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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气候冷暖对历史的影响——《超越利益集团》被删部分连载

2011-12-01 10:45:2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刘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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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冷暖对历史的影响

本人注:从今天起,陆续贴出《超越利益集团》一书被删节的内容。有些是整段删节,有些是零碎删节,后者一般不再贴出。为了读者方便,整段删节的内容在贴出时,适当地添加或修改了标题。应该指出,删节基本上是我自己做的,出版方擅自删节的内容不多。我自己之所以删节,一是因为篇幅问题;二是因为觉得叙述缓慢,进入主题太绕;三是因为有些话题可以考虑放在下一本书里展开讨论,在这里蜻蜓点水意义也不大。特此。
 
    要说宋朝,不得不说点唐朝的事。但有些事情也不是唐朝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气候。唐朝时期气候比较温暖,一般来说,气候温暖时,长城以南的农耕文明就比较容易向北方推进,而农耕向北推广又使得人口增加。对于原先在北方生活的游牧民族来说,气温升高,农耕技术引入,也会带来选择:是接受农耕、放弃游牧?还是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两种态度基本上决定了他们对于中原文化最初的政治态度。不管怎么说,农耕技术的引入,生产效率要比游牧高。因此,在唐朝的记载中,我们经常看到北方少数民族“内附”或“归附”。例如,后来对宋朝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民族——建立西夏的羌人分支党项人,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在唐朝时期都自愿成为唐朝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说这都是天气的原因,然而,天气的确也算一个原因。对于北方民族来说,是否接受中原文化,意见并不一致,他们之间也会有分歧。
    很多动物每年夏天都迁徙到北方,例如鸟类、驯鹿、鱼类,冬天再往南迁徙。北方很多游牧民族在古代也有这种情况,当然,人群的活动总不如动物那么明显和自由。气候整体上的温暖或寒冷,常常决定了北方民族南来北去的界限,甚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例如,气候温暖的唐朝时期有一部分党项人要求内附,唐朝政府便把他们安置到了四川,彻底改变了游牧方式,接受了农耕文化。契丹在接受了中原文化并建国后,采取了比较特别的方式。南方(契丹的南方相当于今天北京一带)为农耕文化区,以汉人的方式管理,北方依然按契丹人传统的游牧方式管理。契丹在内部似乎没有因为两种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分裂,有些民族则做不到。例如几百年后的元朝,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实际上也是蒙古人对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选择。
    气候问题对于历史的影响,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轴。当今世界大气变暖的话题也许会改变这种状况,但在历史上,很少有人以此为依据来研究历史。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一些研究成果,大多也是事后诸葛亮。有研究认为,唐朝后期,中国的气温开始下降,北宋的气温普遍比唐朝低。对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气温下降,适合农耕的范围南移,会导致他们游牧界限向南推进,或者因北方收获减少而对南方进行劫掠,这也是北宋在北方压力增大的原因。一些研究指出,南宋时期,中国的气温下降到相对最低点,下雪线南推到广西一带。由此,我们似乎也能理解原先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会大力南侵。宋朝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一般都在秋天,因为他们不习惯南方夏天的炎热,当然,与秋天是收获季节也有关。当气温普遍降低,他们发动南侵战争的时间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南宋时期,金国有时就在夏天发动南侵。元朝是一个短暂的温暖时期,使得部分汉化的忽必烈最终打败了依然居住在北方草原的兄弟,并且否定了把华北地区改为牧场的意见。在中国范围内,由于自然地理原因造成的南方和北方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气温升高有助于南方向北方推展,气温降低常导致北方向南入侵,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地球自然的气温变化,与当今所说的二氧化碳导致变暖关系不大。因此,当今全球变暖的话题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然造成的,又有多大程度是人为因素,值得探讨。
    欧洲的南北方没有像中国一样比较明显的农耕、放牧的分界线,这是因为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大量的海岸线使得欧洲北方历史上长期处于渔猎、放牧和农耕的混合状态。大约在唐朝时期,欧洲气温升高,生活条件转好,人口增加。导致的一个结果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相反,不是南方的扩张,而是北方海盗南下,也就是欧洲历史记载中的维京人。
    欧洲南方在温暖条件下没有向北方扩张,一是他们当时没有成熟发达的农业,南方待开发的区域仍较大,自己也显得劳动力不足;二是当时欧洲的农业人口没有人身自由,大都是人身依附状态的农奴;三是欧洲南方缺乏当初像罗马帝国一样强大的政权。相反,欧洲北方因温暖而人口增多,生存压力加大而经常南下,气候的改善使得在北大西洋上的航行更为方便和安全。由于文化的落后,北欧海盗南下当然不是去抓鱼,很多都是抢劫。于是,唐朝时期,欧洲海岸线频繁遭遇维京海盗的侵扰,他们驾驶不超过100人的船只,向南航行。如今的英国、法国、爱尔兰、西班牙的海岸线,是他们随意光顾的地方。有些维京海盗甚至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侵扰到马赛港。甚至有人说他们曾经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达了美洲,他们是海上游牧民族。
    面对维京海盗的入侵,欧洲出现几种情况。其一,欧洲大陆上的分散政权无法抵抗,人们便纷纷投靠一些有能力的地方领主,这导致分裂势力的加剧。其二,远离大陆的英国差不多在北宋时期实现统一,原因就在于,更早从欧洲大陆来到不列颠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抵抗维京海盗,成功地将不列颠岛上的分散势力以一种方式整合了起来。其三,很多维京海盗离开北欧,来到西欧或南欧,觉得当地比家乡好,便定居下来。

伊斯兰文明崛起的影响

 本人注:这里贴出的部分,都是《超越利益集团》一书原稿中的“第一章”。我自己在做了删节后,保留了“第一章”,但篇幅缩短了很多。出版方最终取消了“第一章”,将一部分内容合并到正式出版物中的“第一章”里,形成了与标题不太相符的“第一章、第一节”。读者可以在此前“两个目录”一文中看到这一差别。在这里,我不试图恢复原稿的“第一章”,只贴出被删节的部分,因而有些地方可能会显得跳跃、不连贯,读者可以同正式出版物的“第一章、第一节”做参照,相互补充。特此。
 

    从汉唐到宋元,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呈现出一个规律:一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向外传播,带动其他地方的发展,一段时间后,受影响的后发展地区往往因为先进文化的注入而发展成为文化母体的威胁,从而形成抗衡,再形成融合。这像是一个同心圆,一点点地向外扩大。西藏是一个例子。唐朝以前,西藏很少进入历史记载,因为它的文化比较落后,对其他地区影响很小。自从文成公主入藏,将佛教和其他中原文化带入西藏,取代了较为原始的苯教,西藏获得了较大发展。虽然佛教进入西藏也发生了改变,但它适合西藏本身的需要和实际,使得西藏的文化得到提高,并借此促成社会组织方式的统一。从此以后,吐蕃因实力增强,经常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北宋在西北地区的主要战略之一,就是割断吐蕃与西夏的联系,避免他们连成一体。
    一般来说,更高程度的文明总是在排斥武力的基础上获得社会组织效率的提高,这才是文明的真正价值。当这一文明向外传播时,其他后进民族往往首先接受其组织效率提高的好处,排斥武力或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总是滞后。因此,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组织方式,往往首先与后进民族崇尚武力的习惯相结合,成为原始的军国主义,从而给后进民族迅速带来实际好处,使它能方便快捷地享受文明的成果。后进民族意识到这种方式很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致都要经过一段时间,那时,他们才能理解排斥武力方式的真正意义。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所谓先进文明本身就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文明,那么,它的先进性是值得怀疑的,甚至应该被否定。因为,它很难推广和长久。这就好比成吉思汗的蒙古文明难以长久一样。
    然而,先进文明未必一定排斥武力方式,但一定有所约束。这就是中国古人长期对战争正义性的严格要求。虽然“师出有名”有时会变成某些人随意发动战争的借口,但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包括每一个老百姓,实际上都已形成了对战争正义性的执着要求。因而,中国所面对的战争往往是被动的、被迫的。这种对战争正义性的严格要求,在后进民族那里,至少在其崛起初期是普遍缺乏的,包括近五百年来的欧洲人。
    宋朝在西部遭遇的情况与唐朝有显著的不同。唐朝玄奘西去时,西域还是佛教的天下,到了宋朝,伊斯兰文明已较大地取代了佛教原先在西域的地位。西域佛教与中原的一致性因伊斯兰文明的进入而受损,使得宋朝时的西域与中原产生较大的离心力。伊斯兰文明的核心是《古兰经》,从源头上说,《古兰经》源自于犹太教的《圣经·旧约》。犹太人的祖先是亚洲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源头是一样的,这也形成了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旧约》中我们已经能看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关系。例如,亚当和夏娃最初生了两个儿子,哥哥该隐和弟弟亚伯。有一次,兄弟俩给上帝献贡品,哥哥该隐献的是庄稼,弟弟亚伯献的是羊。《旧约》记载说,上帝喜欢弟弟亚伯的羊,于是,哥哥该隐很生气,把弟弟亚伯杀了,上帝便罚该隐四处流浪。这个故事的实质就是人类早期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圣经》里经常出现牧羊人和羊群的比喻,说明了它游牧文化的起源,还没有真正进入农耕文化。因此,在7世纪前后,脱胎于《旧约》的《古兰经》的形成能够很快适应游牧民族的需要,也在情理之中。
    《古兰经》出现之前,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书籍,只有一些零散的故事、诗歌,而且大都是口头传诵。伊斯兰教的创立者默罕默德去世时,《古兰经》依然没有成文,而是由不多的几个人全文背诵,背诵得是否准确和差异,成为后来争议和教派的源头。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总有很多问题需要解答,这些问题包括人生、社会、自然等等。最早的时候,各种各样问题的解答出自不同的人,常常会互相矛盾。像《圣经》、《古兰经》这样的作品出现,可以说是把人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疑问、困惑,以及面对问题的解决方式,都系统化了。所谓系统化,就是消除互相矛盾的地方,对于各种事物有了统一的解释和统一的标准。与中国不同的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形成文化上的统一,靠的都是宗教,而中国从来都不是。只要文化上有了统一,社会组织能力就会提高。因为,社会组织方式有了共同的标准,而不会混乱。伊斯兰文明的迅速崛起,毫无疑问,与宗教对于文化的统一有着必然的关系。
    伊斯兰教形成时,欧洲战乱不已,文化没能统一是关键。因此,当时欧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播基督教。进入1000年后,欧洲内部战乱相对减少,这与基督教全欧洲广泛传播有关,例如维京海盗后来大多接受了基督教,差异的消除,文化上的共同性提高,对抗自然减少。
    伊斯兰教的出现,使得中亚地区原先如一盘散沙的各个民族,逐步实现了文化上的统一。唐朝时期,伊斯兰文明已经进入欧洲。一方面,他们占据了现今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地中海南岸向北岸推进。如今地中海中属于意大利或希腊的几个主要岛屿,当时都属于伊斯兰世界。欧洲教会那时大力向北推广基督教,与伊斯兰文明在南欧的压力也有关。
    伊斯兰文明的迅速壮大,除了宗教将文化统一之外,还有几个原因。首先,罗马帝国分裂后,一部分转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当时叫做君士坦丁堡,或者叫拜占庭,史称东罗马。拜占庭较多保留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然而,地处欧洲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原先的世俗政权被罗马教会取代。由于同根同源的罗马天主教会与拜占庭的东正教会争夺宗教和世俗社会的统治权,罗马教会便排斥拜占庭的文化。因此,拜占庭所保留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未能在欧洲延续,反而被伊斯兰教吸收了很多。其次,唐朝时期,伊斯兰教向东扩展,与唐朝的汉文化发生了接触,纸张等技术传入伊斯兰,使得伊斯兰文明的提高和传播更加迅速,其文明程度高出当时的欧洲,以至于多年以后,让遥远的宋朝也间接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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