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的一种范文
东博书院人民研究生 载楹
一、 读《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选自《汉书·食货志》，是晁错所作的一篇政论散文，全文1016个字。
经过数十年的时间，至汉文帝时，汉朝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商人重利盘剥，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离失所的现象比较普遍，以致朝廷粮食储备不足，直接威胁到汉朝统治的根基。晁错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公元前168年他给文帝上了一个奏疏，提出“贵粟”的主张。
本文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引古论今，今昔对比。为何现在的条件远胜于古之圣王时而积蓄却赶不上呢?究其原因，是因为“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以此为基础，步步推论，得出“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的结论。第二部分，将“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相对比，得出“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第三部分，将“农人”与“商贾”相对比，指出农民“勤苦”而商贾“富厚”的事实，以及商人兼并农人而农人流离失所的原因，并进而将朝廷与世俗相对比，得出“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的结论。前三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证“使民务农”的重要性。第四部分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即“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其中，“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圣王既可以亲自耕田、织布给老百姓吃穿，但只能惠及少数人，也可以不耕田、不织布，充分利用权力，为老百姓开辟增加物质财富的途径，能让更多的人有饭吃、有衣穿。所以为政者制定出良好的政策，更能造福老百姓。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两千年前说的话仿佛是在描述当下的社会现状。如今，不知有多少农民为了生存，早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了，他们背井离乡涌入城市，默默奉献却像蝼蚁般卑贱的活着。农村人口稀少，田地荒芜，而城市人口密集，资源过度集中。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破坏了。
“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世上的问题千千万万，什么问题最重要?吃饭穿衣最重要，其次才是其他问题。中国的文字是很有道理的，“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民以食为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
“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无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还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粮食都是历朝历代最重要的物资，是国家的根本所在。毛泽东说：“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如今，全国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种粮成本高而收入少，我们又过分重视电子产品而忽视了粮食的重要性，长此以往，必将岌岌可危。如果我们仍能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粮食生产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早已不是问题了。
另外，本文最精彩的地方在于描写农民与商人的的生活状况。农民苦、农民累、农民负担真重，而商人——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商人一旦在经济上取得成功会怎么样呢?“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商人有钱就会想要有权!“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所以“士农工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读罢通篇，本文围绕“贵粟”这一中心观点，通过反复对比的手法进行论证。其实，贵粟就是要重视粮食，就是要重视农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是比其他生产还要费力的事情，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晁错提出“贵粟”的主张，在任何时候都有着积极意义，我们都不能不重视粮食供给和农业生产。
二、 读《狱中上梁王书》
《狱中上梁王书》选自《汉书·邹阳传》，是邹阳所作的一篇散文，全文1378个字。
汉景帝时，梁孝王有嗣位之意，大臣袁盎等人反对景帝立梁孝王为嗣，梁孝王与门客羊胜、公孙诡等人欲刺杀袁盎，邹阳极力劝阻。羊胜等人嫉妒邹阳，乘机向梁孝王进谗言。梁孝王因此恼怒，将邹阳下狱，要杀掉他。于是，邹阳在狱中上书梁孝王。
邹阳因受人馋毁而被下狱，为希望梁孝王能信任忠信之人，远离馋毁之词，同时也为自诉冤屈，他以“忠信”为切入点，就自己“忠而获罪，信而见疑”展开论述。
其中，邹阳感叹道：为什么连天地都能为之变异的忠信之人仍不能取信于君主呢?其原因之一在于君臣彼此不相知，馋毁之词乘虚而入，借机离间君臣。邹阳表示君臣要“剖心析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或者“感于心，合于行，坚如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人与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国与国之间呢?如今，我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然要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打交道，彼此了解和信任则是促进合作的前提，否则，一个微不足道的流言就有可能动摇彼此的关系。其原因之二在于君主偏听偏信，即“偏听生奸，独任成乱。”邹阳表示君主要公正地听取意见，全面地观察事情，即“公听并观，垂明当世。”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兼听则明;否则，偏信则暗。
最后，邹阳说：“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邹阳宁愿默默死去，也不愿和阿谀谄媚之人同流合污以求宠幸，没有丝毫的乞怜之相。如今的知识分子是否还具有这种宁折不弯、决不屈服的高尚节操呢?
读罢通篇，大量引用历史典故，大量运用比喻，多处采用对偶句式，是本文的主要写作特点。本文始于“忠信”，止于“忠信”，邹阳“忠而获罪，信而见疑”，但还是坚持相信“忠无不报，信不见疑”。人活于世，免不了遭人嫉妒，被流言中伤，但“忠信”二字始终不能丢弃，否则，老百姓又何必拜关公呢!
三、 读《上书谏猎》
《上书谏猎》选自《汉书·司马相如传》，是司马相如所作的一篇散文，全文291个字。
汉武帝时，司马相如跟随武帝到长杨宫打猎。当时，武帝喜好亲自射杀熊和野猪，驰马追逐野兽，司马相如因此上书加以劝谏。
历史上大凡开创鼎盛之世的人都有一股霸气。汉武帝喜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不仅仅是个人身体强壮和精神抖擞的表现，更是西汉王朝强盛的象征。毛泽东喜欢“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晚年多次畅游长江。考虑到安全原因，当时再三劝阻。可他没有接受这种善意的劝阻，更何况游长江绝非心血来潮，而是意义重大。所以，作为国家领导人，他们已经以身许国了，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个人爱好等等，都跟国家的兴衰胜败相联系。
读罢通篇，司马相如以关心汉武帝安危为出发点，委婉劝阻打猎，而没有歌功颂德，也算难能可贵。
四、 读《答苏武书》
《答苏武书》选自《文选》，是李陵所作的一篇散文，全文1302个字。
汉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至汉昭帝时，苏武获释返汉，修书劝李陵归汉。李陵回书苏武，以明心迹。
因为不同的原因，苏武和李陵都被留居匈奴十余年。苏武持节不屈，誓不投降，苦忍十九年，荣归故国。而李陵被迫投降，忍辱苟活，无颜再见故国之人。两相比较，究竟是否归汉，李陵的内心是矛盾的、痛苦的。
“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使复战，故陵不免耳。
李陵被俘除了寡不敌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军中出了叛徒，投降匈奴，出卖情报。在汉武帝等人看来，李陵投降匈奴就是背叛汉朝。当痛恨叛徒的人被认为是叛徒时，李陵的心犹如一片死水。汉武帝不听忠言，听信馋语，夷其三族。李陵力图“报恩于国主”，未曾想“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他不得不顶着叛变的罪名，承受辱骂和指责。
世人对苏武多加赞颂，对李陵则褒贬不一，其原因在于“气节”二字。其实，这是一个“投降还是不投降”的问题。苏武持节不屈，誓不投降;李陵则比较复杂，他投降匈奴是有具体原因，况且他又没有做出危害汉朝的事情，“陵虽孤恩，汉亦负德”，所以不能简单地就认为李陵“变节”了。自古以来，对于叛徒的痛恨永远要胜过敌人。我们不能以叛徒的名义诬陷他人，一定要调查确认无误再予以惩治，否则，就会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读罢通篇，本文绝大多数是四字句，也有六字句，简洁明了，充分表现了李陵难返故国而产生种种痛苦的心情。其中，关于李陵身处胡地而思恋故国以及战况激烈的描写最为精彩。总之，于李陵而言，“生为别世之人，死为异域之鬼”，乃是一代名将的无奈和悲哀!
五、 读《尚德缓刑书》
《尚德缓刑书》选自《汉书·路温舒传》，是路温舒所作的一篇政论散文，全文861个字。
自汉武帝以来，大肆重用酷吏，法令日益烦苛，冤狱四起，人人自危。汉宣帝即位之初，路温舒上书劝谏宣帝，主张“尚德缓刑”。
文章第一部分，以史鉴今，说明道理，层层铺垫，步步蓄势，希望汉宣帝即位之初应该“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
其中，“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深察祸变之故，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
礼崩乐坏，孔孟老庄等圣哲相继出现;中华民族命运最为黑暗沉重之岁月，鲁迅、毛泽东等人应运而生。我们期盼圣贤的出现，似乎又不期盼圣贤的出现。因为圣贤为救民于水火而生，而世道混乱才可能产生圣贤。这种矛盾的态度正好昭示了我们身处乱世还是治世。
“夫继变化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
纵观历史发展轨迹，无不是按照“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着。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饱受屈辱，历经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必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实现伟大复兴。正所谓“天下大势，治乱相替而已。”
文章第二部分，首先指出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治狱之吏”，至今尚存。然后笔锋一转，指出“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痛斥酷吏。
其中，“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冤假错案的大量出现，除了跟“治狱之吏”追求政绩有关之外，还跟政策或制度的引导有重大关系。毛泽东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在历次运动中，毛泽东又多次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避免了给党带来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否则，千万的人头就可能滚滚落地了。
文章第三部分，路温舒提议要“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在此，他明确了治国主张。
读罢通篇，本文重点讲述了司法领域的种种弊端，深刻揭露了治狱之吏的危害。对于冤狱的构成及其分析最为精彩，仿佛隔着文字也能闻到严刑苛法下的浓浓血腥味。路温舒的解决办法绝不仅仅是加强法治建设，他主张“尚德缓刑”，即提倡德治，慎用刑罚，也就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要相结合，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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