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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读鲁迅《端午节》有感

2018-06-02 14:00:57  来源:读书学习经历  作者: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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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背景:1918—1992年正值大总统徐世昌在任期间。整个民国其间正如鲁迅诗句所描写的那样“城头变幻大王旗”民国三十八年换了三十二任总统,比一个屯子换村长还频繁。可想而知,那时的国家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现实,政权腐败,政治混乱,不仅是民不聊生,就是也官不聊生。

  社会背景: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上海《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九号。当时正处于“五四”落潮期,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激发起民众的反封建的革命热潮,但这种狂热随着军阀政府与封建旧势力的镇压,暂时退了下去。新旧势力的交锋出现了此消彼涨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不单一些封建的遗老遗少们开始大行其道,就是一些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人也回到了旧的轨迹上来了。还有一些貌似进步,实则落后的人物趁机转向。

  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日子,屈原是正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而方弦绰是绝不能与屈原相提并论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同样是需要有更多的像屈原那样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小说以端午节为名看来是意在产生更多的屈原,而不是更多的方弦绰,游离于群体之外。

  方弦绰是善于使用换位思考方式的,实际上是为反动资产阶级统治开脱罪责,给自己找一个理解丑恶的社会现实恰当的理由,做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实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依附性的表现。用他的观点理解有权力的欺压没有权力的,换位思考一下,欺压的问题用欺压的办法解决,问题就摆平了,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了。今天的交警暴力执法行为,也只有用暴力的方法来解决了。老年人欺压年轻人,有权力(族权)的欺压没有权利的,警察打车夫。暴力(法权)欺压别人的,把暴力执法行为,他都能换位思考,把不合理的变得合理了,把不应该的变得应该了,这就混淆了事物之间的矛盾,模糊了是非界限,丧失了原则性。国家公务员社会兼职决定了身份地位的矛盾和立场观点的双重性。一方面站在国家的立场场上,一方面又会同情集体讨薪的教师,这是方弦绰立场转变的客观基础。

  鲁迅揭露的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人的丑陋而是一个时代的教育的丑陋。方弦绰的丑陋是旧社会的丑陋的集中反映。方弦绰是鲁迅塑造的一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形象,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只能附着在不同的阶级上,旧知识分子脱离社会脱离现实,回避现实,又批判现实。旧知识知识分子的两重性,在方弦绰的身上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的东西,封建社会旧知识分子受到的毒害之深。

  在“黑云压成城欲摧”的年代里,民生问题毫无起色,只能说明三民主义并没有解决民生问题,即便是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和中下层的国家公务员们也没有好到哪去。同样是享受着欠薪的待遇,何况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

  民生问题,通过高校教师被欠薪,集体讨薪,被警察维稳,政府官员兼职等方面的问题集中地体现了出来。透过下层官员的社会兼职问题可以看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也是自顾不暇的,(中下层)官不聊生也是普遍现象,只好通过社会兼职来自己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点并不是什么开放、自由,民生大问题没有解决,还加上社会管理混乱。这和今天的官员兼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在毛泽东时代即使有所谓的工资收入低,但是,并不需要依靠社会兼职来补充家庭收入,人人都在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

  方弦绰对待教师集体讨薪态度的转变过程,也是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的逐渐苏醒过程,人总是可以转变的,但是距离觉醒还有一段很大的路程,可见唤醒民众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一开始发生教师集体被欠薪和集体讨薪事件时,方弦绰开始还有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既不同情也不参与,保持中立,即所谓的逍遥派,观望派,不可能是一个造反派,这是由他双重职业地位决定的,一方面是政府下层干部与政府总是要保持一致的,另一方面又是兼职教师,但是又觉得比那些在职的教师高一等,不是同类人物,所谓对于他的行为总是有些不屑的。君子不言钱,“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根深蒂固。

  对于方弦绰本人来说,不涉及到切身的利益,不直接危害到自己的物质生活利益时,立场不会发生转变的。当政府官员和高校教师也一样被欠薪时,才会转变立场和态度,转而同情集体讨薪的教师们。

  改开以来不仅是农民工讨薪,教师也经常讨薪,同样会遇到警察采取的更加强力的维稳措施,搞不好有的也会像屈原一样被流放的。讨薪不仅是民生问题,而且是民主、民权的政治问题。越来越多的事不关己的看客在苏醒,在渐渐地觉醒,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剥削压迫终将会使更多的方弦绰们觉醒起来,一起和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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