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文章中心 > 文史-读书 > 历史

“大跃进”严重受挫的根本教训是什么

2021-02-19 14:47:57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老兵义雄
点击:    评论: (查看)

  关于应从“大跃进”严重受挫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再从七千人大会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直至建国七十周年,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教训也是财富,客观准确的找出“大跃进”受挫的原因,对于指导今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然而,由于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出发点不同,占据的历史资料不同,总是形成莫衷一是看法。

  西方许多对社会主义持仇视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大跃进”的挫折和“失败”不是一般的方法问题,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生产关系违背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恒古不变的规律引起的。他们所说的恒古规律是什么?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他们眼里,人性的本质是自私,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而社会主义把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生产关系实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让所有人都一起走共同富裕 的道路,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性,最终遭到的是碰壁和惩罚。一位反动的华裔学者这样评价中国的60年,说前30年是革命(消灭私有制),后30年是革前30年的命,60年后回到了原点(恢复私有制),才认识了恒古不变的规律。按照他们的逻辑,要接受“大跃进”的教训,中国应当放弃社会主义。

  我国的学者有的支持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多数有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看法。把国内学者的观点归纳一下,大致有如下观点:如“大跃进”搬用战争年代用人民战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验,经济建设也搞“人民战争”。说我们的领导者,不懂得经济建设靠多的好事。一句话,搞快多好不可兼得,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人说,不论是科学还是技术工作也动不动搞群众运动,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还有学者认为,指导“大跃进”的总路线是自相矛盾的。要求快又要求好,要求好还得省,哪有这等好事?还有学者认为,“大跃进”之所以碰壁,遭到惩罚,是因为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这是唯意志论。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

  关于这个话题,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曾经总结过16条经验教训,主要精神可概括为:

  (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国的一个根本方针。

  (二)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关系,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同时,又是分级管理的。各级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的制度和计划实行管理。否则就会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受到损害,全民所有制受到损害。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国家计划的统一性要和地方的积极性结合起来。计划指标必须符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

  (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相互制约的。不能顾此失彼。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不能要求过多过急。

  (四)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要学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

  (五)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勤俭建国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

  (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必须把自己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必须把总路线同各项具体政策结合起来。必须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我们必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

  综上,关于“大跃进”的教训说法很多,听起来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最根本的教训是什么?答案很不集中。笔者通过考证认为,关于“大跃进”的教训可以总结出十条二十条,而最根本的教训可以归结一条,即当年“大跃进”造成那么多的乱子,造成那么大的损失,最关键的原因是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引。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基本理论包括什么呢?我认为主要点包括两个方面: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主要是没有弄清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使得“大跃进”的人民公社运动陷于盲动,闹出许多的乱子,偏离健康发展的轨道;从哲学的角度看,“大跃进”由于急于求成,在工作指导上的许多做法违背了唯物辩证法,使主观意愿严重脱离实际,最终事与愿违,遭到自然法则的惩罚。

  二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因两个概念没有弄清楚造成乱子。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又必须弄清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以及怎样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已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用一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同上第22页)。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个高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但马克思同时指出:人类社会不会从资本主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为什么呢?马克思指出,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还不具备立即建立共产主义的条件。正如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那样:“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马克思的论述可知,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仅需要创造涌流的物质条件,还必须创造与物质条件相匹配的的高度文明的精神条件。中国共产党把高度文明的精神条件称作共产主义觉悟。而创造这些条件又不是很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因而马克思把这个时期称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

  列宁较之马克思有更精准的论述。

  他指出:“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文选〉第四卷第87页)因此,列宁还把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1905年,列宁在维加里宁的《农民代表大会》中加写到:“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指最终目标而言)“社会主义要求把土地工厂交给按照总计划组织大生产(而不是分散的小生产)的全体劳动者。”1906年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写道:“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后来,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虽然对上述论述作了某些修正,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思想始终是明确的。

  关于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归纳为五条:“(甲)不要放弃夺取政权的有利时机,--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时候;(乙)夺取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且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丙)至于中心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丁)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的,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其它机器;(戊)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的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把所有资本家从流通中排挤出去。”斯大林评论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从马克思列宁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定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都要求生产资料公有化,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实行社会化大生产。所不同是,较共产主义相比,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展,因物质基础还不够雄厚社会还存在很多的差别,人们的觉悟还没有达到把劳动视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程度,因而,社会主义在分配方式上只能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列宁还从俄国实际出发,特别强调,苏联建立政权的时候工农业并不发达,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一下子建立全民所有制,只能在工商业建立全民所有制,而在广大的农村只能建立集体农庄的集体所有制;在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方面,虽然实行了土地国有化,一切归农庄所有,但苏联宪法明确,绝不能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什么是私有财产?苏联宪法是这样定义的:“集体农庄内每一农户---拥有此园地上所有的副业,以及住宅、食用牲畜、家禽和小农具为其个人财产。”并明确剥夺个人财产属犯罪行为。当我们弄清二者的区别与联系,特别学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应当说,经典著作家已清楚地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建国后所进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农村人民公社运动,都渗透着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基本上是沿着列宁指引的道路前进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人民公社的创建者由于没有弄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初期人民公社是按照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创建的。人民公社一成立,就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公社所有,犯了列宁主义的大忌,分配方式实行类似共产主义特征的供给制,虽然公社是按大生产的思想组织生产的,但因那时还缺乏基本的经济基础,使供给制无法实施,最后不得不退下来。笔者曾设想,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是以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编织共产主义公社远景的,结果翻了车,碰了壁,受到严厉的惩罚。当初,创业者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指导,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试想,当时在组织人民公社试点时,如果不是用空想社会主义指导试点,而是用列宁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作指导,可能就少走弯路,不会“冒冒失失向前闯”,“大跃进”可能是另一番情景。

  这样说并不是假想。据参加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同志回忆,毛泽东在会上领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中的论述,从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入手,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毛泽东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人民公社怎样发展的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毛泽东领导制定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使后来的人民公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马克思主义是政治上的望远镜,只要坚持社会主义是不能丢弃的。我们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全面否定,连同用马克思理论哺育起来的社会主义之花,已经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毛泽东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也被贴上“左”的标签,被否定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悲哀。

  三

  让我们再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大跃进”在某些方面遭惩罚的原因。

  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这样一段评述:因“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笔者认为这段评述从哲学的角度指出了左倾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是有道理。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要经历一个有小到大、有少到多、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事物性质发生质的变化,哲学称之为飞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而1958年的“大跃进”因急于求成,提出一系列违背量变规律的口号。如“苦干五年建成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家告诫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创造许多的物质条件,使生产力高度发展,而要做到这些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正像周恩来告诫柬埔寨客人那样:“不要期望通过一场大跃进就能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你们必须小心谨慎,--如果你们抛弃这种审慎和共产主义的常识,那只能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灾难。”初期人民公社的创建者不知道革命导师的教诲,违背了量变规律,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

  辩证法告诉我们:人的主观能动性即精神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极大的物质力量,但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是有限度的。“大跃进”的指导者不懂得这一限制条件,过分地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制定计划和推动工作时提出一些极左的口号,在产量和指标上提出一些通过努力也无法实现的指标。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创万斤产,翻翻进等口号。这些口号和要求超越了精神条件所能承受的能力,即使付出百倍的努力,招来的也是事倍功半或事与愿违的结果。这一教训教育我们,要善于把革命热情同科学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否则,必然遭致自然法则的惩罚。

  此外,经济建设的战略决策必须坚持认识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实现主观意志和客观实际相符合。要做到主观意志和客观实际相符合,首先要吃透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是什么?着重弄清经济建设面临的基本矛盾和困难是什么,当时党和人民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什么,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状况怎样。在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再提出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围绕目标的实现制定符合当时条件的政策和作出适合国情实际的决策。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明确的目标,也不可能提出正确的政策和适应时代需要的办法。人民公社运动初期受挫,到后期改造成适合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方式,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在人民公社刚刚诞生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不问中国当时的国情,就盲目的按共产主义的理想建立全民所有制的生产关系。结果因生产资料所有制超越历史阶段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使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的破坏,导致初期人民公社运动归于失败。好在毛泽东认清了这一问题,把1961年定为全党的调查研究之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农村工作60条》,实现了毛泽东给调查研究提出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的要求。使治愈的人民公社引导亿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创造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辉煌。

  关于导致“大跃进”受挫和“三年困难”的原因,毛泽东和党的七千人大会都作过系统的检讨和分析。毛泽东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我们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认识不足,有很多的盲目性,做了许多错事和蠢事。其二是从理论上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关系,因而闹出许多笑话。其三是在计划和指导经济工作中平衡问题没有解决好。其四是经济运营不能要求太高太急太快。“大跃进”高指标是自己立了个佛天天拜,结果碰了壁,遭到惩罚。

  邓小平和周恩来在讨论刘少奇七千人大会报告时指出,是否把导致工作失误和三年困难的原因归纳为四点:一是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现在需要调查研究,搞一套具体政策。二是计划偏高、多变,打破了一切程序。三是几个大办,而且限期完成,把实事求是作风,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四是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邓小平还强调,报告前面要加上中央总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4条原因:一是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和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二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了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三是不适当的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使得经济生活中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受到了破坏,全民所有制受到损害。四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的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情况,加重了城市供应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产生上述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一是工作经验还不够,二是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