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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九一八”同时进行的另一场战争:舆论战

2021-09-19 11:39:24  来源: 后沙月光公众号   作者: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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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距今已有整整九十年,从1931年的这一天开始,中国东北沦于敌手,数千万同胞终日苟活于侵略者刺刀和铁蹄之下,中国资源被掠夺,中国人民被欺凌。

  还有那些大小汉奸,甘为日本人充当耳目,时时刻刻盯着中国人一言一行。中国人稍有失言就可能性命不保,若被汉奸说成是“赤党分子”,那便是灭门之灾。

  东三省沦陷期间,东北人民以歌为泣,以血为书,号恸之声天地可闻。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著作已有很多,但对日本人发动的“舆论战”却涉及不多。

  跟军事斗争一样,中国当时在舆论斗争上也是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哪怕是中国领土遭到外敌侵占,哪怕是中国人民遭到日寇杀戮,中国人在国际上却很难发声,更不要说争取到各国人民的同情。

  在舆论战方面,先说一个人,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他的名字不断地被人们提及,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位站上奥运赛场的运动员--刘长春。

  1932年,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刘长春作为国内小有名气的短跑运动员,极为可能代表中国首次出战奥运会。

  而日本人将他当成了舆论战的一部分,1932年5月,日本控制的《泰东日报》发布一则新闻:“满洲国”(伪)已派刘长春参加奥运会,并已得到国际奥组委认可。

  日本人为什么要对刘长春进行舆论绑架?有两个目的:

  一、918事变之后,日本人急于让傀儡政权“伪满州国”得到国际“能见度”,而奥运会赛场是非常理想的场合;

  二、强行将刘长春说成是伪满代表团成员,扰乱中国民心,打击中国的自信心。

  刘长春立刻在北平的《体育周报》发表声明:“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岂能叛国,为人马牛。”

  随后于《大公报》上再次声明:“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些声明,压下了日本人制造的舆论阴谋,1932年7月8日,上海各界在新关码头为刘长春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多家中国报纸配发了新闻照片。

  刘长春“单刀赴会”,在海上历时21天来到美国。虽然这是一次非常寒酸的奥运之旅(代表队只有8个人),但此行粉碎了日本人的国际舆论阴谋--用伪满取代中国。

  不过,从918舆论战来说,南京政府的处境与军事上一样,处处被动挨打。

  而日本人不但要在国际获得舆论优势,还要在中国培养它的代言人。

  九一八的国际舆论

  中国东北被日寇公然侵略之后,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被动到什么地步?

  连九一八本身是不是一场战争?竟然都模糊不清。

  日本报纸说这不是战争,因为中国军队没做多少抵抗便撤退了,中国也没向日本宣战。

  巴黎、伦敦、纽约的媒体一开始只是将九一八事变当作是一件小事。

  既然不是战争,那么国际反战运动等组织就不会向日本发声抗议,更谈不上对侵略者的谴责。

  “九一八”过去一个多月后,1931年10月21日,共产国际看不下去了,东方部部长库西宁召集各国共产党代表开会,批评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共产党报刊没有反对日本人发动战争的声音。

  库西宁说,日本人行为比战争更恶劣,中国的城市被轰炸,居民被大规模屠杀,这难道还是不是战争吗?日本人诡辩“满州”根本没有发生战争,你们怎么能相信?

  共产国际执委会责令各国党刊党报立即改正错误立场。

  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国际舆论,无论右派和左派报纸对于日本人的暴行是非常麻木的。这也说明日本在国际舆论方面下了多少功夫去淡化自己的侵略行为。

  蒋介石集团在九一八之前,宣传重点是“剿匪”,对日本则采取了“不刺激”方针。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对张学良提到:“他们(日本人)嘴大,我们嘴小,倘若抵抗,国际上就不好说话了。”

  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大会上还在强调:“我国此刻必须上下一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法之决断。”

  国民党政府一边不敢动用力量在国际上发声揭露日本人的暴行,以自己“嘴小”为推脱借口;一方面又用逆来顺受的姿态指望“国际公法之决断”。

  国民党这种态度,已经决定了它在军事和宣传上的双重失败。

  舆论手段和军事手段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宣传到位了,可以使自己的代价减少到最低程度,甚至是兵不血刃;宣传失败了,自己就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

  蒋介石并非不重视舆论,而是国民党的宣传上犯下了方向性错误,外敌当前,他们还在全力宣传“剿匪”。

  1928年5月3日,日军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5月9日,汪精卫从欧洲来电,表示要纠合在欧同志,为中国宣传。胡汉民也从巴黎致电南京表示愿意承担国际宣传之责任。两人都需要蒋介石提供日军暴行的图文材料,方可向世界告知“济南惨案”之真相。

  蒋介石却非常"谨慎",5月17日刘峙向他请示,是否向报界披露日军在济南的暴徒细节,蒋介石却表示“对日案切勿擅自通电发表。”

  至于汪胡二人需要的材料,蒋介石则一直拖着不给,他怕汪胡二人会因此事得到比他更大的海外影响力。而南京政府的宣传机构建设一直非常薄弱,要经费没经费,要地位没地位,负责人只是科级官员,中央级高官和地方大佬谁会搭理他们?

  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才感觉到国际舆论方面的被动,11月17日,设立了“国际宣传组”,由陈布雷负责,这样才有一个专门针对日寇的宣传机构。

  在欧洲,由顾维钧等人以个人名义进行宣传,到日内瓦(国联所在地)散发材料,巴黎的爱国留学生团队与东北学生会一起用写文章、办演讲、贴标语等方式揭露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行径。

  虽然海外中国人非常努力的进行宣传,但困难重重。

  宣传经费,就是一个大难题,一封从上海发往巴黎的电报,当时价格是五字八元,发一篇揭露日军暴行长电文需要多少钱?而国民党拨出的海外宣传经费每月仅有一万元左右。

  那么只好写信邮寄,但时效性就没有了,而日本人的谣言在满天飞。

  国内宣传呢?硬件方面,电台干不过日本人。在电影方面,中国拍了很多实地纪录片,想让在华外国人了解东北人民的悲惨境地,但是法租界、公共租界的电影院不让播,甚至连买片头广告方式都不行,因为人家跟日本人关系密切。

  1932年,为了粉碎”伪满州国“的谎言,中国的教授,学生、金融界精英、商界精英、爱国资本家自发地站出来,利用个人关系和个人财力进行反日宣传,才有了一些好转,刘长春赴美国参加奥运会就是一个例子。刘长春本人也带着揭穿日本人和汉奸谎言的宣传使命。

  直到1932年11月12日,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才有了功率75千瓦的电台,能覆盖到夏威夷地区,耗资40万元。每天播送11小时,语言有中文、日文、英文、法文等。

  电影方面,由陈果夫负责,一部反日宣传短片经费为500元,长一点是1000元,但经费还是严重不足。1934年蒋介石才批了十万元,拍摄了上百部影片。

  日本人的反华宣传影片有多少?7000多部,这宣传战怎么打?

  而且日本人聘请的是中国演员拍那些宣扬”皇道乐土“、”大东亚共荣“的电影。后来这些为”满州映画“拍戏的明星以汉奸罪论处。

  日本人的宣传手段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人便着手针对中国进行舆论引导布局,内藤湖南的《中国政治无能论》、矢野仁一的《中国无国境论》、稻叶君山的《中国愚昧论》不断出版,企图建立”日本人优秀,中国人低劣“的认知。

  日本议员们则纷纷前往欧洲、北美,联络感情,美化”共荣计划“。

  因为1927年的北伐军歌曲里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大联合!大联合! 打倒帝国主义”之词,日本就硬说中国人排外,民族主义高涨。

  中国人排外形象被塑造成功后,什么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济南惨案……肯定都是中国人激怒日本人在先。

  舆论战就是这样,当你被植入一个思维模式后,就跳不出这个圈子,一有什么事情,马上认为皆是中国人有错在先,今天不是有人动不动要中国人反思吗?

  九一八爆发,《朝日新闻》就一口咬定是中国排外举动导致情势恶化。

  不是国联谴责日本,反过来是日本要求国联要注意“中国人的排外运动,反日运动,中国遵守条约以及保护外国人安全”等问题。

  日本人还派汉奸去豫鄂湘赣等红军活动区域去收集“反日”材料,汉奸把“证据”交给日本人,可以换钱。

  日本人再将“证据”加工成小手册,以日文和英文印刷,送给各国外交使团。

  日本人的舆论战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既要离间中国与各国关系,又要瓦解中国人的斗志。

  在国际上,日本反而成了“自卫者”,它在中国领土上”自卫“。

  国民党一开始就没有宣传战略,走一步算一步,最后逃到在小岛上,结果还是那个德性,天天忙着向台独势力自证”清白“。

  实际上,九一八的舆论战到今天也没有完全结束,有的“历史发明家”用日本人的“史料”来证明九一八还有另一个“真相”。这些“史料”貌似珍贵,其实就是关东军宣传材料一部分。用关东军宣传材料当成学术研究成果,这还算是中国人吗?

  虽然历史硝烟早已散去,而打着学术名义为侵华日军涂脂抹粉的小丑在网络也时常出没。如果这类“学者”横行于网络,那么,带出来的只能是“精日”败类。

  90年前的九一八事变,告诉后辈一个道理:

  想用忍让来平息对手欲望,用惨状来博取友邦同情,想都不要去想,一切只能靠自己的强大,军事重要,宣传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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