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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安政治,金钱外交和奴性文化把宋朝推向了覆亡

2022-10-02 17:13:3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佛兰次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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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相当于今天的卫戍区司令)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到公元1279年大臣陆秀夫抱着幼帝赵昺崖山跳海殉国为止,宋朝享国约320年。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别的朝代。

  在中国历史上大统一的王朝中,宋朝版图最小,然而,宋朝的GDP却又是历代封建王朝不能望其项背。宋朝科技领先于世,“四大发明”中的三样(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产生于宋朝,“四大发明”在宋朝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促进了宋朝商贸的空前发达,而宋朝却又因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而不得不推行庆历新政和变法。宋朝建立的军队数量之多为历代封建王朝望尘莫及,然而,宋朝的军队又是历朝历代战斗力最弱的,除了立国之初打过几场像样的胜仗,尔后就基本上是屡战屡败,没有赢过。宋朝跟汉朝一样分为两段,汉朝分西汉与东汉,宋朝分北宋与南宋。但是,在文化上,却又大不相同,西汉文化与东汉文化区别很大,而北宋文化与南宋文化却是一样的。

  两宋覆亡都很突然,纵是读宋史,也对两宋的覆亡有种种猝不及防的感觉。

  然而,历史又从来都是严肃的,它所作出的每一项决定,都有它的道理,即历史规律。

  历史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历史老人的所有收藏都不会以后人的好恶而更改。这也为我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便是走进历史,纵观历史,以事究史,知史而明理。

  一切热爱历史的人都很难不被宋史所吸引。都会情不自禁地走进宋史,纵观宋史,探求宋史。也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么三件糊涂事,导致了宋朝的覆亡。即苟安政治;金钱外交和奴化文化。

  

  宋朝政治上的苟安思想实属罕见。虽然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有苟安思想,但像宋朝那么苟安得离谱的却是没有过。宋朝的苟安思想,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也渗进到了宋朝政权的骨子里面。

  宋朝的政治制度设计特别注重一个“防”字,防谋逆,保皇权。这么设计,既有对前朝覆亡教训的吸取,也有对自身政权合法性的考量。

  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登上皇位本来就是谋逆篡位;宋太宗赵光义的继位也是留下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迷。这些,应该对皇帝设计宋朝的政治制度都有影响。

  当然,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宋太祖看到了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不是祸起萧墙,而是官权膨胀摆脱了对皇权的控制。

  宋太祖认为,藩镇之所以能够与皇权对抗,主要是他们“既有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于是,宋太祖在建国之初,便同时展开了对藩镇和节度使的针对性控制。手段主要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 收其兵权。

  这样一来,先朝权力熏天的节度使在宋朝只相当于知州,宋朝的藩镇也没有了地方税收,都只能依靠中央财政。

  在宋朝,官权确实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加强。对此,我们也可以从《水浒传》中窥见端倪。水浒传中那么多官僚,没有一个有能力像安䘵山那样造皇帝的反,逼得没办法了,也只能上梁山。

  宋朝不但强化了皇权对官权的控制,也强化了皇权对兵权的控制。对于兵权的设计,宋朝堪称历史一“绝”。

  “可以为百代之利者,唯养兵也”,这是宋太祖的名言。从士兵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登上皇帝宝座的宋太祖赵匡胤太知道军权的重要了。为了把兵权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宋太祖可谓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比如军队平时管理训练上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比如禁卫军队指挥上的“三衙统领”。比如军队调动上的“枢密使”负责,领兵权与调兵权分离等等。坊间“杯酒释兵权”的段子,说宋太祖巧计夺走了把他送上王位、跟他一道起家的石守信、王审琦等开国将军的兵权,也不是捕风捉影。

  如此这般操作,对于稳定国家政权自然有好处,也是一种开创性的改革。问题是这番操作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保皇位。

  宋太宗继位后,又进一步对宋太祖设计的制度框架进行了完善。

  于是,宋朝这个拥有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庞大军队的朝代,其军队却又是最不中用的。除了宋太祖亲自带兵征战天下的时期打过一些漂亮仗之外,就基本上找不到宋军的战绩了。

  因为军队的指导思想是保皇权皇室,国家次之。于是,宋朝庞大的军队主要部署在宋京开封。史称“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而京都实际上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可驻军却超过了全国军队的一半以上。这一部署可谓是古代版的“攘外必先安内”。

  这样一来,军队再多,也没法实施对边境的有力保卫。加上宋朝对将领的管理实施的是“将从中驭”,即战时由皇帝绘制作战决心图交给前线将领,前线将领按皇帝的画的图打仗,既延误战机又瞎指挥,加上军队平时管理训练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宋军每次作战基本上都是吃败仗就在所必然了。

  也是由于政治上的苟安思想,军队吃了败仗在庙堂眼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重要的是苟安就行。于是,便有了“澶渊之盟”。

  咸平二年(999年),辽承天皇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兵南下,宋将傅潜率大军驻定州(今河北定县),依城消极固守。次年正月,辽兵在瀛洲(今河北河间)大败宋军,生擒宋将康保裔。咸平六年,望都之战,宋将王继忠兵败降辽。景德元年(1004年),辽承天皇太后,圣宗又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以南地区为名,发兵南下,一路回避不少城市的攻坚战,直趋黄河边的澶洲(今河南濮阳附近),对宋都开封构成严重威胁。

  面对敌军兵临城下的严重战事,宋朝大臣王钦若主张放弃开封,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宋朝的另一大臣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反对逃跑,力请宋真宗赵恒前往澶洲前线督战。大将杨嗣和杨延期(杨业之子,后改名延昭)、杨延朗也上疏,建议“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这一主张虽没有被宋真宗采纳,但也给宋真宗打了一针“鸡血”,宋真宗御驾亲征了。

  虽然宋军兵不知将,但知道皇帝。宋真宗进入澶洲后,宋军士气大振,还射杀了辽南京统军史萧挞览。辽、宋两军进入相持。

  本来,战争的走向对宋军变得越来越有利了,对劳师远征的辽军变得越来越没利了。但宋朝的苟安政治想的是如何求和,让辽军快点撤走。而辽军南侵既定的方针又是以军事威胁和政治讹诈抢夺财物为目的。这样,宋、辽双方便坐到了谈判桌前。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概括起来有三点:

  其一,宋辽两国化干戈为玉帛,以白沟河为界,双方撤兵,结成兄弟国。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用今天的外交语言来说,就是两国“互相尊重”,“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面子功夫做足给宋朝的老百姓看。

  其二,大宋每年向辽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现了宋朝是负责任的国家。

  其三,双方不得在边境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用今天的外交语言就是“开展国际追逃合作,深化互信共赢”。

  值得一提的是,澶洲之盟后,王钦若转而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宋真宗罢免了寇准,由王旦接任相位。至此,北宋再无主战人。

  澶渊之盟以前,中国历史上民族间带有屈辱色彩的求和妥协方式一般是“和亲”,而澶渊之盟则开启了后患无穷的经济“输贡模式”。

  与此同时,伴随澶渊之盟的是大宋王朝公然放弃了燕云十六州的主权,承认了大辽对这个重要地区的占领与统治,让国家统一进程整整延误了400年,直到400年后的朱元璋才收回失地,完成国家大统一。

  三

  “澶渊之盟”不但是宋朝的重大外交事件,也是宋朝的一个转折点;不但影响了宋朝的历史走向,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广泛的影响概要地讲,就是开了金钱外交或曰利益外交的先河。

  应该说,“澶渊之盟”最先让宋朝的庙堂之上尝到了花钱买平安的甜头,而且还赢了面子。不就是每年给辽10万两银子,20万匹绢么,洒洒水啦,何况还有“宋帝称兄,辽帝称弟”之明文规定,加上盟约的签订者宋真宗驾崩时,辽圣宗还“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宋朝庙堂认为这钱花得太值了。

  当下很多人谈到“澶渊之盟”的时候,也大唱赞歌,说是“理性外交”,赢得了和平发展环境什么的。

  就宋朝的经济实力来看,花这点钱确实既没有伤筋,也没有动骨。还买个和平。而且,宋朝的制造业、工商业等等都世界领先,花出去的钱还会通过国际贸易赚回来。对于不差钱的宋朝来说,经济帐确实合算。

  宋朝的经济实力有多厉害呢?对此,我们也有必要作些交待。

  根据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的专著《文献通考》记载,北宋中后期的国家税收为7000万贯到8000万贯。最高税收峰值达到1亿6000万贯。即使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国家税收也达到了1亿贯。一贯约等于0.7白银,保守估计,宋朝的税收平均每年也有6000万两白银。

  也许你还不知道这个数字有多牛,那好,我们来作些对比——

  明隆庆5年(1571年)国家岁入白银250万两。张居正改革之后的万历28年(1600年),岁入400万两。

  明末天下大乱,在后金和农民起义的两面夹击下,明政府先后增加了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征收,即著名的“三饷加派”,结果弄得民怨沸腾,烽烟四起。而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给国家带来的税收也不过每年1000万两左右。

  也就是说,明朝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最多时也不过1500万两白银左右,仅仅是北宋税收峰值时的1/10,南宋的1/6,尽管这时已经是南宋灭亡的300多年之后,尽管明朝的国土要远远大于宋朝。

  清朝的财政状况比明朝要好一些,国家初定的顺治7年(1650)岁入1485万两。咸丰年间(1850前后),岁入约为3000-4000万两。数量仍然远远小于600年前的宋朝,而此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3亿,估计为宋朝人口的2-3倍以上。

  宋朝不但农业发达,工商业和科学技术也是当时全球翘楚,还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

  熙宁10年(1077)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

  宋朝工商税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大,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

  明朝著名的财迷皇帝明神宗(万历)以“矿税”的名目,用杀鸡取卵的方式压榨工商业者,8年间总共搜刮到了200万两白银,不足宋朝的一个零头。

  宋朝工商税这个数字说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开始向工业社会悄悄迈进了。

  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窥探到宋朝的经济盛况:商铺林立,建筑豪华,人流如织,衣着华丽。

  直到宋亡600年后的清朝末年,工商业收入才再一次超过了农业税。

  宋朝朝廷很有钱,社会也同样很有钱。在“水浒传”中,林冲这么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一个卖炊饼的半残疾人武大郞住的也是小二楼别墅。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对当时社会的富足都有些不适应,抱怨道:世风日下,凡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1275年,当来自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来到南宋的京都杭州的时候,立即被眼前的繁华惊得瞠目结舌。他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写道:杭州民宅雕梁画栋,百姓穿的是绫罗绸缎,再穷的人也有肉吃,街上美女如云,穿金戴银,花枝招展……

  而马可.波罗看到的还是经过了十数年宋蒙战争破坏的杭州。可见宋朝当时的经济领先世界很多。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和“会子”,还有世界上最早的银行:钱庄。这是宋朝商贸的极其发达的标志。

  宋朝最大的远洋海船长达30多丈,宽7丈5,深9丈,可载5000石货物或600人,按今天的吨位已是200多吨。宋瓷器、丝绸、茶叶等等,行销全球。

  当下一些人称赞“澶渊之盟”,依据的也就是宋朝的这个经济实力,而没有看到“澶渊之盟”带来的无穷后患。历史之所以关注“澶渊之盟”开启的金钱外交,利益外交,也并不在金钱、利益本身,而在于它埋下的隐患。这个隐患,最终使宋朝国家精神意乱情迷,见利忘义,把宋朝推向了孤家寡人的绝境。

  开了“澶渊之盟”这个金钱、利益外交的头之后,但凡外交摩擦纠纷,宋朝庙堂之上就用钱来摆平。慢慢地,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成了宋朝的国家信条。

  比如,出使宋朝成了辽国大臣的香饽饽,每次都会收到宋朝的“馈赠”,许多人因此发了财。有位姓萧的辽大臣看到辽金战事吃紧,便把把接受宋朝的馈赠捐献出来,以助辽国军饷之不足。一个辽国大臣从宋朝所得财物居然可助国家军饷以一臂之力,可见宋朝为了苟安花掉了多少钱!

  后来,宋朝对西夏、对金也是一样,破财消灾。

  公元1110年起,辽国治下的金人起义,势同烈火,辽国岌岌可危。这时,金人专程访宋,提出要和北宋联合灭了辽国,好处就是燕云十六州。

  北宋看到辽朝已经油尽灯枯,没有什么利好了,于是,北宋立即撕毁与辽国的盟约,转而联金灭辽。因为,联金灭辽划算。

  此事气得来宋的辽使当庭破口大骂:“辽宋两国,和好百年,盟约誓书,一一俱在。尔能欺国,不能欺天!”最后,辽使当庭哭了。因为,辽使这时已经知道,自己的“大哥”变了,变得很势利了,变得不认识了,变得不能回头了。

  国家重利轻义必然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丑恶现象频出,各种矛盾增多。于是,便有了宋朝的宰相高俅要霸占一个下级军官林冲的妻子这样的糗事。也有了方腊、宋江的起义等等。宋朝庙堂开始忙于全国各地“扑火”。

  更要命的是,本来是说好宋、金共同出兵灭辽的,结果宋朝派不出兵。

  方腊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啊,宋朝庙堂决策者只得急忙命令派联金伐辽的十五万禁军和西北边兵,改道日夜兼程南下,镇压方腊起义。

  但这些,对于金这个局外人,不理解呀,加上北宋对辽的表现,金对北宋的印象是背信弃义,杀北宋的心都有了。

  这样一来,北宋不但背叛了辽,也与金结下了“梁子”。而且,北宋国内也是矛盾堆积得越来越多。

  于是,等金国把平辽之事搞掂,反手便给北宋来了个“靖康之耻”。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杀入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后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所谓北宋灭亡,即指此事。

  其实,金朝本意只是抢东西,没有想过要灭掉宋,他们只是没想到宋朝这么不堪一击。弄得金将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这哥俩把北宋能拿的都拿走(包括徽、钦二帝)后反倒不知所措了。因为,金朝的目的是让宋朝为自己输送GDP,而不是灭了宋。

  如果金的目的是要灭掉宋朝,以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哥俩的战斗力,在擒获徽、钦二帝后,一鼓作气,灭掉群龙无首的北宋那点残留是轻而易举的事,那还会给其喘气坐大建立南宋的机会。

  他们哥俩没这么做,而是慌忙册立北宋宰相张邦昌为楚帝,企图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他们女真族的傀儡政权。无奈这个张邦昌是扶不上墙的稀牛屎,金军一走,张邦昌因没有能力服众又乖乖地把皇位交给了赵家宗室康王赵构。

  令金人没有料到的是,蒙元这个野蛮部落异军突起,不但控制了草原,而且“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已是昭然若揭,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而南宋庙堂见之,又倒戈了:联蒙灭金。

  于是金国使者又像当年的辽国使者一样,当庭责问南宋的决策者:“金宋是战略同盟,坚持睦邻友好,尊重彼此主权和利益关切,几十年的兄弟关系……”

  历史在相同的条件下真的会惊人地相似重复出现。北宋晚年的那一幕又在南宋彻头彻尾地上演了一次。

  现在网上有种论调,说什么南宋顶住了强悍的蒙古军队40多年的进攻,完全是胡说八道。真实的历史是南宋帮蒙古人灭了金朝之后,彼此还进入了一段蜜月期。

  南宋与蒙古人交恶的原因是南宋反悔了,认为自己得到的不够,应该把祖宗的开封从蒙古人那里要回来。同时,过着美好生活的南宋人,压根就看不起茹毛饮血的蒙古草莽。

  于是,南宋又再度撕毁合约,趟过淮北偷袭蒙军。

  好在当时蒙古军团全力西征,对南下真没兴趣。毕竟,往西打有草原,而江南的良田又不能放牧,屁用没有。但南宋与蒙古的“梁子”却结下了。等忽必烈忙完西征之后,就开始追究这事了。

  两军一交手,南宋才发现这些北蛮子相当厉害,自己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于是,南宋又向蒙古称臣,划长江为界,每年向蒙古进贡。忽必烈也消了不少气。

  然而,新的合约刚签订,忽必烈家里就出事了,急着往回赶。南宋见机,立即毁约偷袭……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蒙古人打仗很厉害,但头脑却远没有宋人那么复杂,简单很多。

  “你玩弄老子,看老子打不死你”。被南宋庙堂决策者一次次当猴耍的忽必烈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本来,忽必烈要灭掉南宋并不容易,甚至还有被南宋反噬的可能。这倒不是因为南宋如何厉害,而是因为中间还有一个狠角。就像当年的楚汉相争,中间还有一个韩信,韩信倒向谁,天下就归谁一样。

  这个人就是据守山东的李璮。李璮手里的兵,比当年韩信手里的兵还要多。他名义上是蒙古的大臣,但李璮却不上蒙古的朝。忽必烈也没办法,这家伙的实力实在是太强悍了。

  李璮是个汉人,他私下里和南宋朝廷的关系也“铁”。不过,两面的账他都不买。

  忽必烈要收拾李璮,李璮也感知到了。

  李璮知道自己要活下去,就要干掉忽必烈,但李璮没这个实力,加上南宋就够了。

  于是,李璮和南宋形成了秘盟。李璮还把涟海三城献给了南宋。

  万事俱备后,东风也来了,忽必烈的弟弟造反了。

  李璮听闻忽必烈已经出兵大漠,毫不犹豫的造反了。他士气高昂,杀光了自己守备区的蒙古人,然后进占济南。眼看蒙古的生死劫到了,南宋却再次违约,根本不发兵。

  更让李璮想不到的是,忽必烈听说他造反以后,连弟弟也不征讨了,回头就来打他,而南宋在旁边看热闹……李璮死了。

  所有的朋友都玩完了。当贾似道抬着数不清的财宝拜谒忽必烈求和时,忽必烈命人抬出蒙、宋这些年来的所有条约,对宋使说:“只要你能从中挑出一份你们兑现过的,蒙古大军就立即全部撤回,永远不犯南宋……”宋使哑口无言。

  祥兴二年(1279年),元军向崖山(广东省新会县南海中)的宋军发起了最后进攻,宋军失败,陆秀夫怀抱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

  值得一提的是,元太祖忽必烈把南宋灭了之后,也立即想到一个问题:俺蒙古族要中原干毛?俺蒙古族一不会种庄稼又不懂农时,更不会做农具。中原大地一时之间还真的成了忽必烈的一个包袱,甚至忽必烈还有过把中原的亿万顷良田全部种草,改造成牲畜牧场的想法……这一切都说明忽必烈根本没有想过要灭掉南宋。

  宋朝灭亡得近乎尴尬,面对这一历史罕见之事,有人说,两宋死得很冤。

  冤吗?非也。

  这个世界上,古往今来,谁要是丧失了道义,谁就注定要走进坟墓,只是两宋到死的时候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罢了。

  四

  宋朝覆灭的另一根本原因那便是宋朝的奴性文化。

  宋朝文化也是一道文化奇观,每当说道宋朝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唐诗宋词,其实,宋朝文化远不止宋词,宋词充其量不过是宋朝的文艺,在宋朝的文化中占比并不是很大。宋朝的核心文化是程朱理学。

  就宋词来说,虽然华丽动人,但基本不能给人以方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词就是这样,让你美得找不着北,却根本就没有给人以方向,也就没有扛起文化化人的使命,还使人成了“风月”的“奴隶”。

  在整个两宋期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没有国家文化认同的。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又迫切需要文化的引领。这个时候,宋朝的士大夫阶层也都看到了文化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就有了后来范仲淹、“三苏”、王安石等人的筹划,于是,才有周敦颐等理学人物的脱颖而出。

  两宋理学从周敦颐创立到朱熹成熟,倡导“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之人生境界和人生风骨,也取得了学术上的巨大成就,但整体上来讲,却陷入了客观唯心主义泥潭。最后在朱熹那里,理学成了准宗教式的国家意识形态,即“三纲五常”(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所有的人都被理学驯化为权威下的“奴隶”。这也是崖山之战后十万老百姓跟着幼帝跳海自尽的原因。

  古今中外,凡是匍匐于“权威”脚下,戴上了精神枷锁的民族,结局无一不是失败。

  宋朝文化的另一个更为长久的主流则是金钱文化。在宋朝,金钱就是王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发财。这也是为什么“商”在宋以前都不能进入社会主流,而到宋朝之后却成了国之四民中的一民的原因。

  就发财一事本身来讲,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钱的来路正不正当,用途合不合理。

  而对于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宋朝不但缺乏正确引导,还长期错误地引导。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出自宋真宗之口。宋真宗就是那个签订“澶渊之盟”的北宋的第三个皇帝。

  北宋宰相吕蒙正的《寒窑赋》料想很多人都读过,其价值导向也是升官发财。

  可见,发财占居了宋朝朝野上下的精神世界。

  问题的严重性永远还不是这里,比发财更严重的是花钱的糜烂。

  苏东坡的朋友张生发了财。然后,张生80岁的时候娶了一位18岁的的妙龄少女。还洋洋得意地自我调侃:“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而苏东坡这样的文化名人竟然还跟风打趣:“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金钱把宋朝的下半身文化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纵是王安石这样的明白人也没法冲破,还留下了戴绿帽子不生气,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千古笑柄。

  至于花柳词人柳永反映出来的社会下半身文化,纵是在今天,也让人惊掉下巴。

  宋人掉进了钱眼里,掉得很深很深,又使朝野上下成了拜金主义者。人一旦成为金钱的奴隶,创造就会异化和失衡,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这便是宋朝经济实力很强,却入不敷出的原因。巨大的奢靡消耗。加上官僚贪腐,富豪垄断,宋朝财政危机如约而至且日益成疴。《宋史.食货志》记载: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国家财政开始出现赤字。随后,国家财政危机日益加重,这便是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时代背景。目的都是开源节流,扭转国家财政赤字。

  可以说,中华汉唐的英雄主义文化在宋朝转弯倒行了。取而代之的宋朝文化不但不能给人也方向,还导致了人的精神的匍匐,一句话,把人“奴化”了。虽然也有带来过经济繁荣,但却不能持久,就像喝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不耐跑,越往后越不行一样(我们将对此话题专门单独阐述),无法支撑时代的发展。

  以上这些,料想谁也否认不了是宋朝覆亡的主要原因,引人侧身回望长咨嗟!

      【文/佛兰次小区,本文为作者原创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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