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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抗疫惨剧:十五个人凑出十五法币,只够医生抽签救一人

2022-04-01 14:56:31  来源: 朝文社   作者:朝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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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在20世纪的整整一百年里,若论全球影响最为广泛,特别是让多少西方国家谈之色变的一场瘟疫,那当属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作为一场源头在美国,却叫西班牙遭到“污名化”的大流感。“西班牙大流感”自1918年起爆发于美国某军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迅速肆虐全世界:在美国,它的致死率一度高达四分之一,仅1918年这一年,美国的死亡人数就接近五十万,单月死亡人数一度突破20万,甚至“到处都在制造棺材,挖掘坟墓”。在欧洲,英王乔治也成了“西班牙流感”的患者,马德里一地就有三分之一感染,欧洲的死亡人数很快突破二百万……

  而在全球范围内,“西班牙流感”更是覆盖各大洲。菲律宾的“西班牙流感死亡率”接近百分之五十,印度的死亡人数突破一千万。两年时间里,全球感染人数接近五亿(当时全球人口约20亿),死亡人数高达五千万至一亿。这也就意味着,当时地球上每20个人里,就可能有一个人死于“西班牙流感”。这个数字,哪怕取最低值,也远远超过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伤亡。

  但在这如此惨痛的一页里,当时正处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面对“西班牙流感”时的情况又如何呢?

  1918年至1920年,即“西班牙流感”肆虐世界的这几年,“民国时代”的中国,也确实出了不少大事,还留下了不少叫“精英们”难忘的“民国风情”。“西班牙流感”这件事,放在中国近现代的记载里,居然存在感并不是太强。

  以各类资料的综合统计,1918年至1920年,中国也确实有多地爆发流感疫情:既有北方的黑龙江、吉林等省,也有沿海的广东、江苏、山东各省,甚至还有内陆的四川、云南等省。云南省甚至在流感里出现了“数千人死亡”的情况。上海在1918至1919年,总共在流感中死亡901人。总体说来,各地都是小规模爆发,没有大规模扩散。而以上海当地的数据,中国在这场流感里的死亡率约为百分之一点三,远低于同时代世界平均水平。

  单看这数据,民国“抗击西班牙流感”的成绩单,似乎很不错。

  为什么会有这“好成绩”呢?首先必须归功于中医的作用。当时的流感,在中国统称为伤寒,中医对此也有着悠久的应对经验。所以1918年流感“登陆”中国后,《申报》等媒体很快刊登出了“银翘散”等中医药方,确实对当时的流感,起到了对症下药的防治作用。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却是当时“民国政府”的躺平。

  1918年至1920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年月,北洋政府城头变幻大王旗,各地灾荒、战乱、动荡不断。“西班牙大流感”这么个震惊世界的事儿,放在当时乱哄哄的中国,也就不算个事。且不说什么防疫政策,就连疫情的资讯、数据等信息,其实也多是糊涂账。就连“西班牙大流感”也都被统称为“流感”。

  而前文里提到的当时中国各地的疫情状况,绝大多数也都不是官方数据,相反却是在华外国媒体的统计。较为确切的数据,大多来自上海等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乃至农村,更多的数据就模糊了。《中国博医会报》(美国人在中国创办)就记载了1919年时中国农村的疫情状况:有些200人左右的村庄,一个月内就有40人感染,还有的村庄感染人数超过一半,“几乎每天都要举行葬礼”“导致棺材供应都成问题”。

  这类数据在当时,基本不会记入到统计中。于是“抗击西班牙流感”这事儿,也就成了个别“精英”口中,“民国政府”的一项重大成就,甚至在今天的互联网上,也一度火热流传。

  可是,这样的“躺平”“不作为”,真的就是“抗击瘟疫”的必胜招数?其实,隐藏在这背后的,恰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里,那触目惊心的瘟疫灾难。

  虽然西班牙流感由于其特殊的传播特点以及中国的国情,确实没有在中国酿成大规模灾难。但是民国的瘟疫灾难,却绝不算少。翻翻民国时代的历史,只要是“瘟疫”俩字,往往就是一幅幅触目惊心的画面。

  以近代史上曾令欧美各国恐惧的“天花”为例,虽然19世纪时,西方国家就研发出了种痘技术防治天花,且在晚清年间就传入中国。但在民国时代,“天花瘟疫”却成了恐怖杀手,比如首先引进西方种痘技术的广东省,就年年要爆发天花疫情。1911年至1949年,中国每年死于天花的病人数以万计。直到新中国建国后,全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终于在1962年彻底消灭天花。

  “天花肆虐”的景象,在民国也并非个例。虽然民国“扛住”了肆虐世界的西班牙流感。但更多在欧美国家早已得到成功防治的疾病,在当时的中国却成了恐怖恶魔。比如霍乱就成为致命疾病,单是上海一地,平均每五年就会爆发一次霍乱,甚至还被称为“地方第一杀手”。

  而在全国范围内,比起在民国“没有存在感”的西班牙流感,霍乱带来的灾难却极度恐怖。1932年全国性的霍乱瘟疫,波及陕西、河南、甘肃等18个省,仅在陕西一省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全国范围内死亡近五十万人。甚至在当时成都街头上,干活的苦力都要身上挂牌子,上面写好自己的姓名与地址。因为当时霍乱肆虐,街上的苦力随时会染病身亡,提前做好准备,至少方便别人帮忙料理后事……

  此外,就是在西班牙流感登陆中国的1918年,中国山西地区还爆发了肺鼠疫,这场鼠疫灾难波及山东、河北、山西、安徽等六省,造成了近一万五千人的死亡。这种在当时欧美国家已经很少见的瘟疫,在中国却有着比西班牙流感大得多的破坏力。整个民国时代,肺鼠疫带来的直接死亡人数,接近六十万人。

  以许多学者的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中国仅因“法定传染病”造成的死亡万人以上的瘟疫,就有59次之多。是之前2000年中国古代史上,重大疫灾次数的近两倍。时人形容民国的瘟疫“无岁不发生,无岁不蔓延,死者累千盈万”。至于“非法定传染病”造成的灾难,那也同样恐怖,1928年湖南“黄肿症”引发的瘟疫,死者多达3万人,1930年甘肃一场瘟疫,死者接近60万人。这些,都还只是“非法定传染病疫灾”之一。

  以这个意义说,西班牙流感在中国的糊涂账,非但不是什么“民国抗疫荣光”,却恰恰是民国一段沉痛历史的见证。

  那么,为什么号称“风情万种”的“中华民国”时代,会有这样一段沉痛的历史?很多人都从“天灾”“战乱”“国情”等方面,找到了种种理由,但根子上的一条,就是那号称“精英云集”的民国政府,从北洋时代至国民党时代,那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极度漠视——到1934年时,中国才有医师7888人,新中国成立前夜,国民政府留下的省级传染病医院只有16所,全国各类医院总共2000所,医疗资源之匮乏,超出多少现代人认知。

  在这种情况下,以学者钟惠澜的抨击,民国时代的国人一旦患病,只有百分之三十能有机会得到救治。各省的医疗经费,只是行政经费的零头。1935年,江苏一场瘟疫里的景象,就足以说明民国医疗的荒唐:每个患者治疗费是十五法币,但患者却出不起,只能十五个患者一人出一法币,然后医生抽签决定给谁治疗……

  看懂这一切,就看懂了那“优雅”“高贵”的“民国”,最终崩溃的原因,以及那一批“民国精英”们,对于民生寒苦置若罔闻的丑恶嘴脸。而我们今天对于疫情的高度防控,却恰恰是那个年代,多少苦难换来的教训。

  参考资料: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张堂会《从现代文学看民国时期的瘟疫》、徐敬文《民国时期的疫疠与防治述略》、谭晓燕《民国时期的防疫政策:1911—1937》、阿丽塔《基于文献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中国疫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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