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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连载 第十四章

2018-06-02 12:17:53  来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陋县小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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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篇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

  十四章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

  第一节 对外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组成部分

  我们研究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并且,从总体方面,研究了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有关问题。社会主义再生产,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的。但是,它又不能不同别的国家和民族发生经济上的交往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就它的内容来说,主要包括相互援助和贸易往来这两个方面。这种对外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服从于革命的外交路线。

  我国的革命外交路线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是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进行,并为这条路线服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己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来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既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就是同三个世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

  如果结合社会制度来划分,那么,就有如下四个方面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同第二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同第一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现在就来分析这几方面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完全新型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各国都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共同的经济基础,以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共同的奋斗目标。它们有着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同思想基础,有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同国家制度。

  毛主席指出:“自从有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不可能象社会主义国家间这样休戚与共,这样互相尊量和互相信任,这样互相援助和互相鼓舞,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指导下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大小和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在共同的斗争中,既紧密配合,相互支援,又完全平等,独立自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友好互助合作,有助于加快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强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彼此都有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历史;彼此部有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共同要求;彼此都有根除殖民主义祸害,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愿望。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能够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旗帜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的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同第二世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方面是根本对立的。第二世界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有的甚至还在继续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

  但是,这些国家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地位。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同它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往来,有利于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同第一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本性,决定了它们必然要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因此,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激烈的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依靠自身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依靠世界革命人民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不断地反对超级大国、特别是那个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オ能迫使这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不得不同意在国家之间建立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发展一些贸易关系和经济联系。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坚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区别地来处理同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第二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援助

  【对外经济援助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列宁指出:“资本是一种国际的势力。要战胜这种势力,需要有工人的国际联合和国际友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从来就是国际的事业。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

  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同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坚决支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履行对外经济援助,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坚持不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履行不履行对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支持和援助的义务,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原则问题,一切机会主义者都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奉行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反革命路线。列宁在同第二国际的叛徒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大搞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早已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在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同资产阶级民族利己主义路线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刘少奇曾经抛出一条所谓“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阻挠我国对世界革命人民正义斗争的支持,反对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

  林彪在对外关系中妄图推行卖国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拜倒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脚下,并且鼓吹儒家的“小国师大国”的反动谬论,认为小国服从大国的指挥,大国奴役小国,强国欺侮弱国,是不可违抗的“天命”。毛主席同这种民族利己主义和卖国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一再用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

  毛主席教导我们:“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我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贯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忠实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侵略和掠夺。但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现在也打起了对外“援助”的幌子,实质上干的则是更阴险、更狡猾的剥削、奴役和控制受“援”国的勾当。

  美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和“贷款”,就是放高利贷。它贷款的三分之二以上,利息超过年息五厘,最高的达八厘。一个国家一旦接受了美“援”,就很难摆脱偿还债务本息的沉重负担。

  美“援”又是推动商品输出,转嫁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一九六五年一月,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在《援外咨文》中声称:“美援中的大部分——大大超过百分之八十——目前采取提供美国货物和劳务而不是美元的方式’。美国商品提供给受“援”国,一般都是按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计价。可见,所谓美“援”,实际上是援美,真正受援的是美国的垄断资本。

  同时,美“援”也是干涉受“援”国内政,掠夺受“援”国资源,阻挠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恣意扩张侵略势力的工具。美“援”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是极其明显的。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资料,一九四五年七月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在对外提供“援助”的一千六百七十多亿美元的美“援”总额中,美国给予它的军事盟国及傀儡集团的“援助”要占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七。可见,美“援”又是与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密切地联系着,为它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服务的。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所谓对外经济“援助”,同美“援”一样,也是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工具,而且更加阴险,更加狡猾。苏修通过所谓“援助”,把大量陈旧的机器设备,一般以高于国际市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有时甚至高出两倍的价格卖给印度。

  到一九七一年,苏修控制了印度钢生产的百分之三十,重型机器生产的百分之八十五,电力生产的百分之二十,电力装备生产的百分之六十,电动机装备生产的百分之七十五,石油勘探和开采工业的百分之八十,石油加工的百分之三十五。苏修在所谓“工业合作”的幌子下,利用印度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把印度变为自己的附属加工厂。

  苏修除了利用“援助”进行经济掠夺以外,还勒索政治上、军事上的特权,它继承老沙皇的衣钵,竭力打通从黑海、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西太平洋到日本海的一条连接欧非亚的弧形海上通道,以建立海上霸权。于是就利用向一些国家提供所谓“经援”和“军援”等形式,强行在这些国家建立海、空军基地,勒索机场、港口的使用权。这就完全暴露了苏修的对外“援助”已成为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手段。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真正的对外经济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指导下的对外经济援助,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所谓“援助”,是根本不同的。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真正帮助受援国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努力开发本国的资源,发挥本国的潜力,根据本国的特点,逐步建立和发展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铲除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经济侵略势力,巩固政治独立。

  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国家,由于长期遭受殖民统治而形成了畸形的“单一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尽自己的可能,根据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首先协助它们发展为满足本国需要的多种经营的农业,逐步改变这些国家主要农产品依赖进口的状况,使它们的国民经济在农业逐步壮大的基础上健全地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还应尽其所能,帮助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必要的轻工业,使这些国家逐步摆脱人民生活必需品依赖进口的状况。

  社会主义国家还应协助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利用本国资源,建立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的工业部门(包括重工业部门),以逐步改变过去廉价出口原料,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基地或附属加工厂的经济附庸地位。即使这样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的出口和进口,也仍应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积极支持这些国家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援助,是配合国际政治斗争,抑强扶弱,增强世界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原则】

  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我国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对一些友好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是完全应该的。援助从来是相互的,决没有什么单方面的援助。

  我国按照友好国家的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贷款的方式向受援国提供经济援助,具体内容主要有成套建设项目、一般物资的援助等。

  我国对外提供的贷款,和帝国主义的高利贷根本不同,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所谓“低息贷款”也根本不同。苏修的所谓“低息贷款”,在名义上是收两厘或两厘半的利息,而在实际上却采取抬高“援助”物资价格和压低偿还物资价格,以及抬高卢布汇率等卑鄙手法,变“低息”为高利贷剥削。

  同时,苏修还附加许多政治经济条件,一贯采取对受“援”国逼债或停止贷款等手段,对受“援”国施加压力,侵犯受“援”国主权,干涉受“援”国内政。我国对外提供贷款早已实行全部无息。偿还期限都规定得很长,不附带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的条件。

  如果对方由于实际困难无法如期还款,可以延长期限,从不逼债,更不以逼债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在贷款的使用上,绝对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加干涉。

  我国在帮助受援国建设成套项目时,尽可能地首先帮助它们建设一些投资少、建设时间短、收效快的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企业,以便这些国家较快地减少因进口必需品而支出的外汇,增加财政收入,积累建设资金,为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援外成套项目的设计,力求因地制宜、经济合理。援外设备和物资的作价,恪守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国际市场价格为根据,决不抬高价格,从中渔利。在项目施工过程中,根据对方的要求,派遣技术人员,帮助受援国技术人员掌握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派出的技术人员同受援国的技术人员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

  我国政府宣布的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在援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援外工作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准则。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我国对各国人民的支持,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我们所能提供的经济援助是很有限的。但是,随着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今后一定能够逐步改变这种力不从心的状况,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较大的贡献。

  附:中国政府宣布的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

  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本书编者注,后来已实行全部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而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第三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新型的对外贸易关系】

  对外贸易属于商品流通范畴,是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的商品交换。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着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性质。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从来都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不等价交换,残酷掠夺和剥削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攫取高额利润,不断加速资本的积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商品输出同资本输出密切结合在一起,对外贸易更是垄断资本集团进行经济侵略和扩张,奴役和掠夺其他国家,攫取最大限度利润,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根本谈不上有自己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零九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凭借着强加于我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一系列向我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的特权。

  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强迫我国开放所谓通商口岸,并在我国开设银行,发行钞票,还完全控制了我国的外汇金融和对外贸易。帝国主义国家同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相勾结,凭借种种特权,低价掠夺我国的重要农副产品和矿产原料,高价向我国销售工业品,用不等价的贸易来攫取高额利润。

  旧中国遭受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对外贸易长期大量入超,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旧中国虽然名为农业国,但是粮食、棉花等重要生活必需品还要大量进口。旧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吮吸中国人民血汗的孔道。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跟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不同,是一种新型的对外贸易。它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具有如下的主要特点:

  (1)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统制的、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捍卫国家独立,必然要求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或垄断。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曾反对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主张以所谓‘关税政策’来调节对外贸易。这种谬论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的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能生效。”“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

  斯大林也强调指出:“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

  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行了对外贸易垄断,保障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驱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势力,废除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特权,收回了海关管理权。外商操纵我国对外贸易经营和外汇金融、航运、保险事业的时代永远结束了。

  同时,国家没收了官僚资本的对外贸易企业,建立了统制对外贸易的国家机关和国营对外贸易企业,逐步改造了资本主义的私营进出口企业。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对外贸易的半殖民地性质,使我国的对外贸易成为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统制的、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

  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对保证我国政治、经济的完全独立,防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抵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广大国家和地区进行正常贸易往来,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2)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导下的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

  在阶级存在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对外贸易在内的对外政策和措施,都要反映这个国家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美国在南北战争前,南方的主要统治阶级是奴隶主。马克思在讲到美国内战时曾经说过:“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

  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掠夺、侵略和战争,这就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所遵循的全部路线和政策。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不仅是对发展中的国家进行残酷剥削的工具,而且还被用来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贸易歧视、经济封锁以及推行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工具。

  加入国际帝国主义行列、妄图称霸世界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苏联劳动人民,对外疯狂地进行侵略和扩张,象列宁曾经痛斥的老沙皇那样,完全以“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通过对外贸易对它的“兄弟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进行骇人听闻的剥削。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外交路线。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建立在新型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积极协作、平等互利、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各自按照需要和可能,通过有计划的贸易住来,相互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同时也是彼此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重要方式。社会主义国家愿意在需要和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大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各国国民经济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共同发展。

  “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国家这方面来说,是坚决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需要和可能,区别情况,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的。

  但是,在这种贸易往来中是充满着斗争的。“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后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步美帝国主义的后尘,对我国突然袭击,于一九六0年撕毁了同我国签订的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妄图从经济上搞垮我国。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预言的那样:“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经过长期针锋相对的斗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图通过封锁、禁运,从经济上搞垮我国的阴谋终于宣告破产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同我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在这种贸易往来中,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国际经济领域的一种阶级斗争。

  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

  因此,在对外贸易中,决不可以对国际资产阶级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还会通过对外贸易,不断地向社会主义国家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扩大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对这种情况,要提高警惕,坚决抵制。

  社会主义国家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要在进出口商品的价格、结账条件等方面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同一切违反平等互利原则的行为以及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贸易歧视进行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要充分估计到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根据价值规律,一种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在市场上是按照它的价值量来进行交换的。

  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怎样计算,这在国内市场上和在世界市场上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

  这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平均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是一定的。当这个强度发生变化的时候,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也就发生变化了。由于各国的平均劳动强度不一致,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

  世界市场是在各国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市场,某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量,并不是取决于某一国家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把世界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它的平均强度下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一个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和它在国内市场上的价值是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考虑进出口商品的价格的时候,必须充分估计到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研究和掌握世界市场上商品的供求状况,也很重要。世界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价格,除了取决于这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量外,还受到这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供求状况的影响。

  当某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供大于求的时候,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跌到它的价值以下;反之,就上涨到价值以上。当世界上还存在着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世界市场上商品价格早晚不同,是必然的现象。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勾结和争夺,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货币制度的动荡以及国际阶级斗争等因素,也给世界市场商品价格的变动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外交路线指引下,充分估计到价值规律、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密切注意和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市场的状况,灵活地确定出口商品的合理的价格。

  这样,就能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商品卖得适当的价钱,为国家多提供一些外汇收入,避免在同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上当吃亏。

  (3)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是在国家管理下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对外贸易。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既是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又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在革命外交路线的指导下,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计划地组织对国外的商品交换,使国家建设所必需的一些重要物资得到调剂和补充,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要求它的对外贸易必须实行集中领导,统一对外的原则。只有坚持集中领导、统一对外,才能正确贯彻革命的外交路线,才能保证对外贸易有计划地发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盲目性和竞争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可能带来的破坏和影响。

  集中领导、统一对外,就是在中央的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商品,确定公司之间、口岸之间合理的经营分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因此,要反对“外汇挂帅”,反对资本主义对外贸易中相互争夺的那种经营作风。

  同时,在集中领导、统一对外的前提下,也要充分注重发挥地方在对外贸易中的经营积极性。只有正确贯彻集中领导、统一对外的原则,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外贸易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和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

  列宁也曾指出:“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不取决于国外市场,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取决于国内劳动人民的努力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力”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也是对外贸易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

  坚持还是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历来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我国,刘少奇、林彪一伙竭力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拼命鼓吹“外援决定论”、“红色买办论”,贩卖仰人鼻息的买办洋奴哲学,妄图使我国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允许走这条道路。刘少奇、林彪一伙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卑躬屈膝,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叛徒嘴脸。

  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有利的。把对外贸易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认为无足轻重而加以忽视,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是一切都要自给自足,闭关自守。决不排斥同兄弟国家和友好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相互援助,也不排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

  毛主席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该把对外贸易作为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比例关系的调剂手段。

  通过对外贸易,进口某些必要的物资,可以调剂由于生产条件和自然条件所产生的某些产品和资源的暂时短缺,可以弥补由于偶然因素而造成计划安排中出现的暂时的缺口,可以引进先进技术以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同时,也可以通过对外贸易,为国家提供部分的资金积累。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不仅无损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恰恰相反,而是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自力更生的能力,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增进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二十多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国家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在各个五年计划时期,及时组织内外物资交流,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正确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关系,对外贸易和发展生产的关系。

  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同属于流通领域的两个经济部门,根本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的。当然,在根本目的一致的基础上,也存在一些矛盾,主要是在某些时期对某些商品的出口量和国内市场供应量之间的矛盾。

  正确处理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关系,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处理内外贸易的关系上,应从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出发,立足于国内市场,以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国民经济。出口商品应尽可能做到内外销结合,这样,可以避免或减少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生激烈的动荡给我国造成的损失。

  当然,国外市场也很重要,不容忽视。为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适当进口一些物资,就必需积极组织出口。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总是相互支持的,为了从物质上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总需要拿出一部分物资出口。内贸和外贸,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部分,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关系。

  对外贸易和生产的关系,是流通和生产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对外贸易扩大的物质基础。只有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才有充足的出口货源,才能进口更多的急需物资。

  流通和生产的内在联系,要求对外贸易部门确立为生产服务的观点,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关心生产、促进生产。加强对国外市场的调查研究,主动向生产单位介绍国外新技术、新样品,引进新设备和优良品种,及时提出新的生产课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进口和出口都应该有利于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

  引进一些新设备和新技术,是为了洋为中用,更好地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如果只顾局部、暂时的需要和利益,任意扩大和缩小进口或出口,对国内生产和技术的发展是不利的。

  对外贸易和生产之间相互促进的这一面是基本的。但是,在对外贸易同生产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生产是有计划进行的,而世界市场是无政府状态的,这种矛盾必然会反映到对外贸易同国内生产之间的关系上来。当世界市场变化同国内生产发生矛盾时,计划机关和外贸部门就应及时作出适当的安排。

  第四节 撕下苏修“国际分工论”的画皮

  【谎言和事实】

  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剥削的政策。他们口头上说对“兄弟国家”实行国际主义,实际上从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出发,依靠霸主的地位,利用所谓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的枷锁,强行在“经互会”国家间推行什么“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

  苏修强使这些国家的经济适应它的需要,成为它的商品销售市场、附属加工厂、果菜园和畜牧场。苏修还对这些国家进行骇人听闻的剥削,使它们沦为勃列日涅夫新沙皇统治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苏修叛徒集团起劲地鼓吹“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硬说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效果,促进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劳动人民福利的高速度增长”。但是,慌言掩盖不了事实。

  苏修借口“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作为商品销售市场。苏修限制“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发展自己的燃料和原料工业,以便它高价向这些国家倾销燃料和原料。在苏修的压力下,这些国家大量进口苏联的燃料和原料。

  六十年代,匈牙利等国不得不关闭许多煤矿和放弃在国内寻找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保加利亚国产燃料的自给率从一九六0年的百分之八十三点五,下降到一九七0年的百分之四十,近年来,又有进一步的下降。目前,“经互会”东欧成员国几乎全部石油和铁,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铁砂、木材,四分之三的石油产品、金属轧材、磷肥,五分之三以上的棉花、煤、锰矿石,都来自苏联。

  从苏联伸到这些东欧成员国的所谓“友谊”输油管、“和平”电力网、“兄弟”天然气管道,成了这些国家能源的主要供应线。这样,苏修就把这些国家的原料、燃料和动力的供应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苏修依靠对这些国家的燃料和原料供应的垄断地位,大搞贵卖贱买,对它们进行残酷的剥削。

  根据苏修官方的统计数字计算,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一年,苏修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五个“经互会”成员国出口的石油、铁矿石、煤、皮棉、生铁的价格,同苏修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口同类商品的价格比较,这五个“经互会”成员国被苏修榨取的超额利润达四十二亿八千万美元,其中,单从捷克斯洛伐克就剥削了十三亿多美元。

  更有甚者,苏修倚仗它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霸主权势和燃料、原料供应的垄断地位,蛮横地直接搜刮这些国家的资金,要这些国家“共同出力”开发苏联燃料、动力和原料基地。苏修强迫捷克斯格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拿出大笔资金到苏联开发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等,其中,捷克斯洛伐克从一九六0年到一九七0年就先后向苏修提供多达二十亿卢布的贷款和投资。

  然后,苏修又回过头来把利用这些国家资金开发出来的原料和燃料作为一张“王牌”,强迫“经互会”成员国购买苏修的陈旧机器设备和其他产品,然后才向它们供应原料和燃料。

  二十世纪初,列宁在揭露垄断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时说:“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比起它的前辈更为贪婪,更为狡猾,更为凶残,简直恨不得把一条牛一口吞下去。

  据估计,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苏修通过不等价交换,使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五国蒙受的损失竟达一百九十亿美元。苏修的“头号贸易伙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到的剥削最为严重,达六十四亿美元。

  苏修为了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工业改变为适应自己经济需要的附属加工厂,强迫这些国家改组自己的工业生产结构,并按照苏修规定的品种、型号、规格生产产品,然后运往苏联。

  例如,徳意志民主共和国被迫把六十家纺织厂改建为电机厂,并放弃了传统的飞机、拖拉机和大汽缸汽车制造工业生产,限制了黑色冶金工业;捷克斯洛伐克停止发展本国石油、锰矿开采业;匈牙利放弃了普通卡车,一千五百吨以上的船只以及传统的收音机制造工业的生产等等。

  苏修为了争霸世界的需要,一方面使本国的民用造船工业集中制造军舰,另一方面则强迫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匈牙利,为苏联生产民用船舶和船舶设备。苏修铁路运输落后,就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它制造铁路车辆。

  据统计,“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出口的船舶和船舶设备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铁路机车车辆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起重运输装备的近百分之五十,都是运往苏联的。更为蛮横的是,苏修竟要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内陆国家建立造船工业,专门为苏修船舶生产零件。当苏修的需要发生变化时,它昨天规定某个国家“专业化”生产的某种产品,今天就出尔反尔,强制这个国家转而“专业化”生产别种产品。

  苏修甚至恬不知耻地下令它的“兄弟国家”在安排生产项目时要“更好地研究苏联的市场,它的需要,苏联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及前途”。苏修就是这样以霸主自居,明目张胆地威逼它的“兄弟国家”的经济服从苏修的指挥棒的摇摆。

  苏修头目还勾结保加利亚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签订了一系列直接剥削保加利亚劳动人民的协定。据报道,一九七二年,保加利亚输送劳动力参加了苏联二百八十九项工程的建设,派出的工人仅在库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就有五千名,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纸浆厂有二千名,在科米共和国接近北极圈的原始森林中伐木的有八千二百名。

  苏修叛徒集团还借口农业“生产专业化”,把其他国家变成苏修的果菜园和畜牧场。他们强迫某些国家只能着重发展农业。在发展农业时,又不是首先发展满足本国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粮食,而是发展专向苏联出口的葡萄、苹果、柑橘之类的产品。

  目前,保加利亚全国蔬菜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水果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五,卷烟的百分之六十五点五,食品罐头的百分之七十八,酒类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为苏修生产的。

  由于苏修的残酷压榨,使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的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造成这些国家的经济畸形发展。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专门生产某些供应苏修需要的工业品,因而大大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以致粮食不能自给,每年要从苏修进口占本国产量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粮食。

  蒙古则成了苏修的畜牧场。直到现在,蒙古不仅不能生产机器、燃料等重工业产品,甚至连铁丝、铁钉、蜡烛、练习簿等基本的日用轻工业品也要靠从苏联进口。

  事实说明,苏修叛徒集团所鼓吹的“国际分工”,完全是一种剥削同被剥削、霸主同附庸的分工。这同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完全是一路货色。

  【驳所谓“最少劳动消耗”原则】

  苏修叛徒集团恬不知耻地吹嘘说,他们的“国际分工”是根据“最少劳动消耗”原则来确定的。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生产什么,不应该生产什么,都要“根据自己最有利的自然条件”来决定。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这种谬论,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他们就叫嚷这将“导致社会劳动浪费,生产速度降低”等等。

  他们吹嘘的所谓根据“最少劳动消耗”、“最有利的自然条件”来确定“国际分工”的原则,撕下画皮一看,原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鼓吹的“比较成本说”的翻版。

  “比较成本说”的鼻祖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他以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为借口,宣扬说“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应在英国制造。”这就是说,根据所谓“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应该是“工业英国,农业其他国家’。

  李嘉图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似乎是一种同社会制度无关的自然现象,是不受历史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影响,只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即地理环境决定的。

  对李嘉图鼓吹的这种赤裸裸地为英国资产阶级服务的谬论,马克思早在一八四八年就作过深刻的批判,他说:

  “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并根据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规定出生产种类。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

  “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这就是说,西印度之出现咖啡和甘蔗种植,并畸形发展为殖民地“单一经济”的局面,并不是自然条件决定的。西印度殖民地“单一经济”的畸形发展,完全是资本主义殖民制度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对殖民地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它决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原因。

  一个国家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可以成为较快地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的一个有利条件。但是,决不能得出结论说:某个国家因为某些自然资源不很丰富,就不能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的方针。苏修起劲地贩卖“最少劳动消耗”原则,目的就是迫使它的“兄弟国家”畸形发展单一经济,以便这些国家永远沦为苏修恣意剥削掠夺的经济附庸。

  【“经济一体化”的实质】

  苏修叛徒集团并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贸易和信贷手段强行建立“国际分工”,以控制和剥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它还迫不及待地要将控制和剥削的“重心转移到生产领域中来”。它公开叫嚷:“经互会”国家的发展受到了“有严格划分的国界的经济市场”的妨碍,提出要“取消边界”,建立所谓“一个单一计划之下的单一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并为此抛出了臭名远扬的“经济一体化”计划。

  “协调”国民经济计划,是苏修推行“经济一体化”的开始。所谓“协调”国民经济计划,就是“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国民经济计划,要根据苏修的“国际分工”原则,按照苏修的需要进行“协调”:凡是苏修需要的,都要列入计划,按质、按量、按时进行生产;凡是苏修不需要的,都要削减或停止生产。

  这还不够。苏修还在“经互会”成员国之上建立工业、动力、运输、电讯、科技情报和银行等方面的所谓“超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从而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计划、投资、产销、原材料供应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实行严格的控制。苏修还准备进一步建立在劳动力、资金、产品、劳务等方面统统“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综合体”,把它的“兄弟国家”统统都吞到苏修新沙皇的肚子里去。

  苏修叛徒集团一九六四年提出的“多瑙河下游国家间生产综合体”的“建议”,便是它推行“经济一体化”的标本。他们打着解决“在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某些相接壤的土地上的生产力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共同的经济问题”的幌子,要求罗马尼亚拿出半个国家,保加利亚拿出它北部的几个州,苏联则拿出靠近多瑙河的几个区组成所谓“国家间经济综合体”。

  苏修叛徒集团这样任意侵犯别国的主权,肢解别国的国民经济,这在世界国家关系史上是罕见的。苏修叛徒们借口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超出了国界”,看到“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哪一块领土的经济比较发达,有可榨取的“油水”,就借口有共同的河流,共同的山脉,共同的地下资源等等,提出什么“综合体”,妄图把其他国家“综合”到苏修大帝国的版图中去。这同老殖民主义者吞并非洲时,任意拿起铅笔在地图上划一条线,作为他们“钦定”的国界又有什么区别?!

  当苏修这一“建议”遭到全世界人民特别是罗马尼亚人民的激烈反对而破产以后,它变本加厉地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控制和掠夺它的“兄弟国家”。一九七一年七月,苏修叛徒集团又抛出了经过精心策划的所谓《关于进一步加深和完善经互会成员国的合作和发展及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

  《纲要》规定,“经互会”各成员国在十五年到二十年内分阶段实现生产、科技、外贸和货币金融等方面的“一体化”。为了实现这个纲要,苏修大力加强和建立了许多新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等超国家机构。

  在这些机构中,苏修公开要求“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确认“苏联起主导作用”;公然反对这些国家“把扩大再生产过程人为地限制在本国范围内”,强迫它们服从苏修掠夺的需要,改组本国工农业生产结构,不仅要实行“企业和部门的专业化”,而且要实行“整个国家经济的专业化”,直到建立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综合体”。

  通过这些机构,苏修直接控制了“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工业生产、动力交通和财政金融等经济命脉。它甚至向一些国家的有关部门派出“代表”、“顾问”、“专家”坐镇监督执行。这样还嫌不够,近年来,苏修又打起所谓“国际所有制”的旗号,强行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一些重要企业、部门并入苏修主宰的“国际联合公司”。

  这种所谓“联合公司”,实质上是另一个超级大国搞的“跨国公司”的翻版。它不仅有权“协调”有关国家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而且还有权“分配订货,协调科技政策”,以及修建新企业等等。获得的利润将由“苏联起主导作用”的“联合公司领导机构分配”,“分得的利润不征税,可以在联合公司所在国购置商品,或自由汇往协定参加国。”

  可见,苏修控制的名为“国际联合公司”的国际垄断组织己成了“国中之国”。总之,“经互会”早已成了苏修叛徒集团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对苏修来说,“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统统是不存在的。它可以予取予求,任意宰割。

  摆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赤裸裸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强暴统治和残酷剥削的关系。苏修叛徒集团供认:现在组成“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大家庭”,同当年“把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为统一的苏联”,在“原则上”是一样的。这同当年希特勒鼓吹建立日耳曼世界帝国的论调一模一样。

  苏修的野心当然绝不限于奴役“经互会”国家,它早己把“国际分工”扩展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勃列日涅夫胡说什么: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只有同苏修“合作”,才能“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莫斯科黑会上的发言)。

  另一苏修头目则鼓吹“对苏联来说,这种合作还为更广泛地利用国际分工的优越性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这些国家购买数量日益增多的它们的传统商品——棉花、羊毛、皮料、有色金属精矿、植物油、水果、咖啡、可可豆、茶叶和其他原料以及制成品”(苏修一头目在苏修二十三大的报告)。苏修帮助亚非拉国家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假,千方百计地掠夺这些国家的“传统商品”是真。

  据估计,苏修橡胶进口的百分之九十五,棉花进口的百分之九十二,都是从亚非拉地区攫取的。苏修对中东的石油、智利的铜、玻利维亚的锡、北非的水果和酒、东非的肉类产品,无不垂涎欲滴。

  过去,老殖民主义者对这些地区的“传统商品”的掠夺,曾经给亚非拉人民带来贫穷和灾难、饥饿和死亡。今天,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的形势下,苏修叛徒集团仍然迷恋着这种所谓“传统商品”,只能说明他们顽固地步老殖民主义者的后尘,只能说明他们是亚非拉人民的死敌。

  苏修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象它在国内一样,是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不管苏修玩弄什么美丽的词藻,披着什么漂亮的外衣,采取欺骗的伎俩,还是采取威逼的手段,来推行它的“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结果必然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苏修大帝国必将在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抗浪潮中,彻底崩溃,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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