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国际政治学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王缉思发表了《莫让反华阴谋成“新华盛顿共识”》一文。其中两段话讲清了建国以来主要政治运动的前因后果。
该文的第二部分标题是《对美疑虑为何上升？》文章写道：
“在中国最近对美国强硬态度的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更加久远的根源。在不少中国人眼里，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直是对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其目的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美国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历史因素对中国民众的重要性，对他们关于华盛顿的看法有多么大的影响。”
接下来的两段是这样写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美国为了遏制和孤立中国，中美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由此中断。不久之后，中国就在朝鲜战争中直接与美国作战。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注意到，美国及其盟友支持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反共叛乱。在接下来的20年里，防范西方颠覆，防止向西方式资本主义和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和平演变’，继续成为中国的一个首要任务。”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转型，并带来中美关系升温。到80年代，两国间的商业活动和民间联系蓬勃发展。然而，更紧密的关系也让中国人怀疑美国人有意在中国内部播下异议的种子，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证实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担忧。”
文中所指的“美国及其盟友支持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反共叛乱”发生在1956年。“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中国把防范“和平演变”作为“一个首要任务”。也就是说，中国进行的防范工作一直延续到1976年。
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就防范“和平演变”而言，建国后的有两个政治运动是影响最大。一个是1957年至1958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个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发生的反共叛乱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
“台湾国民党人受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鼓舞，‘反攻大陆’的宣传和准备在1957年进一步升温。蒋介石本人及其他高级将领不断发表‘反攻大陆’的言论，国民党军队也加紧进行两栖作战和空降袭击的训练。1月，国民党飞机竟然飞到北京和其他11个城市上空投散宣传品，号召大陆人民起来造共产党的反。美国则开始在台湾建造可供B52轰炸机起降的大型机场。更有甚者，3月6日，美台就在台湾部署中程导弹斗牛士导弹达成协定，5月6日双方就此发表联合声明。报刊文章透露，这种导弹既可以携带常规弹头，也可以携带核弹头，‘而其实际效用主要在于可以携带核弹头’。文章没有披露，核弹头是否运到了台湾，但推测说，核弹头‘或许已与美军一起驻在台湾，或许储存在附近的海军或空军基地，一旦开战，即可运往台湾’。”
“1957年9月，蒋介石提出了由美国军事顾问训练空降部队和在大陆降落，以便组织游击活动和抵抗运动的计划。此后，蒋介石又向美国提出更具体的要求。”（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西方著名的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专家、美国学者施拉姆在其名著《毛泽东》一书中指出：
“毛的希望落空了（指党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引者注），评论者没有满足于评论个别的弊病，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共产党权力的独占——提出了疑问。毛于是强调他公式的另一半，用以避免在中国出现匈牙利那样的暴乱”。“1957年初开始进行的‘整风运动’原是针对党和国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的，后来就转为反对‘右派分子’的激烈运动了。”（见该书第254-255页 红旗出版社 1986年）
面对当时国际上出现的复杂的情况，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二月，访问亚欧十一个国家。其中波兰和匈牙利是访问的重点。
回国后，周恩来联系他在波兰匈牙利还有苏联访问了解到的情况，结合国内群体事件频发的实际，在各种场合强调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促醒了社会主义国家要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应该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搞好，这是根本大计，这就首先要承认国内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国内的矛盾。他进一步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在党内搞通，使党本身能够认识、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领导者永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党有个走群众路线的传统，还有一个传统是整风，整风就如人脏了要洗脸。”因此，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在适当的时候要重新提倡新的整风”。1957年4月13日，周恩来还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
关于周恩来在这段时间推进整风的经历，英国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是这样写的：“（1957年）2月初，他返回中国……周得出的教训是，共产党领导们应当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纠正错误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周恩来“明显地赢得了毛对此事的赞同，并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第207页）”。
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事件（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发生不久，周恩来在1956年10月31日上午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在会上报告匈牙利事件的发展情况和中国方面的态度，说：应该向匈牙利人民说明，搞社会主义我们支持，内部有错误可以批评，搞资产阶级复辟我们不能支持。下午有他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的还是波兰、匈牙利事件。会后周恩来就高等院校出现学生闹事问题，召集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指出：有的标语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反动思想，应该批判，进行教育。如果有行动更不行，因为这是违反我国宪法的。但是，要具体分析，不要笼统地说是反革命分子。
周恩来在访问匈牙利期间，“周在讲话中谈到了他反复研究分析过的意见，认为匈牙利党的领导者由于未能及时回应广大群众要求其纠正过去的严重错误，因而引发了大规模严重骚乱。同时指出，在骚乱中，匈牙利内外一些势力乘机阴谋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惨遭杀害。因此，对颠覆国家政权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不进行镇压。周讲完话后，全场掌声雷动，表示了1500多名在场听众对周的观点的赞同。”（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这样论述的：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7月第18页）
2011年出版的党史二卷，在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部分写道：
“一小部分人仍存有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倾向。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影响下，这种倾向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坚决地反对一切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在人民中间进行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才能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此外，在党内，包括党的领袖，在短短七年里完全改变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这种情况，党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2011年1月 第460页）
1981年7月17日，针对党内外思想战线上的一些问题，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下面就来看看官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论述。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见该书第24页至25页）
2011年出版的党史二卷，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和2021年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对于“文革”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都是一致的。当然，这是对“文革”作为运动而言。这与作为历史时期的“文革”十年是有区别的。在这个历史时期，“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共产党简史》第207页）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历史决议没有提到“和平演变”的问题，党史二卷也只是在论述中苏两党论战时提到了中国认为帝国主义在苏联推行“和平演变”。党史二卷是从1949年写到1978年。1978年以后的党史（此前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曾写到了1990年——在此从略），根据习近平2010年7月的提议，党中央于同年10月批准开始编写，并于2016年出版。这部党史写到了2012年党的十八大闭幕，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九十一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特地为“和平演变”写了一段：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同时，他又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为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群众行使这个权力，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平等待人；必须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必须切实解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简史》在论述文革的起因时，写道：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帝国主义长期敌视、封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这样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见该书第204页）。
王缉思文章中的“在接下来的20年里，防范西方颠覆，防止向西方式资本主义和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和平演变’，继续成为中国的一个首要任务”，可以说是对党史中的上述论述的一个简明解读。
再来看王缉思文章另一段谈到的“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也证实了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担忧。”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经受政治风波的考验和治理整顿的完成》一节中写道：
“西方国家政要扬言对社会主义将‘不战而胜’；中国内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蔓延；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突出显现。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预示着一场大的政治风波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中国走到一个重要关头，党和人民面临新的严峻考验。”“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见该书第766、767页）
《中国共产党简史》在《经历政治风波的考验和治理整顿的完成》中的《1989年政治风波》一节中写道：
“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于6月4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
“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实行‘和平演变’，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政治风波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和社会思潮煽动起来的。从国内环境来看，在一段时间里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未能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但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愈益发展以致泛滥。”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邓小平认为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教训，为政治风波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正确方向。”（见该书第268页至269页）
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
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围绕改革开放前的两大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后面都有一个不变的动因：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王缉思的文章写道：
“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2月与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电话交谈中所指出的，中美两国关系应该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为指导。大多数中国观察家现在认为，美国受焦虑和嫉妒的驱使，正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遏制中国。尽管美国的政策精英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观点是如何在中国扎根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是美国——而非中国——培育了这种新的对抗气氛。更好地理解这些对当代历史的分歧观点，将有助于两国找到一种方式来管理彼此之间的竞争，避免一场谁都不想要的严重冲突。”
美国为什么会“培育了这种新的对抗气氛”呢？
杨洁篪在阿拉斯加说“我们将你们想得太好了”，这句话可以说是由衷之言。
中国4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引起相当多的美国人的遐想，认为中国在引入市场经济及私人企业后，经济得以发展，日渐强大的中产阶级便会按照这些美国人所预想的规律发展，将中国推向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为推动这过程，美国政府也做了不少手脚。
但事与愿违。正如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2020年4月所言：“根据我与中国打交道50多年的经验这绝不可能，毕竟连基辛格和保尔森都没能把中国拉向资本主义，更何况别人。”
“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肯定是我们在新时代与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处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但是，不管国际风云有什么变幻，防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的警惕是放松不得的。否则，我们党就会犯颠覆性错误，中华民族的复兴就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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