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3日至8日，宁都会议在小源村召开。这个宁都北部东山坝乡客家人聚居的村落，距县城四十公里。于是毛泽东九到宁都。此村四围青山，怀抱河湖。梅江支流黄陂河由北向南村前流淌，村内七八个大水塘。这时节稻黄荷绿，穗熟藕壮，晚稻田里灰胸竹鸡呱呱呱叫着觅食。正值收割名为“金包银”晚稻的时候。这个稻种是上了古书的。宋应星《天工开物》有云：“粳有救公饑喉下急。糯有金包銀之類。”可见它是一种糯米，十分珍稀。因为它比之一般的品种叶细杆长，单独栽种时，风大就匍匐倒地，所以采取套种的方式，让其依附在普通稻上，才得以长成。
时年二十多岁的曾栋材后来回忆说：“那年的农历八月，中秋以后，割‘金包银’的时候，村里来了好多红军和红军的领导人。我记得在榜山祠住了朱德和一个留长胡须的人，毛主席住在我房子里。”他所说的“留长胡须的人”，应是周恩来。“他们对我们可好了。他们住的屋后的防空洞就是那次来时红军挖的。祠堂里驻有好多背枪的警卫兵，我记得部队这次在村里驻了二十天左右。”一个长头发的瘦高个有时坐在塘边的大石头上看书，村民们后来知道原来他就是毛主席。
女兵们常在河里洗衣服，她们边洗衣裳边唱歌儿，大人小孩都说好听。客家村民请红军官兵去自家喝烧酒吃擂茶，可都被他们婉言谢绝，说本军有纪律。
曾栋材家是土坯黄墙、满铺黑瓦,依小丘而建，在榜山翁祠之后。邻居家也类似建屋，虽然挤挤挨挨的，屋前屋后郁郁葱葱的丘陵田亩之间，看上去也还协调。一字型三间房,正中是厅,左右两房。厅左房木板分隔为二。毛泽东住此房十几个平方的上间。厅里两长桌拼合，几把木椅，毛就在这里办公。军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 ，办公及住房最能反映地位、职务和权力状况，此地与周朱于祠堂住宿相比，差距明显。
毛泽东住下后，坐在木椅上与房东聊天，得知他家正在割禾，青壮年很多参加红军，参加赤卫队，村里作田的劳动力不足。立即叫来警卫员，安排明天割禾。曾客气推辞，毛说，俗话说霜降不割禾，一夜掉一箩。寒露风再一吹，损失就大了。次日，毛泽东见无甚紧急军务公事，亲率警卫战士割禾，脱粒，梱扎，一眼就能看出都是行家里手。曾家的稻谷一天就抢收完了。
连日来天气湿热，风逐渐地越吹越强勁。后方中央局同志骑马赶来，会就开了。这天，天气与节令恰合那首一句诗“满城风雨近重阳”。
会场设在榜山翁祠。榜山是曾氏一位先祖。榜山祠位于村口靠前，坐西向东，西面檐阶前为一场地，东、南为过道，北邻土房。建筑总面积二百多平方米，内分上厅、下堂、天井以及左右厢房。长方形天井中花木扶疏，绿意盎然。上厅是办公之用，会场就设在上厅内。虽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但前后方委员加起来也就是八个人，正面墙壁上张贴全省地图和“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红地黑字标语。“八仙桌”两张拼合，上铺军毯，桌上摆放一本本厚厚的油印《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简称 “中央长信”。红木高椅，围桌而设。桌上摆放着白色粗瓷茶具、烟碟和一个褐色竹编暖水瓶。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二十八岁，坐在上首；会议由他主持。他的右手侧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三十四岁；团中央书记顾作霖，二十四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二十六岁。任的左手侧是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四十一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四十五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外交人民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二十六岁。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前方全权代表和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周恩来，三十四岁；他现在前方指挥作战,是在会议半途参加的。此后的会议,便由他主持。他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有最后的决定权。
上述八人平均年龄为三十二岁。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列席会议，做记录，坐在左侧末位。有说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会议后程列席。
天井淅淅沥沥的雨声从上厅敞开的雕花木门传来，秋风吹进桂香和雨丝。任弼时开门见山，举着中央长信油印本晃了晃说，中央于今年7月21日致我局、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令函，大家都早已读过、学过、讨论过，成效怎么样呢？大家可以各抒己见，通过讨论，统一思想。议题共有四个：一是再次学习中央长信；二是要以信中“进攻路线”的要求，对近期苏区红军的几次战役进行评估和总结；三是讨论对付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四是讨论决定前方战争领导问题。
项英把玩着心爱的派克笔，谁都知道那是斯大林的礼物。他耐心地等着任弼时把开会主旨讲完，迟早他是要放炮的。后方中央局同志自恃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他们希望借此会达成全面、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积极进攻路线，对于像毛泽东这种开顶风船、唱对台戏的人，再不改弦更张，服从中央，就坚决采取组织措施，解除其兵权，请他回后方专管政府事务去。毛泽东希望借此会说服后方同志，像前三次反“围剿”那样，取得同志们支持，求得中央理解，夺取未来战争的胜利。王更倾向于毛。周朱则希望通过此会前后方消除分歧，增加共识，执行中央方针，解决前方作战指挥的组织形式未能真正集权之弊。
会议气氛肃杀，随着批判升温，大家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头发有些凌乱的毛泽东干脆沉默不语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经常发低烧，只有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还不断咳嗽几声。在“宁都会议”上，同时也批评了王稼祥，因为他“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宁都会议的召开,与周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电报有一定关系。会议主席周恩来会前曾单独致电后方苏区中央局，冀能开会议决：“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是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
他接着写道："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不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已经说明是前方局，就四位委员。这里涉及的只能是毛朱王三人必居其一。显然老资格军人朱德应排除，周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也不特指王稼祥，他在军事问题上发言权较小。周在信中评（还谈不上批）毛，是正常的，符合组织原则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评得对不对是另一个问题。书记因工作中有分歧议一下委员有何不妥？但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小事也可能有不可预见的恶果。两人性格、经历和工作作风有很大差异，这才能在毛主周辅、路线正确时形成绝配，现在是周主毛辅、路线错误，就要出问题了。（拙文沉闷，可否讲笑：舜王禹臣，舜长禹幼，坟山祖茔，毛周名分已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周对毛才有新的认识。还可以从他“我见事迟，路线辨别能力不强，犯有许多错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过多从战术上考虑问题。许多事都是毛泽东想得更远、看得更准。”检讨表明。用周后来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话说，是“事务主义的作风与布尔什维克毛主席的作风互不相容”。
后方同志发言火药味足。他们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毛泽东则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据理反击,致使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加重了指责。不仅没能使毛泽东屈服,反而激发起“拗相公”（林彪上世纪六十年代私下称毛，典出宋人对王安石的戏称。列宁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斗志。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是在31年3月进入中央苏区,先整项英,后整毛泽东。据陈伯钧回忆,整毛的时候,任弼时是头儿,王稼祥是摇鹅毛扇的,顾作霖则是打冲锋的。但举行宁都会议时情况已变化。当时前方军委的周朱毛王观点一致,后方的任项邓顾观点一致,
朱德、王稼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王还说,“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老乡……我们要看谁的主张对革命更有利。”最后他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回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会议争论激烈，我当时是唯一支持毛泽东同志仍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人，处于极少数。”这话可信。
王稼祥的发言,使会议形成了前后方中央局对垒的僵持局面。前后方各有四人，如果只是后方四人提出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案而前方委员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四比四的结果不可能让毛的兵权被罢免。纵是刘伯承在当时十分活跃地反对批评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可他并没有在苏区中央局的表决权。
王稼祥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但他回国早,1931年3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所以,他坚决支持毛泽东。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毛泽东则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朱德传》有关传主在宁都会议上的表态只有一句话：“他曾多次说过：‘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
但后来周朱动摇,只有王稼祥一人支持毛。结果毛挨批并被撤职。刘伯承列席会议,肯定站在后方这边，有发言权无表决权,他批过毛,批游击习气文章见报,升任总参谋长,叶参座被刘参座替换。
朱反对把毛泽东调到后方，不等于认为国际路线是错误的。实际上，不要说朱，就是周也没有这个认识。邓颖超来苏区，就奉命带来了博古指示。博古严肃地对邓颖超说：“你到苏区后，请转告伍豪同志，要抓紧开展反‘右倾’斗争。同时一定要设法让泽东同志多管管政府的事，少让他过问军队的行动。这两点意见都体现了中央的意图。”
对毛的挽留，只是要借重他的实战经验，指挥才能而已，路线问题听中央的。这也是他这个中央局书记职责所系。只有毛泽东，认识到国际路线的“积极进攻”战略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误的。
十月八日，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重阳节，星期六。壬申猴年。自称 “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的毛泽东从曽家走出来，一身军装严整，打着桐油布伞，左转右拐，只走半里地就到了会场。大门边摆放着一盆盆盛开的应节黄菊，风雨中更显恣肆娇艳。
这天的会注定了会无好会！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坐在上首的会议主持周恩来采取了居中调合双方的立场。他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后方中央局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并提出两种解决方案,或者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或者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项英对周恩来的话好像没有听到，发言特别激动，右手握住的派克笔在眼前晃动着，霍地站了起来，质问：“毛泽东就是对战争持消极态度，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
接着，顾作霖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他说：“毛同志进入苏区后，一直搞自己的一套，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置之不理甚至背道而驰，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是什么表现？这是‘山头主义’的表现，再这样下去，中央就会被他架空，我看，毛同志不能再指挥红军了。”
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周恩来说：“总应让人把话说完嘛！”
项英：“你不要老是站在老毛一边，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毛泽东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他认为，红军主力早就应该向赣东北方向发展，早就应该北上，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向浙西皖南发展。他说，事实上，过去七个月的军事行动中，从总的战略方向上来说，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都是错误的！
“听听！说老毛抗据国际、抗拒中央寃枉他吗？”批评毛泽东的言词激烈起来。
毛说，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书本，对待上级指示？马列主义是个宝贝。是不是可以拿过来就用？我看还是要‘化’一下才好用。这个‘化’不是有些同志搞的神圣化、教条化，而是中国化，我们在江西，还可以搞一些江西化。项英不禁哑然失笑，说：我们现在还在宁都，是不是也要宁都化一下？毛泽东才要开口，王稼祥抢着说：这有什么不好呢？邓觉得自己肯定在毛批“有些同志”之列，便说：这是把马列主义庸俗化，这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
王稼祥此时再也忍不住了：现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不能临阵换将。参谋长你们换了，现在又要换总政委，这怎么行？
他深情地望了一眼身边的毛泽东和朱德：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一起，领导红军开辟和创建了中央苏区。他对苏区的实际情况非常熟悉。多年来的战争实践证明，他指挥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方针原则，是符合苏区实际的，是正确的。我认为大家对他的批评，有失公允。我的意见是不能将泽东同志调回后方！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总政委一职，多数人都同意。
毛泽东本人则认为既然不能得到中央局信任,就谢绝周恩来提出的方案二。
毛泽东说，苏区中央局八个委员，总算把一张八仙桌坐满了，还有两个列席的。我们这八仙，几天来神仙打架，我们打一打没什么，就怕凡人遭殃。列宁搞十月革命，可以照搬英、德、法的经验，不管俄国的具体情况吗？你们大多都出过洋，留过学，可现在还是在中国，干的是中国革命嘛。我们不是“金包銀”（这句话，除了朱德，大家都没有听懂，这是个什么东东？）他霍地站起身来，我今天说服不了大多数委员，只好退席。退席是为了让中央局诸公对本人的功过是非、组织处理更加畅所欲言。我既然不能取得苏区中央局的全权委托，当然不能负“指挥战争全责”，看来你们也不会允许我负。我恭候中央的处理。我现在身体不好，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结论不是本人作的，要由组织来作，但最终还是由历史来作。
说完摘下军帽，摔在桌上，又双手托起来，下意识地摩挲着帽徽，右手一把抓帽子紧紧攥成一团，缓缓转身向大门外走去。谈不上拂袖而去，毕竟这是党的会议──宁都会议上毛面对七嘴八舌，火力全开的批判，冷静沉稳，始终坚持“口不出恶言”。二九年贯彻中央九月来信，朱德、陈毅承认错误，请他复职红四军前委书记。毛也检讨“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次他谨守分际，相忍为党。
毛的高大、瘦削的身影完全走出了大门的石砌门框。此时屋外也雨歇风住，会场静了下来。“马克沁”頓失目标，哑火了，谁也不再吭声。静得连祠旁树上鹧鸪凄厉叫声都听得清清楚楚：一声，两声，三声。
就这样，一身系中国工农红军安危的“毛大帅”即将丧失对军队的指挥权（井冈山时期袍泽部属们就自发地这样叫，叫惯了。）八仙桌旁面面相觑的同事和战友，没有一个是历史的反派人物，个顶个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却逼走了他……谁也不会料到，毛的这个瞬间消逝于与会者视野的背影预示了两年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惨败西撤的背影！苏维埃共和国就在挑伕的扁担下，就在驮马的马背上，就在每一位长征参与者的心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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