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方面力量曾一度倡导“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中间路线”的性质也在变化。以胡绳为代表的理论工作者在中共的领导下，从历史与理论的不同维度对“中间路线”进行批判：指出此时倡导“中间路线”的实质是维护现存政权，分析其思想基础是一种伪自由主义。在此过程中，胡绳对“中间路线”的看法自然有因客观形势而发生的改变，但也有其一以贯之的立场和观点，即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认为“中间路线”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关键词：胡绳；“中间路线”；“自由主义”
抗战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46年政协会议以后，尽管政协协议很快被国民党撕毁，但在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方面力量纷纷倡导“中间路线”。这一政治主张受到国际上自由主义发展新趋势的影响,即在政治方面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对内主张调和国共两党，对外主张兼亲美苏。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中间路线”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对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公开指出和批判其错误观点，以教育广大民众进行革命斗争。这一时期，胡绳在中共的领导下从历史与理论的不同维度陆续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对“中间路线”进行批判，在理论工作者中和当时社会上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这一时期批判“中间路线”的代表性人物。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论及,但较少有研究聚焦胡绳，将其对“中间路线”的批判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具体考察，而这对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政治形势的发展，以及理解为什么“中间路线”在中国走不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指出“中间路线”的实质是维护现存政权
胡绳对“中间路线”的看法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第三方面力量内部已经出现了分化，“中间路线”的旗帜背后有着不同的目标和实质，胡绳首先对其作了具体区分。他认为，实际政治的逻辑和各人的立场不同使得所谓“中间路线”的想法，在1946年就已经包含着几种不同的内容。
在胡绳看来，第一种是假的第三方面，主要代表是青年党和民社党。1946年11月，民社党和青年党参加了由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大会”。胡绳指出，他们出于害怕和反对人民革命势力的心理，向反动势力要民主；他们要求和平的方法，目标是削弱以至最后消灭由中共所代表的人民革命势力，其实质不过是反动势力的化妆的配合。第二种是真的第三方面，他们要国共双方让步以保持和平，但他们看出和平民主的障碍乃是蒋介石反动统治势力，所以他们要求革命方面作若干让步，目的在于换取一种条件，就是全面的民主宪政，从而由和平的方法和渐进的过程削弱以至最后消除反动势力。对于真的第三方面，胡绳认为其有一定的阶级基础，有一定的政治立场，将在今后的政治局势中占更重要的位置。但假如中国的阶级对立和政治发展的形势已经到了最尖锐的情形，只容许两个政党的对立，那么自然也只能承认第三方面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中国的局势还远非那样的情形，直到现在，以至在相当长期的将来，中国的第三方面的政治势力还是有存在的可能与必要的。
胡绳认为，第三种是以施复亮为代表，他们既不愿意反动势力膨胀，又有点讨厌人民革命势力的发展，他们希望双方都能相对地削弱一些，在二者相互牵制之中，而让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他们希望在国际间出现美苏双方势力均衡的局面，希望国共双方两败俱伤，更或者希望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奇迹似地出现某种政治上的变动，从而使均衡局面能够产生。1947年3月，施复亮又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提出中共虽得人心，但其成功“至少在十年或十数年以内还是不可能的”,为避免内战延长，还是应该由中间的政治力量促成国共两党重新回到政协路线。对此，胡绳认为在这一阶段国共两党如果都愿按照政协路线而让步，妥协的和平就能实现。如果都不让步，而要靠国共以外的第三方面来把时局的发展纳入政协的和平轨道上去则是困难的。所幸的是，现在一方面虽用武力统一政策关闭了和谈的大门，但另一方面却没有改变他所提出的作为和谈基础的两条缓和的建议。在这情形下，政协的和平仍有恢复的希望。
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变化，“中间路线”的性质也在发生改变。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也日渐高涨，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在局势逐渐明朗的情况下，1948年1月8日，《大公报》的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发出对自由主义者的号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革并驾齐驱，否则一定无济于事。1月16日，《大公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的社评，崇尚“领导世界第三方面的势力，以缓和美苏间对立的形势”。后续《大公报》还连续发表了支持这两篇社论观点的文章。到2月7日，为了答复反对者的意见，发表了一篇题为《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的社评。1948年3月初，北平出现了一个“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这个打着经济名义的政治集体在成立之初便公开发表了反对政党“施用暴力”、要求“以内政的协调，谋外交的协调”等政治主张。
在胡绳看来，这是有意识地在倡导一个政治运动，其实质已经由1946年倡导的一种政治主张，演变为一场现实的政治运动。如果在革命力量已经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还倡导“中间路线”,就是在为反革命力量散布幻想。对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按照中共的指示，香港的《华商报》进行了集中的批判，指出《大公报》所谈自由主义，不是什么空泛的思想信念，而是在为一个政治集体，即“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制造舆论。胡绳的一篇专论《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则是着重驳斥了《大公报》社评所宣扬的“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革并驾齐驱，否则一定无济于事”。指出革命本身就是彻底改造，又是社会全面改造的前提。辛亥以来中国社会从未有过切实改进，是事实。中国社会要有彻底的改造，就必须把人民革命进行到底。
基于此，胡绳认为，今日《大公报》所倡导的自由主义运动，若叫做“新中间路线”,其实一点也不“中间”,完全是为独裁统治救死图存，若叫做“自由主义运动”,其实和自由毫不相干。无以名之，名之曰自由保皇派的政治运动或者较为适当。他将历史作为战斗武器，对“戊戌维新运动”进行重新叙述和评价，以指出这一现实政治运动的实质，从而教育广大人民投入到革命中来。在胡绳看来，康有为与梁启超不止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康有为还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第一人，梁启超则还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尽忠效命于垂危统治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活动上的代表人物。胡绳选择这两个历史人物作为切入点，发表了《康有为与戊戌维新》以及《梁启超及其保皇自由主义》等文对其历史活动进行评析。
首先，认为康梁的救国主张都是从维护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为了证实这一点，胡绳引用了康有为自己的说法。强调一直到失败流亡后，康有为还和他的门徒们再三申辩说，“保国明明就是保大清”。胡绳指出，相较于康有为，梁启超则显得更会变通。“如果说，在1900年前，保皇党的政治影响超过革命派，那么到1900年后，推翻清廷实行民主革命的思想，已渐占优势要压倒保皇党了。”因此，唐才常的失败是保皇党最初的也是最后一次的武装起义企图。从此以后，保皇党再也不敢谈武装斗争，因为如要武装斗争，就不能不是根本推翻清廷的革命。当1905年同盟会关于民族主义的内容还只是反对清政府的统治时，梁启超则是用了种种说法来说明清政府的统治不必反对，不应反对。值得关注的是，这与胡绳之前的评价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胡绳还是总体肯定了戊戌维新运动挽救民族危亡的出发点及其进步的历史意义，而这种历史评价的改变则是受到现实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
其次，强调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其思想政治主张都具有欺骗性。胡绳指出，康派的最高主张本是君主立宪，而君主立宪本是两面，一面是“君主”,是维持封建统治秩序；一面是“立宪”,为旧秩序加上一件新装。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把重点明白地摆在前一方面，因此始终公开地表现为革命的大敌。梁启超则继承了他先生的衣钵，而又特别灵活地发挥了后一方面。他把民权、革命、立宪、政治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都拖来做他的外衣，而这主要依托其高超的宣传策略。胡绳认为，梁启超有一套取媚群众的新的说法，但在这说法中所包含的依然是他本来的思想。比如，梁启超虽很早就倡言“民权”,但其所鼓吹的“民权”其实还是在官僚的支持下建立地方士绅的权力。在胡绳看来，这些所谓的新说法充分表露了梁启超以及在他以后的不少所谓自由主义者耍笔杆的狡诈骗术。所谓的“新维新运动”始终掩盖不了其改良主义的本质。
最后，评析康梁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由进步变为反动的历史角色。胡绳指出，在政治斗争还未到极尖锐时，调和主义还能一时地有市场，一到1905年以后，梁启超的保皇面目就不能不从调和主义的掩盖下暴露出来了。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不仅不愿意接受根本推翻清朝统治的纲领，并且组织保皇党，反对革命。但革命运动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如果不顺应形势的发展，就会由进步变为反动。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康有为的历史评价中：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一开始是君主立宪派的路线，结末也还是君主立宪派的路线，既未前进一步，也未倒退一步。不过因为开始时，中国的革命力量还未崭露头角，所以他就成了使守旧的专制派震动的改良主义者；但是后来革命运动的发展是如此迅速，于是他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反革命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
胡绳正是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对历史的叙述和评价赋予“戊戌维新运动”以新的历史内涵，从而映照现实社会中在革命形势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还大力倡导“中间路线”的实质就是维护既有政权，具有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反动性质。
二、分析“中间路线”的思想基础是一种伪自由主义
虽然“中间路线”背后的主体和目标不同，但他们都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拥有相同的思想基础即自由主义。但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自由”“民主”“进步”这些美好字眼所代表的终究不过是一般性的空洞的概念，人们不能不给以具体的规定，并指出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一时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受到国际上新自由主义发展趋势的影响，强调所要争取的是集体的自由。因此，胡绳指出，如果要的只是个人的自由，抹煞和侵犯别人的自由，那便算不得是自由主义。为了明辨真正的自由主义，胡绳立足“实现大多数人民的自由”这一基本立场，从三个层面直面批驳了以《大公报》、杨人楩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观点，对“中间路线”的思想基础进行分析。
首先，“自由主义”究竟是争取谁的自由?胡绳指出，对于这一问题，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说是为了争取大多数人民的自由。杨人楩更是直言，“真能了解且能代表人民的，只有这批穷苦的知识分子，惟有他们始可根据人民的需要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且愿为此而斗争。”对此，胡绳则是强调，在今日的中国，下层贫苦劳动人民已经成群结队地起来争取人民的自由。因此，如果真是站在争取多数人自由的立场上，自当欢迎之不暇，但如果所想的只是个人的自由，就会担心人民争取自由的怒潮再泛滥起来时会妨碍到其个人的自由。“于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一面纵然深感到‘坏政府’的统治者有害于自由，一面又自以为有义务要‘预防’争自由的人民破坏‘自由’。”也就是说，若是坚持真正的自由主义，若是代表多数人民的自由，那么应当支持下层贫苦劳动人民争取自由的革命斗争，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
其次，若是真正争取大多数人民的自由，又应该向谁争取自由?对此，胡绳再次重申讨论该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不说是为争取大多数人民的自由，并指出大多数人民之所以不自由(经济生活上不自由，政治生活上不自由),乃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所造成的。那么，毫无疑问，要争取自由，只有向那剥夺和压制人民自由的统治者争取。但杨人楩却提出“在今后，果能容许自由主义之存在，自由主义者至少是国民党所需要的反对派，国民党必须靠此一反对派之批评，以求接近民众之道。”针对此，胡绳进一步分析，对于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争生存的斗争，在本质上是展开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支配势力，也就是争取民族的真正自由，另一方面是反对封建性的土地剥削制度，也就是争取土地的自由。”这两点是使中国成为自由的国家，人民成为自由的人民的根本关键，而近二三十年来的统治政权，一方面依靠帝国主义，一方面又以封建性的土地剥削制度为基础，所以成为束缚中国和人民自由的枷锁。因此，胡绳强调“如果要做真正够格的自由主义者，就该割断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割断对反动统治者的幻想”。
最后，用什么方式来争取自由?胡绳指出，“一接触到用什么方法来实现民主、自由、进步的目标的问题时，又不能不遇到暴力与武力的使用问题。”对此，杨人楩强调，“自由主义反干涉，尤反使用暴力的罪行，故自由主义含有消减暴力的道德使命。战争是阻止进步的力量，所以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战争，尤反对内战。”针对这一点，胡绳从自由主义的源头出发，指出如果我们想到十八世纪的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我们就可以发现自由主义与武力原非绝缘的。并进一步分析：所谓自由主义与武力绝缘之说，其实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秩序已经胜利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一方面又是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的传统。在胡绳看来，这是因为当资产阶级已经胜利时，为了提防下层大众的革命，自然就要主张自由不应以武力取得。而封建士大夫无论对君主执政者如何不满意，也决不会想到使用武力，这缘于士大夫与执政者在基本利益上是共通的。因此，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果看清了是要向那完全建筑在武力上的黑暗统治争取人民的自由，就不能不认真重新考虑这一问题。这里，胡绳还借用孙中山的一个论断，指出在中国是有两种武力，有与帝国主义相结合的武力，还有与人民相结合并为人民所有的武力。有了前者自然就会有后者，也不能没有后者。
此外，胡绳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指出，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不能稳定的客观原因就在于社会上自由职业之不稳定，而这又缘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落后和统治政权的极端落后与专制。胡绳认为，在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不可能供给知识分子以广阔的自由职业的范围。考察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很多知识分子的经济生活与土地剥削有关，他们在乡村中有着“祖产”,纵然不能全靠此为生，但也可以拿来作为必要时的退路；第二是除了做官当“公务员”外，自由职业的项目确是增多了，教授、教员、律师、新闻记者、医生、工程师等等。但这些职业圈子还是窄的，从事这些职业，一般地说来，都还免不了是贫穷的，生活不安定的，而且在这些职业中仍逃不开政治的干涉。由于自由职业的经济生活并不稳定，所以他们对于“祖传”的一点田产更觉恋恋不舍。在此基础上，胡绳强调，一个人如果在经济生活上仍觉有所依赖于封建性的土地剥削时，那么其思想上的“自由”,无论如何总不免于蒙受严重的限制。因此，在胡绳看来，在中国的现实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思想是难以真正稳定的，“中间路线”倡导者所高呼的“自由主义”其实是一种伪自由主义。
显然，对于“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这一核心理论问题的探讨，胡绳已经从抽象空洞的论辩扩展到对实际行动的考察，从唯物史观及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批驳了伪自由主义。
三、论证“中间路线”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总部被迫解散，已经意味着“中间路线”在事实上的破产。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形势下，要么就是选择国民党一边，要么就是选择共产党一边，强调由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力量来领导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样的“中间路线”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胡绳认为，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没有可以依靠的阶级基础。
首先，胡绳指出今日中国的“第三等级”整个说来是弱的，有着和18世纪的英国、法国、美国显著的不同。所谓自由主义者不管有多少人，自身总是并无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今日的社会条件下也绝对找不到一个有力的自由资产阶级来做实现“中间路线”的靠山。对于这一点，就连杨人楩也不得不承认，他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会构成一个有力的组织而已”。因此，摆在自由主义者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反人民势力，一个是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如果不依靠后一力量，就难免自己投向前一力量去。这就意味着，绝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
其次，胡绳强调中国下层贫苦劳动人民已经成群结队地起来争取人民的自由。认为他们既已自觉地起来争取自由，就决不会满足于英美型的民主。而这不仅在现实社会条件下行不通，即便在历史上也没能避免失败的结局。胡绳指出，如今的民主社会党，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初的进步党以至清末的保皇党。在分析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时，胡绳认为，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大众的力量，只想通过统治集团来进行渐进的改革。历史并不是没有给这些维新志士提供可以依靠的力量，相反，在当时广大底层人民明明已经对外国侵略者充满了敌意，但他们一点也不加以重视，却只想从国主、贵臣、缙绅、士大夫中去寻求保国的力量，其结果自然不免不堪反动势力的一击而很快失败了。
胡绳进一步分析：由于国内没有实现“中间路线”的阶级基础，于是又有人把希望推进一层，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事实上，抗战胜利后，“自由主义分子团结起来”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推动有关。因此，胡绳认为从历史上反过来考察美国向来对中国采取的政策是有意义的。他强调，美国在中国向来就以扶助自由主义为标榜，但实际上它是扶助过袁世凯，扶助过吴佩孚，又扶助着今日正在靠它为生的这个政权。为清除“中间路线”提倡者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胡绳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以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关系为叙述主线，着重说明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企图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来反映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其一，指出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寻找和制造政治工具，侵略中国的本质。对于这一点，胡绳特别强调：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记录并不比任何别的帝国主义国家较为光荣一点。“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因为既狠毒，又阴险，十分突出，所以长期间被中国人民视为第一号敌人；那么美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向来是在阴险的外貌下藏着狠恶，所以尤其是狡诈的能手。”在叙述过程中，胡绳多次提及由美国首倡的“门户开放”政策所具有的欺骗性及其侵略实质，包括由美国主导的四大银行集团以及华盛顿会议等问题给近代中国所带来的严重损害，而现在的政治形势还是同样的道理，所谓的“扶持”掩盖的是其侵略的本质。显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虽以考察所有“帝国主义列强与半殖民地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为职志，但它对美国予以特别的重视，正是对现实政治主题的回应。
其二，说明历史上改良主义者对帝国主义者始终抱有幻想，最终必然失败的历史结局。对于“戊戌维新运动”,胡绳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以“君子们的幻想”作为标题，着重阐释了维新运动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强调即便是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直接促成了这场救亡爱国运动，但“这些维新运动者甚至幻想中国可以依靠某个帝国主义的力量而完成他们所主张的政治改造。”胡绳进一步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维新运动企图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独立的问题，一个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们以为向资本主义学习，总可以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情，所以他们用不着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用改良主义的办法就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的改革，顺便也就解决了中国的独立问题。在此基础上，胡绳进行了总结：“在戊戌以前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后二年有义和团运动，都证明反帝国主义的最广大的力量是在农民群众中。可是维新运动者敌视这些‘叛乱’的农民。在这里表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规律：当帝国主义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强盛的支配势力后，任何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如果不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的力量，就不免要从帝国主义方面去找支持的力量，因而也就找不到什么出路。”他强调，戊戌维新运动在这点上，正是后来的一切失败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的先导，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中间路线”的提倡者应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其三，强调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的历史任务。胡绳指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准备和发动辛亥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他们的弱点也极显著，这主要就体现在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及其革命领导者以为这个作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政府一旦垮台后，帝国主义者就无所用其技了。因此当他们集中火力进攻清政府时，对于帝国主义者则显出了毫不设防的天真态度，而一当帝国主义者表示并不准备再继续支持清政府时，他们甚至幻想帝国主义者是真心要做中国革命的朋友了。这种幻想尤其因为君主立宪派混进革命队伍里而更为高涨。所以，胡绳强调，“经过辛亥革命的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更不能领导人民大众求解放的斗争”。这是因为，如果对帝国主义寄以希望，寓以幻想，就会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历史给了中国人民以这样的教训。在胡绳看来，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的历史任务。立足“反帝”的民族立场，胡绳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强调“中间路线”的实现依赖于帝国主义的支持，而这与近代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争取人民解放的主要历史任务是相违背的，在中国是走不通的。
胡绳对“中间路线”的批判在当时也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中共领导的其他理论工作者也从历史与理论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例如，吴泽就指出，“诚如胡绳先生所说：‘一般所说的真自由主义与假自由主义者，也总是就其实际行动的表现而加以区别的。’”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出发，强调“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要求，是随时，随地，随人，各有不同差别，是变化进步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应固守抽象的信条而不顾客观形势的变化。1948年，吴泽也发表了《保皇党的反动路线与纲领》《保皇思想的堕落再堕落》以及《梁启超的拥袁倒袁运动》等文章，并将研究康、梁变法的文章汇集成《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出版，指出：“关于康梁维新变法运动，近人翦伯赞、胡绳诸史学家，曾提出新的估价。”在此基础上，他对“改良主义革新运动的由来与本质”、“保皇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及其欺骗性”等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强调其目的就在于以康梁的政治实践，从历史中唤起人民对于现实社会中“假维新改良”本质的认识，指出“中间路线”走不通。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加之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和国际上自由主义发展新趋势的影响，一些自由主义者也发生了向左的转向。例如，施复亮后来就明确表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即使不去参加或同情革命，至少也不应当站在反动方面去反对革命——即反对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争取自由的人民。”又说，“假使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个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那么自由主义者自然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疑。”杨人楩的看法与施复亮类似，他在《再论自由主义者的途径》一文中指出：“在必要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是不反对革命的，也不会逃避流血的革命。”
四、结语
“中间路线”的旗帜背后有着不同的目标和实质，且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因而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不可否认，“中间路线”的思想主张中有一些进步的内容，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产生的实际影响，都将发生变化。因而，胡绳对“中间路线”的批判本身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胡绳对“中间路线”的看法自然有因客观形势而发生的改变，但也有其一以贯之的立场和观点，即始终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代表大多数底层民众的人民立场上，认为在政治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形下，“第三方面”的政治势力和独立立场是无法存在的，“中间路线”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诚然，胡绳对于其中一些问题的分析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例如对于“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评价偏低，且会因为现实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但正如胡绳本人所说：“这些评论文章带有身历其境的人的感情。”“虽然局限于当时的见闻，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这些文章集在一起，也许能让人比较系统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发展。”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些论述，不应仅将其视为一种论断，而应将其作为一种认识历史的思想材料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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