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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红军长征时期,无线电通讯如何保障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2021-08-13 14:44:11  来源: 党史博采   作者:张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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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红军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波澜壮阔的军事史,总结红军总是以弱胜强,总是在生死之际力挽狂澜,走向胜利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红军官兵英勇奋战,更重要的在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而领导决策是需要准确无误的情报和信息作参考的,无线电通信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伯承指出:“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队指挥。”周恩来则形象地比喻:“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主要靠文武两条线指挥革命斗争,武的一条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党中央正是依靠电台通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无线电通讯虽然在红军发展早期并不成熟规范,却历经战火磨砺壮大,成为长征胜利的坚强保障。

  一、长征前无线电密码通讯的创立

  早在1928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深入发展,红军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相继创立以及与共产国际及时联系的需要,党开拓了一门新的通讯技术——密码电报通讯业务。这是我党通讯联络手段的一大进步,我党保密工作的一大突破。最初党中央(在上海)决定由周恩来负责筹建党的密码电报通讯工作,并学习密码编制方法和翻译技术。最早专学密码翻译的有任弼时、邓颖超。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的有李强、张沈川、伍云甫、曾三、王子纲。1929年下半年,中央派李强乔装富商到香港建立电台。1930年1月,党中央(在上海)与香港南方局之间第一次无线电密码通报成功。1931年3月,任弼时携带“豪密”(取自“伍豪”的名字,伍豪为周恩来化名)到苏区中央局。1931年9月16日,党中央(在上海)与苏区中央局完成了第一次无线电密码通讯。这次通讯在上海是周恩来、邓颖超翻译,在苏区是任弼时翻译。

  ◆这是我军装备的第一部电台,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当时革命根据地使用的电台,是缴获国民党的。我们自己还不会造,也不容易买到。1930年红3军团攻入长沙,曾缴获敌人9部电台,由于缺乏报务人员,加上行军打仗运输不便,便埋藏于长沙,未加利用。同年底,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战斗和东韶战斗中,均缴获了敌人电台。由于我战士对敌人仇恨,也不了解情况,把这些发报机、马达、充电池、蓄电瓶看成是国民党的象征,把它砸了个粉碎。毛泽东和朱德知道此事后,立即下达指示,凡是缴获的物品,不得破坏,一律上交,对被解放的电台专业人才,要给予优待,量才使用。这个指示在红军中及时得到贯彻。

  1930年底,红军第一次使用电台抄收新闻和侦听国民党军队消息。1931年1月,红军建立了第一支无线电队。7月30日,中央军委(住兴国)和前线总司令部(住建宁)开始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无线电密码通报。此后,红军无线电队扩大为直属中央军委的无线电学校。

  苏区中央局使用电讯是在1931年9月起,为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多次与上海的党中央通报联络。同年10月24日,党中央通知各地用无线电把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每一消息“最广大的传布出去”。

  有了密码通报后,1931年下半年,在红军成立了机要科。1932年苏区中央局机要科科长是邓颖超。

  这样,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无线电密码指挥系统。这是党和军队指挥、联络手段的一个飞跃,一个里程碑。

  二、长征中中革军委的电讯保密工作

  1933年,党中央从上海迁往苏区。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排斥毛泽东对于红军的正确领导,未能打垮国民党对苏区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等都被撤销。由于行军作战中,党中央、中革军委与各地方、各部队主要靠无线电联系和指挥,因而保留并加强了机要科。机要科是当时唯一的秘书工作部门,它的任务有二:一是译电报,二是抄电报。

  在长征路上,中革军委(也是总司令部)的机要科科长是毛庭芳(1935年牺牲),除机要科外,中央领导同志和他们的秘书也保存文件或电报,也做秘书工作。毛泽东身边有一位机要秘书(当时叫参谋),为他保管电报、文件,抄写文稿,收集书报资料等。周恩来直接带领电台和机要科行动。

  当时,军委机要科主要是译电。办理电报任务由一局(作战部门)固定参谋执行。他的责任是:1.校正误差,成全电文;2.指出某一电报抄写几份的意见。有时,周恩来同志还亲自用密本校正电码,成全文意(指译出的电报按文意看来有差误,用密码本重新校译,根据接近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验证,然后把文意搞准确)。到后来,这两项工作才转由机要科进行。红军到达陕北后,中革军委的机要科继续保留,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央机要科,最先由邓颖超任科长,后来多次换人。

  随着无线电密码通讯的广泛应用,对电报原稿的保密也有了新的要求:1.时限等级多应用“急”、“急急”、“火急”或“万万火急”这些字眼表明,一般性电报则不写上什么字样;2.电报直书某月某日,不用后来一段时间盛行的代字,左上角有文书部门填上去的公元年数;3.电报上偶有“请某人亲译”字样,说明当时密码译电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指定译电员翻译的,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革命取得全国胜利;4.偶尔也注明阅读限制,如中革军委一个电报上注有“(此令下至师及梯队为止)”,可以说是现在文件阅读级限(例如“省军级”、“县团级”之类)的源头。

  三、无线电通讯在长征中的重要作用

  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共携带了14部电台,中革军委的第2局、第3局和军委及总部其他机关,还有各军团都配备了电台,保证通信联络和指挥畅通。红2军团、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长征也携带多部电台。

  总的来说,红军无线电通讯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及时准确传达党的重大战略决策。

  长征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重大战略决策几乎都通过无线电通讯及时准确传达到各部队。当时军委3局负责通信联络,代号是红星3科。3局的局长是王诤,是在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中被俘的国民党军无线电技术人员,后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大队的大队长和红军通信学校的校长,为我军无线电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被誉为“红军无线电鼻祖”。

  遵义会议后,为了迅速传达会议精神,军委3局无线电营的第1分队以“急电”方式把会议精神发往各地红军。

  长征途中,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多次调整红军战略转移的路线,并从全局出发对其他各支红军从战略上进行指导。这些都通过无线电通讯传达到各部队。如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用电报及时向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通报了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战略决策,指示他们从战略上进行配合。长征途中的党中央,还通过电报,指示正在湘鄂川黔苏区进行反“围剿”斗争的红2、红6军团,要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破国民党军“围剿”,不能与敌人硬拼消耗。这些指示和命令,对各地红军的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高效地进行战略部署和作战指挥。

  长征中,党中央对于重大战役的部署和指挥都通过无线电电讯实现。四渡赤水期间,中革军委通过3局无线电营的第1、第6分队先后发出300多份作战命令,使中央红军能够及时按照军委部署,抓住战机,多次穿插于赤水河两岸,以高度的战略机动性调动追敌,打破了敌人的重重围堵。这样的事例很多,不一一列举。

  为了确保军委对各部队指挥,不间断行军中的无线电联络。红军的无线电台在长征中经常采取接力行军的方式。如跟随军委行动的3局无线电营第1、第6分队,一般是交替出发。第1分队出发后,第6分队原地坚持工作;待第1分队到达目的地架设好电台后,第6分队再出发,有效保证了政令的畅通无误。

  (三)加强联络沟通,指引行军方向。

  红色电波在长征中对加强各路红军之间联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各部之间互相沟通信息,互相策应。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后,通过无线电台与红四方面军和红2、红6军团保持联系,及时向他们通报战略转移的行动方向,并向他们提供侦破得到的敌情,对这两支红军的行动起了指导作用。中央红军进入云贵川地区后,为摆脱国民党军数十万大军的“追剿”处于高度机动状态,无暇长时间侦听敌台。红四方面军电台便及时将侦听到的敌情通报给中央红军。为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两军会师后,专门表扬了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有时候,电台还起到指引部队行军路线的作用。红2、红6军团长征后,留下红18师担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当红18师完成任务后追赶主力时,因为缺乏地图和向导无法确认行动方向。红6军团总部的电台每天向红18师发电报,通报沿途敌情,指示行军路线和宿营地点,使红18师最终赶上了大部队。

  此外,红军的无线电台在长征中还广泛收听国内外新闻,为党中央正确分析形势、科学进行决策提供服务;并向外界播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及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以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鼓舞广大人民的斗志。

  (四)侦听破译敌情,保障作战胜利。

  在敌我兵力严重悬殊的情况下,红军通过无线电侦听获取敌情,对夺取作战行动胜利具有关键性作用。中央红军长征中,通过无线电侦听破译,获取了敌人大量情报,对夺取战略转移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当时,侦听破译工作主要由军委2局负责,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长征出发时,军委2局编在第1野战纵队,代号是红星2科。当时,红军一般是用一部电台固定跟踪监听敌人一两个军的无线电通信。这种方式,能够及时了解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行动路线,使红军有针对性地避强击弱,夺取作战胜利。

  比如二渡赤水后,红军发起遵义战役,5天内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因为通过侦听破译,红军抓住黔北敌军兵力空虚的战机,集中相对优势的兵力,给敌人狠狠的打击。

  还有一次发生在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时,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具关键意义的行动。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乘几十万国民党军被甩在黔北的有利之机长驱南下,准备渡过乌江进逼贵阳,以进一步调动敌军。1935年3月底,红军在逼近乌江之时,军委2局通过侦听得知,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的主力也正向乌江边急进。如果敌人发现红军准备南渡乌江而从后面进行堵击,则红军将面临前有激流险川,后有追兵阻断的严重局势,有可能再次出现湘江血战的危险局面。关键时刻,军委2局局长曾希圣提出,利用我军掌握敌人的电报密码和电文格式的有利条件,假借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的名义,给这两路国民党军发电报,让他们偏离现在的行军路线。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蒋介石经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这个办法可以试试。于是,红军以蒋介石的名义给周浑元和吴奇伟发电。两支敌军果然按照电报要求,偏离原有行军路线,红军因此而顺利南渡乌江。

  在战场上,指挥员正确的部署与决心来源于对敌情正确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必要和周密的情报侦察。可以说,红军在长征途中及时有效的情报侦听和破译,对红军以弱胜强,夺取战略转移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说,有了军委2局,我们在长征途中好比打着灯笼走夜路。叶剑英也曾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时,红军从贵阳、龙里间60公里的间隙穿过,“局外人看来很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2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可靠的情报,就不容易下这个决心。”

  无线电通讯不仅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发挥关键作用,在随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成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把利器,确保革命不断取得一个个胜利。无线电通讯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强,屡建奇功,为中国革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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