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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好书——《辩护与呐喊》

2019-08-10 11:46:38  来源: 微信“金陵妙音坊”   作者:宫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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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知名作家刘继明的最新文集《辩护与呐喊》近期由台湾秀威出版公司出版。

  该书由张承志题写书名,孔庆东作序,李敬泽、李云雷连袂推荐,收录了进入21世纪以来,刘继明对现实、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及一些重要思想文化命题和人物的深入思考,为备受攻击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庄严的辩护,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孔庆东在序中说,“刘继明是一个王蒙所说的‘学者化的作家’,是一个孔庆东所说的‘讲道理的文人’。他有立场,但并不以立场标榜;他有学问,但并不炫耀知识或理论;他有才华,但更吝于笔下生辉,舌灿莲花。他只是朴素地铺排史实、洗净污痕、凸显逻辑、昭彰天理。有人说刘继明是辩护,孔庆东说他是呐喊,而刘继明自己可能全无这些概念,他不过是微笑着:  举起了投枪。”

孔庆东基于良知的吶喊

——序刘继明《辩护与吶喊》

  刘继明的这本新书,据说原本取名《为中国革命辩护》,我对此不大赞同。

  在我看来,第一,刘继明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者」;第二,革命也不需要辩护;第三,刘继明的这些声音,仔细辨听,其实不过是基于良知的吶喊。

  不论儒家意义上的「顺天应人」的传统革命,还是近世以来西方revolution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其泥沙俱下的滚滚洪流之中,必然存在许多可以指摘和抨击之处。正如鲁迅教训一大票革命作家时所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者往往偏取了鲁迅的另外半句话,说革命毕竟「有婴孩」。然而鲁迅的话是应该全面理解的,有婴孩就好好爱护婴孩,但污秽和血,也要正视。特别是当革命时代远去,成为一块「飘逝的花头巾」,检讨革命过程中的错误,盘点革命所带来的痛苦,不仅是反革命额手称庆的快事,也应该是革命者痛心疾首的良药。刻意美化革命,其实正是帮了革命的倒忙,即使是发自真心的辩护,有时候也容易与「护短」界限不清,结果反而成了「低级红」与「高级黑」。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造*反固然有理,可不等于任何造*反都有理,也不等于造*反的每个细节都有理。真正需要辩护的,不是那些造*反中的血污,而是那些血污中的婴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看到了刘继明的姿态跟众多「低级红」乐队的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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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受硕士导师钱理群等先生的影响,我很注意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在我看来,中国始自鸦片战争的一系列「近代衰败」,与知识界丧失了王阳明所倡导的「致良知」,具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在成为「鲁迅」之前的「周树人」阶段,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孤独的吶喊。王阳明认为天地之心「只是一个灵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大声疾呼「掊物质而张灵明」。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这个角度考察,亦可谓「改造国民灵魂」的吶喊史。而国民良知的重建,则是伴随着辛亥革命、文学革命、北伐革命、土地革命等一部近现代革命史,逐步显现端倪但同时又不断「云霞明灭」的。在这一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从鲁迅、郭沫若,到丁玲、姚雪垠,再到魏巍、浩然、陈映真……都为中国人民的良知重建,肩住了一道道黑暗的闸门。这些名家不论是伟人还是俗人,自然都有其可资议论质疑乃至批评调侃之所在,这也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理所固然。但是,由于良知不灭则中国不亡的政治逻辑,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被泼满血污,遭受到布鲁诺、伽利略的厄运。而那些污蔑与构陷,其手法之卑劣、逻辑之荒谬,已足为时代良知再次趋向泯灭之明证。刘继明由一个「文化关怀」的小说家,自我扩展为一个「唤醒良知」的吶喊者,不过是对此观察清晰之后,力挽狂澜而不能的杜鹃一鸣尔。

  我跟刘继明无甚交往,对他的了解,一是来自他自己的文字,二是来自东看西看的对他的赞扬和批评。梳理这些文字之后,刘继明浮出水面的形象,是一个王蒙所说的「学者化的作家」,是一个孔庆东所说的「讲道理的文人」。他有立场,但并不以立场标榜;他有学问,但并不炫耀知识或理论;他有才华,但更吝于笔下生辉,舌粲莲花。他只是朴素地铺排史实、洗净污痕、凸显逻辑、昭彰天理。刘继明的言说方式,不大象一个获得多项文学奖的小说家,而更像一个语文老师——虽然讲课娓娓道来,自成一派,但能不能hold住自己班上的学生,还是个未知数也。

  其实孔子也hold不住三千弟子,王阳明的心学也很快门庭冷落,鲁迅散落在大地上的投枪,则被搜集起来,去其锋、钝其刃,逢五逢十祭拜一下。因此,就不断需要有人走进无物之阵,去面对那些威风凛凛的旗帜: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

  有人说刘继明是辩护,孔庆东说他是吶喊,而刘继明自己可能全无这些概念,他不过是微笑着:

  举起了投枪。

  2019年4月15日

《辩护与吶喊》后记

刘继明

  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皆为新世纪以来我发表的评论、随笔、演讲、访谈和对谈,其中,《为中国革命辩护——读曹征路〈重访革命史〉》、《毁誉褒贬郭沫若》、《被「极左」的姚雪垠》、《我们怎样理解浩然》、《革命者魏巍》、《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张承志读札》诸篇,是近两年我写作的「革命后的革命——1949年后若干重要文化事件和人物再反思」系列的主要篇章,因涉及到对长期被污名化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思考和辨析,原来打算以其中一篇文章题目为书名的,出版时才改为现在这个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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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我三十多年的写作历程,前半段基本上属于「纯文学」,后半段(2000年后)则渐渐逸出纯文学写作,向思想文化及社会问题延伸,评论和随笔的写作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无论在物理还是心理上,我同主流文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显然与我的价值立场和写作趋向密切相关,是一个「互相拒绝」的必然过程。我不仅没有丝毫失落,反而有一种解脱之感。我这种心情,对于某些在体制内乐此不疲地争名逐利,离开权位和厚赏就不知所从的人,肯定会觉得无法理喻。

  1990年代中后期,当我的生活处于最低谷时,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强调过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的重要性。对我来说,生活如果降低为苟且偷生,写作如果降低为牟取名利,失却了超越其上的意义,我宁愿放弃写作和生活。

  现在,我再次感到了意义和信仰的重要性。

  人如果没有意义地活着,与畜类无异。比意义更高层次的是信仰。为了信仰而活着或死去,或承受孤独、磨难与痛苦,对一个找到并坚守自己信仰的人来说,是一种光荣,而非耻辱。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我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同那个正在加速腐败和堕落的文坛「圈子」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想到从此以后我将摆脱体制羁绊,开始一种真正自由的写作和生活,我就像一条在污水沟里待的太久的鱼儿终于游到了大江大河那样,感到无比的轻松。

  感谢章张承志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孔庆东先生慨然作序。感谢台湾作家蓝博洲先生,没有他的热情推荐,这本书不可能如此短时间在台湾出版。

  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没有你们的陪伴,我也许会承受更多的艰虽。

  也感谢那些以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我的人们。

  201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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