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基督教搭上西方列强对外殖民侵略扩张的“便车”，依靠船坚炮利，将信仰强加于非西方国家人民头上。在此过程中，基督教已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并辔而行，甚至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急先锋。
基督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教人数众多，对于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1963年，罗马教皇若望二十三世颁发《和平于世》通谕，呼吁不应通过武力，而应通过谈判解决国际冲突，其后历任教皇皆遵循此立场，在国际冲突中不时出现罗马教皇呼吁和平的声音。此外，一些著名的国际和平人士，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慈善家特蕾莎修女等都是笃信基督的宗教人士。然而，有人进一步提出，基督教是“和平的使者”。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基督教在扩张过程中，并不乏血腥暴力的一面。尤其是近代以来，基督教搭上西方列强对外殖民侵略扩张的“便车”，依靠船坚炮利，将信仰强加于非西方国家人民头上。在此过程中，基督教已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并辔而行，甚至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急先锋。不可否认，基督教中确实含有一些和平因素，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也早已习惯利用基督教侵略渗透别的国家。
“异教徒当处死刑”
基督教在扩张过程中，对被征服地区的非基督徒土著居民进行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的惨剧时有发生。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常常依靠国家政权有组织地进行暴力扩张，最典型的是772年至804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对萨克森人的征服行动。萨克森人原本信奉部落神和巨大的树干、泉水等自然神，然而，查理曼以武力迫使他们皈依基督教，并在他们的土地上建立教堂。为了维护统治，查理曼还以残酷律法强制推行基督教，《萨克森敕令》第八条规定：“若有人企图隐藏于萨克森人中，不接受洗礼，藐视受洗，妄图继续作为异教徒，当处死刑。”第十条规定：“任何人若与异教徒勾结或意图与异教徒勾结反对基督教当处死刑；同理，若其对国王及基督徒犯下同样欺诈性罪行，当处死刑。”
查理曼暴力宣教的做法为后世的西欧封建统治者所效仿，在中世纪鼎盛时期，西欧基督教封建君主打着上帝的旗号对外扩张，主要分为东北、西南和东南三个方向。东北方主要是德意志封建主征服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的“东进运动”；西南方主要是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卡斯提尔王国、阿拉贡王国和葡萄牙针对南部穆斯林摩尔人的“再征服运动”；东南方主要是由罗马教皇倡导，英法等国封建主领导的，针对近东、中东伊斯兰国家，以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为口号的“十字军运动”。
12、13世纪，丹麦、瑞典国王和德意志条顿骑士团对北欧波罗的海东南部的异教部族——利沃尼亚人、拉特加利亚人、爱沙尼亚人、库尔兰人、芬兰人、普鲁士人发动了征服战争，史称“北方十字军入侵”。信奉天主教的西欧骑士强行为这些异教徒施行洗礼，反抗者遭到了无情屠杀，有的部族甚至被灭绝，从而彻底改变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宗教属性。
15世纪后半期，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卡斯提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因联姻形成紧密联盟，进而向统一的封建国家——西班牙过渡。西班牙王国建立后，立即对南部的伊斯兰政权格拉纳达王国发动了征服战争，1492年攻陷了格拉纳达，持续7个多世纪的“再征服运动”以基督徒的胜利而结束。为了稳固统治，西班牙在被征服地区设立了宗教法庭，仅在首任庭长托马斯·德·托克马达任职期间，就有2000多人被处死，约50万异教徒被迫移民海外。西班牙通过残酷无情的宗教法庭，迫使这块已被伊斯兰控制了7个多世纪的土地最终变成狂热的天主教信仰区。
在亚洲，15、16世纪，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并占领了果阿，将其发展成葡属印度殖民地。1560年，葡萄牙殖民者在果阿设立了宗教裁判所，焚烧印度教神庙，强迫印度教徒改信基督教，不从者被活活烧死。果阿宗教裁判所非常严厉，当地许多犹太人以及印度教徒在被逼无奈之下逃往北方，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孟买最初的织工和手艺人。
近代英国在殖民澳大利亚的过程中，一方面将国内大量的囚犯流放至此，另一方面鼓励国内贫困不堪的人前往澳大利亚寻找生存出路。到1851年人口普查时，约有20万非原住民生活在澳大利亚这块殖民地上，其中绝大多数（98.6%）自称是基督徒。在殖民澳大利亚的同时，白人对土著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白人带来的传染病也使土著人口数量大减，塔斯马尼亚岛的原住民甚至被灭绝。由此，外来的西方基督教殖民者，取代当地土著人成了澳大利亚的主要居民。
以“杀人和伤人”推行“文明化”
西方基督教侵略者在对被征服地区实行宗教改造的过程中，利用自身文明某些方面的“进步性”，通过所谓“文明化”教育，将被征服地区土著居民的“文明开化”与皈依基督教信仰等同起来。尽管打着“文明”的旗号，但西方殖民者并不是依靠自身文明先进性的吸引力“润物细无声”地“温和渗透”，而是以暴力强制为手段，导致许多土著文明遭到毁灭。1502年，西班牙派驻美洲的总督尼科尔克夫·德·奥万多，根据伊莎贝拉女王的指示，加速使印第安人“基督教化”和“文明化”。印第安人被固定在乡村中，总督向每个村子遣派一位教士担任管理者和保护者。这位教士负责为印第安人提供世俗和宗教教育，教士们在“消灭异教”的口号下，烧死反抗的印第安人，烧毁印第安人的象形文字书籍。最终，西属美洲成为罗马教廷管辖下的重要区域。西班牙一个名叫瓦利亚洛博斯的人，在为殖民主义者的暴行辩护时说：“我们杀人和伤人，是为着要护卫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
英国统治北美殖民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强迫印第安人信仰基督教。英国政府允许13个殖民地制定自己的印第安人政策，但在强迫印第安人信仰基督教方面，各个殖民地却不谋而合。大部分英国殖民地的宪章中，都有责成总督改变印第安人信仰并使其“文明化”的规定。1783年，美国独立后延续了此种宗教政策。直到1930年，约翰·科利尔担任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之后，推行宗教自由政策，原住民所承受的外来宗教压力才有所缓和。
英国殖民者对澳大利亚土著人也实行宗教教育政策以促使其“文明化”，这种宗教教育政策一般从儿童做起，由英国驻澳大利亚总督及土著人的白人“保护者”负责实施。学者于福坚称：“从1910年开始，联邦针对原住民采取强制同化措施，通过或偷或抢的方式将原住民儿童集中在保育所或收养营，或由白人家庭领养，对他们进行强制同化。这些儿童必须接受英式教育和基督教信仰，并放弃原来的语言和习俗。该政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大约有10万名土著儿童被强制从家里带走，这些人也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西方殖民者在对非洲的侵略扩张中同样推行了宗教同化的教育政策，使非洲人民深受迫害。在持续三百余年的大西洋黑奴贸易中，来自非洲的黑人奴隶在被装在船中运往美洲贩卖之前，通常会由奴隶贩子施行洗礼，使他们“基督教化”。法国对其统治下的西非殖民地强行推广基督教教育，国王路易十四在1664年授予法国西方公司的特许状中写道：“上帝的荣耀是主要的目的，公司一定要在其所在地雇用许多牧师，足够在当地传教，并且公司要极力排斥传布假道的外教牧师。”
为侵略战争推波助澜
地理大发现之后，整个世界逐渐连成一个整体，西方基督教国家依靠它们在社会和技术领域取得的进步，对亚、非、拉美地区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扩张和统治。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迫使被殖民的当地人改信基督教，将被殖民地区强行纳入基督教文明圈中，奠定了今天基督教世界最大宗教的地位。
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合法传教的特权。来华传教士“欺官压民”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侵占民田、建立教堂、强行传教，造成教民与非信教群众之间的隔阂、矛盾乃至冲突，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教案”。而西方列强又以这些“教案”为借口，进一步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例如，法国神父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时，不仅破坏当地风俗，干涉教徒婚姻，还勾结贪官强盗，扩展教会势力，甚至引诱貌美女性入教供其奸淫。因民愤极大，当地知县秉公执法将其处死。随后，法国打着保护“圣教”的旗号挑起事端，与英国联合，共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此类教案在晚清有400多起，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正是因传教士和教民的助纣为虐、为非作歹直接引发的，最终却成为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义和团运动期间，西方各国的传教士纷纷要求本国政府出兵中国，惩罚清政府，讨伐义和团。如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1900年到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地发表演说，拜见美国政府官员，请求美国武力干涉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叫嚣：“把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传教士们的呼吁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此之外，近代入华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名为传教，实为刺探情报，为西方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服务。传教士郭实腊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0年至1838年，十次窜入中国沿海地区，刺探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为英国打赢鸦片战争提供了巨大帮助。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天津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充当八国联军的情报官，引导八国联军顺利攻入北京城。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思想影响深远，中国人并不需要、也不接纳披着文明外衣的基督教为他们的思想“添枝加叶”。因此，西方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并未像亚、非、拉美许多被殖民国家和地区那样被彻底改变文化属性，完全融入基督教文化圈。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失败告终。
作为全球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基督教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固然与许多传教士的努力密不可分，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搭上了近代西方国家对外殖民侵略扩张的“便车”，凭借着船坚炮利，有组织地进行暴力推广。可以说，“基督教既是圣母的宗教，也是杀人犯的宗教，既是和平使者的宗教，也是战争贩子的宗教”。尽管《圣经》中耶稣教导信徒爱好和平与宽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但这些思想并未阻止封建统治者、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利用基督教实施侵略扩张的行径。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即“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但由于历史传统的作用，基督教会在许多基督徒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里仍具有重要影响力。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自身实力不足和国际形势不允许等原因，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以武力干涉的方式颠覆他国政权。于是，他们充分利用东欧国家长久以来天主教会势力及影响都颇为强大的社会现实，把天主教会势力作为煽动叛乱、制造颜色革命的工具。当时波兰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得到了美国中情局、波兰籍梵蒂冈教皇及波兰天主教会的帮助，在波兰剧变中扮演了“动乱蛊惑者”、“暴徒庇护者”、“谣言传播者”、“动乱组织者”等极不光彩的角色，颠覆了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使波兰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先倒下的一块多米诺骨牌，进而引发了苏东剧变和东欧社会主义事业大失败的连锁反应。
中国香港地区，由于长期受到英国殖民文化的影响，基督教会在香港市民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香港基督徒占了人口总数的10%，香港50%以上的中小学是教会学校。在2019年的暴乱风波中，众多青少年沦为“废青”，走上“反中乱港”的歧途，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教会学校长期对香港青少年灌输分裂国家、仇视内地的思想有关。
近年来，在历次“乱港”事件中，许多教会组织助推暴乱的行径可谓劣迹斑斑，他们为暴徒提供装备、食物和休息场所；煽动信徒上街游行；在教会学校发起罢课活动；利用舆论绑架警员的执法活动。天主教香港教区卸任主教陈日君与“港独分子”黎智英勾连，间接从美西方反华势力处获得2300万港币的“捐款”，成立各种支持暴力示威活动、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乱港组织，如“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循道卫理联合教会”、“伞城网上教会”等，彻底沦为美西方“反中乱港”、制造颜色革命的工具。
以史为鉴，明辨正邪。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一些正直的基督教徒是和平的使者，但也有些人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魔鬼。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我们要对利用基督教实行渗透颠覆的“黑手”保持高度警惕。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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