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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评论——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

2017-04-19 10:45:09  来源:微信“激流网”  作者:阐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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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四月十二号,1927年的这一天,恐怖的死亡风暴降临了上海滩。无数工人倒在了黑帮和国民党军队的枪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反思伯恩施坦路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爱德华·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活动家,曾经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得到恩格斯的赞赏。19世纪以来,他根据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和发展趋势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哲学思想和经济学说发生怀疑,发表文章提出反对意见,并且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当放弃暴力革命思想,成为民主的社会改良政党,伯恩施坦的这些思想被称为修正主义。

  伯恩施坦的思想前后变化较大,而且涉及多个方面,限于篇幅,本文只对其放弃暴力革命,主张议会斗争和社会改良的思想做出评价。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发端,恐怕是在《共和制还是君主制》中。在这篇文章中,伯恩施坦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君主制下,人民缺乏获得面包的自由,而在共和制下,如果自由也不能使人民获得面包,那过错在于人民。”在后来的《丹麦来稿》中,伯恩施坦进一步提出“简言之,把国家机器转变为一个解放工人阶级的工具”。

  伯恩施坦的这种倾向,恩格斯是有所察觉的,他曾经写信批评过伯恩施坦论述共和制时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指出:“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一直到发生危机。”后来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里面,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可惜的是,伯恩施坦并没有理解恩格斯的逆耳忠言,反而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

  与伯恩施坦赞扬共和制相关的就是他对议会斗争的态度了。既然国家机器都成了“解放工人阶级的工具”,那么不毁掉旧的国家机器的议会斗争就成了再好不过的东西了。加上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大选的胜利,俾斯麦下台导致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将被废除,伯恩施坦就获得了重新评价议会斗争的机会。

  “议会制会麻痹群众的说法,完全是任意的假定,它得不到任何证明。议会制为了自身的存在就需要群众的活动,你们大家根据自身的经验都知道,在每一次选举斗争中你们的活动是多么紧张,为了使一个代表选进议会,你们必须付出多大的力量,为了把袖手旁观的人发动起来,为了在选举斗争中把思想上还沉眠不醒的人争取过来,需要进行多少的解释工作。”

  在《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一文中,伯恩施坦说:“今天,党能比以往更多地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及其他种种利益,它也应当这样做。应该不失时机地争取扩大人民权利,击退对现有人民权利的任何进攻。如果这件事在实践中首先加强了议会的影响,这不会使我们心感不安。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

  为了评价伯恩施坦的观点,我们就有必要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议会斗争和和平过渡的看法以及与伯恩施坦观点的异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认普选权和议会斗争在扩大工人阶级权利和教育无产阶级方面的作用。举例来说1882年马克思在《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中写下了这一著名的论断:“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指出:“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但是,马恩的议会斗争策略不是无原则的,这与后来伯恩施坦提出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微不足道”形成了鲜明对比。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明确指出:“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

  1896年到1898年。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逐渐成熟了,这个时候,他的“和平长入论”诞生了。伯恩施坦认为社会民主党不能通过发动革命来夺取政权,这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表明它还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会导致能发生崩溃的普遍性危机,社会民主党没有发动革命的时机;另一方面,就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而言,社会民主党即使发动革命并夺取政权,也没有办法完全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认为,尽管不能通过发动一次革命就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可以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里,伯恩施坦具体阐述了这一思想:

  “社会义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即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相应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的责任的不断扩大,组织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监督权的扩展,市镇、县和省内的民主自治的建立以及这些团体的职能的扩大——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或者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

  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就可以调整为:社会民主党既不要期待、也不必盼望现存经济制度的即刻崩溃(如果把它想象成一次营业危机浩劫的产物的话)。社会民主党所应当做的,而且是今后长时期所应当做的,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的方向上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

  (以上伯恩施坦的言论出自《崩溃论和殖民政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某些国家有和平过渡的机会,主要是在对这些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和无产阶级发展程度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逻辑推演出来的结果,是以资产阶级和平屈服为前提的,“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222 页)但在现实当中,和平实现社会变革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上统治阶级从不会轻易让步。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保持了清醒的认识。

  举例来说,1871年7月,马克思在接受纽约《世界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英国无产阶级革命与大陆国家的不同,有和平实现革命目的之可能。但当记者问到在英国人们是不是可以指望通过宣传鼓动而无需暴力革命就可以达到目的时,马克思没有记者那样的乐观,表达了十分谨慎的看法:当资产阶级在国会拥有绝对多数的时候,是不会打破自己构建的现状,但是“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很明显,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有和平过渡的可能,但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统治者会在无产阶级面前束手就擒,也要做好暴力革命的准备。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里,对我们讨论的问题做了一个完整的说明: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可怜的遁词。

  遁词之一。“……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

  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因为有些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并不典型的君主国,并没有军阀,而有些在这方面十分典型的共和国,却有军阀和官僚。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篡改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谈论问题,他就会问一问自己:有没有并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规律呢?他的回答会是:没有,没有这样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指的只是典型的东西,即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资本主义。

  其次,在19世纪70年代有没有使英美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这个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多少知道一点历史问题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须提出这个问题。不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诡辩。而提出这个问题,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军阀和官僚,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几次极详尽地说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及其导言中)。但是,恰恰在马克思发表这个意见的19世纪70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这两种机构没有!(而现在,这两种机构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径,只好处处招摇撞骗!

  但是,请看他在这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马脚。他说:“以和平方式,即用民主方法”!!

  在给专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拼命对读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现在真相大白了:问题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为。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十分无耻地篡改历史,竟“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19世纪70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现得特别典型),其特征是比较说来最爱和平,最爱自由。而帝国主义,即只是在20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阀机构。在谈论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

  (笔者注:本文的重点是讨论伯恩施坦的,引用这段话是因为列宁对考茨基的批评也能比较好的说明本文的主题。)

  “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对伯恩施坦的相关思想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抨击。在她看来,伯恩施坦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绝对化,但是伯恩施坦却把这种和平长入,议会斗争的思想绝对化了。

  国内一些学者很喜欢引用恩格斯晚年的一些言论来为伯恩施坦这种观点张目,比如说:“可以设想, 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 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 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 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但是引用到这里,往往就戛然而止了,而后面的内容才是重点。

  “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 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 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 因此, 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 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 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 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 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 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 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 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P272-274)

  恩格斯到底要表达什么,留给读者自己判断。

  而暴力革命好还是议会斗争好呢,是流血牺牲好呢还是和平过渡好呢?我引用恩格斯在1847年10月的《共产主义原理》的一段话结束这篇文章: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参考资料: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研究》曾瑞明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研究》沈丹

  《伯恩施坦读本》殷叙彝编

  《恩格斯关于议会斗争的论述是“改变”“革命路线”,还是调整革命策略?——“断章取义:颠覆马克思主义的陷阱”剖析之三》丁尔纲

  《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的批判》陈学明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engels/mia-chinese-engels-18910618-29.htm

  《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陈宇翔,余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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