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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读书笔记:马克思论信用与虚拟资本

2022-02-11 11:38:50  来源: 百韬网   作者:百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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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二十五章是《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一章虽短,但非常重要,《资本论》第一卷主要谈商品生产,第二卷主要谈商品流通,而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的,就是信用。所以,《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一章是连接《资本论》整体结构的桥梁。

  马克思说,商品与货币、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都不是资本主义,货币转化为资本,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他非常通俗地论述道:在生产向流通转变的环节中,经销商不会立即付钱给企业主,即他并不是一下子把企业主的产品统统买下来再拿去卖,而是给企业主一个票据,至于结账,那是将来的事,而票据就是信用。这样一来,就把买卖关系转变为债务关系,把货币关系转变为信用关系。马克思说,这是“惊人的一跳”:这就是罗德斯岛,从这跳吧。

  “这种债务关系或者信用关系的体现就是票据,任何票据,当它在到期之前,都可以作为货币来流通,进行再买卖。”

  也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一跳,商品变成了期货,货币变成了票据,商品交换关系变成了债务和信用关系。

  他接着说:信用和票据都是虚拟的,是虚拟资本。因此,真正支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是货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而是信用、是票据、是虚拟资本,在资本循环的总过程中,是票据——即信用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

  信用和虚拟资本,在大规模的生产与交换之间架起桥梁,推动了生产和交换的不断扩大,这是现代商品经济最伟大的飞跃,是它区别于以往一切狭隘的生产方式的革命、进步之处,信用的发达和虚拟资本的发展,是现代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但是,这又恰恰是其脆弱之处。于是,我们要寻找现代经济的弱点,或者说经济危机的根源,就不能从生产过剩、从生产和交换中去寻找,而是要从信用和虚拟资本的活动中去寻找,从信用发展与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失衡中去寻找——这是《资本论》的伟大创见。

  马克思指出,随着信用和债务的扩大,生产和交换不断扩大;随着生产和交换的扩大,信用和债务的发行就日益变得无节制,票据本身被日益炒高。一旦人们发现信用和票据的兑换变得不再可能,债务的偿付就变得渺茫,于是,对信用和票据的抛售就开始了。一旦信用崩溃,生产和交换就停止了,这就是金融危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就是金融危机,这种经济危机绝非生产过剩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来就是:

  “由于信用危机引发的票据抛售开始的,从而造成生产和交换的停止。一旦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实质并不是商品和货币经济,不是生产和交换,而是信用和票据的无节制发售。那么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的论断,已经再次被今天爆发的金融危机所印证,而这就是《资本论》在西方世界再次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因此,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但是,我们必须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观点:一方面,我们要时刻避免信用和虚拟资本脱离生产和交换的盲目发展,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危机,也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的破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拒绝信用和资本的健康发展,因为给生产和交换插上翅膀的,就是虚拟资本和信用扩张,这使得生产扩大,商品流通扩大,使货币供给不足的束缚可以得到解决,其表现就是信用扩张,金融业发展;我们必须清醒: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善用者方能取其利、避其害。

  从中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来看,正是由于没有实现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向信用和金融经济的飞跃,方才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受到外部货币供给的制约——这是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赶超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我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讨论的问题之一。自从1567年货币税收改银,并大规模从海外进口白银以来,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银在中国是货币,而在世界市场上是商品,中国的经济发展受白银供给的制约,而货币白银又受海外白银市场制约,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明清两朝崩溃的原因复杂,但其重要表现就是明代后期的白银流入中断、清代后期的白银大规模流出。魏源的《军储篇》、康有为《钱币疏》、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讲的都是废两改元、即中国必须发行自铸银元这个问题。民国政权1935年进行法币改革,即通过以英镑汇率和美国银本位制为基础发行法币,从而与日元完全脱钩,这是导致日本侵华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所以有人说,抗战其实是为了法币而战,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1948年国民党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强行发行金圆券,这其实又与明代中期之前,朝廷强行废银而推行“大明宝钞”的举措一样,叫做“尽收天下之财,皆失天下人心”。总之,直到国民党垮台,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到信用经济这道难关依然没有闯过,这成为制约中国长期发展的极大瓶颈。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发行人民币,这个五百年来束缚中国发展的难关,至此才算真正度过。因为人民币的实质是:不与金银本位制挂钩,不与任何国家的外汇挂钩,而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从而避免了掌握着主要金银库存的西方列强对于中国金融安全的威胁,真正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信用货币体系,从而一举将中国经济推入信用时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这样的历史回顾,是为了回答一种很无知的观点,即共产党人不懂经济,不懂金融,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过时了——就是为了回答这样一种不懂得历史、不懂行的错误认识。

  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在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着一种极端化的思路,其主要表现就是不要国家、不要人民,只强调“社会”和个人,而在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里,则是思想解放不够,其主要表现就是融资渠道不多、投资效率不高,不善于利用资本杠杆。我们要记住: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从来就不是“资本”而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反对资本为国家的发展、为民生的改善服务。如果我们把企业家简单地当成资本家,把利用资本、发展信用经济视为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而这就是封闭僵化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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