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早春，新冠肆虐，户外活动骤然减少，一扫书柜，《治村》还没有读完——每当夜深人静，翻着质感的纸张，曾经的乡村岁月，如电影般浮现在眼前。
“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是党和国家执政的基础，治村是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的好坏，村庄治理可见一瞥。比如这次新冠疫情，我们看到了中国“举国体制”的优势，整个国家细胞即刻全面激活，干部下沉，志愿者上门，军队招之能战。村口设障，风能进、雨能进，省委书记就是不能进。治病救人、生命第一，深入人心，覆盖各个角落。历史上，瘟疫和战争几乎是孪生兄弟，如果社会恐慌控制不住，民主社会与法西斯政体只有一墙之隔，经济危机、社会暴乱、国家治理危机并发无疑。
贺老师如当年的孔丘一般，周游各地农村，逐一寻找“大国如何治村”的最佳答案——赣南、鲁中、陕西、苏南……还有粤北清远!谁又能想到这种缘分呢?当前的中国乡村，乡村政治规范、基本社会秩序、土地利益分配、财政资源使用、互联网下乡等方面都在遭受挑战。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没有止步，并且发生着剧烈的分化。乡村治理中滋生出贿选、刁民化、社会排斥等等问题，使得基层善治曲折前行，富人治村、能人治村现象将长期存在。在乡村政治、资源下乡、土地权利、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情况展开多元探索。
贺老师强调，在乡村政治、资源下乡、土地权利、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情况展开多元探索，而探索的核心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近年来年，笔者所在的清远市，大力推进“三个重心下移、三个整合、四个致富、五个梯度创建”等做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重振村级组织，让农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实践中，经过“组织化”孵化的主人首选新型经营主体，包括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多种组织形式，并且能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空心化现象并不可怕，关键是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避免乡村的衰退，如何引进活水、深挖潜泉，盘活土地，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活内生动力，这也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推力。
贺老师指出，基层组织资源具有稀薄性，荆门老年人协会、秭归幸福村落计划等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正是适应基层土壤环境，但一经科层制的行政模式“规范”，极可能寿终正寝，村干部职业化和坐班制趋势同样会面临相同结局。村民动员产生村庄整治，为国家资源落地创造承接平台;而通过资源下乡建立起来的村庄政治，又将农民组织动员起来，在相辅相成过程中必然使村庄勃兴。笔者曾经工作所在地的邻县，由省级部门主导建设的某片区新农村示范区，即是依靠大量项目资金直达建设，使村庄面貌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农民依然不满，对着县镇干部呵斥“你们快点给我们建好，不然比你们官大的要来训你们的!”显然，喧宾夺主。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培养乡土拔尖人才，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进一步激发农村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近年来近乎教训似的乡村治理之策。
拆迁是近年来城乡朝野热议的话题，土地调整确权则是新的命题，无论如何二者都是检验基层干部是否“能干”的重要标志，基层干部要“上位”，必须过这一关。因为土地调整确权是村庄复杂利益的集合体，顺利实现调整确权，也就形成更加深刻的共同话语和利益联结，为村庄善治提供了可能。
这本书还有一些明显的特点，比如事例鲜活，满是泥土的味道，从大量田野调查中，推演结论，水到渠成，在潜移默化中给人以深刻的思考，尽管有些观点与当下的政策时而相左。
作者单位：中共清远市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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