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世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在文化运动上有成功，也有失误。但我对“知青运动”的这一文化现象的基本面，认为是成功的。因为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确实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是取得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知青运动”给知识青年上了一堂不可或缺的人生课，涌现出了大批人才。当然，不可否认，也让这些知识青年吃了苦头。
一、在实践和与农民结合中培养人才
1968年8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与工农，主要与农民的结合。这是一场让知识青年经受磨难的运动，但这种磨难也锻炼了这些人，由此涌现出了大批人才。
对于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发点，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我认为，毛泽东主要是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1976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时，指着蒯大富说：你“不是要抓黑手吗，指挥这么多工人，压迫红卫兵。那个黑手就是我！”中央要求“斗、批、改，你们斗是斗了，搞武斗！那算什么？我看是斗批走。”（郑义：《文革内幕、秘闻和真相》文学艺术出版社，第366页。）他还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这里，毛泽东说到青年学生的缺点，用了两个“最严重”、五个“脱离”。总之，就是脱离实际，缺乏实践锻炼。解决这个问题，是他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真正的初衷，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967年3月份还说过：“青年学生不够成熟，给他个政权也掌握不住。”确实是这样，只有书本知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能从实践中来。
毛泽东一生都十分注重在实践中培养人才，尤其注重培养知识青年。他对青年人寄予了极大地希望。毛泽东曾在莫斯科面对中国留学生说过“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正在兴旺时期，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归根结底是属于你们的”的话。但是，在人才和培养人才的途径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人才观和培养观。一种是靠学校、课堂，在真空里、温室里培养；一种是靠实践，在与工农结合中，在风雨中培养。毛泽东绝对不反对读书，他培养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就说明他很重视知识，但他认为必须经过实践锻炼。可以说，实践更能出人才，或者说才能出人才。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倡导，甚至亲自动手，办起了十数所学校，人称“大学城”。特别是“抗大”和“鲁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邓小平和陈云都说过：毛泽东培养了整整一代人。
“1938年3月，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毛泽东在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徐文钦、沈凤霞：《毛泽东治国先治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页。）这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不仅需要迈开双腿奔波，还要冒着国民党处处设卡的危险。这本身就是一种锻炼和考验，因为这不仅需要勇气，也必须有毅力；“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对学员意志、精神以及过艰苦生活的锻炼；为什么“到斗争中去学习”是最重要的锻炼？“抗大”所培养的就是“打日本”（指挥作战）的本领，需要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些也要到斗争的实践中培养、训练，自然是更重要的“一课”。总之，“上课”只占一小部分时间，主要的是经受“锻炼”。炼者，在熔炉里烧；锻者，用铁锤击打。总之，要靠实践，要经受磨难，这是少不了吃苦的。实际上，锻炼就是在吃苦中学习、修炼。
我说毛泽东绝不反对读书，这由张玉凤的眼见为证：毛泽东由菊香书屋向游泳池搬家，一个平板车拉书拉了一天。事实胜于雄辩，“知青运动”向世人证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只靠在学校听课，在家做作业不行，应该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成人、成才的重要途径。因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毛泽东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人民群众（主要指工人农民）是实践的主体，向人民群众学习，与工人农民结合，既是学习的重要方法，也是改造世界观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在实践和与工农民众结合中培养人才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结合，绝不是心血来潮或临时动议。1939年5月4日，以引导知识青年成人、成才为目的，毛泽东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他说：“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与工农民众结合，是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一堂人生必修课，也可以说是人才的摇篮。
应当承认，“知青运动”确实给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们带来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他们远离城市、远离父母，承受着城市生活与农村的巨大落差，确实吃了苦。特别是在开始，很不适应，无论是翻地、运肥，还是收割庄稼，他们都没有干过。同时，生活、读书条件也不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他们学到了一些农业技术，了解了农民的疾苦。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克服困难的意志，体验了农民的生活，加深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脑筋受到了洗礼。这些对于一个人后来的成长至关重要。应当说，过来我们对于“知青运动”的宣传过于强调了吃苦的一面，忽视了积极的一面。而这种宣传对于广大知识青年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导向。这易于吊高他们对于吃苦的负面情绪。吃苦是完全的坏事吗？这一点后面将详细地讲到。
二、“知青运动”涌现出了大批人才
首先，涌现出一大批知青作家和艺术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后的十年左右，知青作家异军突起，知青文学大量涌现，形成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中国的第三个创作高潮（第一个高潮是在延安时期文学家艺术家与工农民众的结合；第二个高潮是在建国前后，一大批作家、艺术家深入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前线，与农民、与人民军队结合；知青作家、知青文学的涌现，可以说是第三个高潮），这无疑是与农民群众真正实现了结合的缘故。许多知青对农村生活有了体验，认识了农民，产生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写出了一大批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众多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优秀作家中，如梁晓声、呼伦河、范小青、张抗抗、史铁生、张承志、铁凝等，在他们的笔下，知青题材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的青睐。张承志的《黑骏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铁凝的《村路带我回家》及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知青小说，正是由于对昔日插队生活的深刻描写和体会而得到文坛乃至整个社会公认的。另外，也产生了一批艺术家，如著名演员潘虹、葛优以及著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贾平凹、田壮壮等，还有节目主持人敬一丹等，都是在与农民结合中涌现出的优秀人才。
199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推出的《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包括高洪波的《也是一段歌》、陆星儿的《生是真实的》、范小青的《走不远的昨天》等，多是在讲述一代、二代人的坎坷经历和人生收获。如呼伦河的《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内蒙》，诉说重返插队旧地的感受：“在那已经遥远了的整整五、六年的时间里，我们与这里互相属于，互相见证，生命留在了这里（不管它是苦是甜），感情自然也就留在了这里。这样说，绝不是矫情和故做姿态。……人活着，谁也不愿意去追求苦难，但是没有经过磨难的生命，肯定是轻飘飘的。”这句话讲得深刻而又实在，让人感到沉甸甸的，这是人生哲理，也正应了毛泽东在谈到岳飞时说的那句对人生具有深刻启示话：“人受过多大的难，就干多大的事。”
知青作家，堪称是20世纪末文坛上的一支生力军。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甚至可以说是文坛上的主力军。这一现象并不值得奇怪，就是因为知识青年有了了一个深入基层，与工农兵结合的过程。应当看到，只有深入群众生活，才有创作的源泉，即原始状态的第一手材料。
对创作源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说过一段真正符合唯物史观的话：人民群众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有这样样一个源泉，此外没有第二个源泉。”古人和外国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流”，不是“源”。对于“流”，应当予以继承和借鉴，但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作。“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能进入创作的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861页。）
知识青年们在与农民结合的过程中，有了生活，有了体验，对农民有了感情，世界观有了转变，这是产生知青文学的源头。2017年8月1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记者鲁博林、饶翔、付小悦题为《大学能培养作家吗？》的文章。该文认为：大学不能直接培养作家，它只能为将来成为作家创设条件或者为已成为作家的人提升创作水平。要真正成为作家，必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就是有长期深入实际生活的体验，特别是与工农大众结合的锻炼。我由衷地赞成这个观点。“知青运动”是知青文学的源头。课堂上，书本里，作业里，只是“流”。
回顾自毛泽东发表“讲话”以来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大概有三个高潮。第一个是在“讲话”的指引下，大批文学家艺术家到工农兵中去，产生了大批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文学艺术作品,这是第一个高潮；第二个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前线，体验战地生活，产生了大批脍灸人口的文艺作品，形成了第二个高潮。第三个是“知青运动”中产生的一批不朽的知青文学作品。
其次，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与劳动人民结合的过程中，熟悉了农村、农业，也认识到了农民勤劳、朴实、诚挚的高贵品质，感情发生了变化；懂得了农民需要什么，在农村需要干什么；了解了农民的疾苦，也产生了建设新农村的愿望。由于在基层做出了贡献，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于是有不少人进入了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序列，如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有些还担任了县级领导干部。他们当时大都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年富力强，有知识，又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更有一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决心。因此，在后来的仕途中，被陆续提拔到更高层次的各级领导岗位，直至省市级领导干部。先后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中的骨干和中坚。这一批从基层，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与请客、送礼、行贿无缘。
在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许多人都是当年的知青。从最高层的情况看，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名是当年的知青，占28%；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四名是当年的知青，占57.1%；还有一名在“五七干校”（有人说是“牛棚”）学习过，一名在基层参加过劳动锻炼。在十九大一中全会上选出的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三名是当年的知青。今天领导着14亿人民砥砺奋进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就是当年在延安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7年并担任了党支部书记的知青。
习近平同志对于知青生活有着深刻的感悟。他在不同场合讲了不少对于人的“三观”形成发人深省的话：“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陕北高原给了我一个信念，也可以说是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经过了陕北这一堂人生课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它教会了我做什么。”（据人民网）“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8月19日。）
还有李克强，当年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知青，村党支部书记；王岐山，当年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知青；赵乐际，当年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知青；王晨、李希、李鸿忠、郭声琨、蔡奇等，都是当年的知青；还有王毅、周强、张军、王勇等，也是当年的知青。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也有一些是当年的知青……。
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应当说，与深入实际生活，与农民结合关系甚大。说知识青年与工农民众结合是培养领导干部的摇篮，一点也不过分。
毛泽东举例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他还说过，1068年，年轻的宋神宗想改变当时宋朝的危局，支持王安石变法。作为宰相的司马光与王安石针锋相对，激烈地反对变法。但因为神宗执意支持王安石，并拜为宰相，司马光无奈，辞官回乡，于是才有了用19年的时间写成的传世作品《资治通鉴》。其实，可以想一想，21世纪初产生的大学生“村官”是干什么的？说到根本处，也是到基层去，与农民结合，经受锻炼，也是培养人才的。当然，条件不同，待遇也不同了。但相同之处是显然的，就是青年们在有了一定的书本知识之后，要到农村与农民相结合，共同劳动、深入实际，体验生活。这也必然会出现一批党的优秀基层领导干部，同时也对农村、对农民产生文化上的影响。
第三，涌现出一批最早的社队企业经营者。一些知青在农村经受锻炼的过程中，成为社队企业的业务人员或负责人。这些人实际上成了在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领军人物，成了中国首先富起来的带头人。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税收，而且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还有不少“知青”成为当时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人员等，后来通过深造和实际锻炼，进入到高级职称序列，成为国家教师队伍和医疗队伍中的骨干。他们一方面为当地农村作出了贡献，为农民增长科学知识、提高素质作出了贡献。他们这些人经过了实际锻炼，有了实践经验，加上有一定的知识，深受农民的欢迎。就个人的成长来说，后来通过正规训练或经过培训，有不少已经成为国家本行业的骨干，如名医、教授、农业专家等等。
不可否认，也有不少的知识青年，面对困难、挫折，悲观失望，怨天尤人，消极颓废，最后一事无成。而将自己一事无成的原因又归结为“知青运动”，耽误了自己成才的机会，于是只剩下了牢骚和心里不平衡。这是思维、思想上的片面性所造成。我在这里不得不说明，我们的媒体和一些“精英”推波助澜，过于强化了知识青年的“苦”，是一个不健康的导向，吊高了”知青对“知青运动”怨恨的一个方面，把知青吃苦的不理解引向了歧途。
“知青”中涌现出的这三大批人才，是经受磨难后的结果。他们的贡献和个人的成功，不管是文学的造诣，官职的升迁，还是技术的升华，包括经营企业的成功，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行贿的背景或投机之类的活动。当年的知青，后来的青年作家、知青领导干部、知青企业家、知青教师、知青医生等，在与基层广大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增长了才干，也使他们的意志更加坚强,能力得到料提高。
三、“这是一堂（不可或缺的）人生课”
“这是一堂人生课”的话是习近平同志讲的。个人认为，这一堂人生课具有博大的人生价值。
2004年8月14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专访，畅谈自己的生活、工作，回忆在延安的插队岁月。在节目中，习近平同志说了一句对年轻人的人生十分厚重的话：“这是一堂人生课。”这堂人生课，对于知识青年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我们的年轻人缺少的往往就是这一课。甚至也可以说，我们的中小学教育，这一课也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这“一堂人生课”，至少应在四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怎样看待人生过程中的“苦”。人们一提起“知青运动”，往往是一言以蔽之：苦！确实的，当时不足二十岁的青年，到一个艰苦的陌生的地方劳动与生活，确实是受苦了。但是，这需要辩证地看待苦。如何看待苦与乐，是一个苦乐观的问题，这是人生观的重要体现。有的人把苦看成是一种煎熬、一种宿命、一把枷锁，在吃苦中陷入迷茫和颓废的情绪之中，怨声载道，怨天尤人，最后是自暴自弃，这肯定是一事无成。这些人在抱怨命运不公的同时，嘴里流淌着苦汁。而有的人把苦看成是一种磨炼，一种向上的阶梯，一种充实的人生过程。古人云：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犹茂。在这些人眼中，苦如同一只坚果，费尽气力砸开它，才会发现里面藏着香甜的果仁，即所谓苦尽甘来。
“毛泽东一生喜爱爬山，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外巡，只要条件允许，总要去登高山，攀高峰，去眺望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风光。爬山时不坐‘二人抬’。他说，坐‘二人抬’出修正主义。还有一次说：对于共产党人，谁坐‘二人抬’开除党籍。他认为，那是在剥削别人，怕艰苦。有一次他去爬苏州的丁家山，工作人员考虑到他已年近古稀，行走不便，便决计去为他备根拐杖，于是从住地附近砍了一根竹子，在底部绑上一块胶皮，以避碰撞声，且可防止打滑，再把竹节刨一刨，以免戳伤手，就这样因陋就简，把制作好的拐杖送到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见了非常高兴，夸赞他们想得周到，既省钱又适用。就这样，他一直拄着这根竹拐杖爬山，直到终年去世。这不仅仅是生活上节俭，更重要的是以苦为乐。”（前些天从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并配发了照片。一条狗和主人分别坐着“二人抬”上山。这就与人民领袖的境界和苦乐观大相径庭了）！“1965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分别时，胡志明提出要用自己漂亮的拐杖与毛泽东的竹拐杖交换，作为这次会见的纪念。毛泽东婉言拒绝了，他风趣地对胡志明说：‘不换。你的太漂亮了，我还是用我的讨饭棍好。’”（李魁彩：《跟毛泽东行读天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据说，胡志明的拐杖不仅高雅，而且十分贵重，用之是风光，也是享受，而用毛泽东的“讨饭棍”，包括不坐“二人抬”，是生活简朴的象征，更是一种甘愿吃苦，以苦为乐的表现。
应当明确，在温室里，在家庭里，娇生惯养，是培养不出拔尖人才的。用曹操说汉献帝的一句话叫：身居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或者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有人说，在教育子女中，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这个话很有道理，把孩子放在温室里成长，一切都为他准备好，长大后往往受不了挫折，经不住风浪，不仅自己的事做不了，工作上的事也做不好。李天一（李双江的小儿子）家庭条件优越，开着宝马车撞人，被劳教；劳教刚过，又因轮奸幼女入狱。儿子的问题实际上是父母的问题。家庭宠爱，不吃一点苦，这是对孩子的害，而不是爱。
人们应该从苦与乐中看到生活中的一种辩证。如何看待苦与乐，这是一种思维方法，更是一种境界。人生过程中，有喜有忧，有得有舍，有顺境也有逆境，也就有了生活的质感。《伊索寓言》中有句名言：“如果你受苦了，感谢生活，那是它给你的一份感觉：如果你受苦了，感谢上帝，灾祸往往成为你的学问。”
为了征服一座山峰，有人跋山冒雪，向生命的禁区冲刺。在有些人看来，他只是在吃苦，但他们自己却感到苦中有乐。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七天七夜，棉鞋在火炉旁烧着了，卫士闻到异味才发现，毛泽东几乎是无动于衷。
苦是一种考验，它是在人生过程中考试题。人在一生中，当我们回望走过的路，受到了苦难才发现，甜从苦中来；才明白苦是幸福和快乐的伴随物。没有苦，我们难以体会生命中的快乐，也难以实现生命的价值，更难以感到生活的充实。没有对苦的真正认知，我们便失去了追求幸福的动力。面对苦，能吃苦，不管成功与否，我们的人生才感觉到是沉甸甸的。
从“知青”受苦这个角度说，我们回乡知识青年比他们优越多了。我是“老三届”中1966年高中毕业生，是从农村来的，1968年7月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于农活不生疏，生活上也没有什么落差。不过，我们也有特定的难处，主要的不是在生产队干活受苦受累，而是面子这一关不好过。你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老邻旧居考虑问题有他们的逻辑：要么学习不好，要么犯了错误。更难听的话是：他父母白白花了12年钱，鸡飞蛋打了。同时，自己也感到对不起父母，在家时低着头没有话说，到生产队硬着头皮听闲话。品尝这种“苦汁”也是一种磨练和锻炼。同时，我也确实感觉到并学习了农民的勤劳、厚道、朴实的品格，脏乱差的劳动也磨练了我的意志。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从苦寒来。”不要惧怕挫折，它是人生过程中前进的阶梯，没有这个阶梯，就不能走向成功；不要曲解挫折，它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磨刀石，没有磨刀石，就没有锋利的刀刃；不要回避挫折，它是锻炼人的意志的途径，少了这个途径，人就不会变得更加坚强。
孟子有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菜根谭》中也有话：“横逆困苦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受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可以说，像这样的名人名句多了去了。《菜根谭》中还有句话：“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中，眼前尽兵刃戈矛，销膏靡骨而不知。”意思是，人在逆境中，全身上下都是对穴位的针灸和治病的药石，自己也许察觉不到。而处于顺境中，流于安乐、怠惰 ，眼见的都是兵器，正在使人受到伤害。更加危险的是，全然不知不觉。这段话说出了逆境和顺境在人生过程中的利弊关系。
人生中的磨难、苦难，包括灾难也好，厄运也好，都是不可避免的。有时是突如其来，有时是渐渐逼近；也许是出现一次，也许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们，尤其知识青年，要有思想准备，面对它，应对它，战胜它。这不是坏事，或者说不完全是坏事。它是我们在人生过程中用来考验自己的一份含金量很高的考卷，答好了，也是人生过程中的一份财富。“上帝在关闭了一扇门的同时，也可能打开了另一扇门。”命运赐予我们苦难的同时，也给了我们成功的一把钥匙。
想想吧，世界上那些成功的人，哪一个不是经过了挫折、失败呢！可口可乐的老板说过：在别人看来，我们是轻松的，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从失败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28年中，在遵义会议以前，受过多少冤屈和苦难，稍微了解点党史的人都清楚。人都希望自己过着一种顺利、优越的生活，但是，命运又往往不是如此。司马迁受宫刑后写出的《史记》流传至今。他在《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这段话一直受到历史学家和世人的称道。其实，古今中外，经受挫折和磨难，而后做成大事的人比比皆是。
生活本来就是个五味瓶，苦辣酸甜都会一拥而上。来了就来了吧，你拒绝它，它也来了；你不欢迎它，它也不走。干脆顺水推舟，顺其自然地平静地接受下来；然后逆水行船，想办法克服它，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消极变为积极，这倒很容易作出骄人的成绩。如果只是消极地看待它，由此意志消沉下来，一蹶不振，也就会成为悲观厌世、一事无成的人。毛泽东说过：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成绩。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他这种向上、向前、乐观的思维方式，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人生本来是少不了苦难的，苦难也是人生之一过程，是走向成功道路中不可或缺的一堂课；它使人的意志更加坚强，让人更加聪明；使人生更充实，也让人生更加精彩。只是人们把它给看歪了、曲解了。遗憾的是，部分“知青”们看歪了，曲解了，可以理解，但“精英们”沿着“苦”的方向推波助澜，就过于离谱了，对于有些人，也不排除是心怀叵测。
实际上，磨难就是财富。人因为经受磨难而发愤，从而写出名著的屡见不鲜。贝多芬在丧失听力后写出了传世的《命运交响曲》；海伦凯勒又聋又瞎又哑，写出了令千百万人喜爱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现代人也有，张海迪在轮椅上完成了一部外国名著《海边诊所》的翻译。人在安逸舒适的环境里容易使意志消沉，磨难反能成就人的成功。只要看一看，20世纪80年代后的著名作家中，在各级政绩卓著的领导干部中，有多少是受过磨难的当年的知青，就可明白了。而那些只发牢骚，甚至只知怨恨毛泽东的人们，则一事无成。
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说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有乐趣，什么样的体验都有幸福。”。人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就看你怎样对待。一切逆境都可豁达对待，一切困难都可以从容面对。正是在逆境和困难中，成就了有志之人的成功。否则，安逸、享受，可能使人失去淡定和从容，失去走向成功的阶梯。
能如实将苦难、挫折视为人生过程中财富的人，是有智慧的人，也是能走向成功的人。
其次，能正确对待压力也是一堂“人生课”。毛泽东非常喜欢“逼上梁山”这个成语。他在重庆谈判期间，面对陈诚提出的“共产党不该另起炉灶”的说法，针锋相对地回答：蒋介石不管饭，我们不另起炉灶怎么办？另起炉灶是逼出来的。“逼”就是压力，就是挤兑。有个“倒逼机制”，就是限定时间完成某项任务，到时完成不了就会受到惩戒，这个压力是显然的。《水浒传》中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上梁山，都是“逼”出来的。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武汉和李敏、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叶子龙、吴旭君、林克、李银桥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吃晚饭时，特意讲了一个‘汉口人不怕油锅烫’的寓言故事。他说，从前有个8岁的小孩子，到了阎王老爷那里。阎王把他丢入烧得滚滚的油锅中，他却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在油锅里游来游去，看样子舒服得很。阎王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呀？他说，我是汉口人。阎王听后说，怪不得，你是汉口人噢，不怕油锅烫。从前，汉口的夏天是很热的，汉口人是热惯了的，抗热也是一种锻炼。阎王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说，算了吧，放他回去。毛泽东接着又讲了一个历史故事。他说，战国时的苏秦、张仪都是鬼谷子的高徒，但后来苏秦当了六国的宰相，张仪去投靠他，却受到冷遇。张仪气得直骂苏秦无情无义，一点也不给老同学面子，于是跑到秦国，后来也当上了秦国宰相。这时张仪终于明白，苏秦之所以怠慢他，是因为他知道张仪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不留张仪是逼他更加发愤图强，作出更大的成就。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人就是要压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人就是要锻炼，不要怕’。‘到农村去锻炼。我看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
在这里，毛泽东利用‘汉口人不怕油锅烫’、张仪遭‘冷遇’的故事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步步深入，层层递进，教育在座的人必须经受各种锻炼，承受压力，尤其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实践中磨炼，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克服困难，才能不断增长才干，增强自己的意志力。”（据《党史纵览》李合敏／文）（摘自《老年文汇报》2019年第18期。）无论是女孩子在汉口经受“火炉”的锻炼，还是张仪受到苏秦的“冷遇”，还有毛泽东被“开除党籍”，都是“被压”，都是有压力。
作为国家主席，毛泽东不但没有溺爱子女，反而制造有压力的环境锻炼他们。毛泽东很早就把毛岸英送到苏联去求学，并参加了卫国战争；回国以后又动员他到农村去上“劳动大学”，继而又到工厂做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又送他到战火连天的战场去锻炼。1964年10月29日，毛泽东会见南非妇女代表团时说：“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我告诉我的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毛泽东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26页。）有人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下乡是将他们往火坑里推，毛泽东总不会将自己的子女“往火坑里推”吧！无论是到农村去，还是到战场去，都是有压力，有风险的。铁钉无压力就不能钉进木料中，水枪无压力就不能将水喷出去，以致穿透钢板，等等不一而足。
毛泽东有句名言。“安贫乐道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贫穷”、“嚼菜根”，日子不好过，就有压力。“知青”在农村生活，无论是“吃苦”，还是不适应，都是压力。压力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压力往往比物质上的压力更能激起奋斗的动力。
第三，懂得劳动的价值是“人生课”的重要内容。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是创造历史，创造世界，创造人类自身的唯一实践活动。可以说，没有劳动，就没有一切。不尊重劳动的言行，是反历史、反人类的。2019年4月30日，即“五一劳动节”前夕，习近平同志围绕劳动讲了一番话。他说：“无论何时何地,“老劳模”始终是一个响亮的名号、闪光的群体，备受社会尊重。特别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幸福。”（见《光明日报》2019年4月30日。）
“知青运动”为当年的知识青年，也为社会带来的一个极大的社会性的收获，就是弘扬了劳动的意义。就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之前，城里就有一些知识青年喊出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不吃闲饭”，就是凭自己的劳动吃饭。一切剥削阶级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憎恨，就是因为不劳而获。
有人说，“知青运动”是强迫的。这不尽符合实际，在毛泽东发出这一号召之前，就有一批知识青年背起铺盖卷，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自觉安家落户。这是我作为“老三届”亲眼看到的。他们安家落户干什么？就是与当地最基层的人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为什么要到革命圣地？因为一方面劳动，一方面学习革命优良传统。不能否认，当时不少知识青年已经有较高的觉悟或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我们不能低估这一点，更不能认为他们是心血来潮的盲目行动。他们的觉悟要比现在的“精英”和一些“专家”高得多。他们决心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这体现了敬畏劳动、敬畏劳动人民，敬畏前辈的革命品质。其实，在“知青运动”之前数年内，邢燕子、董家耕、侯隽等就自觉、主动由城市到农村安家落户、立志改变农村面目。所有这些，都不是强迫的。我们这些年来，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事实。其实，在毛泽东发出这一号召的潮流中下乡的“知青”们，出于对劳动的认识，也有一部分是由衷地相应的。自然也有被裹挟的，强迫的，但绝对不是全部。
说到底，人类就是凭劳动生存、生息、繁衍过来的。鄙视劳动，是唯心史观；看不起劳动人民，是耻辱！1943年，日本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蒋介石借机切断了对人民军队的给养，造成对延安极为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面对当前的问题，提出了三条道路：“第一，解散回家。第二，等死。第三，自己动手，渡过难关。”大家都赞成第三条道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是劳动，凭自己的双手渡过难关。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南泥湾好地方”的绝唱。
至于对劳动人民的看法，有一篇知青的回忆文章说：有人问他想不想回城，他说，当然想回城。但是，也有另一重情结，就是这里的老百姓想过回城吗？他们就理所当然地祖祖辈辈在黄土地上吗？还有一篇文章说，延安，厚重的黄土，厚道的人。而《黄土蕴情》里所散发出的人间真情，正是知青与延安父老的一种衷肠互诉。还有在黑龙江插队的“知青”说，“厚重的黑土地，厚道的人”，朴实而情真。这些原生态的生活细节所散发出的人生百味，人间情感，让人百般咀嚼，回味无穷。所以“回味无穷”，就是因为劳动人民的那份真情。这份情、这份意，将会在岁月的流逝中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厚道的人”劳动人民；情和义，也是在共同劳动中建立起来的。2014年8月12日，《光明日报》《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笔谈栏目，发表了一组文章：厉以宁的题为《青春早逝乡土情深》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说‘上山下乡的几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几年’，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这是‘知青’们的心里话。他们变了，他们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娇气、那样文弱，那样自视甚高，那样不合群。他们融入了当地社会。”这些变化就是因为参加劳动的结果，就是与劳动人民结合的结果。这篇文章还说：“有些‘知青’当上了村干部、乡干部，有些‘知青’被调去办社队企业了，有些‘知青’经过培训成为赤脚医生，还有些‘知青’做了小学或初中教师，辛勤地教课，批改学生作业。他们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就是环境的力量。环境在无声无息地改变一个人，重新塑造一个人。”环境比人，比人的说教更有力量。环境，就是劳动的环境，就是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环境。评论员刘文嘉有一篇文章说：“知青文学在中国热了三十年，几乎与改革同程。每每在人们觉得这个题材已经穷尽的时候，就会有新的作品集中出现，并提供更新或更深的观察视角。由延安市委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就是这样的新作品。这或许是一个提醒：‘知青’不仅仅是一代人的记忆、一个年代的符号，其实也在动态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而对它的解读与反思，也已经注入了我们的文化心理。”
劳动，劳动人民，最伟大！
第四，学会了独立生活、学习与工作。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当一面工作，这是重要的“人生课”内容之一。也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青年人极为重要的素质。倘若是，生活靠父母，学习靠老师，工作靠领导，思想靠别人，这样的人生意义不大。毛泽东面对苏联撤走专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就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手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没有了先生，就自己读书，自己学写字，自己思考问题。同样搞出了成绩。”（《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339页。）如果一个青年人，离开父母，离开先生，离开领导，什么也做不成，这样的人，人生意义不大。
独立的反面是依赖。依赖父母，依赖兄弟姐妹，依赖朋友，自己不能在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自立，那就枉为人生。实际上，真正靠得住的还是自己。就是所谓“我的事情我做主。”近年来，对于退休人员的养老，过去说“养儿防老”，后来又说“养老靠老伴”，“养老靠政府”，最后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靠自己。“知青”们虽然也与当地老百姓一起劳动，但是，许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做主。环境改变人，在父母身边，想独立也难。换言之，做父母的，在儿女有了一定生活能力时，就要放开、放飞。
“知青运动”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离开了父母，能够独立生活；离开了老师，能够独立学习；离开了领导，能够独立工作。这是成人、成才的开始，也是成人、成才的重要标志。
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知青运动”的文化意义
曾以知青小说蜚声海内的作家梁晓声、肖复兴，都表达过要与知青文学“告别”的意思，但知青文学出乎意料地又不断升温。这种“告别”与“升温”，与作家们的意愿和出版人的策划有关，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对知青那段历史的追思与咀嚼。我们可以说，“知青运动”那段时间离我们越远，越值得思考和回味。它经得住推敲，经得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据2017年《光明日报》：日前,《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系列采访实录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这是由29名采访对象的口述汇集起来的一本采访实录，其中既有同他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更多的是同他朝夕相处的当地村民，还有当年同他相知相交的各方面人士。这些受访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用真实的历史细节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当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练故事，再现了习近平同志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
这部书勾画了一个青年的成长历程，也描绘了那片黄土地上的乡风民俗。得其（果）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在那段知青岁月里，田间地头的一锄一镰、掏心窝子的一言一行，形成了当代青年树立正确人生观、励志成才的鲜活教材，是给青年人成长的一面镜子，每个青年都可以借鉴自省：是党员的锤炼了党性、提升了素质；成为基层领导干部的，增强了从实际出发的决策能力。同时，也使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了解共产党及其领袖的珍贵历史资料。
“近平教我写名字”，“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近平开会时我们不瞌睡”，“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这些淳朴而亲切的生活片段，让乡亲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当年，习近平同志作为从北京来的知青，带的书装了“两个很沉的箱子”，却并没有在庄稼汉眼里显得不随地道。相反，他扎根在这里，用脚丈量着黄土地的宽广与长度。这就是中国当前优秀文化的写真。
大地，总是能反哺最浑厚的人群，提供最为精确的人生价值的坐标系。习近平同志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习近平同志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的自述，足以启发我们：青年，唯有扎根祖国大地，承接地气，了解国情民情，方能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载入史册的精彩篇章。
这个问题，在梁家河的田垄上，在乡亲们的口碑中，在习近平同志的话语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自述：“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从他的自述里，青年们可以找到人生的答案。（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8月19日。）可以说，这是难得的丰厚的文化图腾。
我所以大段大段地引用这本书的内容，是因为它再现了当年习近平同志生活、参加劳动和与当地老百姓结合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在此过程中的成长；再现了“知青运动”带给社会的正能量。这应该与他后来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不无关系。其实，可以说，关系很大，这段历史对于习近平同志的成长来说不可或缺。我也从中看到了毛泽东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途径，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句话，习近平同志就是在毛泽东倡导的“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过程中，在“知青运动”中开始成长起来的或曰起步的。
对有阅历的中国人而言，“知青运动”蕴含着家国情怀和乡土眷恋，蕴含着政治运动中起伏和个体生活必须背负的社会文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段历史是短暂的，但对制度、文化、国民性的展示却达到了一个相当的跨度和深度，它成了几十年以后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重要资源和参照。难怪每每在社会转型的节点上，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回望那段阅历。记得马未都说过这样意思的一句话：近几十年对国家、社会默默奉献的，作出重大贡献的是谁们？是“老三届”的人们。社会不能忘记他们。其实，“知青”基本上都是“老三届”的。今天，那3700万知识青年经历了上山下乡磨炼，阅历上已进入了老年阶段，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他们的观念与视野也在深度地雕刻着、凝练着当代的社会文化。观察与梳理这一代人的心灵史，回味“知青运动”全过程，很有意义，实际上也是追溯社会发展的初心，寻找社会未来的走向。不仅“知青运动”本身，对这一运动的褒贬也呈现出一种文化现象。
对“知青运动”的意义的理解，更重要的应是在文化层面。历史胜于雄辩，他向人们证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成才，这只是浅层次的意义。进一步考究，它改变着人，包括“知青”们，也包括接受知青的农民们；也改变着整个社会，它牵连着“知青”们的父母，牵动着这整整一代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知青”们无形中使当地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观念，增加了科学知识，为农村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它改变着人的思维，为后人留下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思和启迪。
在思维上，先不说深度，仅仅宽度就很有实际意义。我们的思维大多狭窄，善于和愿意走直路，不愿意走弯路；发现一条真理，就“一条道跑到黑”。以我们防控新冠病毒肺炎为例，中央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是正确的，严防“人传人”也是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确实的，绝大多数病例都是人传播的，所以要“内防反弹，外防输入”；所以要戴口罩，要接种疫苗。但也应看到，有部分病例并没有或找不到人与人的传播链，即没有密接或次密接的过程。这是为什么？我们古人的智慧博大精深，几千年前的老子就讲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的道理。实际上是揭示了一种相生相克的规律。有些地方垃圾满地、杂草丛生，海鲜不鲜、食物腐烂，吃了海狸鼠，还要吃蝙蝠，这都是产生病毒的源头。病毒是哪里来的？就是在大自然中，就是在周围环境中。有一种现象可以说明“有生于无”的事实。一片荒地，什么也没有，一次降雨，凹地积了水，时间一长就有了鱼。这就是人们说的“有水就有鱼”。这个鱼是哪里来的？老百姓说，草籽，涝了变鱼，旱了变蚂蚱，这是老百姓的猜想。实际上，只要空气、水分、营养等条件具备了，就会生出新的东西来。病毒也是在环境条件具备了时“无中生有”的。再往大处说，人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是从外星来的，这就离谱了。地球上70多亿人，外星怎么能传过来！说到底，也是在地球不断演化过程中，条件具备了，包括一切生物就渐渐产生了。在对病毒的防控上，后来的思路拓宽了一步，看到了“物传人”，溶胶传播，但还是停留在既有病毒的传播途径上，还没有认识到病毒的产生。由此，我们防控新冠病毒，重点是阻断“人传人”的同时，也要搞好对环境灭毒、消杀，包括垃圾的清理，腐烂食品和动物尸体的及时处理等等，将产生的病毒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进一步将病毒的源头清除掉。否则，防控疫情就少了一条腿。
盖茨认为，病毒是帮助人类纠错的。纠什么错？纠自己研究病毒外溢的错，这是美国所为；纠发展经济不顾环境污染的错，这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为。说到底，不是天作孽，而是人作孽。
五、“知青运动”对普通教育的启示
普通教育无疑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的，也就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按照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觉悟”不可能产生于老师或领导的讲课、讲话中，而应产生于实践中，“知青运动”的实践就是之一。同理，“劳动者”劳动观念的形成，不可能在家中，也是产生于“知青运动”等实践中。由此，“知青运动”为我国普通教育改革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这就是要结合社会实践进行教学，培养学生养成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品格。
当今时代向普通教育的提出了严峻地挑战。
首先，互联网为青少年提供了学习知识和获得信息的便捷途径，但是，如果对知识和信息不能筛选和综合分析，学生的大脑最终将成为一个筐。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后，将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仅仅是一个“知道”分子。因为所得知识和信息是死的，不能消化吸收，也派不上用场，没有什么用处。近几十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都是在边缘学科或两种及以上学科的交叉点上成功的。而单纯在一个学科上“一条道跑到黑”的人，基本上没有骄人的成绩。“知青”在基层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所学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点或一条线，而是全面的综合的。这里并不是考虑诺贝尔奖的问题，而是一种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无论在什么领域都是有用的。
其次，我们普通教育的现状存在着四个问题：第一，受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的影响，讲学学习与赚钱联系起来。学生们只在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上努力：一是上中小学是为了考大学，所以就在“题海战术”上下功夫；二是考上大学，只求及格，混个毕业证，千方百计找个赚钱多的工作。“一切向钱看”的结果必然毁掉一切。第二，政治思想性弱，眼界窄，不关心国家大事。有人以中央的名义屡屡发出帖子说：小民们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可以了，不要议论国事，庙堂的事自有上层来设计。这就是形而上学思想的表现。家国是分不开的，只为家，不为国，最终将成为一个精细的个人主义者，缺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这样的帖子看起来是维护政府的，实际上对国家对民族是极为有害的。三是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不会做人，最终成不了大器。一个学生，包括其他青年人，如果在做人上失败了，那他在人生中就基本上失败了。所以，加强德育教育，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显得十分重要。第三，在智育教育上，学校教育，包括家庭教育，要直面在学习上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的不应是单纯知识的传播，而应当是问题型学习，研究型学习，讨论型学习。而不能靠死记硬背、照猫画虎。重要的是形成质疑精神和创新思维。第四，由于满脑子都是分数和钱，不注意锻炼身体，这就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
这样的学生毕业后搞科研，写不出有价值的论文，更不会有创造发明；搞技术，解决不了工程中的实际问题；做领导工作，提不出新的工作思路，只会做上级的传声筒。这样的学生，当兵怕死，劳动怕累，工作怕钱少，志大才疏，干不了、干不成事业。需要说明的是，这不能怪学生，也不必怪老师，主要是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导致的。
要解决教育上这一系列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只靠在课堂上，补习班上，总之是在温室里是不能奏效的。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向劳动人民，主要是向工人、农民学习。这就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实践中去，经受磨难和锻炼。这是一堂人生课，是做任何工作的基础课，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知青运动”对普通教育最重要的启示。
于是，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高中毕业后，是直接进入大学以及研究生好，还是经过两年左右的社会实践再进入大学好？众多的“老三届”和“知青”（他们大多重合）们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个问题。他们用自己的成就作了最好的说明，这就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往复过程。这样，即可以多出人才，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总之，如果我们对“知青运动”这一历史性的实践不认识、不自觉，只是简单地归结为一个“苦”字，那将是学人的悲剧，也是当今社会的失误，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我们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头衔，还是培养有用的人才，这是个问题。这就涉及到成才的原因和途径。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是培养状元、进士的，其实这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可以说，我们当今的教育同样是把手段和目的混淆了，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我们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等学衔的，而是培养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才的。手段是达到目的的条件或途径，不可或缺；但从根本上说，二者还是两码事。显然，学历不等于能力，文凭不等于水平，职称也不一般地等于业绩。
由于培养的目的不同，于是就产生了两种教学思路：一是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中心，鼓励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创新能力，让学生全面发展，健康地成长，生动活泼地学习；二是视学生为附属物，以高学历、高学衔、高分数为中心，鼓励学生死记硬背，课堂上老师“满堂灌”，学生忙于记笔记，课下埋头做作业，考试前进行“题海战术”训练，将学生培养成为“考试机器”。两种教育思路，两种教学方式、方法，必然会导致两种结果。
所有这些，绝不是仅仅在课堂上学到的，而必须联系社会实践，包括在假期期间，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体验生活，而不是闭门读书、闭门听讲，“一加二、白加黑”地做作业和上各种补习班所能奏效的。
作者简介：李瑞昌，1947年11月26日生，河北沧县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先后任中共泊头市委书记，沧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2017年退休。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著有《为政德识谈》（警官出版社）、《警示明鉴》（研究出版社）、《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人民日报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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