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刘仰自然也被中国的西化媒体做了一番妖魔化处理，似乎他是一个只会喊打喊杀的愤青，要么就是一个靠忽悠民族主义卖钱的市侩——这样的形象当然和他本人的真实面貌相去甚远。
事实上，在我熟悉的朋友当中，刘仰是属于那种最有精英的派头的一类。比如他的头发从来都是被梳理得一丝不苟，在穿着上也会注意到每一个细节，品味也是布尔乔亚式的——这大概和他的“海派”背景有关——这也使他在以“糙”为美的北方学者中显得比较另类。此外，刘仰尽管并非是江湖上那种“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之类的“水浒”式的豪杰，但也绝不是为钱写作的人，这本《超越利益集团》就是证明。因为如果他想要钱，完全可以像那位不知该叫他什么玩意的作者那样，把“文言文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再加一点俏皮话”，写一本《宋朝是什么玩意》，一不留神就赚了大钱也未可知，但他不惜“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四面八方，艰苦辛劳，搜集了许多材料，“把宋朝的历史按照专题分别描述，例如政治、经济、官员、教育、军事、宗教等”，写了一本十分有益但却未必能让他赚多少钱的书。
那么，刘仰如此辛苦，写了30多万字的这么一本厚厚的历史专著，究竟适合给什么人看呢？我觉得最适合阅读这本书的人，首先就是中国的西化精英们。
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从80年代以来，中国的西化精英们的头脑就不可救药地被殖民化了。他们固执地认为，西方是文明的，中国是野蛮的；西方是先进的，中国是落后的；西方是好的，中国是坏的……在这样的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他们丧失了辨别是非的基本能力，比如在国内，不管真假，他们还会叫喊几句民主、人权什么的，但在国际上，他们却支持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独裁、屠杀。在看待历史问题时，西化精英们的这种偏见就更明显了，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侵略、掠夺的历史，就被他们描述成一种文明传播史，好像中国之遭受侵略，完全是因为中国不知好歹，挨打活该，他们甚至还按照这种逻辑在上海编撰了一本历史教科书，幸好这本书后来被废掉了，否则还真不知道要害多少孩子呢！
假如西化精英们的这种错误，还仅仅是一种无知而不是故意的恶意的话，那么刘仰的这本《超越利益集团》对他们就是一剂苦口良药。因为他在书中以确凿的历史事实，令人信服的指出：什么西方从来都是先进的，胡扯！当西方还处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中的时候，中国已经建立远远高于西方文明的文明，“欧洲近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宋朝大都已经具备了。例如，君主集权替代贵族政治，政府官僚替代封建领主，百姓因私有财产的保障而获得人身自由，货币经济取代实物经济，平民文化逐步替代贵族文化等。欧洲近代社会的这些特征，在宋朝不仅已经出现，而且还很成熟。”如果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活在当时的话，他会发现，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处于文明的最高等级——无论是制度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其次是伊斯兰的文明，下到第三个台阶，才能看到欧洲。而欧洲在近代以后所以能够后来居上，除了地理大发现等偶然因素之外，也和他们通过伊斯兰世界这个“二传手”，间接吸收了不少中华文明有关。
当然，作者指出这些，并不是为了像阿Q那样，获得一种“先前阔”的心理满足，而是想告诉读者，西方并不从来都是先进的，而中国也不会永远落后，西化精英的妄言是完全错误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假以时日，中华文明的重新复兴，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适合读这本书的第二类人，我觉得就是执政精英了。现在是利益集团时代，但惟其如此，执掌国家权柄的人，就更应该时刻警惕被利益集团所绑架，如作者在本书的标题中所指出的那样，“超越利益集团”，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为重。
刘仰认为，“宋朝的政治理念是：政府自身成为超利益集团的存在，而非借助某些利益集团来实现统治。中央集权的政府对自身的超利益要求，使得政府比较容易做到公平公正，而不会在利益集团之间，或者因为自身的利益集团化而发生政策倾斜。一个社会的和谐公正，关键在于政权的超利益化。”刘仰并认为，“宋朝政治实现超利益化，靠的是知识分子……普遍教育，使得知识具有极大的开放性，知识分子也因此开放性而成为社会广泛利益的代表。”
执政集团应该超越利益集团，在当今的语境下，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毋庸赘言。但对刘仰的结论，我并不敢完全苟同。因为我认为他对宋朝政治的判断本身是不够准确的。比如两宋皇室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赵宋皇室片面地吸取了中唐以至五代十国时期武夫乱政、夺权的教训，始终对军人怀有巨大戒心，不敢放权。宋朝的特点是“边乱”，一直面临异族入侵的巨大威胁，然而两宋虽然在经济及技术上远远领先于辽、金、夏、元等，但由于前述的原因，却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守势，像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远征漠北的壮举，连做梦都不敢想。岳飞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两宋之先后败亡，清明上河图中的汴京繁华被付之一炬，北宋徽钦二帝被掳，南宋少帝蹈海而亡……诸如此类的悲剧，说到底是皇室利益集团绑架了“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利益的结果。
执政集团要做的，不是抽象的超越利益集团，而是要和大多数人民站在一起，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如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标准，如果用来要求两宋时期的执政精英，那当然是刻舟求剑，如果用来要求今天的执政精英，则应该属于“底线”标准的要求了。
从利益集团的角度观察历史，刘仰是不是第一个，我没有考察，不敢妄言，但从这样的角度考察历史是非常有利于廓清历史真相的，这使刘仰超越了许多高居象牙之塔的“历史学家”。笔者也一直认为，一个社会要能够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甚至要定期铲除一批利益集团才能稳定，因为利益集团的特点是垄断、吞噬过多的资源，使其他阶层的民众无法生存和发展，因此改革也好，革命也好，是不是值得肯定，都要根据其对利益集团的态度来衡量。
适合读这本书的第三类人，我觉得就是我等草根百姓了。读了有什么用？免于被忽悠。现在网上由于被西化精英忽悠而呈现出脑残症状的人不在少数，这本书，可以算是一付不错的健脑剂吧。
鉴古可以知今。今日之中国，国内之繁华，远胜于两宋，而境外之虎狼环伺，同样远远严酷于两宋，中国如何能够突出重围，避免重蹈两宋的悲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刘仰写作此书的拳拳之心，大概也正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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