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农村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即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干部的管理水平如何，直接决定着全队社员生活能否温饱幸福。我在农村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整天与队干部打交道，对当时队干部的产生过程，队干部的甘苦忧愁多有了解。我从自己亲身经历谈谈生产队的干部。
在内蒙古卓资县，一般生产队有六十多户，三百多口人。队干部有：政治队长、生产队长、民兵排长、会计、保管员、二至三名作业组长和记工员，这些人组成队委会。也配备一名妇女队长，维护女社员的权益，但妇女队长多数只是名义性的职务，她们一般不参加队委会活动。除政治队长和生产队长外，其他职务可以兼职，比如民兵排长可以兼组长。人口多的生产队可适当增加几个副职。每个队还有一名贫协组长。贫协组长不算队干部，一般不参加队委会，有了政治运动才发挥作用。所有队干部都不脱产，干一天活儿记一天工，按职务给予工分补贴。补贴多少由社员大会上定，队长最多补贴一千分分，组长补2—3百分。而一个好社员一年能挣3500分。在实际操作中，政治队长是半脱产的，他要巡查社员农活儿完成的质量。政治队长光说嘴不干活也是有的，但比较少。农村有几个阶段，如四清运动、农业学大寨高潮阶段，强调政治队长必须是党员。一个生产队一般只有两三个党员，因此，政治队长只能从他们中间产生。如果队里没有党员，有时也从外村往来派。政治队长往往是由生产大队党支部提名的，在社员大会上宣布。但是如果队里社员多数人不同意大队选择的政治队长，这个政治队长也当不成。共产党走群众路线，那时候上下级、干群之间民主意识远比现在强。生产队长和其他队干部全从社员大会上选出。
生产队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社员口粮从生产队领，吃菜要去生产队菜园记账买，烧柴从生产队分，推磨要用生产队的骡马，走亲戚要借用生产队的驴，家里有了难事也要从生产队借款，粮食不够吃了也要从生产队探支粮，每天干什么农活儿要听队长、组长的分配，进城住店、办事要开生产队的证明，可以说社员离开生产队寸步难行。因此，生产队队干部的权是很大的，直接面对每户社员的方方面面。但是，队干部也不好当，尤其是队长。生产队队长和组长要下地带头劳动，你干多少农活儿，社员跟着干多少。队干部除干一样的活儿，还得检查其他社员干的农活质量，难免会得罪人。政治队长也不好当，他承担着全队农业生产搞得好不好的首要责任，年底社员比其他生产队分的口粮少了，工分值低了，就要遭到社员的责骂，甚至下台。平时队里有些不公平的事，有的社员会站出来骂大街，上大队、公社去告政治队长的状。平时婆婆妈妈的事不少，两口子打架也要找队长调解。社员家里养的猪跑出去吃了队里的庄稼，队长要决定罚款数额。鸡毛蒜皮的事都要管。因此，村里常常能听到队长训斥社员的声音。队长不是学校培训出来的，有的队长不讲究工作方式方法，最擅长的管理方式就是骂。可社员普遍认可这一套，说敢管、敢骂的队长，才是称职的队长。同时队长还要有本事应付上级的一些瞎指挥、乱摊派，能够维护和争取本生产队的利益。所以，没点能耐的人当不了队长的。当队长是一种得罪人的事，有时费力不讨好，特别是穷困的生产队，多数队长不想连任，需公社、大队领导去反复说服动员留任。
有权就有产生腐败的可能。生产队的队长权力很大，当队长有条件为自家捞点好处，搞点腐败。但是，当政治队长的人多数是从土改运动走出来的积极分子，他们属于农村中有政治觉悟的那种人，经受党多年的教育和阶级斗争的考验，本质上听党的话，有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境界。同时，农村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反五风、整风整社、四清、文革，运动一场接一场，一次比一次激烈。每次运动都走得是群众路线，社员监督干部那是实实在在的厉害，队干部想腐败也难。县里每次运动，都会有队干部因自身腐败问题过不了关自杀的。可以说坚持干下来的队干部，都是大浪淘沙的结果。就我认识的队干部来说绝大多数都比较廉洁，能够公道办事。那时候生产队的干部很辛苦，白天参加完劳动，晚上还常常开会商量工作，而开会是不记工分的。有的老贫农、队干部对毛主席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无比忠诚，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我蹲过点的一个生产队，有个副队长叫杨崇林，高小文化，身体很瘦弱，出门总要挎一个粪萝头，走一路拾一路粪，破烂衣褂上口袋里别着一支自来水笔。他上有一个年老继父，下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一家三个光棍，家徒四壁。可他每天乐呵呵的，精神头十足地带领社员下地劳动。他脾气好，不轻易骂社员，但是原则性极强，有社员出工迟，他记工分时总要扣几分，当众宣布，即使他继父迟到也不行。每到星期三、五晚上，他喝完稀糊糊，就吹着哨子，走遍全村，吆喝社员到队委会听他念报辅导学习，乐此不疲。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后，虽然粮食多了，家庭生活有所改善，但他思想上很失落，加上儿子不太称心，他竟然上吊自杀了。我还认识一个叫魏三的精明人，他当队长期间为每个社员私分了20斤粮，被判了3年徒刑，结果儿子病死了，老婆改嫁了，落了一个家破人亡。我曾问过他，队里是谁揭发了你主持私分粮食的。他苦笑着说出了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老汉我认得，是那种三脚踢不出一个响屁的老实疙瘩，会告他？见我不信，魏三苦笑着解释说，人家老贫农觉悟高哇！记得有一年，勇士大队第12生产队，队里死了一个小羊羔，队干部晚上开会，就把死羊煮在锅里，队干部准备吃一顿，说好每人在队里账薄上记赊账二毛钱。结果肉还没煮熟，就被一位老贫农连锅带肉端到了公社，告队干部搞腐败。一般来说，那时候生产队的民主气氛很浓，队里的重大事项都要在社员大会通过。因此，队里开会常常是吵吵嚷嚷的。有些文学作品把队干部描写的像土皇帝一样，为非作歹，不符合农村队干部整体形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生产队的干部，那是中国农村历朝历代最清廉干事的人。
我作为一名公社干部，曾在一个生产队蹲过点。那个队政治队长外号叫穷汉阎王，他为人比较霸道，脾气粗暴，社员犯了错误，落在他的手里，总要被严加整治。对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尤其苛刻，一旦有错被他抓住，就召开社员大会，犯错的地富分子或其家人要当地跪下，接受批判。他虽然把生产队治理的铁桶一般，但社员不喜欢他，已经下过两次台了。生产队长是个老好人，社员当面称他为软软流王，心善爱和稀泥，能力不大，群众关系好，社员总选他当生产队长。副队长是一个年轻人，为人正直认真，为了集体利益不怕得罪人，常常与社员吵骂，大家叫他睁眼霸王。队里的农业生产全靠他领着社员干，大家都知道队里离不开他这个实干家，可选队长时，他总比软软流王靠后。这个队里三个主要干部代表着全公社队干部队伍中的三种类型。公社、大队领导主持小队干部选举时，总有意引导社员选不怕得罪人的当队干部，便于管理社员。因此，多有把无牵挂少顾忌的光棍汉选作了队干部的。这些光棍汉多有利用职权便利，在村里妇女中找相好的。内蒙古解放前后，农村男女比例失调，男的比女的大约多20%。有的家庭妻子除丈夫外，还另有相好的，叫拉帮帮套的，明里暗里一起生活，村人见怪不怪。如果把光棍队干部有相好的也算腐败，这种腐败行为倒是常见。
大队干部有支书、副支书兼任主任、副主任、民兵营长、大队会计，五个主要干部，团支书和妇女主任是兼职的，一般在本生产队参加劳动。大队一切开销全靠生产队（也叫小队）上交管理费和摊派，大队干部工分是各小队的平均值。大队支书是全大队党员大会上选举出来的，其他干部是各小队代表大会上选举出来，人选由公社和县里下乡工作组提名，公社事先要充分摸底调查，尊重社员的民意。凡是多数社员不同意的人选，在选举中往往选不上，比较走民主路线。一开始大队一级是以管理为主的机构，人员也较少。后来大队成立了铁匠炉、木匠铺、修理部、裁缝铺、榨油房、卫生所等队办企业和机构。有的大队自己开荒或抽调小队的地，建起了大队良种场、林场和牲畜配种站。大队还买回大型拖拉机，各小队轮流使用。这样大队就增加了电工、拖拉机手、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兽医、农民技术员、广播员等人员，有八大员之称，这些队办小企业和机构主要是为各小队服务，大队机构逐年膨胀。年终大队办的厂和单位由大队统一结算一次，盈利亏损由各小队受益或分担债务。八大员的工分由大队平衡后开回小队参加结算分配。实际上队办厂盈利了再扩大规模，亏损了小队分担，小队的分担逐年加重。1973年后，公社也建起了农机修理厂等社办厂，经费主要来自小队的摊派。
在学大寨的高潮中，有的大队也曾像大寨一样推行过以大队统一核算，但效果不好，只试行了一年。
大队主要干部轮流在大队部值班，平时包片工作，原则上参加所包生产队的劳动，每隔三五天，晚上回大队碰一下头，开个小会研究工作。具体执行中，大队干部基本上是脱产的。
我在哈达图公社时，下派勇士大队蹲点工作了十五年，与几个大队干部朝夕相处。这几个大队干部都已经在大队干了二十多年。支书李进财，立场坚定，党性强，虽然文化不高，可十分关心时事政治，那个时候，党的工作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李进财常以阶级斗争锐敏的眼光关注着全大队社情民情，哪个生产队出现了问题，他第一时间赶去处理。现在来看，当时生产队里发生的矛盾纠纷，多属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不是地主富农及其家属挑起的，但他把凡是危害集体经济的行为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即使是党员中出现的问题，他也能上纲上线地分析是阶级敌人腐蚀干部队伍的结果，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表现。大队有这么一位政治敏感的领头人，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在他领导下，全大队多年来没有发生一起恶性治安事件，各项工作走在了全公社前头。但是，李进财虽然坚决听党的话，但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常抵制上级领导瞎指挥搞政绩面子工程的行为，比如抵制上马华而不实的水利工程。工作中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不以领导眼色是从，有自己的主意。公社有的领导觉得指挥不动他，可又扳不倒他，因而对他敬而远之。李进财虽然脑子里时刻绷着一张阶级斗争的铉，但斗争手段却不乏温情，对斗争对象多以说服教育为主，不体罚五类分子，不从经济上严加处罚。因而，他没有私仇，群众威信很高。
大队主任薛润才是个实干家，十二岁就下地干活，庄稼活样样精通，他走到那个生产队，就在那个生产队劳动。他为人正直，脾气暴，遇见刁顽耍奸的社员常常开骂。本人不贪不占，能起带头作用。有一年春播时，队里马铃薯窖发生了严重的坏薯现象，气味难闻，社员不下窖取马铃薯种薯。他让他老伴带头下窖，老伴也不愿意下，他竟然把他老婆从五尺高的窖口推下去了，把其他社员吓傻了。
大队机构逐年膨胀，加上常年有下乡干部来蹲点，吃饭的人多了，大队就办起了食堂。食堂饭多以蒸莜面为主，每份饭半斤莜面、半斤蒸马铃薯，老腌咸菜下饭，很少变花样。队干部包括支书李进财、主任薛润才都是吃一顿，记一顿，每月交一次面。菜钱一顿饭一角钱，记账，年底统一结算。下乡干部吃饭，交粮票和现金，谁都不例外。有一年县委李振湖副书记在大队伙房吃了一顿饭，照样交粮票和饭钱。我至今记得，他一份蒸莜面吃不了，剩下的半份莜面让我吃了。我那时年轻，每顿饭只能吃半饱。县粮食局常年包勇士大队，因此，大队会计找粮食局局长走后门，能用粮票买回细粮。食堂里的马铃薯和腌咸菜用的菜，是从生产队摊派来的，顶小队上交大队的费用。要说腐败，这可以算作腐败行为。小队干部来大队如开一整天的会，会前会通知中午在大队吃饭，小队干部来到大队部先去伙房交半斤面，中午才有饭吃。
也有社员偷偷摸摸请大队干部去吃饭的，明目张胆地去请，会挨其他社员的骂。大队干部吃请，除正月外，一年中难得有几次。大队干部去吃请，也是有选择的，家庭成分高的人家绝对不去。饭菜也简单，常常是烙油饼炒鸡蛋炒土豆丝，桌上酒和肉很少见到。
有人要问，照你这样说，既然生产队干部很廉洁干事，那么农民生活水平为啥长期提高不快，人民公社体制怎会解体呢？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生活确实是几十年没有提高，据《卓资县县志》记载，全县农民人均口粮分配，1959年为222.5公斤，1970年160.3公斤，1979年167.5公斤。人均收入：1958年41.80元，1970年48.27元，1978年41.00元。人民公社干了二十多年，农民人均口粮和人均收入还低于1959年，这样的生产体制解体是顺理成章的事。以我亲身经历来看，人民公社体制解体，不在于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是否廉洁和工作能力的高低，另有多种原因。首先，人民公社体制太僵化，计划经济和以粮为纲把生产队捆得紧紧的，生产队成长发展的空间很小。比如，不管生产队粮食生产如何丰收，也不能多分给农民口粮，口粮标准是恒定的，丰年人均360斤，富余粮食卖了爱国粮。减产年不能低于280斤，实在不够，国家负责返销粮。而粮食价格国家又压的很低，工农剪刀差把发展农业的资金切走过多，窒息了农村的发展道路。农民更是被固定在土地上，扼制了农民除农业外的其他产业发展路径。有时国营厂矿如砖瓦厂从生产队雇用季节性临时工，这种用工指标通过县、公社、大队下达到生产队，年轻男社员都来竞争用工指标，由社员大会上确定哪个社员出工。该社员在厂矿每月工资42元，其中百分之百六十必须交回生产队，生产队给其记工分300分，有时生产队工分值只有8分钱，外出当临时工的人把钱交到队里买工分，经济上很不合算，但也必须这样做，否则生产队就不给其分口粮。当民办教师的人属于特殊优待社员，生产队每月记300分工，还有7块钱的补贴，补贴由所在学校发，待遇比大队干部高。其二，侵犯了生产队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农民的民主权利，尤其是后来，连生产队种什么庄稼，都以县里下达的种植计划为准，生产队不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更不能自主多种经营，搞农业之外的其他产业，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的路。上级领导一再强调，农民种地，不仅仅是农业生产，而是革命的工作。在革命的名义下，农民不敢力争本身权益，队干部维护本生产队利益时有了更多地顾忌，谁都不敢阻挠革命、对抗革命呀。这样一来损害农民的利益的事情就堂而皇之地发生了。其三，大跃进、学大寨运动上马了许多农田建设、水利工程，农民投资投劳过多，把生产队家底子都折腾光了，还在信用社欠下贷款。水利工程多数由大队统一搞，不受益的生产队，一样出工，社员难免会有意见。水利工程中起码有一半属于花架子政绩工程，不见效益，劳民伤财，挫伤了队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其四，科学技术不发达，机械化程度不高，农业生产还沿袭着牛耕楼种的传统生产方式，集体经营没有显示出规模经营的优势。1980年后，作物育种和植保技术进入了科学成果喷发的阶段，化肥生产和使用也成倍地增加，农业机械生产突飞猛进，这些先进技术优势的推广应用，正赶上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改革。宏观上的农业增产因素中良种占35%，化肥使用占35%，包产到户后，农民精耕细作其实对粮食单产提高有限，但减少了粮食损耗，农民自己拿到手的粮食份额大大增加了。农民吃饱了饭，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其实农业个体经营和集体规模经营各有所长，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农业规模生产更有优势。比如，坚持走集体经营的华西村，成为全国首富村。在以色列的基布茨就是集体经营的农庄，人家也搞得很好。包产到户责任制最大的功绩在于给予了农民家庭自主生产经营权，给予了农民最大的民主权利。不在于个体还是集体经营这种形式，现在农民不是翻过来走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种集体经营的模式吗？其五，人民公社体制，一直没有准确界定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各自权限，总是左右摇摆，没有很好地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生产队的利益常被侵占，影响了生产队的自主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人民公社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五六亿农民的一次伟大社会探索实践，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事，需要认真探讨总结。生产队的干部是这场探索实践的基层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们付出了历史的贡献，有过可歌可泣的经历。就如一场战役失败了，不能把原因都推在指战员的身上，他们中的绝大数人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有的做出了生命的牺牲，他们是悲壮的英雄。谨以此文献给队干部这个历史上可敬的群体。
201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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