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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鲁班式中国特色工匠精神之意识形态争议

2021-08-26 11:24:3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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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与柔性化生产而靠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与创品牌后,鲁班精神作为中国特色工匠精神的早期标签势必得到其当代同行更多的关注与追捧,但在意识形态领域恰当定位鲁班一派的历史角色而辩证扬弃才有可能对其恰当地“古为今用”。历代官方宣传中鲁班的首要人设是“中国建筑鼻祖木匠鼻祖”,进而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象征”,如此高的评价在意识形态领域能否挂上“免死金牌”?至少在其所处的“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没有那么便宜。按易中天的说法,所谓的“百家争鸣”其实只有墨儒法道四家互搏最裂且影响最大,那么这四派在意识形态领域是怎么与鲁班“争鸣”的?如果熟悉这四派则结论不言而喻且一目了然。

  先看最早昙花一现的墨家是怎么与鲁班“争鸣”的:墨家弟子的《公输》记载的鲁班似乎是个只懂技术不懂政治而道德观念贫乏的莽夫甚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棍,该书认为鲁班助纣为虐支持发动侵略战争,与墨子在楚王面前沙盘推演攻守失利之后竟然企图杀死墨子以赢得战争。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鲁班为侵略者制造武器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污点,但若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研读原文并参考相关文献则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春秋时期匠人属于“下作”之行,鲁班即便是一个杰出的工匠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也高不到哪里去,对于国家大事根本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到,到楚国后作为一个外国的工匠更是如此。鲁班当时只是应楚王之请去解决攻城的技术难题的,至于是否发动战争、何时发动战争、对谁发动战争则都与他无关。难能可贵的是墨子提出“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后鲁班直言“吾义固不杀人”。鲁班为人处世还是有底线的,至少其本人是不会乱杀无辜的。墨子则利用策略说服公输,靠语言技巧逼他说出了这句话。毛泽东曾说“春秋无义战”,以楚王为代表的统治者不可能将鲁班在乎的“义”摆到其意识形态取舍的首位,最终能折服他的诸子百家都要靠实力说话,坚守“吾义固不杀人”的鲁班与宣称“公输班为我为云梯,必取宋”的楚王之意识形态立场高下立判。鲁班听完墨子义正词严的劝诫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不当面答应“胡不已乎”则是因为他不得不面对的道德悖论,继续制造云梯是为不义,停止制造云梯则是失信于人(楚王)。鲁班绝非是非不分或首鼠两端的势利小人,而是一个审慎周密、知错能改的忠厚长者。《鲁问》里的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墨子“止楚攻宋”后鲁班虚心向其请教对“义”与“得”(利)的看法,对“止楚攻宋”一事的隐含忏悔跃然纸上。鲁班比墨子年长至少二十岁却能向墨子认错,《公输》关于墨子推测公输欲杀人取胜的情节值得存疑。《公输》记载墨子提出“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的推断后却没有记载公输对这句话的反应,公输阴谋杀害墨子一事似乎成了铁案,但既然记述者故意剥夺当事人公输在文中申诉的权利,那么这件事就是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公输》称“墨子”为“子墨子”,显然是墨家弟子所记,虚构情节以进一步烘托墨子的伟光正形象也在情理之中。《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都提到了鲁班与墨子演示攻守的情节,但也都没提公输欲杀人一事。《战国策》与《尸子》甚至连二人演示攻守的情节也没提到,墨子的成功全靠“雄辩”,所以是立场正义与逻辑魅力之“义”胜了而非“力”胜了。至于“事实”,玩器械墨子与鲁班哪个更专业?鲁班与墨子都是春秋时期的能工巧匠,单纯从技术的角度上看则鲁班必能完胜墨子。《鲁问》里的二人两度“比巧”,表面上看是墨子胜了鲁班,但从技术的角度上看,公输根据战争实践的需要发明“舟战钩强”与“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与墨子在须臾之间削成“三寸之木”的“车辖”在创新性与技巧性上都不可等量齐观。墨子每一次的取胜都是胜在义理而非技术,二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他们的价值取向也就难免渐行渐远了。墨子代表“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但实际上属于地位较高的“士”而高于农工商,鲁班则是一个技术高超但社会地位低下的工匠,这就决定了二人对技术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墨子偏重从功利论伦理的立场评价技艺而强调其社会道德价值,鲁班则更看重技术的提高并认为技巧本身就有价值。在人格特征上,鲁班是一个刻苦钻研技术而有创新精神的实干家兼发明家,但在政治见解上不如墨子,至于被墨家弟子说成不辨是非助纣为虐则是言过其实了。墨子“止楚攻宋”一役中所谓的“公输欲杀人取胜”一节只能是墨家弟子的臆测或杜撰,目的是抬高墨子的威望以美化墨家的学说。鲁班坚守道义原则决不乱杀无辜,善于根据实践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思路找到应对实际的具体策略,但又不是不择手段搞阴谋诡计。墨学专家孙中原认为,“鲁班与墨子同辈同时,也基本上同专业,两人相辅相成,不可分离。鲁班以手工操作为职业,钻研技巧,精益求精,集工匠、大匠师、技术家、发明家于一身,把工匠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而墨子崇尚科学,以人为本,兼通工匠技巧,是著名的哲学理论家。班墨二人,一个善于实践,一个善于总结,才使得当时的许多发明创造流传于后世。”鲁班敬业爱岗、技艺精湛、善于发明,为人正直、坚守道义,知错能改、从善如流,否则墨子连见他的第二次机会都是不可想象的。鲁班与墨子都是工匠,但在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力上后者显然不如前者;墨子更多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当然要远远超过鲁班。鲁班只是个工匠,属于典型的体力劳动者,后世知识分子对其意识形态立场的研究当然少之又少。相比之下,墨家主张的“兼爱”未免太高调了,颇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雷锋精神而朴素的共产主义情怀若隐若现,所以墨家招收弟子的门槛太高而后继无人。经过禽滑釐、孟胜与田襄子等后三代弟子的滥觞,墨家逐步分裂为三派且内讧不断,其中的相里勤一派助秦国统一六国,不能不说与墨子的功利主义取向与军事思想历练有关。墨家学说在理论与文化上都与秦国重用的法家有很高的契合度,商鞅变法后秦国成了墨家弟子的活动中心,吕不韦为相编撰《吕氏春秋》时更将墨家学说纳入秦国的治国理论体系。但秦国大一统后墨家学说没能与时俱进的自我更新,反而进一步在群魔乱舞的内讧中被彻底挤出了政治舞台。由此可见,鲁班输于高调的意识形态辞令只是暂时的,鲁班精神则是能“可持续发展”的。

  再看后世影响最深的儒家是怎么与鲁班“争鸣”的:经典儒学作为儒家的源头与鲁班精神简直是水火不容,后来的儒家弟子越来越强调“入世”而维护权贵的“劳心者”,鲁班的弟子则主要是下层工商业的“劳力者”而难免被瞧不起,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工商业者的主张、地位就更是得不到重视了。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工程师,但都很少在当世被重用,比如张衡、祖冲之、宋应星。儒家弟子主导的人才选拔机制越来越不重视科技人才,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考试都只是以经典儒学为考试重点,《鲁班书》等“巫医百工”经典根本登不了他们的“大雅之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孔子连种菜的都敬而远之,对鲁班的“奇技淫巧”嗤之以鼻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子不语怪力乱神”,道家弟子等“巫医百工”附会于鲁班的手艺被儒家弟子视为“怪力乱神”更在情理之中。《论语·为政》曰:“君子不器。”儒家弟子心目中的“君子”不拘泥于手段而不在乎其背后的目的,鲁班那种只当木匠而不在乎政治家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为人处世也就不可能被孔子认同了。器者,形也。有形即有度,有度必满盈。故君子之思不器,君子之行不器,君子之量不器。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最有理想人格的超凡脱俗者,理应担负治国安邦之重任,对内能妥善处理各种政务,对外能应对四方不辱君命。孔子说倡导博学多识,要有多方面的才干就不宜局限于某个方面的技艺,能通观全局、领导全局的才是合格的领导者,若专攻于一艺而不及其身家性命则不可称“君子”。儒家弟子强调“君子居仁由义”,居庙堂之高则能治国平天下,处江湖之远则能修身齐家。“为政”要通才,“不器”则是不偏执于某一专业。为政者要上下古今中外无所不通,像优秀的演员那样演什么就像什么。儒家弟子的“允文允武”是对“君子不器”的补充,鲁班与墨子执政到这里就不再是个问题了。就固定用途而言,“君子不器”则无论治学还是从政都应博学而不是像器物一样只能服务于有限的目的。《论语·雍也》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若“约之以礼”按以上的解释则亦有人性非绝对为善的意思,但以躬行实践解礼则是要能归纳到实践环节的。就定量而言,君子之气度应似海纳百川而不像器物一般有容量之限制。《论语·为政》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就定性而言,君子待人处事时不应像器物一般定型而应适时适适人适事地灵活采取合宜之行动。《论语·里仁》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君子的个人品性修养不应像器物一样只针对特别的目地而必须广泛地涉猎各种知识培养各种才能,在个人之气度与态度方面不应像器物一般只有既定的容量而应以宽广的胸襟看待万事万物,在待人处事的原则方面不应像器物一般一成不变而应因时因地制宜采取最适宜的措施取得最好的效果。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不应自我矮化为某种器或某种达成某种既定的功利目的的有限手段。康德所谓的“人必须成为自身的目的,而非人之外事物的手段”,相当于孔子所谓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真正的价值应集中在致力于道(对真理的追求)而不是实用或功利,迷信“百无一用是书生”则会导致反智主义的文明退化。“君子”对其所处的世界不急功近利,不会刻意追求实用之学而甘当人形工具,超越追求真理才是其终极追求,这就承袭了老子的思想而与庄子“无用之用”的逻辑相通了,孔子找老子问道的后续影响何其深远!世俗世界往往以实用或功利为权衡价值的标准,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殊途同归,见到有直接的实际效用的事物就认为有价值,没有直接的实际效用的事物就认为没有价值。其实很多事物的用处是间接相关的而暂时不够显著,但其重要性往往远超有直接效用的事物。“君子”不以实用性与功利性的价值追求为终极追求,貌似无用的“道”比追求暂时有用的小术更值得尊敬,中国特色现代犬儒到这里就与鲁班、墨子渐行渐远而与故弄玄虚的“妖道”殊途同归了,不作为、假作为的“腐儒”庸官由此而泛滥成灾。

  还有“精益求精”的法家与鲁班的“争鸣”:较之于其他学派,法家与鲁班“争鸣”的似乎是“弱于言而强于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催生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后在治国意识形态上对鲁班精神的摧残堪称“精益求精”:第一,鲁班弟子对中央集权的人身依附越来越严重。金文中的“百工”主要是近似于奴隶的手工业劳动,后来的官府工匠则有不少来自罪犯刑徒。唐宋以后手工业者的身份地位有所提高,但“重农抑商”仍是基本国策。元清两代异族统治者又通过严格的“匠户”制度对工匠施加物质意义上的种种限制与奴役,但较之于相比之下对犬儒的意识形态控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中国特色现代犬儒也加入了阉割鲁班精神的统治阶级序列。第二,鲁班弟子身份世袭而职业技能固化。清初废除匠籍制度之前工匠一直受到政府匠户与军户等户籍制度的限制,不仅职业世袭,而且一业终生,即便匠籍制度废除后工匠职业终生与世守家业的现象仍有残留。世守家业的好处是便于技术的积累,但从中能否诞生“工匠精神”则有待论证,尤其是在无法估量沉没成本的基础性学科的积累方面能否摆脱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桎梏更值得鲁班精神的传承者深入自省,行会在当今中国死灰复燃的后果其实早就迫使鲁班式中国特色工匠精神自我革新了。第三,鲁班一派组织封闭而群体话语权越来越小。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匠户制度与管理工匠的职官,但工匠自己的组织很晚才有零星问世。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占领城市并在权力斗争中取得自治权,同一时期的中国则甚至很难在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中找到几个工匠的名字,“外儒内法”的治国理念导致越来越多的皇帝、政客与文人坐而论道。中国古代的工匠不仅政治地位低下,而且一盘散沙,这样的群体岂能创造与“精神”有关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的“工匠”之所以能对他们制作的工具精益求精,除了上述身份世袭便于技术积累等原因更在于“物勒工名”制度与“工师效工”制度的强化。“物勒工名”即每一件产品上都必须刻上工匠的名字以便上级有关部门检验查核,“工师效工”即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工师”检查考核工匠的产品而对搞出不合格产品的工匠治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外儒内法”的主流意识形态崇尚简朴而反对“奇技淫巧”的创新,大到修房造屋小到制作家具玩物都有固定程式,工匠级别没达到很高的程度则即便有所创新也不会被认可,儒家弟子则只能解经、注经而越来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清代废除匠户制度后官匠“编制”失效,散入民间的工匠的技艺也就成了其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传统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现金收入是出售农副产品,工匠的收入则属于朝不保夕的“浮财”,风头过后往往贱如泥垢,一脚踩上会折本一大截。但除了种地谋生,学一门手艺还是有可能在小农经济青黄不接的过渡时节临时抱佛脚的,何况“艺多不压身”?!直到人民公社“大跃进”期间泥水匠、木匠、雕匠、解匠与石匠都被另册管理,但都是不同程度的时松时紧,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由此可见一斑。相关的“五匠人员”是农村生活最欢迎的角色,学徒也是最多的。每个匠种对学徒的资质要求略有不同,按顺序依次是木匠、泥水匠、雕匠、解匠、石匠。笨一点的学徒则可退而求其次去学泥水匠,工作环境不好,但技术门槛很低。“五匠人员”更重要的身份是农民,农忙时节不服从生产队安排则挣不到公分且受到重罚,折中的办法是向生产队缴纳现金。改革开放后“五匠人员”到附近的城镇乃至出远门承包工地就有可能摇身一变为包工头,第一批包工头当然是泥水匠,其中脑子好使的甚至能摇身一变为一夜暴富的管理者或承包商,其中的极少数还能拉起建筑公司而家产过亿。随着城市化催生的工种大洗牌不断加速,乡下木匠的小日子还算过得去,雕匠与石匠的传统手艺则相继落败,解匠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破产殆尽。传统工匠被现代机械摧枯拉朽,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言犹在耳,在全球化时代呼吁工匠精神还能针对谁?任何称之为“精神”的东西都务必是自由意志的产物,比如庄子赞许的庖丁分割牛肉“技进于道”而达到精神创造的境界。工匠的政治地位类似于奴隶则不可能有工匠精神,能谋生就算出类拔萃了,吃了上顿没下顿又岂能会有心情去创造某种“精神”?对工匠工人的奖励是“以工代干”也创造不出任何“精神”,高考后考生报考培养高级工匠的高职院校往往是不得已的选择,除非技校不再被综合性大学歧视成了普遍的社会共识,这方面的政策引导与意识形态调整至关重要。当年商鞅建咸阳请的是清一色的墨家弟子,鲁班的弟子们手艺再高超也入不了法眼,而这既是政策问题也是意识形态问题。

  最后是越来越厌世的道家与鲁班的“争鸣”:道家弟子的《鲁班书》故意将鲁班塑造为道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尤其是在开篇就强调要从其中学会呼风唤雨的道家术法则就“必先绝后”,比金庸笔下的“葵花宝典”还要直截了当!该书记载了很多咒语、符篆等与建筑制造无关的东西,难道说鲁班还精通道术风水?鲁班当然不是道士,偏爱钻研木工而从不钻研虚无缥缈的神鬼之说,民间传闻《鲁班书》记载的种种玄妙之处则主要是道家弟子主导、儒家弟子助阵而迭代杜撰的。道教是中国最重要的本土宗教,东汉末年道教组织泛滥成灾,距离鲁班生活的春秋时期已过了一千多年。就算往前追溯到道教的前身“方仙道”也不过是战国时期,从时间线上看书里记载的各种玄妙法术也纯属无稽之谈。鲁班与老子生于同一个年代,不可能说老子自己还没搞出法术却被鲁班最先学会了。该书神乎其神的记载与流传千年的诅咒一般都是弱者施加于强者的,能打得过就直接干掉,还费这劲干嘛?!就像动漫里演绎得那样,我打不过你就画个圈圈诅咒你,后宫扎小人、下降头也属于诅咒。《鲁班书》为什么要诅咒?一说为安全计:古代施工全靠人力,防护措施也不高,今天的安全帽、安全绳、防护网在当时统统地没有,所以古代匠人施工很容易出事故,久而久之就被世人夸大了;二说为考验徒弟计:古代工匠培养一个徒弟要花费很多心血,尤其是建筑手艺要吃大苦,开篇靠诅咒吓退一部分没有坚定之心的学徒则是无奈之举。该书记载的道家术法也有可能被加入了后世工匠俄杜撰,因为“拖欠农民工工资”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上演,为了避免雇佣的东家拖欠薪资,一代代工匠不断夸大此类传闻,东家怕被工匠用风水下绊子就不敢拖欠工资了。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小秘密”,事关鲁班弟子养家糊口的《鲁班书》更是如此,尤其是木匠本来就不该被以讹传讹得那么神秘。道家学派的先驱们是如何看待鲁班的?高高在上的东周中央图书馆馆长老子西遁后只留下一部《道德经》,低低在下的庄子则成了倡导“技进乎道”的典范,认为比掌握熟练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从技术层面提升到“道”的层面,在技术中发现宇宙与人生的根本道理。庄子心目中的技其实就是被自然或“道”规定的匠人的活动,比如庖丁通过在长期的宰牛实践全身心投入而最终掌握了宰牛的原理与技术,所以宰牛十九年而刀还像新的一样,而自己也通过宰牛感受到了劳动的愉悦,文惠君则从中体会了养生之道,道家哲学倡导的“工匠精神”由此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又如轮扁砍削木料制作车轮,“见者惊犹鬼神”。鲁侯问他有什么秘诀,得到的答案是做钟架之前要靠斋戒来养气静心,直到忘掉“庆赏爵禄”、“非誉巧拙”与“四枝(肢)形体”,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忘利、忘名、忘身的心理过程,然后再以虚静之心入山林中“观天性”。这种观察不是为了改造自然制造钟架,而是要从自然中看出什么树木天生就是钟架, 从中看出将树木加工成钟架的潜力则能“以天合天”。《庄子·养生主》所谓的“依乎天理,因其自然”被成玄英理解为“机变虽加人工,本性常因自然,故以合天”, 即以树木的本性配合钟架的本性。梓庆、树木、钟架三者的自然本性“合而为一”,这样制作的钟架就能给人以鬼斧神工般的视觉感受。庄子认为道不可言且不可知,用概念言说则难免有所遗漏,把握道的最好方式是直觉与体悟。匠人的绝活堪称精彩绝伦的技术表演,达到由技入道的境界则能“出神入化”。然而,其中的窍门却是“口不能言”,不能诉诸文字而“只可意会”,要用心细细感悟。庄子之道乃自由之道、自然之道,强调清静无为,以无为本而以因循为用,通过对工具的技术性的熟练操作达到心神合一的体道之境。梓庆按三个步骤依次淡忘了利、名、我,而后才以我的自然与木的自然相应合而掌握了鬼斧神工的绝技。庄子描绘的由技入道是通过运用技术操作提升精神修养的,体道闻道的意境也是一种自由而逍遥的状态。技有高低之分,但只要遵循道的法则重视身心的修养就能达到“与造物者游”的境界。庄子认为通道之技是合于自然的,技术的出路应是与道相通的。《庄子·天地》曰:“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提倡的是合于自然的技术,能工巧匠都把握了事物本身的性质与规律,经过心无旁骛的专心训练才能获得“惊犹鬼神”的技巧。庄子描述的一系列神奇的匠人都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技近于道”的状态,对这种形象的表达可令人从整体上把握道技合一的状态。这种通道之技启发我们应在世间悠游自在的享受生命而不是以“砍”与“折”的心态投机取巧,在自然中要通过“诗意的栖居”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习惯于以“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比如筑坝发电,将地下的煤与石油用机器开采进而发电,按人的需要对自然物的控制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被开采与贮藏的能量。古代的风车则不是这样,风车的翼子的确是在风中转动,直接听任风的吹拂,但在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同时也造福了人类。庄子强调的技具是人用手直接或间接与物打交道的过程,掌握了某一特技的手工活动者就是匠人。手是人身体的一部分,技因此依赖于人的身体而属于身体性的活动,但人的身体本来就属于有机的自然的一个部分,技因此是被自然规定的,即依赖于自然而不能摆脱其天然的限度。技作为人工要合于自然,即人的活动如同自然的运动,此即“技进乎道”。由此制作的物虽然是人工物,但也要模仿自然物。庄子理解的技是被自然规定的人的活动,研究鲁班等传统工匠的意义就在于引起我们对技术的反思,直至打破对技术所做的狭义、片面的理解。无论鲁班的精巧技艺与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还是庄子对技术与自然的探求都赋予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启示:工匠精神是一种与自然契合的境界,我们能运用自然之物与自然之力但不能违背自然之道,我们能创造或发明工具却不能改变人的天性而变成工具的奴隶。工匠精神就是既要有精雕细琢的工艺又要注重实用,以人为本才能达到与自然和谐的境界。由此可见,庄子等道家学派的先驱并不是厌世的禁欲者,更不是装神弄鬼谋财害命的“妖道”,将鲁班绑架到孔子质疑的“怪力乱神”序列则其心可诛。徐福等后世道家炼丹而得长生不老之“道”,秦始皇被骗得人财两空而不可能不有所报复,“焚书坑儒”其实是“焚丹坑道”。

  鲁班精神的兴衰与中国古代各路意识形态之博弈息息相关,墨家自以法家为意识形态内核的秦国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以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外儒内法”模式“精益求精”,直至中国特色封建帝国精英主流转向越来越厌世的道家而犬儒充斥中国官场,鲁班精神随之而被阉割为中央集权之下特有的“先做人后做事”的中国特色工具理性。“外儒”充斥犬儒而“内法”充斥恶法,鲁班精神被如此狼狈为奸的文化政治杂种强奸也就在所难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代的代表人物约翰·哈里森(1693-1776)解决了航海经度定位问题而与殖民主义血腥历史剪不断理还乱,若被当今中国的“血汗工厂”东施效颦则难免重蹈西方列强“黄金时代”大起大落之覆辙。“老路”回不去,“邪路”拐不得,怎么办?面对”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与“不争论”的和平演变的夹击,鲁班及其弟子都不可能用文字记载自己的光辉思想与卓越成就,但作为中国古代工匠的杰出代表的社会影响与民众基础还是有少数被以民间传说的形式保存下来了。其史料价值肯定不如诸子百家的经典文献,但只要后世同行能以科学的态度深入甄别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则还是有可能从中分离出有价值的信息的。鲁班的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传承规矩、创新创造、专注专研与精益求精。鲁班式中国特色工匠精神可概括为六个要点:勤奋传承规矩,刻苦钻研技术,巧妙创新工具,爱岗敬业态度,精益求精建筑,高效诚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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