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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胡适式自由主义与蒋介石式法西斯主义的狼狈为奸

2021-08-29 16:57:4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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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泽厚曾说:“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见解,主张和观念都极其浅薄(如所谓‘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闹中华’之类)、无聊和渺小到可以不予理会。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李泽厚是公认的当代中国右派知识分子的标杆之一,何以却对“民国”右派知识分子标杆胡适嗤之以鼻?也许是因为鼓吹“告别革命”的李泽厚只能算得上中间偏右的“温和右派”,而胡适则是晚年倒向意识形态立场极右的蒋介石式法西斯主义的“激进右派”吧!

  胡适与蒋介石,一个是书生,一个是政治家;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一个是掌握几百万军队的武夫;一个是知识分子领袖,一个是国家最高领导;一个是自由民主的布道者,一个是号称“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中国特色法西斯主义的东施效颦者。胡适自1932年与蒋介石在武汉相识至1962年在台北去世,两人交往存续了30年。蒋介石曾对蒋廷黻谈起胡适:“胡先生向来与我感情较好”。胡适一直是蒋介石的座上宾,蒋介石对胡适颇为看重,对胡适的屡屡直谏而在表面上都表现出宽容大度。胡适是留学回来的博士,一生坚持自由民主,坚持人权保障宪政国家,美国民主模式是其毕生的奋斗目标。胡适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倡“好政府主义”与“专家政治”,幻想以改良方式实现政治改革来达到理想。“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这就是胡适对自己的政治定位。胡适对蒋介石一直是充满期待的,始终支持信任有加。在胡适的眼中,蒋介石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胡适信任蒋介石,“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有人骂胡适是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有人称赞胡适是以一人之力对抗蒋介石式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民主斗士。对胡适而言,御用文人与民主斗士都是不恰当的,胡适是有一定独立性的知识分子,政治权威面前,一个人要不屈从,不自贱,不矮化,不丧失自己的人格,很不容易的。胡适批国民党批蒋介石几十年,甚至当面顶撞蒋介石,居然没什么事也算是民国的奇迹。当年文人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被老蒋打了两耳光,刘文典脚踹蒋介石,做了七天牢狱。傅斯年曾说:“在自由中国,只有胡适—人享有言论自由。”蒋介石的宽容成就了胡适的自由,因为胡适是民国知识分子的领袖,又有美国深厚的背景,蒋介石不得不对胡适另眼相待,政府也需要象征自由民主的人物,而胡适无疑是最好的人选。胡适对蒋介石的谏言也是有进有退、有硬有软,妥协宽容圆滑,不敢挑战蒋介石的底线。雷震案前后,胡适不敢据理力争,对蒋介石的委曲求全,被唐德刚斥为“懦弱的本性……毕露无遗”、“百无一用之可怜”。蒋介石与胡适的理念本来是对立的,一个鼓吹法西斯主义,一个鼓吹自由主义。蒋介石表面上对胡适百般礼遇,给胡适办寿宴、送房子、寄美元,实际上对胡适恨得咬牙切齿,从后来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就看得很清楚了。蒋介石在1942年的日记里认为: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蒋介石在1960年10月13日的日记里认为:“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胡适一生不改变就是书生本色,为美国特色自由主义摇旗呐喊了一辈子,寄希望于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蒋介石岂不是饮鸩止渴?!

  国内外局势风云突变的1949年是蒋介石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也是胡适一生最苦闷的时期,更是胡蒋交往30年来合作最密切的一个时期。他们在共同应对“亡国”危机时配合默契,有着极为良好的互动。蒋介石最艰危、最悲惨之时,作为中国自由主义领袖的胡适坚定地站到蒋介石一边,多次表示无论局势多么艰难都会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介石,以实际行动竭力支持蒋、拥护蒋是无条件的。1948年12月4日北平被围城后胡适自称将于五十周年校庆后辞去校长去南京,“不是去做官,只想做一点我能做的有用工作”,以示支持政府。他对过去一、二年因醉心于《水经注》研究而忽略了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深感痛悔。而今,国共内战将见分晓,国民党将面临难以挽回的惨败,他便毅然决定放弃学术事业而从事反共工作,以支持蒋与他的政府。蒋介石对胡适也极为重视,他12月5日致函胡适,请胡南下,函询设置“国策顾问委员会”的设想,还谈到胡适南下后“如何位置”的问题。胡适10日复函表示元旦后即南下。蒋介石多次电胡南下并于15日派飞机将胡接到南京,隔日蒋介石亲自为胡祝寿。蒋介石甚至说:“胡适顶几十万大军”。1949年1月8日蒋介石恳劝胡适:“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面对军事、政治方面的惨败,蒋急欲在外交方面打开困境,因此安排王世杰以私人资格前往英国,安排胡适以私人资格前往美国。蒋此举是看中王、胡在这两个国家有着很高的声望与广泛的人脉,深知在外交活动中私人关系能发挥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对蒋之嘱托,胡适未经太多踌躇即接受,当月31号就办好了签证。胡适此次赴美表面上虽无外交官的身份而只是所谓的“私人资格”,但对受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委派从不讳言,1949年初大陆危急时“政府要我到国外去。”胡适忙于办理赴美手续时恰是蒋介石被迫下野之际,胡适则明确反对蒋石退休,认为如果蒋被迫退休则中央政府将解体,而共产党将按他们的条件接收政权。1937年去美国时虽亦困难重重,但胡适的心情是兴奋的;此次出国之前胡适已洞见国民政府必败的结局,深感“太晚了,没有法子了”。胡适也料到这次赴美不会有多大作为,因此“不愿走开”,两次将船票改期后才于4月6日赶往美国。

  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有“美援”做后盾,胡适抵美时南京已失守,但胡适仍为获取美援四处游说,尽管其友人都承认“一筹莫展”。5月10日胡适到华盛顿与曾极力主张援助国民政府的魏德迈长谈,但魏氏也表示“有心无力”。次日胡适就将会晤情形函告蒋介石:“只要我们能撑住,将来的援助可能取的形式的一种……到此邦已二十日,日日忧心如焚,而一筹莫展。我的看法是今日我们决不可撇开美国当国的领袖(白宫与国务院)而另向在野党(共和党)与舆论做工夫。用在野党与舆论来压当局诸公,徒然使他们更感不快而已。最好的目标是使对华政策也变成两党协力的政策,至于应如何做法,尚未有具体下手方式,当续有所陈述。”胡适当时的最大诉求是请求美国能帮蒋介石在大陆上维持住一片国土并得到国际承认,认为只要蒋能“撑住”就有转机的可能。“苦撑三个月,有三个月的功效,苦撑六个月,功效更大。若能苦撑一年,就可以收很大的功效了。”胡适认为在“苦撑”中待援是应对危局的唯一办法,所以力劝蒋“苦撑”。蒋介石又何尝不想“苦撑”?但面对解放军的秋风扫落叶,“苦撑”本不易,而要靠蒋介石的残余力量来“苦撑”就更加“万难”了。美国的弃蒋政策随着蒋的加速溃败更加坚定,形势如此不利,胡适仍多方寻求美援。他还经常参加驻美大使顾维钧举行的各种商讨寻求美援的会议,认为获得美援要靠国民政府内部团结、抵抗共产主义的决心与真正的民主改革。胡适多次致电蒋介石呼吁蒋李合作,强调蒋李不和不仅是战场上惨败的重要原因,也是美国拒绝援助的借口之一。6月18日胡适电告蒋建议联合国内各方领袖发表反共宣言,目的是向美国表示内部精诚团结且有“与共党奋斗到底”的决心。“美国朝野军政领袖,是否加强精诚团结,决心与共党奋斗到底,尚多怀疑。故同情于我之有力人士,至盼我有明白表示,或可使美国政府有一个机会作转位方向之表示。故拟请公约各方面主要领袖,发表宣言大致如下:‘在共党统治之下,国家绝不能独立,个人更难有自由,人民经济生活亦绝无自由改进之希望。中国民族当前之危机为有史以来最大之危机。吾人有鉴于此,决定与共党奋斗到底。因特相约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并放弃个人利害之意见,以求吾人共同目标之实现,即全国共党毒祸之消灭。切望国人与政府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到底云云。’”蒋介石对胡适的电文“阅之甚慰”,当即电复采纳。胡适等人所做的以上努力只是为了获取美援创造条件,以便蒋介石集团能多撑几个月。但无论他们如何努力,美国只同意完成原有的援助项目而拒绝答应新的庞大的援助请求。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与否、援助多少主要是从美国的实际利益出发,并不完全是从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形势如此不利,胡适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蒋介石“获取美国精神与道义之声援”的嘱托了,所以在8月初提醒蒋介石“我们不应对美援前景太抱乐观”。

  蒋介石派胡适到美国主要是因为其“为美国朝野所信任”,1949年6月阎锡山组阁时蒋介石又安排胡适任外交部长,仍然是希望借重胡的这一优势以讨好美国获取美援。国共内战期间美国政府一直希望蒋介石加速政治、军事与经济改革,杜鲁门还特别希望中国自由主义分子被纳入政府。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朝野达成共识:由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人士出面组阁是挽救国民政府“一切所谓腐化无能之说的唯一办法”,只有像胡适这样的彻底亲美派执掌政府才能全面推行美国的意识形态并在中国实行美国模式政治改革。这种共识一旦成为事实,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就顺理成章了。蒋介石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竭力安排胡适出任外长,当时在美的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们更是深谙美国人的这种心理,因而极力推动胡适出面组阁。蒋廷黻通过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向李建议请胡适先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在美活动一个月后回国正式就任院长。宋子文向蒋介石电陈“美援”的获得条件:国民党团结一致,中国自由主义分子执政,特别是“适之出面组阁并以廷黻、孟馀、大维、国桢等参加,国内外影响必佳。适之现虽谦让,但如去秋钧座曾嘱某君转请其担任行政院长,当时如令彼之好友传言,彼亦可从命。现在国难日深,彼必不惜羽毛,至如何达成目的是否请其先就外长,或即直接组阁……”蒋介石令胡适任外长的安排是一项审时度势的举措,6月12日阎锡山内阁名单公布“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未到任前,由政务次长叶公超代理部务。”胡适的外长一职显然是蒋介石一手安排的,诚如蒋介石所料,胡适立马坚辞并荐王世杰自代。胡适认为,在危难之际用其名望与影响以私人资格为国民政府辩冤白谤更为有利。对胡之坚辞,蒋一再苦劝。他得胡适建议发表反共宣言的电报后认为胡“甚积极,似有入阁之可能”,于是令阎锡山“不许其辞”;同时亲电胡:“惟为转移友邦态度振奋人心计,内阁人望亦甚重要。适之、廷黻两先生最好能毅然返国入阁,现时各部人事尽可再行调整,以容纳其他为美国朝野信任之人士。愚意百川与适之兄必能充分合作,如适之先生能充任副揆兼任外长一席,或外长由廷黻兄专任均极相宜。如两先生能大体同意,中拟与李代总统暨百川院长晤商一切。大局已届极严重关头,见危受命为兄等之素养……”当蒋介石从宋子文来电得知“适之昨谓李代总统迄今未来电邀就外长,又云百川与彼恐难合作”时拜托李宗仁劝胡就职,可见蒋介石之希望胡适入阁是诚心的。蒋介石明了胡适的决心后退而求其次:“在商决前如不能对外作任何表示”,“不坚请收回成命”。在这一点上,胡适“顾全大局”地默认了,他深知自己公开表示不就外长会对新内阁产生严重打击。蒋介石用“无赖”的方法再三劝胡“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事”,令胡适十分苦闷。美国朝野都希望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人士来组阁以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但蒋介石无丝毫改革的决心与行动,安排胡适担任外长完全是讨好美国的权宜之计;假使胡适应命赴任甚而出面组阁也绝无改革的空间,所以仍然不可能得到美援,最后仍然改变不了国民政府大厦将倾的命运。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外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成为令蒋介石担心的首要问题,“阻止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成了国民政府外交的重中之重。但此时国务院内主张承认中共政权的呼声颇为强烈,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还通过他在中共内任职的学生黄华与中共商谈。蒋介石致函胡适:“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此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胡适复蒋函云:“适来此邦……每对美国朋友问我‘美国如何可以帮助中国?’我总说,只有三句话:第一,消极的不承认主义(即斯汀生主义)。第二,积极的,精神的援助。例如一种政策的宣言,使中国人知道美国人同情于中国,并没有放弃中国。第三,倘能使精神援助与物质援助(经济的与军事的)作陪衬,那当然更好了。此意与先生信上说的‘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正相符合。”在此问题上胡与蒋想法完全一致,且胡已积极为此做出各种努力。胡适在会晤国务院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官员巴特沃思时就试探过美国对承认中共政权的意向,得到的答复是“目前美国尚无意承认中共政权。”与司徒雷登有良好私交的胡适对司徒氏力主承认中共的观点深不以为然并感到“伤心”,司徒雷登于6月12日到上海看望美国侨民(或许蒋胡尚不知司徒此行是得到中共协助的)时又表示“将建议美国政府承认中共”!蒋介石认为美国承认中共则必将给其反共事业“加重无限之困穷,”所以决定全力破坏国务院“反蒋之毒计”。但这不是蒋介石集团及胡适们“全神破坏”的结果,而是美国基于其国家利益、全球战特别是当时形势做出的选择。1949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提出承认中共政权的三个条件,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称新中国将“一边倒(向苏联)”。至此,令蒋胡担心的美国承认中共问题已不成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胡适仍为“国际社会不承认新中国”奔走,得悉印度是倾向于较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后胡适致信尼赫鲁,劝告印度不要承认新中国。“一些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印度已考虑承认中共政权的报道深感不安,自由中国正在开展的反对国际共产主义统治中国的斗争,是一个非常艰难而又理应得到所有亚洲国家同情和道义支持的斗争。中共目前的成功不过主要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会得到民众自愿的支持。”胡适还致信潘尼迦说明中共的本质并说明自己及中国人反共的决心,呼吁印度“不承认中国的共党政府”。胡适将这两信的副本寄给策动印度不承认新中国的罗家伦,但印度还是与新中国建交了。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努力虽系徒劳,但从中可见胡适在反对承认中共政权上与蒋介石的共同心曲。胡适一度因忧虑美国可能承认新中国而不准备久居美国,还退出了自1930年代以来就关系密切并由他担任主席的太平洋关系学会,理由是该组织有亲共倾向。

  争取美援、拒绝承认中共政权等方面连遭挫败,但胡适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与努力并无丝毫减损。针对美国的“弃蒋”、旁观、抽身政策,胡适不遗余力地为蒋介石“辩冤白谤”。胡适不止一次地在公开讲演中批评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沉默、怀疑以及批评态度,认为美国与马歇尔在抗战后力促国共组织联合政府的努力是“操之过急”,会见马歇尔、副国务卿鲁斯克时不止一次地指正司徒雷登的亲共作为。美国“弃蒋”的同时也积极寻找新的代理人以取蒋而代之,胡适是人选之一。1950年6月23日鲁斯克提出支持胡适领导反共人士而取代蒋介石的设想后胡适断然拒绝,坚信在领导反共斗争上任何人都不可取代蒋介石。艾奇逊得知胡适为蒋介石喊冤、辩白后扬言“胡适已为蒋介石收买”并拒见胡,但胡适为蒋“辩冤白谤”的努力并未停止。面对美国参议员康纳利提出蒋介石携带巨款逃往台湾的指控,胡适认为驻美大使馆应发表声明驳斥。美国抛出的《美中关系白皮书》将国民党“对付共产党革命的战略上的失败归咎于蒋介石政权的基本弱点”,胡适“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胡适于1950年写成《史达林雄途下的中国》一文,强调“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廿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在胡适眼里,蒋介石的失败是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反对史达林的斗争后的“光荣的失败”!此文还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美蒋关系产生正面影响,胡蒋之狼狈为奸跃然纸上。从冷战格局观察世界的胡适对美国出兵朝鲜无比兴奋,将此举定性为“自由世界”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国共内战的后期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以及司徒雷登等人认为蒋介石担当不起反共的重任而拒绝进一步援蒋,胡适则认为美国的“弃蒋派”对共产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前种势力声势增强,善于审视世界大局的胡适不失时机地发表此文把蒋介石的反共斗争与美国反共产主义战争联系起来。胡适将蒋介石的失败看成反史达林扩张的失败,美国也直接从事反苏反共的战争就没有理由不援助蒋介石了,而且应把蒋介石残余势力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反苏、反共大阵营,这种论调无论对美国的“援蒋派”还是对蒋介石来说都是在“遥相呼应”。至于美国的“弃蒋派”,胡适认为也必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改变对蒋的态度,所以认为美国出兵朝鲜“是世界史的一大转机”。此文对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长期推行的“反共抗俄”理论形成有深刻影响,所以蒋介石“以为此乃近年来揭发苏俄对华阴谋第一篇之文章,有助于全世界人士对我国之人士非浅,岂啻叙史翔实、谨严而已?”胡适在外交舞台上为蒋“辩冤白谤”,旨在维护蒋之反共领袖地位。在蒋介石、李宗仁之间,胡适认为“最理想的安排是由李宗仁自行宣告停止执行总统职责并请委员长予以收回”,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蒋“复职”后胡适立即电贺“并祝健康”,还一再劝李不要公开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声明。有人撮合李胡联合反共,胡适却回避与李宗仁晤面。1949年前后胡适认为整个世界已划分为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第三势力”成不了气候。胡适对受到美国扶植的既反共又反蒋的“第三势力”激烈反对并拒绝参加其活动,强调要么走共产主义的路要么走反共的路。这也是一种客观的判断,但胡适毕生支持的是霸道的蒋介石。

  毛泽东曾说胡适与蒋介石是“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到底什么原因使胡适与蒋介石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如此密切合作?首先,胡蒋有共同的反共目标。蒋介石、胡适都是极端反共的,尽管他们反共的目的、出发点略有不同。蒋之反共,是为保住其政权,后来则是为夺回已失的政权。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胡适极端仇视共产主义。他认为,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最明白的方向”,共产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凶恶”,其强行极权统治时又“无情残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与“逆流”,他认定共产主义是反自由、反民主的,是要剥夺人类包括信仰、思想、言论在内的一切自由的,故判定该运动一定会失败。作为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胡适一直主张社会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改革,并坚决反对用暴力取得与维持政权,抗战胜利前夕他曾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放弃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党。由此,他把国民党的失败归咎于靠暴力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头上。显然,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因为自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的丧失民心、政治腐败、军队丧失斗志并不是共产党造成的,而这些恰是导致这个政权覆亡的根本原,是国民党的种种恶政给共产党制造了机会。胡适似乎没有关注这些,他的反共立场却伴随着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而日益强烈。强烈的反共使命感,使他立定决心:“愿做任何挽救国家的事。”胡适还领导“自由中国运动”在思想阵地上从事反共斗争:“与共产党作思想斗争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出发之点,亦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惟一的归宿处”。这一运动明确宣示助蒋,故也得到蒋之支持。其次,胡蒋密切合作是二人互相需要、互相选择的结果。蒋介石离不开胡适的支持,因为胡适有广泛的国际影响,特别是有美国的背景,没有第二人可取代胡适讨好美国。无论在国内外,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舆论上,胡适对蒋介石而言都是“有用”的,蒋介石热望胡适能切实帮助他。胡适更离不开蒋介石:第一,终生笃信、宣传民主、自由的胡适认定共产党是要不得的,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绝无包括他在内的自由主义者的生存空间。面对共产党的胜利,他有一种切实的亡国之恨。当时,他认为能领导反共力量与共产党对抗,并能引中国走向非共产主义道路的,只有蒋介石。他很明白的向司徒雷登表白:蒋介石虽有缺点,但他看清了共产主义的凶恶与残忍,且不妥协地抵抗共产主义,又因蒋几乎是国民党领袖中唯一不沾染中国官场任何贪婪与其它典型罪恶的人。1947年他在给一位青年学生的信中认为:“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胡适对1946年出台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宪政体制颇为推崇,认为蒋介石在此体制下有可能被引导到民主、自由的道路上。第二,胡适与蒋介石在二十多年里基本上是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关系。日军侵占满洲后蒋介石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后,战后又多次希望胡适“竞选”总统。

  面对1949前后中国“天崩地坼”的巨变,胡适与蒋介石的多维互动、密切合作,使二人已有的良好关系在特殊的背景下发展到顶点。作为富有政治经验、善于实际政治操作的蒋介石,从现实的利益与需要出发,充分利用胡适“为美国信任”之长,把胡适派到美国为其游说。在争取美援、为蒋辩护、呼吁美国不承认中共等方面,胡适都最大限度地做出了努力。作为虔诚的自由主义者,更加看重历史长远的胡适从民主、自由的理念出发拥蒋,希望蒋在挡住共产主义的前提下走上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但这不过是胡适的一厢情愿,因为蒋胡之根本思想并不完全一致。胡适对蒋之本性认识不足,看到蒋介石是一心反共的就竭尽全力拥蒋,纯正学人在政治方面的幼稚一览无遗。蒋之反共完全是为其政权,高喊反共产主义不过是为维护其政权的口号绝不是为了捍卫胡适追求的民主、自由。蒋介石的政治理念里并无民主、自由,也不可能走上资产阶级宪政道路。随着台湾逐步获得安全保障,胡蒋在民主、自由问题上分道扬镳。蒋介石为了一己之私缕缕摧残言论自由,不惜违宪、制造冤狱、打压异己,直至胡适退避三舍。

  1948年12月15日蒋介石派专机把胡适从北平接到南京,1949年1月8日晚蒋介石邀请胡适共进晚餐并力促胡适赴美。“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台北胡适纪念馆保存了1949年5月28日蒋介石致胡适的密信:“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胡适一到美国就对记者表示:“我愿用我道义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然而,胡适此次美国之行的游说并不顺利,杜鲁门与国务卿艾奇逊对国民党的腐败都失望透顶。胡适在5月间两赴华盛顿见美国政界人士后回忆:“这次出去我很痛苦,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以说话。所以在1949年7月16日,我通知驻美国大使馆,取消一切政治性的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6月29日蒋介石致电胡适“甚望适之先生能先回国”出任职务,但胡适婉拒了。8月5日美国公布《中美关系白皮书》指责国民党腐败,胡适担心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以致于心脏病屡次发作。直到1950年1月14日美国宣布撤退中共区域内的使领馆人员,胡适才断定美国在一年到一年半之内不会承认中共政权。

  据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红民考证,1951年至1955年蒋介石共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平均一年9000美元,比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薪要高。胡适在其日记中对此项固定资助并未提及,但钱他是收了的,蒋介石不可能在一连碰壁后还连续几年一如既往地赠送。1951年5月31日胡适致信蒋介石,建议“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还希望“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两年多没联系,忽然向蒋介石建言,可能还是与蒋介石的人情有关。1952年英国牛津大学邀胡适出任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胡适有意应聘,但鉴于英国已承认新中国,遂请“外交部长”叶公超征询蒋介石意见,最终因蒋不同意而作罢。胡适又无公职在身,而是应聘英国的一个教职,如此郑重其事地向蒋请示还是因为接受了蒋介石接济。1952年11月19日胡适赴台讲学,临回美国前蒋介石约胡适吃饭并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胡适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这次谈话“对余个人颇有益也”,认为胡适的意见是“金石之言”,让他颇为感动,评价胡适是其“平生之诤友”。1954年2月18日到4月5日胡适再次回到台湾,宣称“国家处境艰难,除蒋总统以外,没有人比蒋总统领导政府更为适当……”有人告诉胡适蒋介石曾推荐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胡适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谦让,所以非常感谢。但他心脏病史已达15年,连人寿保险公司都不愿保他的寿险,怎能挑得起“总统”的担子?有人问他如果真被提名并当选怎么办?胡适宣称“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毛泽东1956年2月在北京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认为:“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念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实事求是。”陈源于9月20日致函胡适:大陆对胡适的批判针对他的思想而不针对个人,胡适回去会受到欢迎且来去自由。依据当时的外事纪律,陈源的接触事先必须经过国务院的批准。胡适在陈源信中“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线并旁批:“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胡适认为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不是共产,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中间决无余地,可资徘徊犹豫”。就这样,胡适堵住了中共为他敞开的大门。

  毛泽东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认为:“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毛泽东将胡适纳入“民主个人主义”与帝国主义帮凶的范畴,艾奇逊则认为民主个人主义者与中国悠久的文明会帮助中国摆脱外国的羁绊,这是美国要鼓励的。艾奇逊公开“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外国的羁绊”,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而胡适在这个逻辑当中充当了急先锋。1945年3月27日胡适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应该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放弃武装,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如果这样做,艾奇逊之流口中的“外国的羁绊”真的就在中国一干二净了,没有武装的中共在蒋介石眼里什么都不是!1945年7月国民党参政会议员六人要求访问延安期间毛泽东动员傅斯年舒服美国的胡适站到人民这边来,傅斯年居然直接这件事发表在报刊上公开,胡适也就假装直接在“报刊”上读到了这条新闻。8月24日胡适就公开发了一封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1949年毛泽东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却说:“他们还会用我吗?”可能是觉得自己坏事做得太多,有点担心吧!但胡适也没当成北大的图书馆主任,在台湾呆不下去,只身去美国流亡,二十六个“荣誉博士”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没能对他的生活带来改善,原来“美国人那儿,虽然貌似有自由,面包也没有啊!”

  蒋介石曾在日记里认为,“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杜鲁门曾直言胡适是最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治人物,美国的新闻界认为胡适“公认的好操纵,懂得接受引导”!1948年3月29日蒋介石请胡适当总统而自己想当行政院院长,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但我实无此勇气!”胡适又直言:“蒋总裁对我完全没有承诺的责任。”胡适没有僭越的胆子,蒋介石陪胡适演这出戏不过是因为当时的“总统”在内阁制下并无实权。胆小的胡适不敢揽权,蒋介石在通过修改宪法让“总统”有了实权而一连干了五届总统,这种“干部终身制”岂能让胡适心服口服?!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李济提到胡适去年的一篇演讲遭到各方的“围剿”,应邀列席的胡适立马变了脸色,秘书王志维暗示胡适不要动气。酒会行将结束时胡适与袁家骝闲聊,突然头撞向放着茶点的方桌,然后就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蒋介石写给胡适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如此不伦不类地花式捧杀,蒋介石是否从胡适身上看到未来的自己要面对的盖棺定论?

  胡适毕生反共,所以得到蒋介石与美国的青睐而被抬高了身价。胡适仗着美国人的青睐让蒋介石不得不捏着鼻子把他捧上自由主义神坛,以一篇一万五千美元的价格让他写《自由的台湾》。这就是极端自私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以兜售美国式自由民主出卖灵魂为己任的公知,连国民党也要对其始乱终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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