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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依附》的视角看农村

2020-04-29 09:41:0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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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依附——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温铁军、董筱丹著,东方出版社2019年9月9日公开发行。该书详细记录了新中国成立时要应对的民国延续下来的长期高通胀与民族经济发展内生的新矛盾,通过土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增量农产品稳定供给压低城市物价,新中国吸纳了过量增发的货币,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新中国靠乡村土改缓解了通胀危机,而多数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国家至今仍难以从“发展陷阱”中自拔。这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在经济上却又陷入了困境。对比中国经验,探寻如何应对此前半殖民地经济遗留下来的高通胀,归纳其经验与机制,对深化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甚至指导世界各国应对通胀危,都有重要意义。

  从书中内容顺便引出几个话题:第一,货币货币是一般等价物,这是货币的一个方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货币本质上有点像水,实际上现代任何经济体,都是通过货币的流动来带动商品的流动,有点像人的血液,带给机体各组织营养,带走产生的废弃物。货币的很多表述借鉴了流体的描述,如流量,存量。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货币化也不是绝对的好。对于一个健康的人,身体各机能完善,那血液充分流动是好的;但人体严重受伤,比如血管破裂,这时还让血液充分流动,那一定沿着破裂的血管来个大出血,让人血尽而亡。民国就是中国经济在对日战争中严重受伤后,还继续让血液乱流,经济最终失血而亡。在建国初期的乱局之中,将货币的发行钉住最关键的商品-米棉,同时一定程度限制货币的流通范围,等整个经济体的机制逐步恢复后再放开,应是人民币建国后的实际操作,这招很正确,效果良好。第二,工业化的本质工业化本质上是建立规模化的市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与发展产业生态,这里强调生态就是说这些产业要成体系,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有机体。而建立规模化的市场要经过昂贵的基础设施建设,修铁路,公路来降低物流成本,这实际上是笔巨大的沉没成本,而且收益不高,所以这些都不是私人资本愿干的事;建立与发展产业生态,要使实体产业有利润空间施展资本原始积累,通过资本增密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能力,这包括人财物的资源聚集。通过引进成套技术来迅速建立产业生态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虽然这个一般不能算沉没成本,因为这个投入产出还是非常可观的。建国后毛时代到改开之初的四次危机基本与此有关。虽然整个工业社会让人感兴趣的是那些让人咋舌的强大生产能力,庞大而复杂的机器,但这些大工业冰山之下的庞大规模市场支撑其实才是工业化的关键。有了这些庞大而规模化的市场支撑,才能让社会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机制,调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推进工业化。第三,政府运作的经济基础事实上政府的运作要求社会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这在古代社会的士大夫中应是个常识。四千年前大禹治水中,禹貢所讲关于兖州花了大禹十年时间让土地出产与其它州平,应就是为了设立政府而做的经济层面的提升与改造。民国自缚于西方经济学那个套子里,被战后孱弱的经济拖累,无力迅速恢复经济以建立有效运行的政府,先败于现代财政金融,后败于战场,真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然后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独立的经济支撑,政府虽然建立起来,但完全是空中楼阁,不出问题才怪。第四,市场经济的去实就虚这其实是个必然,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给齐桓公提到要禁末产,将人力资源集中于农业生产也从侧面说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纯利益选择的趋势-人其实都是好逸恶劳,想赚快钱的,古今都是如此。只不过春秋时代,人们已见证了如此而亡国的悲剧,整个西方社会今天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横流,其实不过是在重蹈覆辙,我们不去一块自杀就一定是最后的赢家。第五,通货膨胀抑制的问题其实市场经济中,为什么物价能稳定呢?因为有充分的物资供应,有充分的市场竞争,使得赚暴利不易,而正常经营有合理的利润,这时单方面抬价只不过是商业自杀之举。只有物资供应短缺,供应渠道垄断之时,才能疯狂的通货膨胀。所以,抑制的方法之一是给市场充分的商品供给,打开所有的需求渠道,这就能确保涨价不容易了。

  当然,温教授的书里的确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为了描述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他集百家之说拿来就用。温教授教授有点像法拉第,法拉第是个学徒出生,文化水平不算高,但靠实验观察总结发现了一系列电学规律而成大家。这是学术上的一个流派,实验物理学家也许没有理论物理学家的光环,但在实实在在为人类的科学进步做贡献。国内一帮食人牙秽的学者,自己什么能耐也没有,拿着半通不通的经济学理论到处打击真正干活的人,甚至明里暗里出卖国家利益,断送国家前途,实为极端无耻之徒。对于这帮人,“三农”问题专家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阵地,让现实的狂风暴雨吹散这帮无耻之徒的惑众妖言。

  总结温教授的这本新书,我们至少能看清工业化在中国推进是何等艰难,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我们提到的工业化的高门槛。从传统社会经济转型到工业经济体系,等于要在传统经济这个社会体系中构建工业经济所有必要的基础条件,这包括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构建工业经济能生存与发展的规模化市场,还要引进成套的工业技术,快速构建工业经济的产业生态。完成这一切是一个巨大的前期投入,而传统经济本身能提供的经济能力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很难负担得起这个昂贵的投入,期间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几乎是必然的,所以闯过这个高风险的关口也的确是危机重重。要想四平八稳就如印度那样做,以印度的方式,最后也只会得到印度的结果,甚至还不如今天的印度,因为我们的起点比印度还低。而建国初期经济大起大伏,到1969年,我们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此后中印经济渐行渐远,已无法比较,这也是选择的自然因果,有得有失嘛!工业化带来的分工协作模式是规模化生产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双重压力下的自然选择,不是任何民族的民族性所致。而脱离这个经济背景强推社会分工就导致今天这些发展中国家普遍畸形的产业结构,将国家的财富与命运全部放在贪婪无度的外国资本家手里,最后经济受市场波动大起大伏,而且连调整的余地也没有。西方人在其社会经济理论中鼓吹贪婪与放纵,这一套哲学毁了别人之后也会毁自己。

  西方人琢磨出来的“内卷化”(involution)一词,中国社会经济几千年来符合这个特征。你在工业时代要改出这个内卷化的道路,就得做大蛋糕。好了,温教授的这些书就是给我们讲述中国这七十年是怎么走出内卷化这个自然道路,进入工业化的打怪升级路径的,中国经济的这个蛋糕是怎样在没有对外殖民与国家犯罪的基础上做大的。2018年的国家经济普查公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中国有法人单位2178.9万家,从业人员3.83亿人,总资产914.2万亿元,总营业收入294.6万亿元。这大概是中国这七十年工业化的统计数据上的体现。

  温教授的《去依附》主要讲的是经济层面的去依附,应对“三农”问题如何从思想文化层面去依附?思想文化层面的去依附要的是对西方价值体系的解构能力与对华夏价值体系(“中国故事”)的建构能力。这是因为占社会相当多数的一般民众缺乏独立认识世界的途径,只能通过精英建构的价值体系去认识世界。因此,文明之间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建构自己的价值体系,同时解构对方的价值体系。老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都投入了相当多的智库资源用于价值体系的竞争(自由世界VS民主国家)。对我国来说也是如此。《河殇》之所以成为中国八十年代从文化上被二次殖民的标志,就是因为它建构了一套话语体系,把西方定义为“海洋文明”,把华夏定义为“河流文明”,以海洋对河流的意象压制暗示西方比华夏更文明,同时以河流终归流入海洋暗示华夏最终也要走西方道路。这套话语体系现在看来就是无稽之谈(中俄法是大陆文明,美英是岛屿文明),但当时的确迷惑了相当一批人。包括前些年刘仲敬的“诸夏”谬论,实际上是对华夏文明大一统传统的一种解构,因此哪怕内容荒唐得可笑,也得到了某些人的追捧(这种追捧显然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学术上的)。应承认的一点是,90年代以来我国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对价值体系的竞争关注度不够——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经济发展好了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一错误认识的代价是沉重的。以香港问题为例,内地崛起后,香港特殊性消失经济衰落是历史必然,中央政府为了延缓香港的经济衰落不惜持续输血甚至限制内地城市对香港的竞争,目的就是加强香港人对中国身份的认同。但事实证明,(在香港问题上)放弃价值体系竞争,仅靠经济手段是行不通的。因为一旦香港人接受了西方那套价值体系,就会对西方天然信任(被卖了还要说卖得好),对中国天然不信任(对它好它觉得是在收买,稍不如意它就觉得是虐待)。教训是深刻的,但我们现在亡羊补牢还不算晚。我们应把香港作为一个标本,时刻提醒我们价值体系竞争的重要性。那么具体该如何做?首先我们应对西方价值体系解构。西方价值体系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大行其道,迷惑相当一批人,是因为它利用了人性对自由的追求。追求自由本身是没错的,但西方(主要是英国与美国)把持了对“什么是自由”、“如何追求自由”的解释权,变成只有他们认定的自由才是自由,这就错了。实际上个人自由不仅有前提,还有边界。个人自由的前提是国家的独立自主,繁荣稳定,公平分配。饱受战乱之苦的阿富汗人、叙利亚人有自由吗?政治动荡、经济不振的乌克兰人、墨西哥人有自由吗?自由的边界是不能损害他人的基本权益。美国、英国的资本财阀是很自由,躺在吸血的殖民体系上能轻松赚取超额利润,掌握舆论话语权能为所欲为不受指责,但他们的自由是以无数亚非拉民众甚至包括本国民众的血泪为代价的。美国人、英国人如果真的相信他们所说的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就应主动拆除他们的吸血殖民体系,像中国一样以平等互惠的态度去帮助亚非拉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工业能力,就应主动放弃干涉他国的内政,并为之前挑起战争、分裂、动乱的罪恶行径道歉。而实际上美国、英国在对外宣传中根本不提自由的基础与边界,而是建构出一种幻象让人们误以为一人一票就能实现自由,公投就能实现自由。这是典型的混淆是非,倒转因果,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对全世界民众的欺骗。但仅仅解构西方价值体系还不够,我们还要建构基于华夏文明传统的价值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很好的提法,但其内涵还要进一步去丰富。这也是当前一段时期中国学者要重点关注的。而这仍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的最终目标应是让每个个体都具有不依赖任何价值体系独立认识世界的能力。只有每个人都能在独立客观认识世界的基础上做出决策,我们才能消除文明之间的冲突与隔阂,最终实现“天下大同”。

  温教授毕生研究“三农”问题,其格局与眼光可能不如陈平这样的学者,但还是比一般人强得多。他的看法我觉得很符合实际。比如生产与金融的双过剩。这样的问题出现与政治体制是无关的。所有大规模生产的社会都有这样的问题。还讲到国家主义,说现代世界的竞争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强大的国家才能有竞争力。这些观点非常符合实际情况。去依附到底讲的什么我不知道,但这个所谓的依附我还是听懂了。中国现在深陷全球化进程之中了,完全不可能脱离。美国人想让中国割离,这个完全不现实,与抢没区别。还顺嘴说了香港问题,很精辟,说美国人用非常小的代价来干扰中国的经济政策,非常毒辣。阻止中国区域经济整合。国家垮了,货币就垮。大家都在坚持谁先完蛋谁被收割。全世界的资本家都希望中国赶快完蛋,这样才能救他们,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这么冷血。

  人民币的锚是劳动温老的“转嫁”学说是经济活动非常本质的东西,延伸开后会看到不同的世界。第一,发展生态经济,以三农成长支撑资产增值,提高增发能力,不切实际,农村人口已老龄化,很多农村甚至已空村,并且三农增长解决目前困境周期缓慢。(方法可行,但不治本)。并且农村战略继续实施,你会发现各种补贴,都补给了各层级,毫无执行力,要么没人,要么没执行,比如养猪补贴,最终补给了村长大侄子的空气猪。第二,理论本质有误,并且是脱离当下实际的谬论,当下是“伪生产过剩”,实质是两极分化,这是前面一直吹起的泡沫导致的。继续使用这种理论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矛盾集中爆发。

  温教授强调农村,是因为城市的产业、金融、商业资本全部过剩了。剩下的能投资与货币化的资产只剩下农村。中国现有的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依附于美元的,只有用自己的货币货币化自己的资产(包括农林水草湖),让人民币有坚实的实体资产作为依托,才能更好的吸附货币,化解现在天量M2可能会导致的长期通胀。而保持货币的基本购买力稳定,才能发挥中国这个超大市场的优势,有市场中国才能实现有自我生存能力的产业升级,才能保证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才是在这个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竞争中得以生存的根本方法,100年的耻辱证明民族国家的强大是关系到所有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的事。所以国初的去依附对现在国家的自立与自强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温教授的理论是又缺陷的,技术转移是美苏给的,不依附谁给你技术?依附之后,展开工业化,完成工业化才能慢慢开始去依附,也就是构建中国中心主义,代替欧洲,美国中心主义,让全球依附中国。作为一名不懂经济的普通网民,我最关心的是回到农村怎么赚钱维持基本生活,马前卒在睡前消息详细算过,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种粮食的收入只够吃饭,温教授又不赞成搞大农场,提出搞林业与手工业等,这些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不高,还是没有解决大部分农村人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纯粹是在忽悠人。不讲数据的经济都是伪科学,乡村不止农业,乡村有庞大的资产现在人的眼光都被大城市、互联网吸引,然而未来乡村会诞生超大规模的市场,激活乡村资产要靠高效的流通手段与完备的乡村金融体系。

  温教授没有受过专业的经济学教育,这是事实,我们不能缘木求鱼。你不能拿着你的实分析与拓扑去讥讽人家,这是刁难。你如果打算为经济学大厦添砖加瓦,为某一门细分领域有所贡献,那你就要吸收一些特殊的东西。温教授这一套思想,漏洞百出,后面没有数学公式,肯定不会受主流的认可。但不发AER,不意味着他没有思想。思想是思想家的资产与人类的财富,学者中有一部分是思想家,教授中又有一部分是学者。想学思想就去找思想家,后辈要知道前人的不易,治学要更上一层楼,因为我自忖把我放在温教授的年代就基本上是注定要完蛋了。人民大学当前如此之困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思想断代了。老一代学者不少有宝贵的思想,没有完善的研究话语,东西要失传了,学生听着难受,觉得老师糊弄人。新一代的学者从西方归来,北美学徒制出来都是写论文,思想那是基本上没有了。做农业的每去过农村,肯定变味了。如果因为代沟产生蔑视,那可能就失去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宽容。不过还好,我的这些在西方继续学习经济学的同学们都很敬仰这些有思想的老师,真正有思想的教授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

  《去依附》这本书很难定论属于哪一类书籍,有点像历史类的,但又有很多经济学上的分析,同时又用了很多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问题,这本书总体来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也体现出一种研究发展的趋势,各个学科的壁垒日渐“消薄”,一些卓有成果的学者多为跨界研究。这篇文章也在一定层面上说明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合理性,因为城乡二元结构这样的差异,使中国在应对危机上能形成一种浮动机制,很有效的将危机内部消化还不至蔓延,反观高度城市化的美国,这种铁板一块的社会结构在应对危机与化解危机上很难与中国来比较,以美国为首的这种西方模式更倾向于危机向外的转嫁,如果危机难以成功转嫁就会导致内部的“大撕裂”。这里说的就远了,总的来说,结合与朋友探讨这些问题得出的一些初步的结论就在于以中国为首的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内涵与哲学观同以美英为首的文化内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探讨的过程中得出一些初步的假想,这里不做过对的陈述,因为缺乏论证。在另一个角度上来讲,我希望也呼吁(虽然并无卵用)中国更多的人能回归对于传统的文化、哲学、思想观的关注继承与发展中去。基于严肃的思考,我们认为中国文化是断裂的,在近代以来中国并没有按照自身的逻辑去演化发展自己的文明而是被强迫卷入西方发展的路径中去,沦为西方发展的附属,而直到今天,中国都是在参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中,难以主导自己的话语权与语境的建设。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我们无法想象也无法推演如果中国按照自身传统的逻辑演化到现代文明会是什么样的图景。有时我真的觉得中国断裂的历史像一部“未完的红楼梦”,而往后散失的历史发展脉络让人可惜,但我们有没有“探佚派”、“索隐派”那样吊诡的手法去推断历史演绎的脉络,实在可惜,可惜。该书片段:在农村,货币发行与实物物资直接对应,实质也是用农民的劳动所得来吸纳货币,因为农副产品当然是农民劳动与一定资源环境相结合的结晶。新政权通过国营商业机构或合作社采购农副产品,依据采购数量多少投放货币,并且抑制私商加价,体现出“劳动吸纳货币”的币制内涵,即依据劳动产品的多少调整货币投放。这一“劳动吸纳货币”机制使得广大民众的劳动成为“实物锚”背后的“劳动锚”,中国12年来第一次彻底结束了通胀肆虐的局面。当数以千亿、万亿的缺乏实物对应的空头货币被几亿劳动者的劳动投入均等分摊,新发行的货币不再集中涌入实物投机领域,就从制度上改变了社会投机追求保值的土壤,同时摆脱了外汇本位币制下货币发行对于外汇储备的依赖,使货币发行改由本国内部劳动投入与产出等因素内生性决定。货币劳动化、金融米棉化,是人民币持续维护独立主权货币地位的重要制度内涵。“劳动吸纳货币”也使人民币成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国家财富本位的货币体系。现代货币问世以来,即以贵金属保有量或财富保有量作为发行依据,这其实是“财富吸纳货币”,进而演化为“资本雇佣劳动”、异化为“投机吸纳货币”,并在21世纪金融资本全球化下呈现出普遍性的“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从这个角度,“人民币”名副其实是“人民的币”,是用货币来表达、传递广大人民群众劳动价值的制度体系,是对土改动员农村、保障小农土地财产权益,从而维持“去依附”货币主权与政治主权的深化与延续。其三,只是在暴力革命形成的强权政治充分发动与依靠农民的条件下,此类在农村由分散小农生产出来的物资才能被官方商业机构成规模地集中起来。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旦跌入类似的“发展陷阱”就难以自拔。但土改后的乡土中国能为国家战略性目标做出重大牺牲:政府以“土地革命战争”的名义给4亿多农民以自然村为产权边界来政治性地均分土地,一方面在客观上使中国的“三农”(农民、农业与农村)对高风险城市经济“去依附”,进而为全国金融秩序恢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至于毛泽东在城市的金融斗争中反复强调胜利的保障在于土改;但另一方面,也由此形成了严重的制度“路径依赖”:一是对农村传统土地基本制度的路径依赖——此后任何政治性分配土地,其产权边界也都在自然村(后来大部分改为生产队、经济社),二是城市资本对“三农”转嫁制度成本的路径依赖——此后历次经济软着陆,大都以“三农”作为软着陆的载体。其实,推行土改时,执政党号召愿回乡土改分地的人都回归乡里,使城镇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0.46%,就意味着大幅度缩小了风险敞口;“九个农村人给一个城里人搞饭吃”,也意味着城市风险是总体可控的。国际比较来看,相当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的城市化率80%以上,城乡人口比例与中国相比几乎倒置,在长期高通胀面前几乎束手无策。土改重塑了国家与乡土小农的关系,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的状况,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国家政权下沉到每个自然村,在国家政权与农民财产之间建立了互相依靠、互相支持的结构性关联,并通过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动员不断予以强化:农民分到的土地财产要国家保障,国家政权稳定离不开农民的物资支持。一旦这种结构性关联确立,则本来因财政赤字被动增发货币,从而陷入财政与金融双重危机的执政党就相当于拥有了“三农”这个广阔的战略纵深,不仅农村的自然资源能直接用纸币购买,既吸纳了增发货币,又充实了国家资本,成为进一步盘活其他国家资本的基础。像这样用土改形成的国家政治动员能力与政权信用,来撬动农村实质性要素投入形成农业增产,从而“用宏观意义上的要素替代”实现了萨米尔·阿明强调的“去依附”的发展。这个实践经验对于普遍深陷于资本稀缺而找不到替代机制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同时也不难看出,在财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无论通过土改动员基层还是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或是在赈灾中动员富余劳动力开展副业生产,这些政策发挥作用的关键,都是有效动员中国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国家之所以能从劳动力动员中获益,主要是因为:这些响应国家号召、从事国家基本建设的劳动力参照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的劳动力再对生产成本定价,显著低于城市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因此,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几乎唯一的能长期大规模、低成本使用劳动力的国家。摘自《去依附》「一些想法」有些事还是要说一说,我特别反感美国常常拿中国的人权说事,更让人反感的是很多中国人还要应与美国这一套说法。对应王毅的那句话就是“你去过中国吗?你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吗?”这句话问问所有人包括美国人与那些“香蕉人”,还有一批不知事理的乌合之众。我之前觉得很多人是知道这一套简单的基本的浅显逻辑的,可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延续西方主导的那一系列进程而向前去发展的,尽管意识形态与所选的政治体制不同,但社会演化的基本逻辑是相符合的,更何况,中国选择的是“西方式现代化”这样的模式,那么一个国家在这种模式里前进必然要排解其在过程中不断产生的负外部性。这些西方国家同样经历过不是吗?但西方国家是怎么解决的呢?殖民侵略、扩张、大屠杀、世界大战,这是西方人转嫁演进过程中的负外部性的常用方式不是吗?直到现在,伊拉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不是吗?那么,中国选择过这样的转嫁方式吗?没有。上面说的是比较暴力的转嫁方式,我们再说一些文雅的转嫁方式,做空泰国、亚洲四小龙现在也变成了“死虫”,那半死不活的样子,只要眼睛没有瞎都是能看到的,不是吗?那中国有这样做过吗?没有。中国将自己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负外部性全部都在内部消化,百姓的日子过的是比较幸苦,但这是很客观的事也是必然的事,不然能怎么办呢?去侵略吗?中国人民将前进道路上产生的种种负累与苦果都担在自己身上,还是能干出实业来这是真的了不起。中国人的日子是过的比较苦一点,但大家都在前行,饭固然难吃,但没有挑食的不是么?谁不想有更多的中产能住三层别墅小洋楼,有一条大金毛同时开着好车?自己挣总是要比抢银行慢不是么?美国在做什么呢?靠各种精密的体系收割全球的财富,“我们不生产财富,我们是财富的搬运工”干着这一套“又当又立”的活儿,还要跑过来谈什么人权问题,用心有多险恶?治学还是要想的客观一些,不能过度矫情。

  看过温教授的大作,很怀疑他知不知道起码的高微高宏高计这三门课,但他的语言组织的非常不错,很适合演讲,外行人还是被很容易唬住的,但还能理解,毕竟隔行如隔山。温教授对新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经验总结,对中国当下面临的危机足以借鉴。如今我们也在摆脱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依附,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产业资本国,第一大商业资本国,第一大金融资本国,但这是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的,也产生了很多内生性矛盾。中国的巨量资本注定不能通过欧美式的扩张道路转移到国外,摆脱的路径只能是转到乡村振兴为主的生态文明战略。同样是让农村吸纳过量货币,把农村的潜力用持续发展的方式挖掘出来,让危机在农村软着陆,才能成功化解这次被美国当成主要对手的经济危机。相比之下,“一带一路”与次区域合作也是缓解危机的战略,但“乡村振兴战略”成功的几率更大,因为老一辈就是从农村打的天下,上届政府也有新农村建设的经验。乡村振兴的推动无疑又是道阻且长的,涉农政策很多都不错,但执行起来就面临“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问题,这就很考验治理智慧了。这次危机如果还能借助农村力挽狂澜,必将是不亚于国初危机化解的又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2020年4月1日,我国全面放开金融资本市场,国内将全面放开金融市场,外资对证券公司、基金与期货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受限制,能设立全资公司了。一直靠牌照躺着赚钱的中国金融机构,将迎来一轮大洗牌。回顾中国的历史:在中国结束了长达多年的银本位制度,到了民国时期,中国金融制度开始与世界金融制度依附上了,民国政府发行货币以一定量的外汇作为依据,民国政府的经济危机开始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制度输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抛弃旧的货币制度,依靠统一的国家政权与动员广大的老百姓,采取物质本位,不仅缓解了民国留下过高的通货膨胀,也大大的调动了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此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渐渐的越来越快,中国的金融制度与西方联系的越来越紧密,08年的次贷经济危机就是来自于美国的输入性危机。那么,为什么几乎每一次中国的金融制度依附世界金融制度都会面临着输入性危机,中国还是要放开金融制度呢?我觉得,首先,人民币继续国际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一个象征,更为重要的是,人民币国际化以后,中国能对外输出通胀,这不是美国一直所谓的金融霸权嘛,或能开辟一条投机的资金通道,疏堵结合,既要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又要防止一些投机资金不怀好意,趁机恶意做空中国,当然,这是最理想最美好的情况,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新农村建设,只要有一个是成功的,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货币存储池,中国就能继续拥有输出通胀的能力,中国就能拥有继续刺激经济的能力。

  尽管如今经济、金融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甚至很少有人完全不用贷款、信用卡等等金融工具,但我们的教育中还是缺少足够的这方面的教育。《去依附》带给我的两大思考:一是中国经验究竟是什么?二是经济在历史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全书按时间线解构了中国化解经济危机的方法与步骤,通过全书的梳理,其实我们很容易了解中国经验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摸索一边修改一边推进,只是较为幸运的是我们在第一步时选对了正确的方向,后面尽管有些弯路,但都及时纠正。事实上本书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录也使我对政治运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如“三反”“五反”运动,其实也并非是什么不宜讨论的话题,从经济角度解读就显得很正确,当然在执行的过程中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我想从这个角度,或许另一著名事件在经济上应也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一点反思是,我学到的历史总是从制度层面去解读一个朝代的覆灭与兴起,印象中课本上仅有的关于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也只是北宋时的经济发展,在《去依附》探讨国初危机时,对货币政策、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问题的描述,让我不禁思考在过去朝代的覆灭中,经济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读《去依附》的另一各较为深刻的体会是,国人一直在不断总结与继承过去的经验,如当前脱贫攻坚的形势下,各地成立的带有合作社性质的集约化土特产公司,其实就与二次危机时成立的一揽子土产公司颇为类似,而前不久宣布的供销社模式卷土重来,也未尝不是对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与再尝试。书中也旗帜鲜明地总结了这一段中国经验:独立主权条件下的实体经济是主权货币的基础,改变单一经济结构才能摆脱殖民化的“发展陷阱”,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才能以“组织化的劳动”替代极度稀缺资本。今年疫情的出现,无疑将极大地影响历史的走向,叠加经济下行的压力,何处是出路,只有认真总结经验,才能尽可能减小试错成本,而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如果平稳度过这一场经济周期,甚至是在这一场经济周期中获益,值得每一个人认真思考。全书对中国经验的总结仅限于国初,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沿革完全未涉及,还要不断学习,才能对周期性危机的一般规律有更深的体会。

  读完该书好像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了国家,新闻报纸上都说国家一直在经历伟大的斗争,看完才有了深刻的感受,书中1949年至1952也用“伟大”来形容一定也不过分。从前学历史时,大多讲到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文革,好像1949年建国之后都是些“不那么光彩”的运动,似乎是改革开放救了中国。但读完这本书我才发现,原来1949到改革前发生了那么多危机,每一个危机都可能到导致政府的覆灭,是领导人与亿万农民以及中国固有的小农结构,拯救了我们的政府与国家。并且改革开放也不是某一位领导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一直以来的政策。另外一个深刻的认识是,以前上历史课,总觉得各种运动是因为“意识形态”产生的,但读完才发现每种运动都与当时的经济、国防状况密切相关,并不是为了某种务虚的“主义”运动,而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现在回头看那时的领导人,做这些决定,出台这样的政策,真是有大智慧。我们一直学的历史,都是在西方话语权下的,包括我们的课本内容,也是一些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这本书重新书写了当时的历史,读完之后再回头看课本说的才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历史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下面是我的一些启发:第一,“物资本位”的货币政策让货币锚住实物,以政府强权为信用发行人民币,直接解决了民国通胀问题。这个策略看上去非常平实,逻辑简单。但与西方的金本位,美元本位的政策完全不一样,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这样实践过,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精妙绝伦的政策,在中国的教科书中也找不到只言片语的描述,难怪温教授对于那些拿着教材上的理论质疑他的人非常不屑。第二,中国的动员能力并非完全是依靠喊口号、搞意识形态。中国动员民众,尤其是当时88%的农民的基础是土地改革,也是共产党革命的基础。土改之后恢复了小农自给自足的状态,一方面国家无需担忧他们的吃饭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还向国家上缴公粮,再一方面他们还把赚到的钱存银行(本质也是给国家投资了),正是这种去货币、去消费的状态解决了中国人民币超发的问题。土改,其实就是把生产资料还给生产者,有了土地之后,吃饭、住房不愁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社会也就安稳了,小农还有织布的传统,所以穿衣也不是问题,土改是一个非常朴素而且有效的政策。第三,从“新民主主义资本”转向“国家资本”的过程不是一个暴力的过程,而是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转变。鲜有人知道建国初期,国家是提倡“新民主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其实就是共产党搞“资本主义”,因为要转向工业化,必须有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所以国家希望民族资本家来完成。然而在实际的过程中,资本的残酷性体现了出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行贿受贿”……这些最初国家应采取了容忍态度,毕竟资本的积累都避免不了,然而朝鲜战争爆发,把这个问题放大了,连给战士的棉衣棉服都是假棉花!我记得不久之前我看过一个朝鲜战争纪录片,我炸断了美国的大桥,在美国人修桥时原本是有一只部队埋伏着要围剿美军的,然而由于太冷,所有埋伏的战士们都被活活冻死了!这件事估计与当时民族资本家,也就是私商的偷工减料不无关系,因此资本家的投机已威胁到了国防,所以才有“三反”“五反”运动。说来惭愧,直到现在才弄清了三反五反运动真正的产生逻辑。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资本家手中的资本被抑制,而集中到国家手上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控制资本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投机倒把、偷工减料问题。现代的课本总是批判这些运动过于“暴力”,带来了萧条,却只字不提它们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产生的正面效果。片面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这本书还是要有一些经济学、货币政策相关的常识的,否则读也白读。

  温教授认为,“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以来,其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源的资本化过程。以资本内生性扩张为动力演化出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是大国强权向其货币体系赋权而形成的、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主导的、海权与陆权此起彼伏的地缘博弈过程。值得深入理解的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历代以来,国家初立,无不是均田免赋,以此来换取国家数百年安稳,若王朝中期改革遏制圈地现象,又得数百年安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开始都在土改,而国民党在后期的货币政策与土地改革都出了问题,由经济而导致政权的衰败与灭亡。共产党在土地改革方面做了千年来未实现的事,丈量统计全国土地,在清查土地与均分土地中得到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在货币方面由农村托底终于而成现在模样。虽然开国来未能对农民免赋,且征得税更重一些,却维持了国家的稳定,农民也还是念其好。直到国家于 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才实现免赋,前后整整花了50多年。《去依附》虽然讲的是1949年到1952年发生的经济危机,但对于我们现在而言,那时的应对之策,对现在中国经济改革是很好的成功经验。私人资本在长期高通胀之中一般都会“脱实向虚”,将资本从实体经济析出转向投机炒作。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化”,我们面临的危机不亚于1950年的危机,中国怎么应对?大的不说,对我们个人而言,能了解以前已发生的与现在做对比,也好在时代洪流中明白自己身处何地,就算是对现状无法改变,但也要做个明白的“韭菜”。现在中央开始从“打老虎”,到“扫黑除恶”,像极了建国初的“三反”、“五反”,都是为了应对资本的脱实向虚而做出的一些政治手段。当年有“问钟点,就送表,吸烟找洋火,就送打火机;身体弱,送元鱼;好打牌,赢了钱带走,输了钱给下账;爱面子,暗地里送;送结婚戒指,送小孩衣服,送满月鸡蛋,直到送干部父母棺材料子;包妓女,包舞女,以至于赔上女儿、老婆”,现在与以前看来也没什么不同。以史为鉴可明得失,读《去依附》之前最好能了解一下国家当年的历史与经济学方面的常识,这样才更能明白温教授的《去依附》一书中所述那些危机应对的手段何等高明。

  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化”让粮食问题再次举世瞩目,《去依附》一书跟着红了。欧洲藏富于民,美国军事强大,欧洲能让你先扛不住,美国会在顶不住之前大打贸易战。但现在有所缓和,因为他们已在回流制造业,你这边成本毫无优势,“最大市场”只是一厢情愿。终极的解决办法:统一港币、澳币,深化税改,银行政策强力调整支撑方向,支撑小微制造业,沉入制造业市场以助力产业升级,抓住西方大国经济瘫痪的最佳时机解决台湾问题,顺便统一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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