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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该为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负主要责任(4)

2021-01-03 16:50:1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老兵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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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党内外群众为什么接受毛泽东应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负主要责任的误判

  笔者通过考证发现,主要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般群众不了解当时中央决策程序,误认为凡中央的决策都是毛泽东决定的。

  事实是:1956年以后,毛泽东提出退居第二线,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按照这个分工,中央的重大决策如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每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包括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通常由刘少奇主持讨论,形成文件后报毛泽东审阅签发,然后以中央文件下发,并由第一线的领导按分工组织实施。对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通常不过多干预。按照权力与责任共存的原则,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有很大的权力,但如果因工作指导发生重大错误,他们也要负相应的领导责任。“大跃进”运动的左倾错误集中表现在人民公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人民公社的创建人,对人民公社的错误负主要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人们不知道中央的决策程序,以为人民公社的问题是毛泽东决策错误造成的,把刘少奇所犯的错误也被误认为是毛泽东所犯的错误。

  第二个原因是,没有弄清“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还是决策失误的界限,把执行中的错误误认为是决策的错误。

  现在应当清楚了,大跃进是中国梦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决策“大跃进”是完全正确的;“大跃进”的决策是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全面跃进的大系统,人民公社问题在这个系统中只是子系统,还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人民公社虽然也存在决策问题,但放在“大跃进”的全局中仍然属于执行的问题。但虚无主义者把二者混为一谈,就使不明真相的群众产生一个错觉,把执行中的错误也当成决策的失误。关于这一点,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讲的非常清楚。周恩来在在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时指出:“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段讲话给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了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即不能把执行中的错误与决策失误混为一谈。同时也提醒中央领导同志要严于自律,不要把自己所犯的错误推到毛泽东的身上。人们对毛泽东的误解正是这样产生的。

  第三个原因是,否定派在宣传上采用了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把本不属于毛泽东的错误转嫁到毛泽东的头上。

  笔者问过许多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谁讲的?得到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都认为是毛泽东喊出来的。根据是什么?他们说:毛泽东历来强调人的因素,他说过,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是这样的写照。不错,毛泽东是讲过只要有人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这是肯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把主观能动作用过分的夸大了,是浮夸风的典型例子,是毛泽东极力纠正的。毛泽东从来不相信农业可以翻番增长。1958年11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强调:不要说假话,说假话于己于人不利,不要因弄虚作假而“招实祸”。毛泽东说,如果每亩地增产100斤,200斤,他就十分高兴,如果说他右倾,他甘当右倾,并引以为荣。关于这个口号的来源,笔者在《否定派是怎样改写大跃进历史的》一文中已经介绍过,这是刘少奇同志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在听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的汇报后,问还能不能再高产的背景下,由调查人刘西瑞写回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1958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是给浮夸风添柴的,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第四个原因是,人们曲解了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检讨。

  毛泽东自己多次检讨,他要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负责。他说和中央直接有关的错误他要负责,间接的错误也要负责。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他是党的主席,一大顿事没有管好。毛泽东这样做是勇于担当,一般群众不知情,信以为真。刘少奇同志在“大跃进”中的许多尝试,如办大伙食堂,敬老院,集体宿舍夫妻分居,供给制,毛泽东都是不赞成的。但出于对新生人民公社和少奇同志勇于尝试精神的爱护,只能因势利导,不能横加指责。如庐山会议,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判,党内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都认为,彭的许多责难主要是指向刘少奇的,毛泽东为维护第一线领导同志的威信,却把一线领导所犯的错误主动地承担起来。这是毛泽东高风亮节的领袖风范,但我们不能听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脏水泼到毛泽东的身上。事实上,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不是不讲原则的。他讲彭德怀给他加了两大罪状,一是1070万吨钢,二是人民公社。毛泽东说1070万吨钢是他定的,他负责。但对人民公社他不该承担全部责任。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他没有发明权,只有推广权,言外之意,发明人民公社的刘少奇同志有重要责任。但历史虚无主义者不顾这一历史事实,确说毛泽东也头脑发热,他自己都说他承担责任。他们对外就是这样宣传的。

  五,凭什么说毛泽东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开始由原来反右倾转向反左倾(依据吴冷西《回忆毛主席》和《毛泽东传》改写),武昌会议是最有说服力的解注。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是继1月的南宁会议而召开的工作会议,都可以视为“大跃进”的动员发动会议。但成都会议和南宁会议有很大不同。不同的是南宁会议是加温,批反冒进是主调门,而成都会议是降温,要“要压缩空气”,明确提出反对浮夸风和订计划要留有余地。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但与此同时,他对浮夸、虚报和高指标等,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觉。如3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若能做到,“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为防止“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毛泽东似乎不是即兴之言地站在了这样一个高度:“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毛泽东不避讳地指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要“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

  3月25日,毛泽东专门讲了思想方法问题。他不无忧虑地提出:“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由此,他郑重强调:“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

  成都会议结束后,1958年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到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开会,让他们了解成都会议情况。4月1日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汇报一年实现绿化时,毛泽东问:“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

  4月2日听取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水利问题时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

  4月3日听取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汇报时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并严肃指出:“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809页。]

  4月5日听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汇报,针对浮夸作风提出:“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周小舟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4月5日。]

  4月9日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汇报,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听取杨尚奎汇报时的谈话记录,4月9日。]

  4月11日,武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找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专门谈了宣传问题,从吴冷西《回忆毛主席》中得到证实。

  吴回忆道: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63、64页)

  成都会议结束后,4月中旬,中央又在武昌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精神还是贯彻成都会议精神。会议期间,毛主席找吴冷西就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做了五点指示: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的说一年实现的,有的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也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 “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事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讲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报纸对一些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上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此事我都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后来陆定一同志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吴冷西:《忆毛主席》70、72页)

  从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五点指示可以清楚的看出,武汉会议仍然是降温问题,毛泽东的每条指示都饱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58年7、8、9、10、11五个月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介绍,毛泽东视察河北徐水和山东河南部分地区,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成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初步纠正了徐水的左倾错误,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开始把纠正“五风”提上了工作日程。

  是不是这样呢?

  这里无须多讲,笔者把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的讲话引来,看看主席是怎么讲的,谁都可以做出确切的判断(引自百度文库,编者)。毛泽东在11月2日上午在会上讲话如下: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番,作为第一本帐。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

  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十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

  这是不是机会主义? 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免得个人突出。

  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大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们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的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个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 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

  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1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已经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我看还是谨慎一点,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他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

  四十条纲要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办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也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象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

  苏联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

  (刘少奇插言: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

  (彭真插言: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照你的说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时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东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还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到?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啊?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防止、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天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象唱戏拉胡琴,弦拉的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啊?!

  农业指标搞多少?

  (刘少奇插嘴: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

  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台,有那么厉害?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一、二、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的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

  杜勒斯、蒋介石就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一亡,一不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

  毛泽东是反左还是反右?只能说反左,不是反右。

  考究到这里,笔者公布一份国家领导人在“大跃进”年代文选比较的资料,这份资料是国家资料馆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国家领导人只有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的文选中有反“五风”的内容,其他领导人都没有这方面的文章,而毛泽东又显特别。在毛的文选里,关于刹“五风”的文章就有27篇,对同一问题发表那么多讲话在毛泽东文选中是绝无仅有的。从比较可以看出,究竟谁是真正的左倾错误的反对者。

  毛泽东是左倾理论的炮制者吗?

  不是!

  毛泽东是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吗?

  不是!

  毛泽东是反左倾的旗手,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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