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天险娄山关

夺取天险娄山关

耿 飚

　　1935年1月，红军相继攻占娄山关、桐梓城、牛栏关、松坎，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本文记述了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参加娄山关战斗的情景。

　　娄山关位于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四周山峰环立，陡峻非常，两座山峰之间，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这就是被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从遵义通往桐梓的公路，沿着这座山峰蜿蜒而上；从山下仰望这条公路，像一条云端飞舞的长龙。

　　要夺取这座天险的娄山关势必从正面沿着这条公路进行仰攻。我和杨政委（编者注：杨成武）商量后，认为在作战部署上要十分精密，既要从正面强攻，又要设法从侧面抄袭才能奏效。左面的悬崖绝壁是无法过去的，但右面的险峻高山或者可能攀登，如能从这里找到一条可行的小道，迂回到敌人侧背后是最为理想的。

　　1月6日拂晓，部队由板桥镇出发，向娄山关前进。8时许逼近山脚。一营为前队，担任正面主攻，营长季光顺率领全营沿公路向娄山关以梯队形展开前进。二营为第二梯队，集结在山脚下待命。侦察队长潘梓年（潘峰）带领侦察队和工兵排隐蔽地向右侧山峰运动，觅路攀登娄山关右面的高山向敌后前进。

　　山上敌人恐慌地向我下面进攻部队射击。有个参谋同志说：“活见鬼，还隔两千多米他们就开枪了，真是吓破胆了。”通信班已架好公路旁边通向遵义的第一根电话线，我正要向师部报告战斗开始情况，拿起听筒，不料已经有人先我在讲话。我感到非常奇怪，连忙紧握着送话筒的一端向杨政委招手，一同贴耳细听，听到一方以急促而又十分恐慌的声调说：“红军来了，有好几个团，正向我猛攻，我们快吃不住了，要马上派兵来增援，要快！”接着另一方用命令的口吻说：“军座交代，已派有一个师向松坎前进。你们无论如何要坚守，不准后撤一步。要注意警戒东边的小道，提防赤匪通过你们的侧后袭击桐梓城。”这明明是侯之担师部在与王家烈通话。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想不到娄山关旁真有一条小路，而又是敌人最担心、最空虚的缺口，有这条小路我们的侧翼迂回部队就能迂回到敌后，就会使我主攻部队减少伤亡，我们当然不能放过这一良好的机会。于是我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潘梓年同志，并命令其虚张声势地向桐梓方向前进，截断娄山关敌人的后路，并袭扰桐梓城。又指派专人继续窃听敌人的电话，因为它是很好的情报来源。又令正在仰攻的部队，暂缓攻击，布置好左侧优势的强大火力，待命总攻。

　　一个钟头后，一切总攻的布置都已经安排妥当。正在这时，敌人的电话铃又响了，监听人员用兴奋的神色在向我们打着手势，我大步走拢去接过听筒，杨政委也走了过来。我们听到的还是方才敌军部的那家伙的声音，但已经不是先前那种漫不经心的泰然声调，而是用一种紧张得几乎发抖的声音在喊。

　　我们已经知道敌人要跑！快！快快总攻击！于是十多支军号向娄山关一齐吹起雄壮而嘹亮的冲锋号：“嘀嘀嗒嗒嘀嘀嘀……”所有的轻重机关枪，随着号音也一起向山上敌人开火了。无数的红色勇士们，个个都是雄赳赳气昂昂，像生龙活虎一样向山顶上飞奔过去。

　　敌人在做垂死挣扎，一堆一堆地躲在石头掩体后面，坚守着狭窄的关口，并以机关枪、手榴弹、石头向我们射击和投掷。我主攻部队不断向敌人进行猛烈攻击，敌人也顽强抵抗。只听得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震动着山谷，子弹在身边、头上哧哧地啸叫着飞个不停。这样战斗了两个钟头以后，忽然，随着接连不断的手榴弹爆炸声，笼罩着山顶的浓雾霎时散开了。只见战士们挺着手中的刺刀，在枪林弹雨中向敌人猛冲过去，以白刃扑搏，进占了娄山关的关口。枪声已渐渐停了下来，关口上的敌人受到了极大的杀伤，全部溃退下去。部队在跟踪着溃敌进行穷追。我们上到关口，只见公路两旁被打死的敌人尸体满地，血迹斑斑，伤兵哀声号叫。再行几步，见有茅屋数间，石碑矗立，上面刻着“娄山关”三个大字。俯视白云数朵，红日已然升空，确有“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之感。

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典范

冯斌 刘奎

　　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川、黔、滇等省军阀部队达数十万人马，企图把3万多红军一举歼灭。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计划率红军从遵义地区出发，在泸州至宜宾段北渡长江。1月19日起，红军兵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开进，一幕战争史上的精彩大戏悄然拉开帷幕，这正是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战役。此役，红军以弱胜强、出奇制胜，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军事遗产。

　　一渡赤水，顺势之奇

　　1935年1月29日拂晓前，红军主力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计划北渡长江，川军当即以8个旅的兵力分路向我追截，并以4个旅封锁长江，堵住红军北进之路。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从贵州分路向川南追击，滇军3个旅向毕节、镇雄急进，妄图围截红军。前有敌军沿岸设防，后有追兵就在路上。面对危急战况，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一渡赤水剑指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川黔滇三省边界地区扎西，暂缓北渡长江。旨在保存军力，待机歼敌或机动。

　　尽管遭遇了困局危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镇定自若、顺势决策，跳出了思维的困囿，适时改变既定计划。既能把握有利战机，使得红军按建制顺利脱离敌人，又能细研敌我优劣，快速拟制出最有利的方案，不断争取战场上的主动。

　　二渡赤水，逆思之奇

　　红军集结扎西之后，国民党军判断我行动方向仍然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故其调集主力，妄图围歼我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毛泽东同志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敌人对红军包围圈最薄弱的部分是位于黔北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遂决定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觉，逆向而行、挥师东进，乘敌之虚再返贵州。

　　2月11日，面对敌军进击扎西的威胁，毛泽东同志出敌不意地指挥红军挥戈东向，重入贵州。贵州军阀王家烈闻讯，急忙调兵向赤水河急进，企图堵击我军东渡。我先头部队于18日快敌一步赶到赤水河东岸，在二郎滩背水迎战，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18日至21日，我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把身后追击的川军等敌甩开，使其堵击、合围我军的企图落空。渡过赤水河后，我军兼程疾进，乘桐梓、遵义地区守敌兵力薄弱之际，发起了遵义之战。24日占领桐梓，25日一举突破地形险峻的娄山关，28日再占遵义。

　　遵义之战的胜利，体现了逆向思维的优势。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作战不同于人类其他领域的活动，许多情境下并没有可以遵循的先例，只有出奇、创新方能制胜。利用逆向思维筹划作战，能够破除固定呆板的定式思维、正向思维等带来的弊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对国民党军精心构筑的包围圈，毛泽东同志并非执着于北渡长江，而是用逆向思维换个角度分析出敌之薄弱环节，不进反退，赢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渡赤水，谋势之奇

　　我军获得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急忙飞到重庆“督战”，并把进攻中央红军根据地的堡垒政策又搬了出来，妄图以堡垒主义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压迫我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为此，蒋还电令：“川黔各军不得擅自进退。”毛泽东同志洞察秋毫、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佯装进攻，以诱使更多敌人前来围集，为摆脱敌人埋下了伏笔。

　　3月5日起，红军以一部兵力依托桐梓、遵义之线的有利地形，吸引川军向东，而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等地区寻求歼敌之机。当敌重新逼近时，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在运动中寻求歼敌机会，毛泽东同志率红军于3月16日突然经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佯作北渡长江姿态。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湘等省军阀部队及中央军向我发起追击，又调滇军从毕节截击，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包围圈。

　　整个战役中，国民党军的威胁时刻存在，一个3万多，一个超过40万，一个缺少补给，一个齐装满员，红军较之于国民党军力量悬殊极大。毛泽东同志积极谋划营造态势，指挥红军通过持续运动的方式，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或声东击西、或释放烟幕、或派出佯兵，不断地制造出虚假状况，并利用电台适时掌握敌情变化，让红军知己知彼，让敌军陷入重重迷雾，无法摸清红军的真实态势，再度赢得主动。

　　四渡赤水，调敌之奇

　　三渡赤水后，我军再次进入川南，敌仍然判断我要北渡长江，各路敌军再向川南进击。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决定乘敌不备，折而向东，并以一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佯攻古蔺等地，诱敌向西。此时此刻，各路国民党军抓紧时间汇聚，准备在古蔺等地包围红军，却不料我军已秘密神速行动，回师东进。红军于3月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等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调头南下，恰好与北上之敌相背而行，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敌封锁线，31日南渡乌江，兵指贵阳，把追敌远远甩在身后。

　　作战决策，不仅需要主动谋划营造态势，更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调动敌人，让敌之态势利于我行动。红军在川南渡江受阻后，可谓是进退两难，前面是川军在泸州、宜宾一线布置的“铁板阵”，后面是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滇军等布置的“口袋阵”。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充分把握敌我态势变化、川黔滇战场环境实情，既不冒险北渡长江，也不消极后退，而是因势利导，把敌人调动到己方设想的位置，如同四两拨千斤般，在进退两难中找出了最为适宜的道路。

四渡赤水的“降维打击”意蕴

刘奎 冯斌

　　降维打击概念源自科幻小说，是指把攻击目标所处的三维立体空间，降低到二维平面空间，攻击目标就从有血有肉的有机体，变成了一幅静态二维图景。降维打击包括高维打低维、多维打单维、强维打弱维，本质上看是一种非对称作战，不过“维度差”不是被动等待出现的，而是通过降低对方某一维度，或提升己方某一维度，主动实现特定维度态势的强弱互易。四渡赤水，无疑是红军创造的一次军事奇迹，深入分析其高超指挥艺术，其中有不少降维打击的内容。

　　避实就虚，降低对手布势维度

　　作战中，敌作战布势尽管是一个整体，但并非密不透风、铁板一块，总有空虚薄弱之处，我在其空虚薄弱之处活动，就可动得游刃有余、打得得心应手，并达到“攻弱则强者亦弱”的效果。

　　四渡赤水，我3万多红军能在敌40多万大军中往来穿梭，机动回旋，利用的就是敌作战布势之侧翼、后方、结合部、空白区。敌人打过来，我就翻过去，敌人折过来，我就折回去，与敌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处捉迷藏。在敌各支力量之中，求战动机最强、作战能力最好的是川军，而一打就散、一冲就跑的是黔军。土城一战，川军展现了其凶悍一面。在之后的反复较量中，红军力避与川军交锋，专打黔军，充分利用敌方布势维度的漏洞和缺陷。

　　现代作战是体系的对抗，作战体系的薄弱环节不仅仅是侧翼、后方、结合部、空白区，还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枢纽、关键链路、指控系统、战争潜力目标等，通过干扰、打击、破坏这些网络信息体系的大脑、神经和血液，就可以瘫痪整个网络，实现“体系破击”。

　　以长击短，降低对手样式维度

　　红军擅长且符合客观实际的作战样式是运动战、伏击战、歼灭战。国民党军规模大、装备好、补给充足，擅长的作战样式是阵地战、正面战、消耗战。要战胜敌人，就不能在阵地战、消耗战维度与其一较高低，而要把敌人降低或拖到运动战、歼灭战维度，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毛泽东同志指挥四渡赤水作战，总是力避敌方擅长的维度，而力争把敌方拖入不擅长的维度。四渡赤水一开始的土城之战，就是一场阵地攻坚战。毛泽东同志认为战役失利的主要问题是“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性，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后的作战，一扫土城之战的阴影，“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信息时代，技术优势固然是军队最重要的优势，但并不是唯一优势、综合优势、万能优势。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也门冲突、纳卡冲突的实战表明，信息技术不发达的一方，通过游击战、网络战、舆论战、消耗战、暗杀破坏袭扰等，将对手依托技术优势实施的作战样式降到“混合战”维度，照样可以打得有声有色。

　　我打我的，降低对手认知维度

　　如果按正常逻辑、常规套路打仗，战场态势就会沿着对方的认知路径向下走。要摆脱处处应对的被动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跳出对方认知路径，降低对手的认知维度，让敌无法预测我下一步行动，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效果。

　　四渡赤水，红军处于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状态。按照常理，后有追兵，要么跑，要么迎；如果跑，要么绕，要么突。但毛泽东同志没有按常理出牌，而是向着敌人的围追方向，跳到敌人后面去，完全出乎蒋介石所料。一渡赤水进占滇西北小镇扎西，国民党各路大军尾随而至，下一步向哪走？成为党中央面临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二渡赤水回遵义，但中革军委其他同志都不理解，刚刚在土城吃了败仗，好不容易跳出包围圈，怎么又往回走？但毛泽东同志却认为，大家都想不到，蒋介石更想不到，这样才能出其不意。三渡赤水诱敌西进，当国民党军奋力西追时，毛泽东同志却率领红军突然折返，四渡赤水，然后急速南下，跨乌江、临贵阳、逼昆明，将国民党军甩在数百公里之外。

　　信息化智能化战场，降低对手认知维度，要么以奇用兵，跳出常规攻防作战程序化模式，乘奇时、觅奇地、用奇器、设奇兵、施奇法，实施非线式、非常规、非逻辑作战；要么隐真示假，通过欺骗迷惑、设计引诱、舆论造势、舆情导引，让对手产生认知错觉；还可以加快己方作战节奏，在对方来不及反应前，就进入下一个决策周期，敌变我变，变在敌前，彻底在认知维度瘫痪对手。

　　军民一体，降低对手环境维度

　　据悉，蒋介石晚年才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对人民的背叛、对民生的背叛。四渡赤水，民心完全在我军一方。

　　川、黔、滇本来是国统区，国民党在乡以上都派驻了官员，川黔滇军接受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但当地百姓却对国民党官员与军阀的巧取豪夺有切肤之痛。反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到一处，张贴粉刷标语，散发《红星报》，宣传党和军队主张。开展文艺表演、医疗服务、助农助产，拉近与人民感情。红军还通过打土豪，将地主官员的“浮财”散给群众。3万多红军，在40多万国民党大军眼皮底下来回穿梭，111天的时间里于川、黔、滇边界狭小地域内闪转腾挪。人们不禁要问，红军是如何秘密行动的？又是如何精准掌握国民党军动向的？这既得益于我军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更得益于当地群众的侦察和拼死掩护。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环境维度提升的根本在于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护。无论时代条件怎么变，人永远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兵民永远是胜利之本，战争之伟力永远根植于民众之中。无论战争形态如何发展，作战样式如何变化，争取民心、军民一体始终是制胜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