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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界定秀才造反

2021-08-11 17:06:3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陈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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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碣《焚书坑》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章碣试图通过嘲笑秦始皇“焚书坑儒”说明一个道理:历史上能改朝换代的开国帝王没一个曾是纯粹的读书人!然而,秦始皇到底有没有“焚书坑儒”遭到王立群等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质疑,而且如果仅以纯粹的读书为标准界定读书人,那么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的造反队伍里有可能都不是读书人吗?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则认为,1929年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再应验的元年。接下来的问题是:秀才造反行不行的要害到底在哪里?

  “秀才”有三种界定:第一,优秀人才。“闻其秀才,召置门下”,意即通过官场猎头当官的读书人,比如“其(仲永)诗以养父母,收宗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第二,一种职称。汉朝以降荐举士大夫的科目之一,唐初于科举考试中设秀才科,比如“范进中举”。第三,读书人的通称。明、清两代府、州、县学中的生员也可称为秀才,“低职高聘”是也,比如洪秀全。界定“造反”则要强调血腥的反抗行动,尤其是饥民一旦造反则后果不堪设想,儒学“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大道理到这时就完全不管用了。李宝嘉《文明小史》曰:“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无论他们有没这回事,可以不必理他。”金庸《鹿鼎记》曰:“常言道得好:秀才造反,料想也不成大患。”蔡东藩、许廑父《民国通俗演义》曰:“要做皇帝,还要说什么筹安,空谈学理。俗语说得好:秀才造反,一世无成。”由此可见,这里的秀才显然特指儒家弟子,而“秀才造反”最忌儒学。

  自春秋以降,儒家弟子何以越来越迂腐而被广泛讥讽“百无一用是书生”?诚如曹雪芹借“贾宝玉”自嘲:进不能兴邦立国,素来有秀才造反之讥;退不能守家旺业周全妻子儿女,所以才有读书无用论;守身则如甄费庸而无能,不通时务;无耻又如雨村,贪得无厌惘顾恩义诚信。“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刘姥姥未必会屠狗,但受荣府之恩是她看准了富户豪门要博那怜贫惜老之名而主动卖头卖脸忍辱求告来的,如此投机也不过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若在“大观园”的笑语喧哗中既能品味出悲哀又能在眼泪里体会出深深的情意,既能在富贵繁华的背后品味出末世的辛酸又能在幻境中看出人生的无奈,既能在春天的万花锦簇之中品味出风刀霜剑的寒气又能由中秋的寒塘冷月体会出无尽的凄凉……你还会质疑“尽信书不如无书”吗?读懂了《红楼梦》就会多愁善感,看透原本不明白的人生无奈与悲哀,你会过于自卑。因为自恃会读书,真理是被自己掌握的,因而你会过于自信。所以读书人很麻烦:一面不断地受着自己良心的拷问,一面于滚滚红尘之中、辗转于是非场上追名逐利的奔波。正因为读过书,贾雨村不能象刘姥姥一样求告;又因为是读书人,甄士隐知道贾雨村的心事与难处却生怕唐突了他的自尊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找个机会送他五十两盘缠助他进京求取功名。贾雨村当时淡淡的接了,却忙忙的不告而别,一副忘恩负义、急功近利的嘴脸。穷书生因为没有富贵的遮掩而难免捉襟见肘露出破绽,而如贾雨村一般穷而有野心的书生则更敢穷凶极恶。读书人往往眼高于顶,些许小恩小义自然打动不了。读过书就会有一展抱负的欲望,而这个抱负又是躲不过仕途的通畅与钱财、势力的衡量的。同样是大家闺秀的巧姐没变成第二个香菱而沦为薛大傻子那种纨绔的小妾,只因她的母亲曾侮慢的偶然应助过一个村媪的求告。甄士隐恭敬地奉助过的书生却冷漠地看着他珍爱的女儿落入火坑沦为可怜的香菱,当了父母官的贾雨村却没有援手的意思。贾雨村利用豪门恩怨对贾家恩将仇报“造反”,最终却把自己也卷进去而沦为阶下囚……诚如薛宝钗之感慨:“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教育本应将读书与育人并重,而今后者却被压缩到低得不能再低,仿佛读书考学是人生唯一的出路。但越来越多的孩子越读书则越不明理,越读越自私、狭隘而目中无人,读到最后把理想、道义、诚信都读没了,不再有能力爱人、爱社会、爱工作……读得生趣全无。读书本来只是修齐治平的手段,现在却变成了学生毕生唯一注重的目的。所以当代中国的大学才会有特优生因为害怕毕业走上社会而自杀,才会有马加爵那种为了点小事冷酷地连杀四人的怪物。当代中国特色犬儒多爱在四书五经或“四史”的故纸堆里孤芳自赏,进而误导下一代只读原著而不准“我以为”,但绝口不提书能误人匪浅。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话用在读书不走寻常路的萧衍等另类秀才身上就不适用了:萧衍曾是南齐王子萧子良的座上宾,吟唱酬和堪称“竟陵八友”之首。但萧衍一年多就造反成功了,何以然?其一,不迂腐。萧衍曾天天忙于文学创作,但丝毫不放松政治志向,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一有风吹草动就能及时做出重大判断并采取有效措施。其二,眼光亮。萧鸾在首都狂舞屠刀时,萧衍以极大的警觉并以巧妙的方式及时离开了事非之地而远赴襄阳做长远谋划,又迅速安排自己的几个弟兄分头逃出首都,避免被扣为人质。其三,有谋略。萧衍起兵之后对战事的分析确实有独到见解,能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不强而后防不稳,所以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没有必胜的把握不出击,硬耗不强攻,稳步推进而终成正果利。其四,兄弟多。萧衍正式起兵后,分散到各地的弟兄一齐动手,到处响应而造成了声势,侧应了主力部队的前进。后方遭到攻击时,留守的两个兄弟也没有丢脸,顶住了压力保住了后方。其五,有手腕。萧衍是皇室萧家的远亲,但血缘确实太远,以自己的名号起兵则号召力不够,所以才用皇室的娃娃萧宝融作旗号另立中央,出兵的阻力减少许多。萧衍造反成功后没有忘记与前朝一样杀掉禅让的前朝废帝及其宗室,手段确实残忍,但也趋势干脆利落,政治手腕非常成熟。其六,运气好。萧衍造反时兵不多将不广,但首都正在被不成气的少年皇帝萧宝卷折腾得危机四伏,人心巴不得早一天出大事,政府的前线将官也不能全力以赴,一到长江中游战事失利,首都一带随即望风而降,萧宝卷这个娃娃皇帝也被大臣所杀,造反也就顺理成章了。也许是夺江山太快,萧衍在以后的帝王生涯中不免自负,信佛甚至出家,天真地收降纳叛,八十岁高龄却可怜地饿死,这又是个让人唏嘘的“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的书呆子结局。

  当然,“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大概率现象,但一旦文盲反叛者拉起的队伍里有知识分子加入则会对统治者造成几何级放大的政治灾难!比如张大千1916年(当时他17岁)被土匪绑架,但因为字写的漂亮而被迫留下来当师爷,直到被招安了才脱身。古代社会三教九流(甚至包括土匪)都对能识文断字的有不同程度的敬畏,因为彼时识字率太低。但读书人是很少加入土匪的,尤其是读过圣贤书而信奉修齐治平的儒家意识形态传承者。比如李自成,造反之初只是流寇,碰到李岩后才有了比张献忠“名正言顺”的号召力。古代土匪劫财后的分配方式很粗暴,储存后对自己的“家底”也很含糊,但一旦有读书人加入且只须制定最简单的分配方式加以记账就能将这个问题解决地井井有条。于是呢?有了一定的制度,这支队伍的组织能力就会大大提高。有了知识分子的大脑,土匪对自己的实力就会有更清醒的认识,这种评估能力足以为其后来的发展起到游刃有余的效果。读书人的加入能提升土匪的运转效率并带来较大的信息获取优势,尤其是能在游击战的紧要关头做出更正确的决断。若是有功名者加入土匪则更可怕,因为在社会上有不同程度的威望,一个地方有功名的又太少,一旦加入土匪就能迅速对地方舆论造成极大的震动,这支队伍“文明之师”的威望也会大大提高。古代土匪的知识水平非常低而很容易被摇唇鼓舌的读书人煽动,比如《水浒传》里的土匪军师吴用,虽然只是“村中学究”,但到梁山当二把手一点挑战也没有。文学超越现实的前提是尊重现实,“诸葛村夫”式基层知识分子往往能跻身于一支民间队伍的核心领导层,因为他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与组织能力在古代都能远超文盲。洪秀全的知识水平还不如诸葛亮,科举屡考不中,但他离经叛道地开宗立派于“拜上帝教”并忽悠半个中国而拥趸云集,较之于“大楚兴,陈胜王”的封建迷信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一度有“会道门”沉渣泛起,各路“神仙”、“皇帝”被执政的无神论者一扫而光并不意味着怪力乱神再也忽悠不了我朝屁民,何况连影视圈“精英”也有屡屡中招者?!当然,读书人毕竟斯文,而且不同程度的被儒学影响,在“象牙塔”里呆久了则组织能力会越来越不如“社会人”,但前者一旦纠集后者开宗立派则破坏力惊人,比如某某功某某志。

  落地秀才造反的破坏力往往更大,但也更容易被土匪始乱终弃。比如黄巢参加了好几次科考试都名落孙山,于是在酒楼的墙上赋诗一首《不第后赋菊》,口气与“作为”比文学人物宋江还要大。“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白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向南打到广州向北攻下长安,唐朝皇帝抱头鼠窜。但黄巢残暴毒虐而嗜好滥杀无辜,手下又缺少高明的谋士,以致造反多年而拿不出像样的施政纲领,加之攻下长安后不思进取而没消灭分镇关中的唐朝禁军,流寇政策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撑,这种造反模式终究不可持续。黄巢造反期间中原一带至少死了上千万人,汉唐雄风从此每况愈下。洪秀全则是接连参加三次童生考试不中,尤其是第三次落地令其大病一场,一度高烧昏迷昏迷。洪秀全醒来之后变得言语沉默而举止怪异,但六年后又参加广州府试,此次落地让洪秀全一气之下撅了笔焚了书,甚至摔了孔圣人的牌位另立门户。虽然未曾读过《圣经》,洪秀全却创建了“拜上帝教”,先后自称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弟弟。洪秀全靠装神弄鬼纠集信徒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太平天国”沿着湘江、长江打到南京去……洪秀全读四书五经确实不行,其山寨版基督教也把太平天国乃至全中国的家底折腾完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中国至少死了一亿人,对其“借师助剿”的洋务派也只是回光返照。蔑视科举的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给北洋大臣李鸿章呈上的《上李傅相书》提出若干激进的资产阶级改革建议,未被采用后大失所望而在政治立场上从改良转向造反。同年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则远赴檀香山号召华侨筹措款项建立兴中会,先后组织或参与多次起义,但在大清帝国的视野里始终都是癣疥之祸。武昌起义不是孙中山发动,各省响应者却纷纷推举德高望重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

  《秀才造反与民国创立》从文人的作用角度阐述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先进知识分子的造反推翻封建的清王朝为逻辑主线,认为正是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动、积极奋斗与新军、会党的结合赢得了武昌起义的星火燎原。作者认为是舆论的强大力量推翻了清政府,武昌起义无论是谁打响的第一枪都少不了秀才们的间接影响。该书序言:中国有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今天,我们却要道一回“秀才造反”的成功一幕!秀才一般说是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吴敬梓《儒林外传》描述了许多旧时秀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错……读书是为了仕途,唯有做官高!秀才的属性,一是穷酸,二曰自负,三为自卑。穷酸是肯定的,秀才人情半张纸,哪来的七白八黄?自负怎么解呢?在信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牛不牛?太牛了。至于谈到自卑,在人前自惭形秽,有生怕被人看不起,孔乙己穿着破长衫也要站在柜台前喝酒,能不自卑?秀才落第,郁闷!很自然对现实不满,“心中贼”便油然而生,造反?拿枪?那是武人的事,便给山大王做军师,出谋划策,轰轰烈烈,成功的例子不少,像历史上刘邦遇张良,朱元璋遇刘伯温,李自成遇牛金星,风云际会,轰轰烈烈,都成了大气候。但秀才们只是辅佐,自己决不出来挑头,只有一个白衣秀士王伦,心眼太窄,被林冲一枪戳了个窟窿。能成事的秀才只有洪秀全……打着悬壶济世的旗号,走村串乡,进行“革命大串联”,设立拜上帝教,完全抛弃中国儒家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等级观念,人人同拜上帝,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大同社会。这套理论,忽悠了广西很多无知无畏的穷苦百姓,于是蜂起景从……理想中的天国被他与他的最高领导层的深度腐败击得粉碎,失去理想与信念的造反者,成为没头苍蝇,必然在中外反革命的联合绞杀下被拍死。秀才造反还在延续,并演绎出新的惊天活剧。在国家面临死存亡的关头,知识分子的第一反应是忧国忧民,第二是要救亡图存。从各个方面,以多种方式,开始思考国家的前途,开始进行无所畏惧的抗争,留下了一幕幕动人的篇章……秀才造反,与武夫与草莽英雄的造反,目的都是推翻朝廷,但手段与方式各有不同。前者最公开也是最简单的方式——明火执仗,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再说,哪怕是日后成事加倍偿还。秀才造反,起家时是靠嘴皮子、靠宣传“忽悠”,揭露清政府的腐朽唤起华侨的爱国之心,从而心甘情愿地掏出腰包,将自己在海外打拼挣下的血汗钱捐献给孙中山,孙则发行股票谋反,事成后分账,的确有新元素。尽管造反能否成功是个未知数,其中有多少是在打水漂也不得而知。而革命成功后股票又有多少能兑现,没有人去统计过。辛亥革命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是“秀才造反”的成功……国家衰亡、民族阽危,世变孔亟之际,自有头脑清楚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进行秀才造反。欲以人力挽回世运,即所谓挽狂澜于既倒,顺应时代的需要,开创出新的历史。生于乱世,是念书人的不幸,但也是机遇与挑战。

  与“秀才造反”涉及的机遇与挑战有关的当代寓言演绎了如下对话:疯子:又丢了脸!智者:怎么了?疯子:领导早上问我,你预言的美国动荡呢?现在川普也答应交权了,股市大涨,幸亏没听你的清空股票。智者:呵呵,也不光是你一个人看走眼了,右派的表现,只能用怂形容。疯子:怂字的写法,上从下心,右派都是跟从自己的真心吗?人的真心就是——智者:怂字应该是新字,老辈子没有,所以不能用造字发来解释。疯子:毛主席把知识分子归类为小资产阶级,我看是对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说得就是这些人。智者:右派都是小资产阶级?疯子:我是这样认为的。左派大多是无产阶级,右派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叫法。智者:就是自己有点生产资料,可以不受直接的劳动剥削。既没有真正的大资产阶级的凶恶阴险,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放下一切的气魄。首鼠两端就是这些人。疯子:自己即使憎恶一件事情,也没有勇气自己去抗战,寄希望别人帮他们做。智者:对!疯子:革命还得说无产阶级!

  “360问答”网有一问:“为什么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yang1139858453”答:“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二,顾虑太多。造反是需要团队的,一个单枪匹马就算再厉害也没有用,但是秀才的交友范围就很小,与其他阶层的人接触都不多,所以能否召集到一帮愿意跟随的都是个问题。而且造反可是一个赌上性命的买卖,很多人都是走投无路了才被逼的走上了这条路,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与勇气,就这些点而言,秀才都是很难与这些人取得共鸣的,因为秀才自古以来,身上经常缺了那一点“拼”的意思。读书多固然有用,但是要学会活学活用,不然死读书也没有用,必须要能实际运用才算真正学会了。造反是个技术活,单纯的武夫与秀才都是无法胜任的,一个成功的领袖往往多方面素质都比较优秀,单单凭学问好或者武功高就造反成功的领袖在历史上也是很少出现的。秀才读书读得比较多,知识面比较广,喜欢琢磨事理,把坏处与问题想得比较多,比较透彻。但是是这样往往勇气不够,瞻前顾后。用古人的话说,就是谋而无断。造反这种事情,往往成败就在瞬间,很多时候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思考的,必须果断的下决策,但是这点秀才往往无法做到,他们总是习惯的把各个方面都思考到了,才会做决定,但是那个时候时局可能又变了。试图“另辟蹊径”的“爱问知识人”网有一问:“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当官呢?”“张巧倩”答:秀才具有鲜明的道德伦理观,对正义与邪恶有着泾渭分明的喜爱与痛恨。秀才当官后,会忘我的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认为的正确事业中。为了这个正确的事业,他们甚至可以为此抛弃自己的生命。如果不犯错,那么将给社会带来福音;如果犯错了,尤其是没有意识到错误的情况下,其造成的灾难也同样是巨大的。至于秀才造反不成,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他们的道德伦理观念,在潜意识中阻碍了他们的思维,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说白了,就是不够心狠手辣,不够阴险狡诈。这主要是因为,秀才要造反的对象恰恰是心狠手辣、阴险狡诈的。光明正大,在很多情况下,未必能击败阴险狡诈。“yang忠z”答:造反是逆势,面对的是远大于己的力量,走错一步就满盘皆输,不能当机立断的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也会遭到灭定之灾,而读书人大多犹柔寡断,总是想等找出万全之策后才行动,所以输得更惨。当官则是依附最强大的势力,具有行动的主动权,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布局,就算错了也能用钱摆平,总之错不至死,不死就有机会翻身。在此环境,秀才可是如鱼得水正好发挥。

  “知乎”网有一问:“为什么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大苏笑了”设问:你见过车站里面排队吗?边上突然新开了一个窗口时,反应最快的一定是原来队伍里末尾的人,一下子就窜过去了。排在前面的人不会动,甚至会有“为毛开又开一个窗口!”的心态。只有在中间的人,犹犹豫豫,不知所措。文人,多数都是在社会的中间的。“汪惟”认为,其一是太爱惜羽毛了,其二是没有太大的生活压力,其三是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知乎用户”引用了易中天《品人录》里的一段话:文人为什么当不了造反皇帝呢?因为……是一场豪赌,非有天大的胆子不可。这个胆子,又与本钱有关。本钱特大的敢赌,一无所有的也敢赌。豪族敢赌,是因为本钱大,输得起。流氓敢赌,则是因为没本钱,输不怕……文人可就要三思而行了。文人都是聪明人……遇到事情,往往想法比较多,想得也比较细。等他前前后后都想妥帖了,没准机会也过去了。即便机会没过去,他们也多半不会干。因为文人也是有本钱的人。这本钱比豪族少,比流氓多,不多不少,很是尴尬……要他们拿这一点小本钱去豪赌一把,舍不得也豁不出去。所以只有吴用这样的光棍才会落草为寇。而吴用辈之所以“下海”,则又因为他们的本钱之一是知识学问……怎么用呢?一是卖给皇帝,去当国师;二是卖给强盗,去当军师。当然最好是卖给皇帝。如果卖不了,就卖给强盗,反正不能闲着。何况“成者王侯败者寇”,过去的强盗也可能变成皇帝。苟如此,岂非开国之勋?这便是起义军中又总有文人掺与的原因。总之,文人总是要“仕”的。治世,则仕于朝;乱世,则仕于野。挑头造反,则不可能。另一个“知乎用户”却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土共起家的那几个大佬不都是秀才,富农,中产,知识分子,如果不造反也是饿不死的。“匿名用户”认为制约因素有三:统治的方式、夺取政权的方式与秀才的个人素质。“匿名用户”认为毛泽东早就用通俗易懂的白话回答过了:中产阶级(秀才)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知乎用户”强调:毛是师范的秀才,蒋是军校的军人。十年的时间,蒋成为领袖,而这个时间对毛是不够用的,毛用了二十多年方为领袖。当然,后来毛极力和文人这个称谓划清界限,正如蒋玩了命地想脱掉军装、穿上文人的大褂。毛是为了打倒文人而去学习的,他年轻时四方调查的行为哪里像是个文人?文人≠死读书的书呆子;军人≠百战百胜的将领。“苏凯”强调:历史上秀才造反的不少,孙恩、卢循都是士族地主出身(不知道有没有被举过秀才,但水平高于后世秀才没问题),唐朝黄巢也是秀才,明朝正德年的赵燧也是秀才,明末的点灯子、闯塌天、顾君恩等反贼也是秀才,太平天国的韦昌辉、冯云山也是秀才,云南回乱的杜文秀也是秀才。“飞叔”提到《狂热分子》里的群众运动,如俄国革命、太平天国运动、基督教/伊斯兰教兴起、纳粹崛起,作者总结其不同阶段的实现要靠不同类型的人。催生群众运动要靠言辞人不停的讽刺现状,言辞人长于思考,但多数是个人主义者,相信每个人有自己的价值而不该随便牺牲;群众运动真正红火要靠狂热者的团结、煽动、投入,通常是失意者对毁灭现状的热情高于其他一切,痛恨自我但又不认为其他人有价值。群众运动开始改变现状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行动人,看重的是拥有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对言辞人提出的理念(引发群众运动的言论)也不一定真的相信。在不同阶段扮演三种角色的都有,比如列宁(托洛茨基是言辞人+狂热者,斯大林是狂热者+行动人),但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很难身兼多种身份。回头看这句话则可理解为“言辞人通常不是狂热者,也不是行动人”,注意“通常”。“东方朔”认为读书人有三大弱点:实践能力极弱,立场不坚定,不与群众打成一片。“知乎用户”强调:缺了文人,造反基本不成功,参考义和团。文人是一个阶层,掌握话语权。太平天国洪秀全是文人,其它有张良、诸葛等,没有文人的辅佐,武人造反也成功不了。“知乎用户”认为:确实如此,不然你看毛先生,孙先生,造反用了多久?不过正是这群秀才,领导大众改变了一个又一个时代,怪哉。“知乎用户”答:我国著名的图书馆管理员表示周恩來、張聞天、鄧小平等读书人都不懂得真正的力量都在民众之中!“知乎用户”认为:没有秀才,哪来政委!没有政委,早晚苏联!“黄细妹”认为,秀才造反成功的话,你又会说他们只是有文化的武人,刘秀、王莽、萧衍都是读书人。“老佛爷”答:说的好像其他人造反10年内一定成似的!“周公惶恐”认为,如果这帮秀才造反十年还没被整死,那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造反没有秀才,估计一百年都不成。“「已注销」”答:第一,这里的“秀才”应该泛指读书人。从这句话字面意思来讲,造反十年不成真不是秀才的锅。别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了,换个人也一样。造反之后要解决一系列的内外部矛盾,活不活得过十年都够呛。第二,拿这个典故批判下那些一些书呆子,纸上谈兵,缺乏行动力,也无可厚非。类似的话有“百无一用是书生”、“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第三,如果拿这句话宣扬“读书无用论”就不好了。从古到今,“读书无用论”都不符合主流价值观,也不利于未来社会的发展。“孤鸿照影”答:洪秀全,冯云山勉强算是读书人的,放现在相当于小学教师吧也不是饿的要死才造反。黄巢就更不用说了,还是诗人来着。至于本朝太祖,拿毛子给的经费,背后有后台,不算白手起家的哦!“无产阶级”答:这个命题本身就不成立,造反这份事业,能够十年功成的本身就是特例吧,古代刘备,曹操,江东孙氏,刘秀,朱元璋,近代国民党,共产党,哪个个人或团体不是奋斗数十年,想十年功成的,可能也就刘邦,李渊父子吧!“知乎用户”认为,秀才是我国特色,微软脸熟是另类。让秀才少付出些代价使社会进步,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毕竟秀才的底限比较好一点,对社会的损伤小。“匿名用户”认为,只要够厉害,读书人成功的几率更大,但也要看那个读书人够不够聪明。过去知识分子缺乏,现在很多都是读书人,要结合时代背景。更多的读书人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秀才成功的几率会越来越大。这么大的基数里肯定有成的,比如百度、腾讯、阿里、字节,主要还是看时代背景。“木大木大”强调:现在某些知乎大V就是秀才,高呼口号却未曾引起我党重视。党告诉我们,造反要走群众路线,靠的是无产阶级。知乎大V与人民群众越走越远,没被群众打死就不错啦 !“方之”认为这主要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读了书就有资格做秀才,但具备了造反的思维与决心也完全能造反;军人如果没有拼命的思维与决心则不如秀才,比如保卢斯、麦克莱伦。“陈创”答:毛爷爷、周嗲嗲、孙先生、小蒋、王阳明、曾国藩、李鸿章、巴菲特、马化腾、李彦宏、史玉柱、冯仑等人笑而不语地经过!“匿名用户”答:不要动不动就整个大新闻,把文人批判一番。造反有几个成功的?如果从期望的角度上看,文人才是最大的赢家!“知乎用户”认为:没有秀才的造反,一百年也不成。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割裂秀才与底层群众的联系,基本上就不可能再有造反的了。“常悦”认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不是对寒灯苦读的读书人的讽刺挖苦,而是对隋唐已降科举制让中国社会实现了超稳定结构的准确描述。科举制这条渠道建立之前,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读书人相对而言对现政权更有其独特的威慑力。这个阶层有文化、有理论、有思想、有号召力,一旦作乱,百姓便会影从而动。科举制也不能完全消灭秀才造反的现象,当个别用雄心的读书人在“头悬梁,锥刺股”的百般努力之后仍然走不通科举制这个独木桥时,比如洪秀全,阳光大道走不通就有可能造反了。秀才造反的厉害之处在于有理论,造反还能得风气之先。如果不是曾国藩等科举道路的成功者以“名教”为大纛殊死抗击,洪秀全很有可能成功。秀才并非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者,读书人的力量就像潜隐于火山底下的灼热岩浆那样不可小觑。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都是落第秀才,中国最强大的两个朝代都是被落第秀才(张角、黄巢)搞死的,洪秀全也是落地秀才。有能力的秀才不第往往意味着国家的人才选拔方式有了致命的问题,核心的秀才造反则意味着国家的管理体系有了致命的漏洞,缺武力的秀才也反常常预示着社会运行机制遭到了致命的破坏。秀才选择造反这个“很有前途”的事业通常是因为社会的整体变化让难成的事变得易成了,尤其是让造反比不造反显得更安全了。上了梁山可能还有一点希望,不上梁山就死路一条,所以秀才也敢上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投八路!”从秀才到举人,待遇上一步登天,难度上何尝不是一步登天?然而,落第秀才反而更凶猛,让落第秀才活不出秀才的样子就有可能“逼上梁山”而掀起惊涛骇浪。因此,“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常有辅佐造反派的奇才(如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民间盛传的不世之才),但领导造反的大多不是纯粹的读书人。其背后的原因则是一个很少被关注的因素,那就是社会动员能力。中国历史上的开国帝王不外乎两种人:贵族、将领、高官或部落首领出身的例子太多了,有众多的社会资源又能轻松地将利益分与他人,所以追随者大多也是有势力的,这样的团队本身就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少数混迹底层的帮派势力首领(如刘邦、朱元璋)的力量不来自底层,但追随者又多数是亡命之徒,反正一无所有,所有的希望偶来自闯荡的打杀,大哥又够义气,能满足兄弟们的需求,所以战斗力爆棚。天天跟着圣贤书的既无可分的资源又没过命的兄弟,更缺乏带头造反的胆,所以顶多只能在旁边出点主意。以《水浒传》为例,吴用料事如神足智多谋,但没有晁大哥、宋大哥还能招呼几个梁山弟兄?他没法让大家大碗喝酒、大秤分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打天下只需三“子”(无需“五子登科”)在手:枪杆子(军队)、钱袋子(资源)与笔杆子(政治主张)。想掌握政权,枪杆子与钱袋子是基础,否则政治主张根本不可能落实,但一味的追求枪杆子、钱袋子而忽视笔杆则会失去民心而翻船,“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先秦通过商鞅变法奖励耕战而强化了枪杆子与钱袋子,但法家强于治吏而弱于理论,所以让秦国迅速失去笔杆子而导致儒家弟子唾骂秦国暴政两千多年。接班的汉朝在引用秦制(汉承秦制)的基础上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手腕将笔杆子拿在手里,所以才会有近三百年的国运!后世大一统王朝的开国帝王大多是靠这个套路长治久安的,即先通过枪杆子、钱袋子取得政权再通过一系列笔杆子笼络民心而确保百年国运。一旦天下大乱,各方势力首先要拿到的是枪杆子与钱袋子,读书人没有配置社会资源的权利就拿不到钱袋子、没有军事才能就拿不到枪杆子,高层贵族与底层黑帮领袖才有机会抢到这两样东西,秀才造反岂能成功?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如果是举人进士呢?他们就更不行了,尤其是在科举社会里,读书人作为既得利益者精力都在咬文嚼字上,看看晚清的曾国藩进士、李鸿章进士、左宗棠举人、曾国荃秀才分别对慈禧太后的态度就明白了。读书人往往是越往下走越失尊敬,但若被逼急了而真的跳起来造反还得靠连秀才都没考上的袁世凯。

  袁世凯这种落第秀才何以宁可投机文人扎堆的维新派也不投机文盲扎堆的义和团?以《莽秀才造反记》为例,其故事背景是19世纪末中国北方农村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其主要内容则是江南水乡人民相继举起“反教平洋”的革命义旗。该书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农村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斗争,不仅是一部近代农民斗争的史话,而且是一幅晚清中国江南农村的生活风俗浮世绘。周毅、王蓉认为,灌注该书的人民性思想精华集中表现为作者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人民呐喊的创作动机、对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与审美品格的民族化与大众化。该书作者巴人吸取了民间文学的养料,继承了关注底层与韧性战斗的鲁迅传统,精研细读马列主义原著并保持了学者的良知与独立思考,尤其是认为农民起义应让进步文人引导。巴人原名王任叔,曾主编若干报刊杂志,1924年入团,1926年入党,但 1926年至1935年三次被捕,1937年重新入党并任中共江苏省文委委员,与许广平、郑振铎、胡愈之等合编《鲁迅全集》,1941年先后到香港、新加坡任星(新加坡)华战时宣传部长。1950年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1960年反右倾期间被撤销一切职务,文革期间遭批斗,1972年病逝,1979年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坑灰未冷山东乱,文人何必只写书?!

  秀才造反即使不成,其形象与影响也至少能胜过当代中国特色键盘侠卫道士。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取名真算是直击要害,较之于抗日战争期间打游击战的新加坡前共产党始终不向和平执政的方面努力转型,李光耀那种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英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取其精华剔其糟粕”而跻身于“亚洲四小龙”更得民心。中国文革期间李光耀将上街闹事的新加坡极左造反派软禁起来好住好吃好娱乐,风声不紧了就放了他们,因此中新关系从未像排华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那样余忧难平。除非社会矛盾激化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地步,秀才造反几年可成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能否以民为本才是决定秀才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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