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中国的道统——评刘仰《超越利益集团》

本人注：这是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写的一篇书评，我觉得写的不错。吕德文先生应该是比较认真地读了本人的新书《超越利益集团》。吕先生没觉得读此书是浪费时间，还拨冗写了这么长的一篇书评，也让我觉得自己还算对得起肯花时间读此书的朋友。这篇书评中的观点我基本赞成，有些地方未必完全认同，这也很正常，恕不一一指出。以下是吕德文先生的文章。

找回中国的道统
——评刘仰《超越利益集团》

作者：吕德文

    一

    刘仰在说一个故事，一个“国家”的故事。在刘仰看来，那个叫做“宋”的country，面临了现代国际关系中的nation-state的根本问题，比如，“宋”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之下，突然发现“边界”的重要性，幽云十六州的丢失是宋代国人们心中永远的痛，面对外族的欺凌，宋代国人们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以至于“精忠报国”成为爱国主义的一面旗帜。种种迹象表明，宋代已经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顺其自然的，宋代或许应该按照现代国际关系的准则来处理内政外交问题。
    史学界一直有个说法，即宋代是“近世”的开端，如果说宋以前的朝代具有明显的封建特征的话，那么，宋代是个典型的平民社会。正如刘仰在书中所言，宋代的统治者一直很注意避免利益集团的形成，为此，甚至不惜代价限制皇权，看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人们，对宋代皇帝的“不自由”应该不陌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代形成了梁漱溟所言的“有职业分途，无阶级对立” 的社会构造，士农工商并没有形成各自的集团，成为阶级更是枉然。恰恰是这样一个没有明显的统治集团的社会，让统治的技艺变得异常重要。
    平民社会给宋代带来了空前的活力，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治理难题。宋代具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汴梁的城市生活，让人赞叹宋代经济社会生活的繁华，但是，如何维持市场经济秩序，如何进行有效的城市管理，却不是市场本身能解决的，即便是在当代城市，“城管”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如果任意让镇关西之类的人物欺行霸市，偶然间依靠鲁智深式的人维持公道，显然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市场，宋代社会治安中的厢坊制和流动人口管理中的户牌制，为城市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宋代还具有高度繁荣的文化生活，宋词的华丽的辞藻已让人惊叹，宋词世界中的风花雪月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如果宋代的文化人只是沉迷于醉生梦死之中，很难想象处于恶劣国际环境之下的宋代能够延续几百年。宋代的文化人显然不仅仅会抒情，他们更是政统和道统的完美结合者。没有哪一个朝代的士人像宋代的文化人一样，几乎所有的大文豪都是大政治家，他们大多数在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即便是下层的士人，也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天下之中。如果没有像宋江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很难想象水泊梁山的好汉们最终会选择招安的道路，宋代并非灭亡于阶级斗争，而是灭亡于别国入侵，其核心在于知识分子们的主导意识形态是治世而非乱世。宋代科举制的改革，让大量的平民有了读书致仕的机会，宋朝基层治理体制的改革，则为大量的底层知识分子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消纳于伦理，国家隐没于社会。
    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先进的国家理念，用现在的话来说，宋代有发达的“社会”，她的社会管理相当发达，文化建设也相当成功。当然，宋代更成功的地方在于，她具有极为高超的国家治理技术。宋代的立国者制定了具有宪法意义的祖宗家法，由此规定了一系列的国家基本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精巧的国家机器。中国古代发达的官僚制度一直被汉学界所重视，宋代也不例外。宋代具有完备的政务处理系统，以至于万历皇帝罢工二十余年也不要紧。宋代具有发达的台谏制度，对各级官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并衍生出一套权力制衡的制度。宋代还践行着文官治国的传统，军队属于国家，不得干政，甚至还坚持文官将兵的做法。宋代的司法制度也极为发达，看过《大宋提刑官》的人，应该对当时严谨的司法制度以及专业的法医技术有深刻印象。这些政治构架让刘仰确信，即便是按西方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宋代国家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一点也不亚于现代西方国家。按照西方中心论的叙述， “官僚制”的理想模型本来是理性化的结果，分权制衡本来是民主制的创举，文人治国也应是现代国家的原则，法治更是文明的表现，除了国家元首仍然延续了世袭制外，宋代几乎活脱脱是一个现代国家！
    某种意义上，宋代所具有的一些问题，也是一种“现代病”。国防开支的不断扩大，导致国家财政的制度取向是藏富于国，而非藏富于民；非常时期，往往会破坏一些基本的权力制衡原则，甚至祖宗家法也有可能突破，王安石变法的残酷性以及秦桧擅权，是以破坏皇权与相权，以及大臣之间的权力制衡为代价的；台谏制度的滥用，让这一民主制度陡然成为攻击异己的有效武器；政界与学术界的过于亲密，很容易让学术之争与政治斗争相互影响；文官将兵的结果，导致军官地位低下，甚至失去战场指挥权，军队战斗力大受影响；为了发展，有才无德的官员充斥官场，官僚腐败横行。总之，再精巧的制度设计，也有不合时宜的时候，理性化的牢笼总是在不断蚕食着宋代的肌体，并最终腐朽衰亡。

    二

    仅仅从这个角度理解宋代显然不够，假如宋代的意义只在于高超的国家技艺的话，那就很难解释作为state的宋终究还是被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灭亡了，也就很难让人信服，更加“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何还需要以宋为鉴？宋代真正的魅力在于，作为state的国家虽然消失了，但作为country的国家却延续至今。或者说，宋代所确立的一些基本的治国原则，仍然深藏于当代中国的血脉之中，假使我们站在中国中心论的立场，不过于妄自菲薄，就会发现当代中国的一些制度并不“落后”，当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令人惊讶，如果一定要有个“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它并不仅仅是新中国六十年的经验，更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而是中国历史的延续。
    中国共产党是以阶级斗争的武器建立新中国的。这一武器似乎并不适合宋以降的社会构造，也不符合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想。但是，近代中国人走向集团生活，通过斗争建立新中国，却是必然，其核心的因素在于，当近代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关系体系后，那种融国家于社会的治世之道已无可能。治乱循环本是中国历史的定律，但近代中国之乱，却主要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带来的。帝国主义使近代中国的乱世显得更为复杂，它带来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也加入了集团竞争的因素。因此，通过集团（阶级）斗争达到由乱而治的结果，客观上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所决定的，无论是革命史观，还是现代化史观，在叙述近代中国的转变上，并没有实质区别。
    然而，以宋代为代表的中国治世的经验，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旦近代中国完成了由乱而治的过程，那种平民社会的情怀猛然间又回到了人们心中。不难想象，当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时，为何会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响应。即便是对这一道路的实施方式有过激烈怀疑的梁漱溟，最后还是由衷钦佩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人实施大仁政的魄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早期共产党人的治世经验，即便这一经验带有更多的教训成分，也可以理解成是由乱而治的必要的调适过程。何况，这一过程确确实实创造了不少经验，并且，这些经验逐渐摈弃了集团斗争的方式，重新回归到了超越利益集团的基本原则中。
    习惯了民主概念的人们，对群众路线或许会感到奇怪。但对于它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它的实践对象普通群众而言，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刘少奇同志说，群众路线既是党的政治原则，也是工作方法，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前者意味着它具备了“祖宗家法”的地位。因此，对于当代的共产党干部而言，无论其本人是否愿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其本人成为一个合格领导干部的合法性来源。
    对于熟谙西方政治学的研习者而言，一党或一人都意味着“专制”，民主意味着集团竞争。殊不知，当中国共产党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写入党章之时，即意味着她并不是代表某一利益集团的政党，而是超越利益集团的。因此，她可以，也必须洁身自好，她必须和她的民众在一起，她容许任何追求“进步”的人加入，好比宋代的社会各阶层，都有可能加入“士”的行列，并成为国家治理精英。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共产党人在乱世之中求生存的口号，但却很快提出了“党指挥枪”的纪律，并成为此后党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又是一个“祖宗家法”。仔细考察其中的内涵，与宋代的文官将兵何其相似！又与现代国家防止军队干政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萧武在《两次庐山会议》中的评论很有意思，他说，两次庐山会议的相似之处在于，军事集团都试图以自己已经完全可以控制的军队为资本，打倒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以军权挑战党权，这是在挑战自1927年以来一直坚持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由此可见，不能不赞叹毛泽东主席的深谋远虑。反观其照，邓小平同志平反并掌握军权以后，一直坚持不兼任党和国家的元首，也不得不敬佩其大智大勇。可以这样认为，正因为毛、邓等人坚持了文官将兵，军队不干政的原则，才使得当代中国真正进入了治世的时代，由此接续了传统中国的血脉，并真正成为“现代国家”。
    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政治原则是“大一统”。宋代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基本的国策都是围绕收复幽云十六州和“北伐”展开的。这一传统在宋以后有更为生动的展现，在“大一统”的目标之下，中央政府创造出“一国多制”的政治制度，允许一些地方实行自己的政治制度，比如，将蒙藏地区与汉人聚居区区别看待，允许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因此，因为有“大一统”的基因，新中国的建国元老们很快就创造出了极具政治智慧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
    与“大一统”相伴随的是爱国主义。宋代由于没有完成大一统，反而遭受了国破家亡，使得宋人的爱国主义情感体验最为激烈，因此，爱国主义也从此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基因之中。这一基因很重要，七八百年以后，它成为近代中国成功转型的重要前提。也正因为有这个基因，很容易理解二十世纪末中国收回港澳殖民地的决心，也可以理解统一台湾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

    三

    刘仰显然更加愿意把“宋”看做是country，而非state，尽管在《超越利益集团》的叙述中，处处体现的是state的逻辑，因为，以史为鉴历来是治史者的追求，刘仰也不例外，而当代中国已是彻彻底底的nation-sate。不过，刘仰显然在努力避免掉入西方中心论的陷阱中，他放弃了政治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让宋代的“治国”经验超越了现有的国家治理学说的基本假设。在我看来，《超越利益集团》最想表达的是，中国的政治经验远比西方政治学说中的一些基本原理深刻，这些经验包括精巧的国家治理技艺，更包括一系列关于国家的哲学，这些哲学甚至影响至今，让作为一个切切实实的state的“中国”，仍然践行着country的荣耀，某种意义上，只有作为country的“中国”，才是宋代以降的中国。
    选择宋代作为故事的主角，对于讲故事的人而言，可能只是一个意外，或者是因为熟悉，或者是因为爱好所致。但是，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故事确确实实讲出了一个道理，即中国一直存在一个道统，这个道统穿越千年延续至今，成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刘仰没有直说，但我愿意替他说出来，这个道统即是“超越利益集团”。我还愿意引申一下，尽管现代国际关系的格局仍是西方中心的，但是，随着中国不断接续古已有之的道统，中国的政治智慧不仅会体现在治国中，还会在治“世”（世界的“世”）中发扬光大，到时，宋人或许会再次发笑，就如他们看到宋以后的中国仍然在践行他们所开创的政治原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