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篇《人生沉思录》，从1996年开始写，已有一千多条，都是些思想火花：包括人生感悟、读书体会，好句摘抄等方面的内容；既可作思想记录，又可作今后写作的素材。点点滴滴，受到学友的喜爱。下为最新修订稿，以25为节，与朋友分享。】
1651. 1965年7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西共产党同志时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无论在城市、在农村都不重视调查研究。下乡去就只是看书面材料，听报告，一层转一层，不是直接到农村去蹲点。近年来我们才检查这个情况，现在我们已有一百多万人由城市到农村去工作，是强迫去的，讲是讲点道理，但不强迫一下也不行。如果大家都不去农村，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就搞不好。”[1]
1652. 1966年4月，毛泽东阅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3月9日关于修建 三峡工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毛泽东批示：“已阅。需要一个反面报告。”[2]
1653.1966年5月5日下午五时，毛泽东在上海会见由谢胡[3]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并共进晚餐，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毛泽东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在讲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
1654. 1941年4月16日，美国赫尔国务卿接见野村大使，将“日美民间有志者”所拟定的并向罗斯福总统事先汇报过而赫尔也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并不反对”[4]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取出来交给野村，并表示：“这个方案，可以作为野村大使的提案，美国政府准备开始非正式谈判，并列入议程”。[5]尽管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形成双方政府确认的文件，但由于它事先已与日美双方高层有相当的沟通，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美国在远东的战略考虑。
方案开宗明义：“日本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为了谈判并签订一项旨在恢复两国间传统友好关系的全面协定，现愿承担共同责任” [6]，双方在以下方面达成谅解：
关于“国际观念和国家观念”，双方声明：“日、美两国互相承认为对等的独立国和互相毗邻的太平洋强国。两国政府表明，在希望确立持久和平并开辟一个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信任和合作的新时代的事实上，两国的国策是一致的”[7];“两国政府抱有坚定的决心，保持以两国固有传统为基础的国家观念和社会秩序，以及作为国家生活基础的道义原则，而不能容许与此相反的外来思想的泛滥”。[8]这实际上是日美承认各自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美国承认并变相接受日本“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这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变相放弃1922年华盛顿会议确立的有利于欧美的太平洋利益分配原则。
关于“对欧洲战争的态度”，日本声明“对于以轴心同盟为基础的军事义务，则只限于该同盟缔约国受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积极攻击时，才履行此种义务”[9];美国则声明：“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不论现在和将来，不受攻击同盟的约束，即决不援助一方面的国家而攻击他方面的国家。美国政府声明：坚持对战争的厌恶态度，因此，不论现在和将来，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只取决于保卫本国的福利和安全而考虑”。[10]这里，日本将矛头指向苏联，而美国则暗示对目前的正身陷困境中的英法没有特别的偏爱，这实际上是在变相纵容日本可能继续对英法出手，但前提是要给美国让利。
最让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在方案的第三部分“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事变的关系”中，非法出卖中国的主权利益以换取本国私利，宣布：
美国总统承认下列条件，并在日本国政府对此提出保证时，美国总统应根据这些条件，向蒋政权作和平劝告：
A、中国独立。
B、根据中国和日本签订的协定，日军从中国领土撤退。
C、不兼并中国领土。
D、不赔偿。
E、恢复门户开放方针，但关于其解释和适用范围，将来于适当时期由日、美两国协商。
F.蒋政权与汪政府合而为一。
G、日本自行限制对中国领土的大量的或集体的移民。
H、承认满洲国。[11]
这里，美国承认的只是中国半独立的地位。美国通过H款“承认满洲国”，认可了日本分裂中国的行为和结果;至于日本向中国移民，G款只要求“日本自行限制对中国领土的大量的或集体的移民”，这其实是条废款：且不说“自行限制”本是监守自盗，仅“大量或集体的移民”的定量就难以统一。说穿了，就是美国以牺牲中国主权利益换来E款即“恢复门户开放”。
在谅解方案中的第五部分“两国间的通商关系和金融合作”，美国变相弥补日本因美方终止《日美航海通商条约》后带来的问题，双方表示：
在这个谅解方案得到成立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后，日、美两国各自需要对方所有物资时，由对方保证确实供应。两国政府并采取适当措施，以恢复《日美通商条约》有效期间中曾经存在的正常通商关系。两国政府希望签订新通商条约时，在日、美会谈中对此加以探讨，根据通常的惯例予以修订。
为了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美国对日本提供足够的信用贷款，以改善东亚经济状况为目的而实现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美的经济合作。[12]
文件的最后两部分事实上已抛开英法荷，这时，日美两国俨然以太平洋主人的身份划分太平洋势力范围。关于“两国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经济活动”，双方表示：
鉴于日本保证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发展不诉诸武力而采用和平方法，日本在该地区所需资源的生产和取得，例如在石油、橡胶、锡、镍等物资方面，可以得到美国方面的合作与支持。[13]
“两国关于太平洋的政治安定的方针”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第七即最后部分，双方彻底抛开欧洲，秘密达成如下分赃“谅解”：
A、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
B、日、美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菲律宾的独立，如未挑衅而受第三国攻击时，两国应考虑救援方法。
C、对日本在美国和西南太平洋的移民，应予以友好的考虑，并给予其他国民同等而无差别的待遇。[14]
方案最后还带有“附则”，要求“本谅解事项应作为两国政府间的秘密备忘录”[15]。
尽管这个方案只是草案，但赫尔召见野村之前罗斯福已听取了德劳特和沃尔什关于他们与日方共同起草的《日美谅解方案》的汇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案》内容已获美方的相当认同。这对亚洲各国和中国说来，是欧洲张伯伦“慕尼黑协定”在远东——尽管尚未公开——的翻版，其私自出卖他国利益的规模远比《有田—克莱琪协定》，甚至比《慕尼黑协定》都要大得多。只是几个月后德国突然向苏联发起进攻，日本北方战略压力暂时解除，日本野心迅速膨胀，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这才使美国转向支持英、苏并与苏联一起组成反轴心国阵营。这里，值得提前说明的是，1945年，在打败日本人的前夕，为了本国的利益，美国人又老病重犯，罗斯福又与斯大林签订《雅尔塔秘密协定》，出卖中国东三省利益以换取苏联出兵东北。这其实是上述《美、日两国谅解方案》中的损人利己阴谋的再版。
1655. 1941年底的日本犹如南下的列车已开足马力，无法刹车。尽管政府要求“应特别努力，不使美、苏结成对日的联合战线”，事实上这已成不可能的幻想。要想南下，又不想与美国冲突;要与美国冲突，又不想使“美苏结成对日的联合战线”，何况如日美谈判本身就“使三国同盟的基础发生了动摇”。[16] 日本这时犹如冲入外交“迷宫”的疯牛，已不可理喻，不管谁——甚至日本天皇——也不能挽回。对此，时任首相的近卫记录了会议前一天天皇和众重臣讨论时的激辩场景：
在御前会议前一天(9月5日)，我入宫晋见，秘密奏上议题《帝国国策实行纲要》后，陛下说：“看这上写的，第一项是战争准备，第二项是外交谈判，总有点战争为主、外交为从的感觉。关于这一点，我想在明天的会议上问一问统帅部的两总长……”对此，我回答说：“一、二的顺序未必表示轻重，政府的宗旨是，始终是以进行外交谈判为主，在谈判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问题时才做战争准备。”我还上奏说：“关于这一点，如果陛下想垂问统帅部，请问在御前会议上进行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现在马上就把两总长叫来怎么样?”天皇说：“马上叫来!而你总理大臣也要作陪。”于是，两总长立刻进宫晋见，我也出席作陪了。天皇向两总长垂询的问题和问我的一样，两总长做出与我相同的回答。
接着，陛下问杉山参谋总长：“一旦日美发生战争，陆军确信用多少时间能够解决?”总长回答：“若仅在南洋方面，估计3个月左右就可解决。”陛下进而又对总长说：“你是中国事变爆发当时的陆相，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作为陆相曾说过：‘事变用1个月左右就可解决。’但现已历时4年之久，不是还没有解决吗?”总长惶恐了，絮絮叨叨地辩解说，因为中国土地辽阔，不能按预定计划作战。这时，陛下对总长厉声说道：“如果说中国土地辽阔，那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怎么有把握说3个月解决呢?”总长只是低下头无言以对。这时，军令部总长抛来了救生艇，说：“统帅部是从大局来说的。今日的日美关系犹如病人一样，已经到了该决定是否动手术的紧要关头。如果不动手术，这样拖下去，将有越来越衰弱的危险。如果动手术，虽然也有很大的风险，但并非没有得救的希望。我想目前这种情形，已到了该大胆决定是不是动手术的阶段。统帅部始终希望外交谈判取得成功，但在不成功的情况下，认为应该大胆地实行手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成这个议案。”[17]
第二天(9月6日)的会议“在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中散会”[18]，这时的日本成了没头的苍蝇，在悲壮亢奋的情绪中，将日美谈判延长到12月之前。而此时的德国也在莫斯科战役中遭到重创，苏联大反攻开始，这更加强了美国不妥协——甚至有意激化日美矛盾——的决心，剌激日本率先向美国摊牌。日本果然上套。11月2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下达《帝国国策实施要点》，决定“发动武装进攻的日期定为12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19]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递交给日本大使野村的声明草案价码越要越高，当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要求“迅速摧毁美、英、荷在远东的根据地，确立帝国自存自卫的地位”[20]。 11月26日，日本政府收到美国方面近乎最后通牒式的强硬照会，根本无视日本的要求，由此激起日本朝野哗然，“军部愤慨，燃起同仇敌忾之火。对避免战争抱有一线希望的人们，也只好死心了”[21]。12月1日，御前会议“也许是由于愤怒和死心的缘故，草草地作出开战的决定”[22]：“帝国于此对美、英、荷开战”。[23]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日美正式开战。
1656. 与俾斯麦相似，斯大林是在险象环生而又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中，可以同时玩几场牌局，并且又在选择确定后敢下大赌注的政治家，而后一种能力的高下正是张伯伦与斯大林的差别所在。张伯伦有识无胆的个性，使英国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与苏联合作以制止战争，重温1815年英俄联手击败拿破仑、拯救英国并再建世界秩序的机会。
1657.希特勒在谈判桌上只要目标确定，那接下来就是让利分红。与张伯伦那种账房先生式的斤斤计较的风格不同，如果他想要捷克，他在张伯伦面前就说俄国是共同的对手;如果他想要波兰，在俄国人面前他又说英国是共同的敌人。然而，一旦他确定打击目标为波兰而不是乌克兰，那他的对手就是英法，既如此，就必须不惜代价地拉住苏联。他占领捷克后不久曾告诉他的副官：“波兰的世仇并非德国，而是俄国;我们总有一天也要受到俄国的巨大威胁，然而，即便后天要成为仇敌，难道明天就不能暂时成为朋友吗?”[24]
1658. 斯大林在谈判中只认实力并以实力获利是天经地义的法则。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在谈到波兰时，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为了波兰的自由与独立，英国加入了这场战争。英国人对于波兰人民及其精神财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重要的一点是，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决不能允许那里事态的发展使我们与梵蒂冈的关系复杂化……”斯大林不耐烦地打断丘吉尔，问：“罗马教皇有多少个师。”[25]
1659. 希特勒对张伯伦所指出的欧洲内部冲突后所造成的“最大灾难”并不是不清楚。1940年11月12日，他对莫洛托夫说：“美国今天执行的是帝国主义政策。它不是为英国进行斗争，而是为了把不列颠世界帝国搞到手。”[26]
1660. 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1982年回忆说：“斯大林是最伟大的策略家。”[27]的确如此。1939年初，就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接近乌克兰边境之际，斯大林将德国的力量转推向波兰并由此导致英法的毁灭;1941年初，就在德国即将入侵俄国之际，斯大林又将日本的力量推转向南方并由此导致日美开战及日本的毁灭。最终斯大林将苏联面临的西东夹击的被动形势转换为西东两面大获其利的主动形势。
1661. 1939年苏德谈判结果也让希特勒感到一种莫名的痛楚和惴惴不安，因为尽管德苏8月23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斯大林并没有向希特勒丝毫表露出与其举行高峰会晤的愿望，更不要说结盟了。1939年9月28日，里宾特洛甫在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结束之际，向斯大林当面提出“希望莫洛托夫先生赴柏林交换批准的公文和在近期内安排元首与斯大林的会见”，据苏联文件记录，斯大林则巧妙地回应说：“心诚则灵”，他说他“与元首的会面”是必需的和可能的，“如果他们都活着”。[28]1940年11月，莫洛托夫来到德国与希特勒谈判，莫洛托夫回忆说：
当我们分手的时候，他一直送我到前厅，走到挂衣服的地方，出了自己的房间。在我穿大衣时，他对我说：“我相信，历史会永远记住斯大林的!”我回答说：“对此我毫不怀疑。”希特勒又说：“但我还希望，历史也会记住我。”我回答：“对此我也毫不怀疑。”可以感觉到，他不仅有些害怕我们这个大国，而且对斯大林这个人物也怀着恐惧心理。[29]
166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的安全环境要比苏联好得多，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它还保留着强大且有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陆军。但法国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一战中的战败国德国打败了。这种现象引起了斯大林的思考并对此有过的深刻的总结。1941年5月5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对红军军事学院即将毕业的红军学员说：
你们将从首都回到部队。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会就现在发生的事情向你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曾在军校学习，你们在那里接近上级领导，请你们讲一讲，周围有些什么情况?为何法国战败了?为何英国遭到失败，而德国却取得胜利?[30]为何法国人从1914~1919年的战争中什么也没有学到?[31]
列宁曾经说过，被打败的军队很能学习。列宁的这一观点对于所有民族都是适用的。被打败的民族很能学习。在1918年被打败的德军，就是很能学习。
列宁教导说：如果对于缺点视而不见，夸大自己的成就，不求进取，因成功而弄昏头脑，那么党和国家就会灭亡。
法国人因为胜利和自我满足而昏了头。法国人忽视并且失去了自己的盟友。法国因成功而陶醉。法军的军事思想没有向前发展。它停留在1918年的水平上。军队没有人关心，得不到道德上的维护。出现了瓦解军队的新的道德问题。对军队漠不关心。指挥官被认为是那些没有工厂、银行和商店的失意者和不中用的人而被迫去从军的。甚至姑娘都不愿嫁军人。只有在如此冷遇军队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军事部门掌握在很少懂得军事的甘末林[32]和艾兰赛德[33]们手中这样的事情。军队应当得到人民和政府的格外的关心和爱护，这是军队的最大的道德力量所在。必须爱护军队。当一个国家出现了这样的道德问题，就不会有坚强的和有战斗力的军队。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34]
这时，离德国大规模入侵苏联还有一个多月，斯大林在这里看似是在说法国，实则是在警醒苏联自己。事实上，斯大林时期苏联军事力量已有了极大的发展，1936年还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斯大林明白列宁“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35]的警告，始终不让“胜利冲昏头脑”[36]，而是以刚遭灭顶之灾的法国为警示，防止苏联犯下法国那样因骄傲自满而失败的错误。
1663. 从已公开的苏联档案看，1941年德国向苏联宣战之后，苏军上报斯大林的内容几乎全是指出问题，而不是表功或“总结先进经验”的报告[37]。在德军对苏宣战一月后，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方面军、集团军和军区司令员下达的指令信中更是严厉指出苏军作战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十分具体的整改批示，并“责成各方面军司令员总结同德国法西斯作战三周来的经验，在总司令的领导下贯彻执行”。[38]不仅如此，斯大林本人还以法国为戒，首先信任和大力提拔重用即使和自己意见不同但懂行的，比如像朱可夫这样的军事干部，这些都为苏联赢得这场战争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166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斯大林批评最多的是他不该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7月3日，即在德国入侵苏联不久，斯大林为此向苏联人民作出说明，他说：
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使这个国家是由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吃人的魔鬼领导的。[39]
莫洛托夫回忆当时苏联的处境时说：“我们有的只是五年计划。当时我们没有同盟者，那些国家当时有可能同德国联合起来打我们。美国是反对我们的，英国也是反对我们的，法国也不会落后。”[40]况且，苏联与德国签订的条约只是和平条约而非结盟条约。既然与强盗谈判，那就不能不考虑用他们的语言与之作利益交换以保障本国的安全利益。
1665.列宁棒喝那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41]列宁在另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这两个人在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孤芳自赏地议论道——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须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班人的意见，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也完全应该)失败了。”[42]
列宁在这里批评的正是在1918年初对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持激烈反对立场的布哈林，在1918年1月11日的中央的讨论会上，布哈林与其反对签约的同志激动地提出“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宁愿光荣地沉没，而不愿向威廉屈服”[43]的观点;布哈林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同帝国主义达成任何协议，接受任何援助。会议后他“挥动着双臂”，呜咽地批评主张签约的列宁说：“我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正在使党丢脸。”[44]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采取布哈林的空谈正义的立场，那留给苏维埃的只能是斯巴达克[45]式的殉难。
1666. 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是英国率先纵容德国向东发难的实际步骤，[46]而1936年底希特勒与日本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则是对英法纵容的立场的回报性表态，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则将这种纵容继续推到高峰。慕尼黑协定后英法美日等期待的就是希特勒落实《反共产国际协定》。当时英法也与苏联谈判，但英法所给予苏联的安全保证——与慕尼黑协定中给德国的保证相比——几乎为零。这样，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谈判就合乎逻辑地出现了。利用魔鬼打魔鬼，这就是斯大林的——当然也是列宁的——逻辑。既然1938年张伯伦、达拉第可以在慕尼黑牺牲捷克，为希特勒打击苏联铺路;以及我们在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可以主动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以百分比的方式牺牲东欧国家的利益，以换回苏联在对德作战中与英国的合作，那么，斯大林在1939年与希特勒签订的只是互不侵犯而不是同盟条约，这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1667.没有安全范围的相互承诺和保障，那“互不侵犯”就是废纸一张。丘吉尔最明白这个道理，他与斯大林开出的百分比协议不也是“秘密协议”吗?换个思路说，不先言利，还要与人家合作，这不是斯大林批评蒋经国说的“废话”[47]吗?而言利又有几个是能公开的呢?成熟的政治家是不说废话的，成熟的学者，尤其是国际政治学者，也不应该“站着说话不腰痛”，净说些经不住经验过滤的话。
1668. 1939年斯大林的外交工作完成得的确不坏。与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结盟条件相比，斯大林与德国只用一纸“互不侵犯条约”而非结盟条约所获得的东西如此之多，以至1940年希特勒试图拉苏联参加“四国公约”时竟无多少交换筹码。也正是这种“互不侵犯”以及1941年对日本采取的“中立”立场，才使苏联在与魔鬼握手后又能避免了与魔鬼为伍，并在1941年后的第二轮洗牌中有了与英美结盟的合法身份和从容的外交余地。
1669. 基辛格论斯大林
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西方民主国家却对此一无所知，以为斯大林与希特勒之间的思想冲突绝无和好的可能，便将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给斯大林一个与法国的条约，却又放弃军事合作，不邀请苏联参加慕尼黑会议；又在大势已去，已无法阻止他与希特勒签署协定后，才勉强与斯大林展开军事谈判。民主国家领袖误以为斯大林长篇大论、略带宗教意味的演讲，反映出他一成不变的思想与政策。但斯大林坚持的仅限于共产主义思想，而这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反使他在战术上极有弹性。
不过，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绝不为可疑的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自哲学意义上来看，苏联与纳粹德国的意识形态冲突，属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整体对立，而且在斯大林眼中，英法也包括在内。因此苏联的敌意会针对哪一国而发，完全要看当时莫斯科认为哪一国的威胁最大。[48]
斯大林这位意识形态高手，事实上是以意识形态为现实政治服务，黎塞留或俾斯麦应该对他的战略很能理解。反倒是代表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他们否定权力政治，认为国家之间关系的好坏，必须视双方是否共同接受集体安全的前提，因此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共产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者不可能真正的合作。民主国家在这两方面都站不住脚。[49]
1670.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是有些家底了。但有钱人有有钱的难处，有钱了就有贼算计。穷人没有这个担心。现在走进小区，像进了动物园：家家窗子都包上铁笼子，笼子的结实度也不断提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道不拾遗。现在全是铁门铁窗子，里面全是有钱人，而穷人则是“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50]。国与家同理，中国现在有钱了，国际上一些国家就对你虎视眈眈，我们的安全门也得加厚和升级。
1671. 外交场合温文尔雅，没有问题，但要有底线，守底线是很俗的事，是要准备动粗的事，光靠教科书中的那些知识是不够的。
1672. 在美国、日本对华政策日益收紧，国内还是歌舞升平，“盛世”叫得震天响，没有一点危机感。一些青年学生不思报效国家而一心想往美国跑，琢磨考GRE，要考几千分，这分数美国人都考不到，却让中国青年考?正是干事业的大好青春却脑子里塞满了需要强记的英文词汇，有人就是为了出去，考到二十七八岁，这跟当年的范进先生有何区别?前几年有同学四十多了，终于如愿去了美国，拿了绿卡。我在电话中告诉他登上的是“泰坦尼克号”，好在他还没有进入“船舱”。
1672. 有人说，科学无国界，但人是有祖国的。人并不是只要有钱就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高行健，说过一句话，典型地反映他的思想。他说祖国是随着他走的。但历史上祖国也是跟着犹太人走的，一路上犹太人也挣足了钱。但最终走到哪呢?走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把钱交给希特勒后就进入焚尸炉里了。在德国纳粹把犹太人一个一个赶到毒气室里的时候，犹太人的钱没能救他们的生命。可见，钱是随个人走的，但个人是跟着祖国走的，而祖国是绝不能跟着个人走。这是人生的铁则，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能玩机会主义的花活。
从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可认识到祖国的意义了。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这么一点点，比美国小多了，伊斯兰的圣战竟对它无可奈何。恐怖主义美国都害怕，以色列不害怕。以色列富吗?不富;力量大吗?不大;地盘广吗?不广，只是以色列人心强!他们知道焚尸炉是什么滋味，认得了祖国对个人的意义。在美国有钱的犹太人倾尽家产，为推动美国政府形成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以致在美国形成一股很大的犹太力量。五十多年过去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仍岿然不动。
1673. 有人会说，这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但祖国没了，你个人再有才华，都没有用。罗马帝国，发迹于十二个土丘部落。开始是高卢人打他，罗马人反抗。罗马人打败了高卢人后转头南下，打赢布匿战争(前264-前164)后便屠城地中海对岸的迦太基，接着就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征服地中海的过程也是罗马奴隶制发展的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给罗马人做奴隶的并不都是没有文化的穷人，还有许多极有才华的学者、艺术家。这时，奴隶的地位与才华没关系，而与民族国家有关系。可见，人才竞争是有条件的。在征服者面前，被征服者的艺术家也是征服者的奴隶。二战快结束时，盟国军队打到德、日国内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掠劫科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成为中国原子武器的奠基人，此后，钱老终生不至美国。记得20世纪80、90年代曾有许多留美学生不回国，钱老就告诉大家，他们会自愿回来的。究其原因是钱老的海外经历使他悟透了科学与祖国的关系。
1674. 袁隆平用他自身的经历讲述了搞科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他认为“作为科学家，首先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论多么优秀的人，如果太自私，对社会，对人没感情，不行。”他说：“我为什么一辈子潜心研究杂交水稻?年轻时，我曾亲眼看到5个人饿死，倒在路边上、田坎上，那个场景真叫惨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啊，就是因为没有饭吃就这样活活饿死了。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什么事情都谈不上。” “于是我横下心来，一门心思研究水稻，研究杂交稻、超级杂交水稻。动机和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吃饱饭。我出了点名后，国际上有多家机构都高薪聘请我出国工作，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的根在中国。” [51]
1675. 16世纪法国大政治家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对均势学说有一个精辟的概括，他说：“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52]基辛格也说“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53]
注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2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2页。
3. 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4. 1941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大使野村开始会谈。其间，赫尔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并不反对《日美谅解方案》。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页。
5. 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
6. “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页。
7. “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4页。
8. “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4页。
9. “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4页。
10. “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4页。
11. “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4~825页。
12. “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826页。
13. “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6页。
14. “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6页。
15. “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6页。
16. 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
17. 转引自 [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3~794页。
18. 转引自 [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5页。
19. “帝国国策实施要点”(1941年11月2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0页。
20. “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的战争内部方案”(1941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
21. [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8页。
22. [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8页。
23. “对英、美、荷开战案”(1941年12月1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5页。
24. [德]尼•冯•贝洛著，张连根译：《希特勒副官的回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25. [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31页。
26. “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2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页。
27. [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4页。
28. “里宾特洛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谈记录”(1939年9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536页。
29. [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30.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的简要记录”(1941年5月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31.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的简要记录”(1941年5月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32. 甘末林，法国将军。二战前夕任法军参谋长，二战初期任法国陆军总司令。1940年5月，被免职和逮捕，并囚禁于德国直到战争结束。
33. 艾兰赛德，又译艾恩赛德。1938~1940年任英军总司令。
34.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的简要记录”(1941年5月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04页。
35.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36. “胜利冲昏头脑”是1930年斯大林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参阅《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37. 参阅“西方面军政治宣传部呈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政治报告”(1941年6月30日)、“第11集团军政治宣传处给西北方面军政治宣传部的政治报告”(1941年7月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238页。
38. “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令信”(1941年7月1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39. “广播演说”(1941年7月3日)，《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3页。
40. [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41.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42. 列宁：“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5~546页。
43. 闻一、叶书宗著：《布哈林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44. 闻一、叶书宗著：《布哈林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45. 斯巴达克，古罗马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公元前73年初夏，为争取自由率70名角斗奴隶起义，连败罗马军，获得大批装备和粮秣，队伍迅速壮大，并转移到意大利南部地区，盛时曾达到12万人。公元前71年春在阿普利亚境内与克拉苏•迪弗斯决战，起义军失败，斯巴达克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46. “1935年夏缔结的英德海军协定，使德国有可能大力建设自己的海军。鲍尔温政府签订这一协定的目的是指望建起来的德国舰队成为德国在波罗的海对苏作战的手段。”[苏]B•T•特鲁汉诺夫斯基著，张德广等译：《丘吉尔的一生》，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
47. 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以“善”出牌，对斯大林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则回答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48.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291页。
49.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页。
50. [唐]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51. “袁隆平的科学动力：不爱国就不能成为科学家”，http://news3.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21/content_5117810.htm。
52.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页。
53.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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