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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甘英使大秦”对转口贸易的启示

2021-08-25 11:30:5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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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英是奉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的,但仅到达波斯湾沿岸就折返了,这位追随班超“深入虎穴”奇袭匈奴使团的三十六勇士之一是不是过于虎头蛇尾了?谢晓燕认为,甘英出使大秦半途而废的根本原因不是怕不怕海上航行举步维艰或当地各种恐怖传说三人成虎的问题,而是受当时的各种客观条件限制的必然结果。甘英此行功大于过,尤其是将“丝绸之路”延伸到波斯湾而加深了东汉对西亚各国的了解与认识,促进了中西文化经济交流与亚洲各国关系的发展。

  “悟空问答”网有一问:“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因为人与人的误解,沟通不好,而导致特别大的历史进程被改写?”网友“九流电影”认为,“……如果甘英再具有一点冒险精神,两大文明古国的交流就能至少提前七十年,中国的官方使者到达欧非的历史就会提前一千多年了……当时汉朝强大,安息人不敢直接阻拦,但偏偏甘英就被这些话吓住了。”围绕甘英望海止步的原因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甘英缺乏探险家的勇气,二是安息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务必阻止甘英,三是当时的战乱阻止了甘英的西行,四是有关海妖的可怕传说吓坏了甘英。康有为、范文澜等学者认为甘英胆小怕死而缺乏哥伦布那种探险家的气质,甚至整个中国近代文明的不发达都与甘英的怯懦有关。甘英是北方人,“旱鸭子”一个,面对浩瀚的大海难免望洋兴叹。彼时东汉与罗马的贸易主要是通过安息间接实现的,当地商人从转口贸易中获利颇丰。比如东汉的一磅丝绸相当于三十一磅肉或一石和一滴小米,到了罗马则相当于一磅黄金。这样的暴利不可能不让安息商人企图永远垄断东汉与罗马之间的转口贸易,东汉与罗马都想摆脱安息商人的垄断而直接交往,甘英准备从波斯湾西侧通过埃及去罗马,安息商人当然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了。从西域的龟兹到波斯湾的西行路线是甘英涉险开辟的,一味强调甘英的责任当然是不公平的。被安息商人吓唬的甘英会不会将信将疑都不重要,得不到当地充足的设备与必要的粮食则是他不得不在乎的。至于“海妖”说,彼时当时人的地理知识非常有限,安息人也确实看到许多船只在地中海有去无回,商人即便毫不迷信也不可能毫无顾忌,他们出于好意阻止甘英也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个理由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当时安息船夫是这样说服甘英的,“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一二岁者,故入海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至于战乱说,罗马帝国与安息的战争从没消停过,前者曾三次攻陷后者的首都,甘英出使罗马时安息更是加速衰落而罗马帝国则处于最强盛的“五贤帝”时期,安息担心罗马帝国联合东汉夹击自己也是情有可原的。甘英回国不久罗马帝国又对安息发动了战争,如果此时甘英还没走开就完全有可能引起改写历史的连锁反应了。公元1世纪的安息在东线越来越不是新兴的贵霜帝国的对手而领土被大量蚕食,在西线也无力防范罗马帝国而只能保住现在的伊朗、伊拉克一带。叙利亚、黎巴嫩与巴勒斯坦犹太区都被罗马牢牢掌控,所以安息的西部国界挨不着地中海,从波斯湾沿水路去地中海要绕大大的一圈,船夫对甘英所言不虚也。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没有大智大慧大志向的大头兵甘英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一贯通中西的壮举。

  《后汉书》也记载了公元100年罗马帝国马其顿行省某商务使团来华的重大事件,公元120年甚至有来自罗马帝国的杂技表演者与魔术师随西域商团一起来到中国。甘英到安息后罗马帝国作家对东方的“赛里斯”的描写迅速增多,比如诗人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与博物学家普林尼。西方古典文献关于“赛里斯”的具体地理位置说法不一,但“赛里斯”位于遥远的东方且为产丝之国是其最大的共识。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弗洛鲁斯还记载了奥古斯都皇帝在位时前来与罗马帝国交好的各国使团中已有来自“赛里斯”的使者,其实都是来骗取封赏的商人,他们在中国历代王朝也都玩过这一套,转口贸易的“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可恶!一系列相关古籍记载与控股发现都足以说明,公元前后伫立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两个伟大的文明体曾有过遥相映照、相向探索的寻梦过程。甘英身为这一过程的起步者尽管身未至也难免声先至,所以才有可能紧接于上述史料。

  刘刚强调的被以中原为正统的王朝史观边缘化的南越国奠基者赵佗则在汉武通西域之前就已率先从海路到了西域,更重要的是海上丝绸之路重在贸易而不以战争为目的,在通西域的世界历史中忽略经商通西域的南越武帝而突出好战的汉武帝是不公平的。汉武帝打败匈奴后回过头来灭了南越国,但那时赵佗已死。赵佗在位时的发展战略是沿着越王勾践的治国传统以港口立国的,进而建都番禺(今广州)并采取沿海与海外并行的路线发展海外贸易。已知考古发现的遗址遗物中就有南越国在海外活动的痕迹,比如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庞贝古城已与南越国有了直接的贸易联系。张骞通西域是为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班超通西域进而派甘英出使罗马帝国亦然。张骞不辱使命却无功而返,甘英近海却临渡而归,以至于欧亚两端这两个大帝国明知对方存在却无由往来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历史遗憾。赵佗治下的南越国与罗马帝国接触更早,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叶弗罗鲁斯的《罗马史纲》提到“赛里斯遣使罗马”,该书对“赛里斯”的区域定位是“太阳直垂之下”。由此可见,来到罗马的“赛里斯人”来自靠近赤道热带地区的海上。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接见的“赛里斯人”的贡品有珍珠、宝石、大象却没有丝绸,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认为贡品中的“羊毛树”其实是印度人采集的野蚕丝,其不再西传的人造丝则是通过陆路从中国传入的,转口贸易的“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可恶!彼时南越国已灭,但若赵佗那种雄主能在后来的中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黄赞雄的《我国古代丝绸技术的外传》引用里印度古书《治国安邦》的记载,认为公元前4世纪已有中国丝绸传到印度,彼时印度学者梯利亚的《实例论》也提到“支那国的丝织品”是中国蜀地商队从南方内陆丝绸之路带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行为起步于南越国,民间行为似乎更远。汉初南越国因秦亡而复活,虽不能像勾践那样北上争霸,但划南岭而治濒海而居而可自成一方王土。秦灭诸越后越人被迫下海,从沿海走向海外而掀起一波波南海移民浪潮。楚汉相争时诸越趁机兴起复国运动,东瓯国、闽越国、东越国、南越国纷纷重启以“珠贝、舟楫、纹身”为特征的海洋人文而有别于汉家农耕族群以“金玉、车马、衣冠”为特征的陆地人文。陆贾受命出使南越国时提醒赵佗别丢了华夏身份,彼时诸越国以南越国最为强大,其发展战略不再是北上争霸而是南下开发。试看秦、汉之边患,北有匈奴,南有百越,匈奴是个草原帝国,南越则搞出个海洋帝国,不仅开发海南号令北部湾,而且号召散居东南亚的外越移民发展海外贸易。百越之人受秦、汉压迫,从江南退到岭南,战国时期在江南之地兴起著名的越国。秦、汉之际退到岭南的越人复兴了个南越国,岭南越人守住岭南关山再往东南亚发展,南越国的长臂迅速伸向马来半岛。彼时南越海船航行至马来半岛后西出马六甲海峡,再另以他国船只续航。由于航行定位还要靠岛屿或陆地标记,南越国海船只能沿海岸航行,有时还要海陆并进,拐了一个大弯才来到印度半岛的沿海集市,而来这里赶集的除了从东方来的越商还有来自西方的罗马帝国商人。据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罗马船于公元前一、二世纪间,已自其红海根据地航至印度贸易”,同一时期的“中国船将其航线向南展至南中国海之南,当在公元以前”。由此可见,中国的商船至少在汉初就已到过马来半岛一带,而“西出马六甲海峡以入印度洋,则为时较后”,但这仅限于国家行为,针对的是汉武帝遣使出海至印度的无功而返。那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下西洋”的地缘政治冒险,但又肯定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下西洋”。南越王墓里出土的船纹铜提筒似可放映南越国的海权抱负,尤其是南越过奠基者赵佗的帝国梦想。船纹显示那是一艘羽人船,船上五人头戴羽冠,或坐于一物之上似在奏乐,或一手持匕抓俘虏之发欲割其首级,或双手操作某种行船工具。有人认为此乃海战凯旋之场景,或是在祭祀海神,或是越人海战得胜后载歌载舞祭祀神灵……围绕提筒一圈连有四艘船,船上共有二十人或为英雄或为祭士或为巫师,帝国海权意志尽显。船头下方挂一物体,似船锚。船体为水密舱结构,用木板分隔的船舱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分区以增加船体构造的横向刚度、增强甲板承压的重量而避免船舱进水后整船倾覆。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相会,不是两个帝国的国家行为而是两种文化的民间行为,中国丝绸与罗马细布握手了,中国钢铁同罗马玻璃拥抱了。如果说中国的丝绸是罗马女人的至爱,中国的铁器则是罗马男人的法宝,前者是奢侈品而后者是战略物质。老普林尼曾对罗马女人追求中国丝绸大为不满,认为既浪费了金钱又败坏了道德,但对中国的铁器又称赞不已,“在所有的各种铁之中,以中国铁为最好”。彼时的罗马帝国在内陆交通上受阻于敌国帕提亚(安息),后者买到中国的丝绸后加价十倍转售于罗马,但对中国的铁器绝不放过而视之为禁运物质。后者是中国战胜匈奴的法宝,帕提亚也靠这个对付罗马。罗马想获得中国的铁器不可能通过陆路实现,所以只能走海路。中国的海路在汉武帝平南越之前被赵佗垄断了,南越国籍此而代表赛里斯与罗马帝国贸易。孙机的《从汉代看罗马》认为,“汉与罗马的海上运输能力也只能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印度,进一步地往来就要靠间接转运了”。根据当时东西方两大帝国有限的海运能力,转口贸易纯属不得已而为之。彼时的中间商主要是控制了大半个印度的贵霜帝国,其主体民族则是张骞通西域时要找的大月氏人。大月氏人在丝绸之路上海陆通吃,直到把一个颠沛流离到差点被灭的国家吃成一个希腊化的黄金帝国。试看彼时的海上丝绸之路,罗马商船出红海,西亚诸国出波斯湾,中国商船出北部湾,东西方贸易集散于印度洋。做丝绸贸易的中间商都自称为“赛里斯人”,老普林尼的笔下也就有了雅利安人种的“赛里斯人”。这样的“赛里斯人”,陆上有,海上也有,中国人有,中亚、南亚的中间商也有。海上赛里斯人多半与漂泊海外的外越移民有关,南越国被汉武帝取缔后不愿被编户齐民纳入汉家户口的越人或上山为“山客”或下海为“海人”,南越国人从沿海到南洋再下西洋而摇身一变为赚差价的中间商。汉武帝在位时《汉书·地理志》提到的汉朝船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海南岛)”,本来是个和平宁静的小岛,汉武帝在此设置郡县后“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所以每隔数年就会造一次反,海南岛从此得了王朝中国病,一病就造反。根据班固的《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此次处女航,船行五月后到了苏门答腊岛,那里有个都元国;船行四月后到了缅甸,再行二月又到了黄支国,位于印度半岛东海岸,“民俗略与珠厓相类”。这种相似性有两种可能:一是民间自发行为,岛民虽亦耕织,但因水土所限而未能自给,故以通商、移民获取资源,此为岛民本能;二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汉初南越国在海外的政治遗产之一。班固对黄支国的描述显然是有南越国的影子的,“其州广大”,难怪今天的斯里兰卡人种民俗颇似南越国“遥领”的海南岛!黄支国对国民采取户口式管理,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不是很像中国?黄支国民俗何以“略与珠厓相类”?黄支国的中间商自称“赛里斯”,所以跟着贵霜帝国使者一起来到罗马骗取封赏的可能性极大。彼时的黄支国有可能是贵霜帝国的一个属国,如同当年的南越国为汉朝之属国,在包含南越国的政治遗产也会被受到印度文化的感染。中国政府派出的船队第一次出海就以黄支国为目的地,足见其地位非同一般,起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地标国之一,既能沟通东西两洋又能传译东西方文化,还能同时得到中国、罗马与贵霜三大帝国的认可。王朝出海,政治挂帅,贸易为政治服务而沦为朝贡贸易,由原来民间的市场行为转变为王朝国家的政治行为,中间商们于是纷纷改为朝贡身份而不再只纯粹的市场交易角色,但其目的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商人以利润为首要目标,汉武帝放舟入海则要追求什么?当然不只是为了王朝所好的奇珍异宝,其政治目标则首先是将南越国的航线接管过来重新打理其曾放舟所至的海域,其次是盘点南越国政治遗产的外越部分后使之再度归汉。朝贡中汉武帝对珍宝的偏好绝非刚性需求,而毋宁说是其放长线以钓南海的政治诱饵,给外越之人一个怦然的财富心跳、一个令人神往的国家理由而使之意识到自己还是华侨,进而将其所在的沿海各国变成汉朝的侨置郡县……但海洋的本质毕竟不同于陆地,后者能被占领为帝国的一部分,海洋却无法占领而拒绝赋予王权属性。

  较之于唐朝,汉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但由于历史环境的局限,这种对外开放也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其开辟的陆海两向丝绸之路与当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毋庸讳言,带有地缘政治目的的对外开放给汉朝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影响。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用兵西南夷是为了借助于境外的“奇货”在军事上牵制匈奴进而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发动对大宛的战争既要掠夺当地的宝马又要为李广利提供封侯的理由。此类举措在客观上有利于开疆拓土,打通亚洲陆海交通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但丝毫抑制不了汉武帝好大喜功而劳民伤财的晚年心病。汉武帝晚年派往外国的使者一年多达十几批,每批百余人乃至数百人,除了搜罗珍宝、编造异瑞还要跑到外国招摇过市摆谱,大把大把的花钱花掉假公济私,由他们招来的“外国归并”受到的特别优待之一跟着汉武帝到处巡游,然后被赐以大量的财帛,甚至大办酒池肉林、大演杂技魔术摔跤,观看者人人有赏。他们还被安排到处参观粮仓库房,看上什么就拿走什么,直到天明在汉朝庞大的物质财富面前“吓尿了”!汉武帝晚年帝国人口下降、国库空虚而百姓流离失所,不能不说与这种挥霍无度的对外开放息息相关。汉武帝“外事四夷”(包括派张骞通西域)被臣民反对是在所难免的,后来的光武帝不愿恢复西域都护府也就顺理成章了,小农经济扩张的极限在汉武帝好大喜功之后逐步后退。西域商胡大批来汉朝经商牟利的同时却没有汉朝的商人外出经商,贸易逆差由此而积重难返。除了官方的使者,汉朝子民被严格限制出境,为了政治、军事以外的目的派人出国的记录在汉朝史书里是找不到的,汉朝子民认为有必要向外国学习的言论更是难得一见。所以,甘英与罗马帝国失之交臂貌似纯属偶然,其实却是必然的。即使甘英真的到了大秦,历史也不可能因此而改写。随着小农经济的“精益求精”,无论西汉还是东汉都还没有与境外的文明中心沟通的必然需求。甘英也只是一位地方官派出的代表而无负正式使命,所以半途而废却没有引起朝廷的深究或舆论的反弹。甘英即便真的到了罗马帝国也不会比张骞有更大的作为,彼时汉朝的资源足以供养全部人口而无需向外界寻求增量。张骞等使者行踪所及的范围内也不存在总体上比汉朝更优越、更先进的物质文明,他们的报告使汉武帝更相信自己已坐镇天下之中,人间最富裕、最文明、最先进的地方尽在我手,不远万里茹毛饮血岂不是画蛇添足?!如果以为汉朝的甘英式“对外开放”值得我们继承而抱着汉武帝的心态看待今天的“一带一路”,其实际效果则难免适得其反。

  相比之下,近二百多年来亚洲文明衰落期间个别西方学者对亚洲文明总结的两大理论体系与八大政治结论的歧视性解读有增无减,直至为相关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舆论歧视提供了甘英做梦也想不到的“学术依据”。两大理论体系之一是东方专制主义:亚洲是专制体制的发源地且至今延续;之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亚洲经济是原始公社制,长期停滞而导致普遍的愚昧穷困。由此进而得出八大政治结论:一是劣等论:亚洲人种缺少教养,没有宗教或只有充满迷信色彩的宗教;二是黄祸论:亚洲人口增长过快,曾有多次人口爆炸,迟早会诱发扩张性战争;三是人权论:亚洲一直是极度专制的,现实中也没有人权,其“血汗工厂”在对外贸易中赢得的优势是不道德的;四是骨牌论:亚洲的极权政治极易蔓延,直至全球自由民主体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盘崩溃;五是分裂论:亚洲国家要学习欧洲的民族国家体制及其民主精神,尽快安排追求独立的民族或人群通过全民公决分裂出去而无论会不会导致战乱;六是威胁论:亚洲国家低效率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外来资源的抢占而必然威胁世界和平,西方国家有必要干涉遏制;七是崩溃论:“不可持续发展”的亚洲新兴经济体随时会崩溃,亚洲历史上就已有多国连绵不绝的经济崩溃,放任其深入全球自由市场体系则会诱发连锁反应恶性循环;八是责任论:亚洲国家必须照抄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与体制模式行事,否则就是对全世界不负责任。但历史也已证明亚洲各国的文明复兴是可能的,这个进程始于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复苏,然后是中国的香港与台湾、新加坡、韩国组成的“亚洲四小龙”,还有冷战后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组成的“亚洲四小虎”。此类国家或地区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后恢复的也很快,中国“入世”后文明复兴势不可挡,“金砖国家”组团后印度经济也随之而高速增长。甘英若泉下有知,一定会为炎黄子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暗挑大指。

  回顾丝绸之路的文明史,人类首先是作为生物共同体(抑或基因共同体)而生生不息的,这是物质基础,甘英出使大秦就是一个范例。然后是文化共同体,从血缘到部落,文化歧视自然存在,但挡不住多种文化通过反复交融逐步发展为文明共同体。到了王国型乃至帝国型文明时期又会有宗教文明与世俗文明的差异,文化歧视也随之而逐步变成意识形态歧视。十字军东征开创了意识形态战争的先河,直至冷战与以美国为首的双重标准的“反恐”。到了共和型文明和主权型文明的时代,文化歧视在同一文明圈中越来越少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不同文明传统之间的意识形态歧视规模则越来越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坏文化与随意发动战争屠杀的恶文化有增无减,宗教歧视、民族歧视与国家歧视则仍然是文明共同体的大敌,直至被亨廷顿等西方学者统称为“文明冲突”。比如某大国军事干涉非基督教国家后自诩为“十字军”的现代出征,进而以自由民主人权之名继续张扬人性恶的一面,不断挑起地区动乱乃至大规模的分裂战争与种族屠杀,直至形成更多更难逾越的跨地区交往的鸿沟、关卡与路障,较之于“东突”等恐怖组织有过之而无不及,较之于甘英出使大秦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西方文明推崇的丛林法则导致非西方文明水准不断下降,其最终结果都是贫困愚昧,“一夜回到解放前”、“军事科技使人穿越到了原始社会”是当代网络评论连年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叙利亚战争的经典论断。西方大国以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手段在丝绸之路上挑起大规模的争端、冲突、仇恨乃至战争既害人又害己,与世界文明作为共同体不断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文明交流在远古时代是有本能意义上的自发性的,两千年前这种交流是有寻梦意义上的自为性的,两千多年来这种交流又是有行为意义上的自主性的,在共和央政或民主集合的现代文明形态中更是有实践意义上的自觉性的。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各种文明危机也在“全球化”,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危机与自然灾害的频率加速超过过去的两千多年,如恐怖主义危机、互联网崩溃危机、核危机、生态危机,我们不得不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文明形态的历史必然性而以进步的有关重新审视甘英出使大秦的主观问题与客观效果。两千年前甘英出使大秦等跨地区交流促成了丝绸之路文明共同体的创立,两千多年后亚洲文明的跃迁随着当代数字文明的演进而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甘英出使大秦等历史雄辩地证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文明交流大通道与多民族、多形态经济文化融合的大走廊,奠定了现代全球化的人文、经济基础。在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引领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使亚洲文明再度辉煌,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理应携手打造“一带一路”促进全球繁荣稳定的平台,甘英出使大秦的教训更将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辉照亮人类的发展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最终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与多元文化大交融,尤其是甘英出使大秦的教训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有重要的现实启示。经济繁荣是国运昌盛的基础,更是古代丝绸之路形成的先决条件。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最活跃的阶段也往往是中国历代王朝最强盛的阶段,中国从汉唐到宋元、从明初到清初的综合国力强盛,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汉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在总体上领先于世界,中国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也就成了当之无愧的引领者。古代丝绸之路聚合了沿线国家的商贸、产业与资源配置而逐步发展为各方利益交汇的经济走廊。经济的进步与繁荣既是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也是丝绸之路持久繁荣的动力源泉。经过改革开放,中国迅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越强盛就越有信心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又会进一步促进国家的富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不同程度的见证着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展开多层面宽领域国际合作的愿望与诉求,也不同程度的面临着资源短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网络攻击、环境污染、疾病流行与跨国犯罪等跨地区问题,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顺应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维护稳定与改善民生的现实需求乃至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充分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案”势必以此为重头戏之一。鉴于甘英出使大秦的教训,政府引导与主体参与有机统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携手打造没有共同体的客观要求。西汉政府设置大鸿胪一职专门负责接待外国贡使和商人,又建立“过所”制度对过往人员规范管理。设置官职、制定规则、出台政策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制度支持,稳定边疆、建立驿站、军事戍守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安全保障,与沿线各民族讲信修睦、守望相助为丝绸之路的发展营造良性环境,甘英出使大秦的半途而废就不可能重演于中国及其邻国了。继甘英之后往来于丝绸之路的群体几乎囊括了沿线各民族,僧侣、学者、工匠、商队、贩客等参与群体多元化、贸易行业多类型、贸易形式多样化逐步形成了良性循环。政府支持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作用是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基本保障,二者是能相辅相成的。“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政府引导与参与主体的有机结合,二者形成合力才能激发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活力。政府既要发挥把握方向、统筹协调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进而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和谐的政治氛围、融洽的民族关系、安定的沿线环境有利于东西方跨国商贸活动与跨种族文化交流,中国始终以和为贵、以诚相待与沿线国家维系和平稳定的政治关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先后与沿线上百个国家或民族和睦相处,尤其是甘英出使大秦后相互尊重、友善交往,“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隋朝、晚唐到元初中原内乱、民族分裂、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交恶、战事冲突频发,沿线安全无保障而商贸活动被冲击而丝绸之路难免陷入萧条与萎缩。较之于西方列强五百多年的殖民运动,中国在推动丝绸之路的发展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乘机对外侵略扩张,更没有因为丝绸之路之便而霸占他人一寸土地,丝绸之路因此而成了沿线各国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典范。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与共同发展的共赢理念是推动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中国与沿线国家共有稳定安宁的良好政治氛围时丝绸之路就会兴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享平等交往、共同发展的融洽关系时丝绸之路就会昌盛。随着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与社会信息化,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层出不穷,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无论我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都已同在一个命运相关的共同体之内。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安全领域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各利益攸关方不断加强政策沟通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共同构建多层次沟通交流机制才有可能维护丝绸之路沿线的和平与发展,进而共同打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与清洁美丽的全新世界。沿线各国人民共创古代丝绸之路的核心理念在于“开放包容”,相互尊重彼此的文明形态、善待各自的文化差异有利于跨地区的商品互补、文化互鉴与文明互动。开放催生自由的经贸活动,进而使多种经济要素兼容并包、商品流通取长补短、市场交易各取所需;包容促进多样性文明的交融,进而使各种文化元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中国在古代丝绸之路的贸易体系中推崇讲情重义、先义后利、互惠互利,讲诚信、重公平始终是古代中国与沿线各国贸易交往的行为规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代中国打造的庞大的丝绸之路“朋友圈”得益于开放而受惠于包容,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智慧能独立支撑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发展,跨地区的国家与民族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创造引领时代的文明成果。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是国家强大的重要前提,自我封闭、盲目自大则终将落伍与世界文明大潮。超越文明属性、制度差异、发展水平而坚持开放包容、合作交流是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各种难题的重要途径,习近平直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敞开对外开放大门的重要标志与对外开放的新引擎,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参与与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建立国际合作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国际合作经济带,有利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甘英使大秦等跨文明交流对话见证了生产总值了沿线的不同的国家与民族的成长历程,丝绸之路沿线有各具特色的文明因子,丝绸之路的复兴离不开思想文化纽带的连结、精神力量的支撑与多元文明的传承。丝绸之路沿线不同的国家与民族在文化的交流、交融甚至交锋中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理解,哲学思想、教化思想、人文精神与道德理念得到充分展示与深入交流而缔造了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多种文明汇聚而成的价值底蕴是古代丝绸之路充满活力的动力源泉,文化的互学互鉴是丝绸之路生生不息的精神支点,“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文明文化交流就能确保不同的宗教信仰与语言背景的国家共享和平携手发展。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隔绝加速了全球航行的进程,甘英出使大秦的半途而废则加速了丝绸之路的海陆并进。转口贸易是国际贸易中进出口货品的生意,不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直接完成而是通过第三国易手间接交易,相关货品能由出口国运往第三国,在第三国不通过加工(转换包装、分类、选择与收拾不宜视为加工环节)再销往消费国,也能不通过第三国而直接由生产国运往消费国,但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并无直接的贸易联系,而是由中转国分别与生产国和消费国贸易。“入世”后中国是全世界遭到反倾销最多的,这种贸易形式也几乎变成躲避贸易制裁的专用方式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此达成共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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