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初蒋介石日记公布以后，有不少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作了引用，甚至出现了一批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要史料的论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研究。但是，有些成果的解读似乎过于主观，以致造成一些记载在传播过程中失真、失实。其实，蒋介石日记的出现并没有颠覆原有的基本历史书写，也未能改变对国共两党既存的基本认识。如果深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力争读出日记内容的真实之意、言外之意、不尽之意、未言之意，反而更能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优胜之处。
一、 “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
红军长征以后，蒋介石仍然紧追不舍，极欲迅速灭之于关隘险途。1934年11月他两次在日记中写道：“兜剿湘南主力”；“不可差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在他看来，红军已成了“残匪”，因此，拟“进剿方针先使其被围”，“以封锁之”为“围剿穷寇与堵截残匪之原则”。然而，无论他如何想方设法，每每都不能令其如意。他先是责怪“将士愚弱不能遵照旨意，致匪东西自如，不能如计歼灭”，继而哀叹：“此次在滇黔剿匪，自愧不如也。残匪之机惊灵捷与我军之呆笨迟钝，更为民族前途忧，非全力扑灭此匪，国家与民族更不堪设想矣！”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可能只有在日记里才能说出“自愧不如”，拂去主观情绪，他自己也认可的一种客观事实是：红军“机惊灵捷”，“国军”“呆笨迟钝”。稍后，他又记载，红军“风忽于无人之境，无路之地”。面对蒋介石布置的天罗地网，红军似乎游刃有余。显然，蒋介石把红军的存在看作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威胁，其忧的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前途，而是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蒋介石一直为国民党内的组织涣散和派系纷争感到烦恼，但又苦于整治无策。所以，当他了解到共产党“党的建设”情况的时候，似乎眼睛一亮：“自本日起看共产党密件《党的建设》小册，殊觉有益于我也。”因而，他看了又看，“复看共党之党的建设”。作为“密件”，这本小册子显然是蒋介石从情报人员那里得来的，对他来说如获至宝。这个小册子很有可能是延安马列学院用的一种教材，对一般共产党干部来说再普通不过了，其中有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干部政策、组织的领导、宣传教育、党与群众的关系等内容。蒋介石多次研读，似有所悟。是年底，他作“一年中之回忆”时写道：“看完土耳其革命史、黑格尔辩证法与共产党密件之党的建设一书，颇有心得也。”把共产党《党的建设》一书作为他一年中阅读的最有心得的书之一。第二年伊始，他在日记中写道：“干部应看书籍之指定：管子、王安石、张居正、黑格尔辩证法、党的建设、三民主义、民权初步、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不但自己看，还指定干部读，明显有向共产党学习的味道。
对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研读，在一定程度上使蒋介石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的弊病。1939年3月，他连续两天在日记中提出了十几个问题，准备策问参加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党政干部。其中，有党务方面的：“一、问本党党务为何如此消沉疲弱而不能及时振作健全；二、问本党党务何以不能发展，何以二等以上人才不肯加入本党。”蒋介石所言“党务”显然是指国民党自身的发展。当时，国民党为扩大其队伍，采取了许多非常规的办法，比如动员一些机关或单位集体入党，甚至强制一些人员加入，但被网罗进来的大多是些“二等以下人才”，这令蒋介石颇为失望。他进而要问的是党、政、团关系方面的问题：“三、问本党地方之党政机关与人员为何不能协调合作；四、各级党部同一机关之党委人员何以对立不能团结；五、问本党各级党部何以不能掌握教育保甲与生产合作机关。”特别是，“为何党政不能打成一片；如何使党团能发生实际作用”？
这些问题涉及国民党组织的内部运行及党与政权、党与团的关系。同一机关之党委人员“对立不能团结”，说明其内部组织生活规则性、纪律性不强。本来，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增加其活力，不料却新增了矛盾，党团冲突时有发生。更令蒋介石感到难办的是，党政“不能协调合作”，“不能打成一片”。这属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制度安排问题。有学者指出，在国民党政权中，权力序列是军、政、党，党反而处于“弱势”地位。国民党的“机关和人员”在各地、各领域、各方面很难起到实际的领导作用，或者说，“党”在各级政权中，虽然能渗透一切，但并不能统摄一切。
从蒋介石拟定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他对许多实际情况的了解：“为何民众不信仰本党与党员”？“问本党为何不能掌握青年”？“问一般大学教员为何要反本党”？青年、知识精英和一般民众对国民党不但不认可，而且还要反对。那么，这不能不令人质疑：国民党的统治基础何在？实际上，答案已经存在于蒋介石提出的其他问题中：“七、问本党党员为何不肯深入民众作基层工作刻苦耐劳；八、本党干部办事为何不切实际，不肯研究与负责；九、为何办事不彻底无成效；十、为何党委变成官僚。”党员干部不能深入民众切实、有效地办事，又怎能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支持呢？令人不解的是，蒋介石那时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直到1949年败亡之际仍然还在慨叹：“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
国民党的弱项和无能为力之事，往往是共产党的强项和擅长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全民族抗战期间在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中，有大量的共产党员活动其中。面对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追查，宋美龄说：“什么这个是共产党，那个是共产党，不容易做得好的工作，能够做得这样好，即使是真的共产党，我也愿意将工作交给她做。”这颇能体现国共两党人员“工作”的差异。国民党搭建的平台总是为共产党提供用武之地，甚可玩味！
在其所拟的策问中，蒋介石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说明共产党优胜之处的问题：“本党为何不能与共党抗争，一切组织宣传训练皆比不上共党。”似乎历史的天平正在发生倾斜。蒋介石深感不能“争”，却偏要一“争”高低；自比不如，却仍要“比”出胜负，就只能“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面”了。近代以来，“武力”确实决定着一种政治力量的命运，但同时也决定着一种政治力量作为的限度。
蒋介石对国民党的问题分析不可谓不深刻，不过，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也束手无策，或并没有整治的决心，只能任其每况愈下。他所说的“宣传”比不上共产党，几年后又有了具体的表现，“可怜张治中、道藩等毫无政治与宣传常识，吾党所办之宣传机构全为共党利用而不知也，可耻至极”；“屡念本党宣传干部之无识无能，反为共党利用，痛心之至”。国民党的宣传干部和机构“反为共党利用”，似乎已不仅仅是“比不上”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事使蒋介石如此“痛心”呢？在他第三天的日记中有具体的说明：“开党务小组会议，对宣传部与政治部之宣传艺术毫无本党革命意义与主义色彩，反被共党作宣传，尤以日本间谍之影片为甚。凡党与政有关之剧，本岁乎皆被共党无形中之操纵，而张道藩与张治中不仅不自知其愚蒙，而反自以为得意，可谓廉耻荡然，不禁为本党国前途悲也。国民党员低能愚劣至此，诚非梦想所及。”
蒋介石提到的《日本间谍》，主要剧情讲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在中国东北沦陷后，被迫做了日本间谍，暗中却帮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并提供情报。在这个故事中，明显存在有利于共产党的内容。该剧后来经过大幅度修改，还是得以公映。当时，国民党的许多宣传干部不仅工作乏力，而且对思想文化缺乏判断力，特别是不能真正领会“国共合作”名义下蒋介石“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苦心；即使干涉查禁，也往往不得要领，常常是该查的没有查，不该查的却查了，越发引起社会的反感和抗议。事实上，后来还发生过“反被共党作宣传”的事，即在1947年2月20日的《中央日报》上，竟然刊登了一则《资本论》的广告，称其是“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的结晶”。广告恰被蒋介石看到，以“非梦想所及”大概已不足以表达其惊诧。
二、 “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
在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就似乎已是千疮百孔。然而，并未由此引发大刀阔斧的整治，令人感到国民党越来越不如共产党。1945年7月，当蒋介石得知中共七大的一些情况之后，在日记中记到：“研究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内容，对于其新增党章党员与群众及下级与上级之联系一条，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下午审阅中共七全大会内容及研究结果，颇有益也”。此时，国民党六大刚刚开过，没见蒋介石予以肯定，却对中共七大称赞有加。特别是对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关于党员与群众联系的规定颇为注意，认为“殊有价值”，并自感“不逮”，顿生“急起直追”之念。
实际上，早在中共五大党章中就有这样的规定：“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其任务有：积极在各该工厂等之内活动，领导该处群众之日常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于群众中等。而国民党的基层组织，“作用”定为“党员间或党员与本党主要机关间之联络”，基本上与一般群众没有什么关系，特别是不能解决群众之实际问题。1947年，一直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等人拟定的《党务革新方案》指出：“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广大同情与拥护。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蒋介石“急起直追”的结果却是如此，说明他的很多想法只是在日记中一写了之，“聊以自慰”而已。
1947年9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中共“斗争的方法和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反观我们自己，无论组织、训练、宣传或调查，则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了退步”；“如果单研究他们这二十年来技术进步的情形，那真是可怕极了”。此时，国共力量正迅速地发生逆转，是年底，蒋介石已明显地感到大势已去：“若非天父特赐洪恩，则国家危机无法挽救矣！”自助者天助之，自己没有办法，把成败寄托于“天父”，可知其已经无计可施了！稍后，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从这一点上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战争进程的感知和判断较为一致。
这个时候，蒋介石进一步认识到了国民党的深层次问题：“更觉军队与政治之复杂腐败，尤其军政制度，不能与共匪斗争也，思之寒心。”制度的好坏，对一个执政党的兴衰确实更为重要。到1949年，蒋介石再次总结说：“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而且并未成熟与建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今后立国建军，以确立制度为最重要。”蒋介石所谓的“制度”，一方面是指国家层面的，另一方面是指党组织层面的。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这两个层面的制度都不能支撑政权的良性运行，则迟早会使政权坍塌。蒋介石悔之晚矣，历史再也没有给他所希望的机会。
从蒋介石的日记可以看出，国民党走向全面溃败的过程，就是他对共产党认识愈发深刻的过程。1948年1月，他在一次军事训练会议上说：“我们党的宣传、组织和训练，缺乏方法和技术”，而中共“远胜于我们的训练”，“远非我们国军之所能及的，就是他能将科学的精神和科学办事的方法，运用于组织、宣传、训练与作战”。同年8月，他在南京军事检讨会议上又讲到：“我认为共产党阴险暴戾，深刻精到，机警疑忌，严密笃实。但是共产党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懂辩证法，你们以后对辩证法要好好研究，才能应付他们。”在被打得落花流水之时，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反而相当正面：掌握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深刻精到，严密笃实。所谓“阴险暴戾”“机警疑忌”，从另一角度看则是“机敏果决”“灵活不可测”，是相当高的评价。
1949年6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更加详尽地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点：“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六、办事方法：调查、立案、报告、审查、批准、执行、工作检讨。七、组织内容：干部领导、由下而上、纵横联系、互相节制、纠察彻底、审判迅速、执行纪律、主义第一。”这七大优点综合起来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执行纪律、昂扬的精神状态和科学的办事方法等。这些确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和成功之处，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要通过各种“训练”达到的目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以后，在与解放军作战节节失利之时，蒋介石把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长归结为“科学办事的方法”和对辩证法的掌握。实际上，他早就提出过：“革命斗争而不知辩证法、方法论，如何能不失败呢？”美国学者易劳逸也曾注意到，“蒋介石承认，共产党的特点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然而，蒋介石无法摆脱的“魔咒”，就在于每每走上自己业已认识到的败亡之路。纵观他的一生，见事不可谓不早，而行动总是迟迟不见。有趣的是，1949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也特地讲了工作方法的问题。其中，他把掌握良好的工作方法看作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一招，并视为能否进京不当李自成和能否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根本问题。这说明，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乃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正确领导的一个最见成效之处。从某个角度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可以说有两个人：一个是缔造和领导这个党的毛泽东；另一个就是一直试图消灭这个党的蒋介石。二人看法的一致之处，应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长所在。
1927年以后，蒋介石使尽浑身解数来消灭共产党，结果反而愈摧愈坚。这促使他逐渐用心地研究共产党，并以之检视国民党。国共较量的过程，就是蒋介石不断对两党进行比较的过程。越是在共产党面前挫败，他就越能发现共产党的优长，每每自叹不如，还自觉不自觉地试图向共产党学习。蒋介石在日记中对中国共产党的记载、看法和评论，很多情况下，其情其意或真，其理则妄。尤其需要明了的是，蒋介石之真并不等于历史之真。若除去其谩骂的成分，应该说是比较符合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由优秀分子组成、主义坚定、富有斗争精神、党政军一体、宣传得法、组织有力、训练有方、纪律严明、上下畅通、左右协同、团结统一、行动迅速、作风务实、办事灵活、密切联系群众、有强大的凝聚力，等等。这些在与国民党斗争中形成的优长，正是共产党取胜的关键因素。其中，关键中的关键是与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联系前文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讲过的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一个优胜之处，就是有能力有方法为群众办事，能够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直到今天，在历经长期执政的磨练和考验之后，这一优长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身上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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