大众的利益,更无法从整体上代表中国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时甚至与底层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是相悖的。所以拿“精英”来吓唬当代文学是吓不住的,要遗弃你们尽管遗弃吧,中国文学将“告别精英,走向底层”,在与现实中国更紧密的结合中去创造自己的辉煌!

 

 


当代文学为什么遭到精英群体的遗弃

 

□摩罗


  在2006年春天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当代中国文学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丁东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傅国涌说:“我对当代文学整体评价很低,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这些批评意见十分尖锐。当时不少媒体报道说,思想界向文学界开炮了。一些学者则不无伤感地概括说,思想界与文学界渐行渐远,越来越说不到一起。

  作家为什么写不出能够让学者满意的作品呢?或者说,作家和学者的脉搏为什么跳不到一起呢?袁伟时站在学者的立场,对此有一个总结性的阐述:“文学界里有三大缺少,缺少什么呢?一个是现代政治学的常识、基本理念他们都不知道;也缺少现代法学的常识;还缺少中外历史的基本知识。”

  袁伟时对作家的要求未免太高,但是这些要求又确实是这个时代公共知识领域的基本要求,是一个关注现实的读书人所应该做到的最起码的要求。而且,他的这个高要求是有历史传统作参照的。丁东指出,无论是五四时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最优秀的作品本身就体现了时代的思想脉动。比如鲁迅发表《阿Q正传》的时候,对国民性的反思,触及到社会的神经中枢,本身既是文学,又是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上世纪80年代也是如此,新思想的火花,最先在小说、报告文学甚至诗歌里闪现,这些作品人们争相传阅,影响大大超出文学圈,甚至轰动全社会。这是一个好传统,起码也是文学曾经有过的一段辉煌。

  以上引文,都来自2006年5月15日的《南都周刊》。包括《南都周刊》在内的一些报刊显然敏锐地抓住了一个重要话题。这个话题也许很值得深究下去。丁东的讲话为我们深究下去提供了一个入口,那就是五四时代作家与学者、文学运动与文化运动携手并进、共图大业的历史传统。

  为了言说的准确,我在行文之中尽量不用“现代文学”这个词语,而是反复使用“现代小说”,因为在整个现代文学中,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更为充分地体现了今天所讨论的问题的“问题性”。

  自从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鲁宾逊漂流记》诞生以来,现代小说在西方已经具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具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

  现代小说诞生以后,仅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在欧美社会取得了主流文体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文体顺应了欧洲三百年来文化思潮、社会结构和文学风气的发展,适应了读者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

  欧洲现代小说赖以诞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几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对人类的世俗生活、人性的欲求进行肯定,于是文学的关注点由民族史诗、英雄传奇、宗教劝谕故事转向人类的世俗生活。第二,由于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空前繁荣,每个生命个体在理论上都获得了应有的权利、自由和尊严,于是文学的关注点转向了平凡生命个体(而不是神或者英雄)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奋斗历程和人生际遇。对平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因此成为现代小说最主要的内容。第三,财富的迅速增长创造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有闲阶级,机器生产为家庭生活提供了大量现成的必需品,一些家庭主妇因此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并进而成为了有闲阶级的一部分,时代就这样为现代小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读者和市场。

  上述三条既是现代小说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是现代小说所具备的品质和属性。现代小说成为主流文体以后,渐渐滋长起充当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反映者、记录者并进而成为百科全书的野心,巴尔扎克时代这种野心臻于鼎盛。这种文学野心反过来赋予现代小说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西方现代小说的这最后一种品质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十分重要。中国现代小说主要不是继承中国的古典小说传统而诞生的,主要乃是上述西方现代小说的产儿。在二十世纪初年,急于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文化已经忍无可忍,完全没有耐心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寻找文学的生机。他们按照自己理解的西方小说模式,大声呼吁一种能够帮助国人启蒙祛昧、济世救国的类似文体拔地而起,以求一扫古老中国的沉疴。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等人不但是积极的呼吁者提倡者,有的人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周氏兄弟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已经认真研习和翻译西方小说,企图借小说讽喻世事,激发国人的觉醒与自救。后来鲁迅更是以《狂人日记》吹响了以小说介入社会文化运动的号角,随后“问题小说”、“反封建小说”、“女性解放小说”、“乡土小说”、“左翼小说”、“抗战小说”、、“国防小说”、“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人道主义小说”、“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等等名目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小说阵营,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一道极为独特的文化景观。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的诞生,使得业已稳坐西方主流文体宝座的小说终于第一次繁衍出中国之子。这个中国之子一旦出世,它身上所携带的“参与到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之中,以期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的影响”的文化基因得到最大程度的突现和张扬。直至今天,我们对中国作家的最高称赞,往往是强调他继承了鲁迅的什么什么精神、发扬了鲁迅的什么什么传统,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明,今天的中国文学在文化属性和精神品质上依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余绪,今天的小说依然是梁启超和鲁迅所呼吁的那种有助于“群治”的小说的延伸。

  如上所述,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它自诞生以来,就作为这两个精英群体的文化武器,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之中。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这两个精英群体之间赖以沟通的共同语言之一,中国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期都受到了隆盛的恩宠和礼遇,精英群体将它的启蒙、煽情、社会动员、政治斗争等等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全了它的功勋和荣光。

  在它的黄金时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是其最重要的读者群,还有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更是现代文学的迷恋者。在某几个特殊时期,几乎所有的青年学生都是文学青年。他们不但是热情澎湃的文学读者,而且几乎都一度是文学的写作者。先秦士人“不学诗无以言”的文化风气,曾经反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文化运动之中,只是这句话的内容常常变更为“不学鲁迅无以言” 、“不学胡适无以言”、“不学巴金无以言”。

  由于文学是社会精英群体的共同语言,所以文学也就势必成为了社会各阶层人士进入精英群体的准入证。作为主流文体的小说,在这种风气中所受到的尊崇,更是所有其他文体所不可比拟的。

  随着时势移易,这种局面从大约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政治精英已经不需要从文学宝库中寻找用于安邦定国的工具,事实上文学宝库也越来越无法为政治精英提供或者煽情或者警示或者摧毁或者催生的力量。文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历程自从那时发端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文化精英在上一个时代的中心工作是建立民族国家,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文学的武器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当今时代文化精英所认定的中心工作也许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建立民主国家,历史学家袁伟时先生所概括的“三大缺少”,所缺少的正是建立现代民主国家所必需的理想、理念和相关知识。学者们在艰难的奋争之中,常常希望从文学的库房里找到力敌千钧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更有力地挺进自己的这个目标。可是当代文坛浩浩漫漫,作家千差万别,谁也没有能力将文学组织成一个有序的整体,并为一个具体的社会目标提供资源。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对文学的期待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终于知道时过境迁,再也无法像上个时代的文化人那样从文学中找到力量和资源。

  崔卫平描述道:“包括思想界和文学界在内的各个人文学科携手并进,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一个传统,而这种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关心新的思想、关心社会进步、具有一种铁肩担道义的情怀,可以说是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国作家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然保持着比较强有力的势头,有着鲜明的整体形象,在这个整体内部各个领域之间、各个行当之间也是保持比较多的交流,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有一些共同关心的事情。而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或者作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更加深入、更加专业,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是由不正常的原因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专业化的同时,许多人渐渐地对我们的关心社会、关注新思想的传统变得很淡漠。”(《南都周刊》2006年05月15日)

  文学与文化精英真得已经分道扬镳了。文化精英从此不得不对文学保持冷漠和遗弃的态度。这次他们也对文学发出了批评的声音,算是恨其不争的谴责之声,实际上对文学并不抱任何希望。

  既然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对文学采取了冷漠和遗弃的态度,既然文学已经不再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既然文学不再是进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准入证,那么,作为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备群体的青年学生也就不再对文学白白倾注他们的热血和激情,他们甚至不屑于正眼视之,而是急匆匆地将精力投注到极其枯燥乏味的外语学习、计算机训练和托福考试之中。

  仰赖精英群体的热爱和需求而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终于不知不觉失去了它的依托,变成了一个无人欣赏也无法孤芳自赏的丑小鸭,它在黄昏的池塘中四顾茫然,呱呱呱地叫喊着它的焦虑和彷徨。

  随着现代小说的边缘化和文学的边缘化,作家也正在急剧地边缘化。自古以来从事主流文体的文学创作的作家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正宗,谁也不会觉得屈原、李白、杜甫的地位低于朱熹与王阳明。主要以作家身份享誉社会的鲁迅像历史上的孔子一样被尊为圣人,足见作家与学者、教育家等等文化人一样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

  可是作家、诗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当下正在受到挑战。作家是文化精英群体的一部分吗?这个问题如果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几乎肯定会遭到谴责和耻笑。可是,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而且其答案的否定倾向越来越明显。

  丁东发问道:“中国还有值得尊敬的作家吗?”这句发问透露了一个秘密,在文化精英看来,作家退出精英群体、退出公众视野已经是一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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