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东向西，由西向东

 契丹人建立辽国时，中亚地区，包括我国新疆部分地区的伊斯兰化已基本完成。辽国幅员辽阔，在其西部地区，已经与伊斯兰文化直接接触。虽然辽国奉行佛教，但是，它对伊斯兰教比较开明，一些西域的伊斯兰国家直接向辽国进贡，双方之间还有通婚。至今依然有一些国家以“契丹”来称呼中国。这个现象的本质是，当时的一些伊斯兰国家，并不清楚契丹与唐朝、宋朝的区别，以为契丹就是代表中国，代表过去的大唐。对于宋朝来说，通过西域贸易通道与伊斯兰的交往，本来是中原文明的利益所在，但是现在，这部分利益转到了契丹辽国手中，而且由于伊斯兰的繁荣，这部分利益比以前更大。

    在这个变化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创立西夏的党项人在唐朝时，是唐朝的属臣，被赐李姓，这是唐代皇家的姓氏。五代以后，党项人对宋朝时叛时附，到李元昊时正式脱离宋朝，成立西夏。然而，在通往西域的贸易通道上，西夏经常谎称自己就是“中国”。有些来自西域的使者记载说，在中国之外，大约一个月的路程，还有一个中国。因此，唐朝灭亡以后的西域，西夏、契丹、宋朝被不同的人都认为是中国，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唐朝的时候，曾经是大家都可以赚钱的，而现在唐朝没有了，有些人便利用“中国”的名号开始赚钱。

    北宋初年，伊斯兰国家大食依然向宋朝派遣使者。但是，宋朝因担心陆上通道不能畅通，便要求对方以后派遣使者走海路，先到广州，再到开封。虽然宋朝通过南方的海路，与遥远的南亚、阿拉伯也发生了贸易联系，但是，毕竟有相当一部分利益落入了契丹辽国和党项西夏的手中。辽国、西夏能够壮大，能够与宋朝抗衡，一方面与它接受汉族文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它占有了与西域伊斯兰的贸易利益有关。而造成这个现象，不得不说是唐朝后期的衰弱。唐朝衰落后的局面，需要宋朝来面对，而宋朝所面对的西部，确实是以前的汉唐所没有面临过的。

    宋朝疆土之外力量的发展，既有与汉唐时期相同的、中原文化由东向西的放射影响，也有与之不同的伊斯兰文化由西向东的推进。这两种影响在宋朝3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了很多的变局，最终诞生了成吉思汗，以蒙古骑兵的神勇，打破了东西方力量的平衡，几乎扫荡了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了新的平衡。从文化上说，成吉思汗的作用就是，把整个欧亚大陆连成了一体，从而影响了极遥远的欧洲。他是欧洲人日后通过海洋，把世界连成一体的先声。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向外的传播方式与欧洲不同。对于中国来说，相对先进的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的确可以叫做“传播”，因为，它主要是非武力的方式。总体上说，中原文化作为传播者，和周边地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是平等的、自愿的，这也就出现了周边地区对中原文化接受的选择性，有的是在内容上的选择性，有的是在时间上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说明双方都是自愿的、自主的。武力只发生在周边地区要影响到中原地区和平的时候。比较而言，当欧洲文化显示出比周边地区的一点先进性时，欧洲很少像中国一样，以自愿的原则让周边地区接受。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但凡欧洲文化比周边地区有一点先进性，它对周边的影响大都是军事侵略。它常常表现为占领殖民地这一不平等的方式，胜利者拥有一切，失败者失去一切。例如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古希腊与近东地区争夺贸易利润。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取代古希腊、古罗马的地位后，一神教的排外性和独占性，也导致欧洲与周边地区始终处于文化的冲突和征服的状态。这一点与中国文化恰成鲜明对比。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文化的先进程度与周边文化相比，超出很多，落差很大。自然落差的巨大力量，使得传播出现明显的倾向性。而欧洲文化的先进性与周边地区的落差并不大，比方说经商，欧洲人的经商意识并不比阿拉伯人、亚洲人高多少，因此，只能像成吉思汗、倭寇那样，以武力的方式，强迫别人实行他所需要的经商方式。

    中国从来没有像西方人对待美洲印第安人、澳洲毛利人那样，为了自己的扩张而把其他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从肉体上消灭掉，自己鸠占鹊巢。中国文化的这种温和特性，的确使得周边地区发展起来以后，反过来对中原文化造成威胁，甚至包括近500年来大受中国文化恩惠的欧洲，也忘恩负义地严重威胁中国的生存，重复成吉思汗的故事。无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合理性都是独一无二的。迟早有一天，东西方之间还会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关键就在于现代人对这一内涵的真正理解。欧洲中心论已经严重扭曲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内涵的认识。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普世性等特点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纠正欧洲中心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内涵的扭曲？也是本书的目的之一。

分裂的力量

  唐代是地域和文化都有很大扩展的朝代，唐朝的灭亡是因为地方藩镇势力太大。所谓藩镇势力大，是因为地方上的藩镇，自己不仅有兵权，还有财权和用人权，如此一来，中央政权对地方权力失去了必要的掌控，自然容易出问题。宋朝建立后，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非常重视吸取唐朝的教训，这是后话。对于唐朝来说，给地方政权较大的权利，也是顺其自然的方式。比如说契丹，唐朝初年，契丹背弃突厥归顺唐朝。此后，契丹与唐朝的关系有多次反复，一般来说，契丹叛唐时，唐朝就打，契丹附唐时，唐朝就授予其管理当地的权利，例如，在契丹活动区域的松漠都督府，几经置废，就是因为契丹对于唐朝的反复。而所谓都督府，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藩镇的源头。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例如后来对北宋、南宋造成重大影响的西夏，原为党项人，在唐朝之前，史书记载党项人“不知稼墙”，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农业。因为对唐朝有功，建立了党项人自己的都督府，后来也成为尾大不掉的藩镇。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立由少数民族自己管理的都督府，类似今天的民族自治，因为，尽管这些少数民族开始接受农耕文化，但依然保留了不少原来的习惯，出于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以及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允许其部分自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治没有处理好，最终成为乱源也是一个历史教训。这一教训换一个角度看，与边疆地区藩镇坐大相对应的，就是唐朝中央政府到中后期的过于软弱。

    唐朝的中央政府到了中后期，问题很大，不一一罗列，只说其中之一，宦官势力膨胀。宦官就是太监，世界上很多地方历史上都有太监，只有中国历史上的太监最发达，因此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大问题。历史上虽个别宦官很有贡献，但总体上说，宦官集团是一个缺乏道德操守的特殊利益集团。唐朝中央政府宦官势力膨胀，把持朝政达150年左右，从本质上说，它使得中央政府的威望严重下降。虽然宦官掌握的神策军实力也很强大，但是，文明的社会管理方式，一定不是完全靠武力，在依靠武力的同时，更需要道德威望。因此，唐朝由宦官把持朝政的严重后果，就是中央政府的道德威望丧失殆尽，本来社会各层面应该相互协调的各种利益，发生严重倾斜。在这种局面下，藩镇的离心力更大。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权利失衡，导致组织能力下降，藩镇的叛乱也难以平定。北宋的欧阳修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这样写到：“盖自古为天下者，务广德而不广地，德不足矣，地虽广莫能守也。”欧阳修此论针对的是最高权力的道德形象，不能说没有道理。唐朝中后期，中央政权道德威望的丧失，是宋朝想要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教皇给查理曼大帝加冕的称号是“罗马人的皇帝”，这个称号有点名实不符。它的另一层含义是，罗马教皇要显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以区别远在拜占庭的东罗马。这样一个巨大的现实利益矛盾，在中国没有。它导致的后果，到今天的欧洲依然存在，这就是罗马教会与东正教的对抗，双方各自认为自己是正统。今天的俄罗斯能够对西欧强硬，很重要一点就是有东正教的宗教正统撑腰。因此，欧洲的统一又多了一个障碍。在中国，不管是唐朝还是五代，还是宋朝，统一的力量始终大于分裂。欧洲人也想统一，但除了宗教造成的对峙外，还有一些因素也造成分裂。（注：由于删节的原因，这几个段落显得过于跳跃。）

    如果今天人们要用“家天下”这个词，应该意识到，中世纪的欧洲才是真正的“家天下”。在中国，“家天下”已淡化，到了宋朝，“公天下”成为了共识。查理曼大帝的孙子们分家（导致欧洲的分裂局面，以及欧洲今天的版图）所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更严重。由于他的三个孙子把国家当成家产来分，敌对情绪非常严重，丝毫不顾及兄弟感情。因此，分完家产之后，他们又开始分语言。当时他们还没有文字，拉丁文是通用的文字，其他只是方言。于是，分到今天法国这块地方的，便只用法语方言，分到今天德国地方的，便用德语方言。用中国的情况类比，就好比一个孙子用山东话做标准语言，另一个用陕西话做标准语言。不仅如此，他们后来还把山东话和陕西话搞成了不同的文字，分裂的力量进一步加大。

    在宋朝以前的1000多年，秦始皇已经统一了文字，各地的方言不管发音如何不同，文字始终是一样的，这是中国统一的重要力量。如果说不同的发音是一种分裂的力量，那么，共同的文字就是统一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文字以独特的方式，克服了欧洲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欧洲文字是表音文字，当语言发音不同，表音文字很容易就能创造一种新文字，从而使得分裂的力量得以强化。而中国的文字是表意文字，每一个字都像是一个符号。比方说“人”，不管各地的人们发音如何不同，但这个字从符号上都代表同样的含义。中国的文字在统一与差异间找到了平衡，而统一的力量始终高于分裂的差异，这一巨大的统一力量不是光凭武力就可以实现的，而是优秀文化难以抗拒的先天性力量。从源头上说，中国在汉字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这是统一和差异相平衡的文化。而欧洲在表音文字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它分裂的力量大于统一。尤其当中世纪时，拉丁字母被借鉴用来形成各个方言地区的文字时，这种分裂又获得了更大的动力。虽然欧洲有基督教作为统一的力量，但是，当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对《圣经》的不同解释。到欧洲各国表音文字陆续诞生的时候，这种状况又重新出现，分裂便得以加剧。所以，查理曼大帝几个孙子的分裂，还只是开头，欧洲日后的分裂更为严重，把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拖入战争毁灭的边缘。

    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欧洲则是在相当于北宋初期的时候，才开始出现法律上的“长子继承权”。今天的人们可能觉得长子继承不太公平，但在王权时代，当君王的后代关系到国家最高权力时，长子继承制是最简单的一种办法。不管它有多少不合理，它最大的好处是避免权力分裂，避免权力交接时不必要的纷争，形成一个规则，这就是制度。

    中国历史上也有人破坏这一制度，但是，第一，如果破坏这个制度没有造成什么坏影响，例如唐朝的李世民，那么，他也要被历史记录下来，成为他的一个污点。第二，预谋破坏这一制度的行为，往往会造成动荡，甚至产生更坏的结果。因此，在政治上，这个原则基本上是不能挑战的。中国历史上几个主要的朝代，只有清朝将嫡长子继承变成了秘密立储，这是为避免嫡长子继承制度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另一种继承制度。如果我们把眼光转到皇权继承之外，中国普通百姓在财产继承问题上，又比欧洲显得成熟，不像欧洲那么死板。中国古代，总的来说是鼓励大家庭，不提倡分家。但是，如果要分家，“诸子均分”或“依遗嘱执行”都可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欧洲制度的原始性和简单化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中国已经用复杂的制度来适用复杂的社会需要。

 

统一趋势的薄弱

  查理曼大帝被教皇加冕，目的是教皇要显得比世俗王权地位更高，这个观念在欧洲后来的历史上由教会理论家明确提出，因为教皇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因此有权管理地上的所有人，包括对世俗君主的认可和废黜。但王权并不乐意如此。王权有时候需要教皇认可的名誉，有时候也需要脱离教皇权利的自主。用今天的话说，这叫主权。如果一个主权还要听命于遥远的罗马教皇，常常会造成冲突。这种多个利益相冲突的结果，在教皇驻地附近更明显。意大利是现在国家的名字，在唐朝向宋朝过渡时期，意大利不是今天的样子，我们可以用亚平宁半岛称呼它。

    亚平宁半岛并不大。唐宋之交，如果把亚平宁半岛上权力界限划分清楚，大致像一个马赛克拼图。北部主要是意大利王国，还有一些独立的城市。中部是教皇区，或者叫教皇国，还控制着周边几个小国家。南部则属于拜占庭。地中海上的西西里属于阿拉伯人。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威尼斯。从权利关系上说，威尼斯属于远在土耳其的拜占庭，从地理位置上说，威尼斯在意大利北部。按说罗马教会要收回威尼斯的权利也不难，这么一个小地方，随便哪个国王经罗马教皇的一个暗示，三下五除二就能把威尼斯解决了。但是，欧洲当时需要与东方的贸易，威尼斯与拜占庭的特殊关系，使得拜占庭只认可威尼斯的贸易权利。如果罗马教会把威尼斯变成自己的领地，与东方的贸易很可能会中断。于是，威尼斯基本上成为在欧洲的飞地，为了一种特殊利益，而没人管它。当然，罗马教会也不能让它发展得太大。

    威尼斯是一个典型，在欧洲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平衡下，获得奇怪的独立，从而成为欧洲中世纪最发达的城市，但人口也就几万人，与当时中国的城市不可同日而语。威尼斯虽然与拜占庭有特殊关系，但是，为了利益，它并不完全维护拜占庭。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曾经为十字军提供过船只，从海上进攻拜占庭。这当然是为了钱。以后欧洲出现的一些所谓独立的城市，都有威尼斯的明显特征：为了钱而不顾原则。因为它没有原则：没有国家、没有民族，只有贸易的利益，经济利益就是唯一的原则。

    教皇权力的存在，是意大利长期分裂的原因。换一个角度看，世俗权力的分裂、削弱，事实上是教会权利增强的必然。当时的欧洲，教会是统一的力量。如果把教会类比成中央政府，那么，世俗政权就相当于地方政府。地方世俗政权如果强大，就更容易挑战教会的中央权力。中央权力的宗教性和地方权力的世俗性，使得欧洲在权力系统的本质上就不协调。所以，欧洲教会中央权力的扩张，同时伴随着文化上的征服和思想统一。因为，当时欧洲的很多民族在文化上都比较落后，中央权力以宗教方式介入地方，必然要求改变地方的文化习惯，从而引发很多冲突。

    在中国，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矛盾，在文化上引发的冲突，远没有欧洲那么明显。即便是汉文化向外传播，也不以宗教思想的统一为原则，而是世俗政权的制度形式。由于制度形式的改变，对于后进民族好处更多，因此，中国没有欧洲那种传教士，跑到每个地方，拼命要求别人放弃自己的文化，接受基督教。相反，在中国文化辐射的地区，都是后进民族从主动或自愿接受中原的制度形式和中原文化，从而在世俗社会中，渐渐融为一体。如果中原文化没有这种本质上的先进性，这种状况不会发生。中国以自己客观上显而易见的优异，吸引了别人自觉接受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并且听从别人的自愿。但是，欧洲教会则是自认为自己最先进、最正确的制度和文化，便强行要求别人全盘接受，并且否定所有选择性吸收的价值。虽然当今欧洲教会已没有多大的世俗权力，但是，它所遗留的方式在当今西方世俗文化的扩张中依然存在。在客观上，教会的先进和正确并不明显，尤其是经济发展。在中国，只有当中央政府自身出问题之后，地方政权才会与中央发生激烈对抗，对抗的目的常常是“取而代之”，自己成为新的中央。在欧洲，不管教会作为中央政权出不出问题，对抗都始终存在，因为宗教和世俗，两者的根本利益所在不同。因而，在欧洲发生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对抗，结果并非要以新的中央取代旧的中央，而是要求地方世俗政权独立，彻底摆脱中央的宗教权利。

    中国在宋朝以前就已经明确，宗教不可以成为最高权力，中央权力一定要掌握在世俗权利手中。1500年左右，欧洲教会的中央权力逐渐被抛弃，类似成为中国历史上没什么作用的东周王室，欧洲便进入了战国时代。与中国不同的是，号为天子的东周王室虽然没什么影响力，它毕竟是一个世俗的权力。春秋战国打完几百年后，新诞生的世俗权力改造性地恢复“天子”的统一权力，在中国成为很正常的选择。然而在欧洲，由于教会与世俗权力有很大差别，并且时常矛盾，它作为中央权力的最高地位丧失后，没有人再试图恢复教会形式的中央权力。

    文艺复兴期间出现的马基雅维利，以薄薄的一本《君主论》受到欧洲当时无数集权君主的欢迎，实际上，其思想内涵无非就是中国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所谓权术而已。但它并没有促进统一，反而助长了类似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分裂。尤其当拜占庭最终被伊斯兰攻占以后，欧洲统一的传统最终没能延续，到今天依然难以出现。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历史，实际上是摆脱宗教的中央集权后，各个世俗政权开始追求自己的“地方中央集权”。参照中国的历史概念来说，当今欧洲的国家，都是坐大的地方势力，依然处于中国的战国时代。中国和欧洲对于统一和分裂、中央与地方的这种观念上的差异，早在1000年以前便已经存在。自从美国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之后，西方才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步。然而，在欧洲教会被排除了统一的资格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的欧洲历史中，还没有出现一个像秦始皇那样的世俗权力将欧洲统一起来。至今，欧洲依然为此苦恼。从欧共体到欧盟，欧洲统一的道路极为漫长，至今依然看不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