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月4日，陈潭秋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陈宅楼一户书香人家。陈潭秋的父亲陈受之，终身以躬耕为业。陈潭秋有兄弟姐妹共10人，在八男二女中，他排行老七。1912年，陈潭秋考入湖北省立一中，1916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即现在武汉大学）英语部。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潭秋积极投入到运动中，1920年秋，与董必武等人组建武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出席中共一大。此后，先后任中共安源地委委员、武昌地委书记、湖北区委组织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等职。1933年初，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并兼任中国革命史教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央苏区第一任粮食部长。红军长征时，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当新疆军阀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时，党中央让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陈潭秋把自己放在最后一批撤离人员中，后遭到抓捕并遇难。2009年6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启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由群众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四位中共一大代表入选“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这位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47年人生岁月留给我们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历史谜团。
第一、关于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与中共一大之谜
中共一大召开后没有多久，党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了一次破坏，造成中央档案资料全部遗失，这其中就包括一大档案。1923年8月18日，《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曾说：“我们只能提出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材料落到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个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遗失了。”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也说到：“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一大档案的丢失，使得关于一大的许多问题很长时间成为历史之谜。
1936年6、7月间，陈潭秋在莫斯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而撰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文章是用俄文写的，共10页，该文一直被海内外的中共党史界公认为是最早回忆并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共一大内情的重要文献。陈潭秋的这篇回忆录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凭自己超强的记忆力，十分具体地提供了许多关于一大的生动鲜活的细节。
◆《共产国际》中文版封面和目录。
陈潭秋的这篇回忆录共有16段，其中前10段向人们讲述了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的全过程。在第一段中，陈潭秋主要提到以下3个方面：①确定了住在博文女校参加会议的9名外地代表是1921年7月下半月来到上海的，而且对9名外地代表进行了介绍；②为中共一大之前各地共产党组织取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曾在中共党史学界使用几十年，直到近几年才有些党史著作开始使用“共产党早期组织”来代替陈潭秋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③确定了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过去，关于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的问题，历来是党史学界争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一说包惠僧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二说包惠僧不是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党史界通过多年争论后，得出的最终结论与陈潭秋的说法完全相同，就是包惠僧是代表广东共产党小组出席一大的正式代表。
在回忆录的第二段中，陈潭秋写道：“这次到会的一共有十三个人，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李汉俊因为一贯保持其右倾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政客相结纳，放弃了党的立场，在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然而武汉国民党叛变后，他仍不免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军阀枪弹之下。李达在‘五卅’运动后，被伟大的革命浪潮推落到党的战斗队伍以外去了。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在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以后，他帮助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经党历次警告不听，最后被开除党籍，然而不久他竟然一变而为国民党的要人了。”这段文字的史料价值突出表现为，陈潭秋确定了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的具体姓名，并对每位代表当时的去向进行了记述。
回忆录第三段的史料价值是：陈潭秋对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就是当时陈独秀“在广东陈炯明部下任教育厅长”。第四段文字的史料价值突出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①陈潭秋提及了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并提及由毛泽东、周佛海担任大会记录。②提及了一大开幕式是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召开的。③提及了会议讨论的问题，及这些问题在争论中，出现了以李汉俊为首的“公开马克思主义派”与以刘仁静为首的极“左”派之间的争论。陈潭秋提及的以上3个方面，迄今为止只有一大开幕式是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的，没有被党史界认可外，其他几点在后来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印证。
◆陈潭秋回忆录（资料）。
陈潭秋回忆录的第五段详细记述了一大会场突然遭到搜捕的过程。但是，陈潭秋提及会场是“在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后来通过研究，党史界否认了这一说法，认为一大会场是在李汉俊寓所楼下的客厅，看来的确是陈潭秋的回忆有误。陈潭秋回忆录的第六段记述的是一大会场遭到搜捕后，“我们分散后，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陈潭秋回忆录的第七段记述了会议移师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的经过，陈潭秋写道：“我们原定会议期间是七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也时常有人雇船游览。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预备酒食，在船上开会。”这段与普遍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最普遍的说法是，会场被搜捕的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通过。7月31日黎明，代表分两批赶赴嘉兴，王会悟先带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乘头班车先到嘉兴。到嘉兴后，王会悟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还订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余下的代表由李达带领也到了嘉兴。接下来，陈潭秋在回忆录的第八段中，解释了李汉俊、陈公博没有出席最后一次会议的原因，陈潭秋写道：“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李汉俊与陈公博两人未出席，因为他们自昨夜事件发生后，即被侦探监视，不便行动，所以他们没有来嘉兴。”
在回忆录的第九段中，陈潭秋提及了关于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即南湖会议召开的过程，陈潭秋先记述了当天嘉兴的天气情况，并以此透露会议一直开到当天晚上11点，陈潭秋写道：“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但到了八时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来湖上，对于我们的会议进行，殊感不便，到九时半以后，天忽降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我们很放心的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
◆陈潭秋
在回忆录的第十段中，陈潭秋对成立临时中央局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除留日学生与留法勤工学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其他如南京、成都、杭州等地则仅有个别通信关系的同志。但总计全国可以符合当时条件的党员，不过七十余人。因此，决定暂时不组织正式中央机关，只成立临时中央局，与各小组发生联系。”接下来，陈潭秋还提及了临时中央局成员名单，“确定党员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至于陈潭秋所说的选举“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的说法还没有得到党史界的认可。（以上引用内容出自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见《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党史界依据其他相关回忆录及档案资料，经过多年研究已经证实了陈潭秋回忆录前面10段文字大多是准确的，而且被各种党史出版物所采纳。关于陈潭秋出席一大会议的情况，其他代表也有一些回忆，如包惠僧在回忆中称陈潭秋为烈士，说：“我们在会前会后与烈士商谈甚多，烈士对人诚恳和蔼，对事慎重细致。在会议中，他同每个代表都密切联系。他再三同我说：‘会前会后的交谈与在会议上的争执辩论是同样重要的，或者相互间的交谈酝酿，比在会议上的争论还要重要，还要深入。’在会议中，他的发言虽然不多，但是他的意见都渗透到大多数同志的发言中，每个重要的议程都含有他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都是站在多数方面和正确方面。在讨论党纲时，他坚持与资产阶级政府不调和的主张。在嘉兴南湖船上讨论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宣言时，他主张对北洋政府与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府分别对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25页）会上，有人问陈潭秋，孙中山不也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吗？陈潭秋立即回答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是一步登天的，恐怕是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我们一面要坚定阶级立场与资产阶级斗争到底，另一面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和事也要分一个青红皂白，分别对待。这样，我们的党才能得人心，才能站在正义的方面，才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争取革命的多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组编《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25页）
第二、关于陈潭秋第一次被捕之谜
陈潭秋一生曾两次被捕，知道陈潭秋的人都熟悉陈潭秋第二次被捕，即1943年9月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先被软禁，后被关进监狱，同年9月27日在新疆迪化遭杀害，而关于陈潭秋的第一次被捕，大多数国人都不是很熟悉。
1930年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停止了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会上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并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六届三中全会上，陈潭秋担任中央审查员，会后，被调往中共满洲省担任省委书记一职。1930年10月初，陈潭秋化名孙杰与何成湘赴满洲，停止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1930年12月初，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后，陈潭秋希望去哈尔滨了解北满特委的实际工作情况。在陈潭秋的再三要求下，满洲省委同意陈潭秋去哈尔滨，巡视北满特委工作。就这样陈潭秋与青年团满洲省委书记王鹤寿去了哈尔滨。
1930年12月5日，陈潭秋与王鹤寿到达哈尔滨，6日与北满特委接上头，7日，陈潭秋在位于哈尔滨道里西十五道街7号三楼的中共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孟坚的住处秘密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由于开会时间过长，引起敌特的注意，陈潭秋、王鹤寿、孟坚等7人被捕。
◆王鹤寿
陈潭秋等人被捕后，满洲省委推举组织部长何成湘为书记，代理陈潭秋的工作，随后，由何成湘、刘昆、韩源波等组成满洲临时省委，并派熟悉北满情况的唐宏景去哈尔滨，组成北满临时特委。同时，省委又派特科人员到哈尔滨，设法营救陈潭秋等人，因敌人防范十分严密，营救工作无法实施。不久，北满特委代表唐宏景也被捕入狱，与陈潭秋、王鹤寿等人关押在一起。唐宏景向陈潭秋介绍了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王明等人夺得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唐和罗章龙等人因反对王明等人，成立了非常委员会。陈潭秋听后，十分严肃地对唐宏景批评说：“党内斗争是必要的，不过你们分裂党是不应该的。”经陈潭秋的多次帮助教育后，唐宏景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出狱后就退出罗章龙组织的非常委员会。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同年年底，中共满洲省委从沈阳迁到哈尔滨。党中央派罗登贤为满洲省委书记，由何成湘主管满洲省党的组织工作。此后，陈潭秋在狱中与满洲省委取得了联系。1932年春夏之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满洲的大部分地区，奉系军阀一片混乱，放松了对历史案件的审理，加上此时松花江江水猛涨，沿江堤防从道外到道里多达9处决堤，洪水涌入城区，哈尔滨全市38万人有24万人遭受洪水灾害。满洲省委和哈尔滨市委充分利用时机，他们利用从上海党中央带回的一笔钱，通过孟坚的哥哥买通了当时哈尔滨伪军区司令于琛潋，先将孟坚保释出狱，随后，又将陈潭秋等被捕人员全体营救出狱。被关押一年半的陈潭秋出狱后，回到上海，随后，被调任为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
第三、关于杀害陈潭秋凶手之谜
陈潭秋一生结过三次婚，1916年，陈潭秋按照母亲的要求，与一位姓林的女子结了婚，这个女子是湖北中共早期领导人林育南、后来共和国十大元帅林彪的堂妹，婚后两人的感情十分好。后来林氏患上了肺结核而病逝，为此陈潭秋发誓：今生今世，不再找人。据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同乡包惠僧回忆，陈潭秋为悼念亡妻写了不少文章，并带着这些文章在亡妻的坟茔上“哭读”。1921年初，陈潭秋在湖北女师任教时，认识了来自于湖北汉川县的学生徐全直，二人先由师生关系变成了情侣，并于1925年初春在武昌结婚，后两人共生了两子一女。1933年初，中共中央决定调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陈潭秋与妻子徐全直一起到中央苏区工作。当时徐全直正值预产期，中共中央决定让陈潭秋先赴中央苏区，1933年4月22日，徐全直在上海产下一子，取名陈志远。1933年6月20日上午，徐全直到党的秘密联络点上海厦门路56号，办理去苏区的事宜时，谁知这个联络点早已被国民党破坏，当徐全直发现有异常情况准备脱身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特务抓获。1934年2月1日深夜，31岁的徐全直被国民党处死于南京雨花台。徐全直牺牲后，陈潭秋十分难过，又过了8年，到了1942年，陈潭秋又与比他小21岁的江苏金坛人王韵雪在新疆结婚，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华罗庚是王韵雪的表哥，陈潭秋遇害之时，他与王韵雪的儿子才只有两个多月，陈潭秋给他起了个小名，叫“纤纤”（老小之意）。
◆1924年6月，陈潭秋（前排右一）、刘少奇（三排右二）、徐全直（三排右四）等在安源合影。
关于谁才是杀害陈潭秋的凶手，党史界存在很大争议，有的说是蒋介石、陈立夫及其中统特务，有的说是盛世才。2011年5月30日，陈潭秋、徐全直烈士供职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儿子陈志远教授，在天津接受《劳动报》专访时说：“陈潭秋等中共驻新疆人员的被害有很复杂背景。有人说盛世才是罪魁祸首。有人说‘真正的凶手是蒋介石、陈立夫及其中统特务’。其实主要原因还是缘于盛世才的反复无常。”我认为陈志远教授的说法最为准确。
辛亥革命后的新疆虽归附了民国政府，因距离南京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国民政府一直鞭长莫及，新疆边防督办其实就是新疆的土皇帝。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了“四一二”政变，新疆边防督办金树仁政权被推翻。当时盛世才在新疆担任东路剿匪总指挥，手握重兵，所以被推举为新任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上台之初，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步芳、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他们二人在兵力上都比盛世才多。盛世才深知临近新疆的苏联对于新疆的重要性，他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还装出信仰共产主义的样子。最后，他借用苏联红军，消灭了新疆境内的马步芳、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等敌对军事势力，并统一了新疆。苏联除了在军事援助盛世才外，还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援助盛世才，派遣一大批专家、技术人员、共产党员来新疆。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途经新疆回延安，盛世才盛情接待了他们，筵席上，盛世才向王明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后被中共婉拒。1938年8月，盛世才以就医为名，秘密前往莫斯科，受到苏方官员极为热情的接待，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三次接见盛世才，后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盛世才加入了苏共。特别是1938年1月，斯大林派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加强团进驻哈密，守护着新疆的东大门，使得国民党军队不敢轻易西进新疆，这时的盛世才根本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他甚至公开反对蒋介石。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盛世才的邀请，中共于1937年4月派陈云从莫斯科去新疆，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的第一任党代表，随后又派工农红军西路军余部500余人去新疆。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新疆省省会迪化正式建立，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接替陈云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第二任党代表。中共在新疆建立办事处后，根据盛世才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请求，中共派了二三十名德才兼备的干部进入新疆文化教育、军事、民运、财政等机关部门工作。但邓发在与盛世才接触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不愉快，后来，邓发曾精辟地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1939年9月中旬，周恩来到莫斯科医治臂伤，途经新疆，盛世才曾态度强硬地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撤回邓发，甚至威胁说：“如果邓发在迪化，最好不要让我看见。”恰在这时，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从苏联回国，途中在迪化停留。就这样陈潭秋被定为接替邓发的最佳人选，随后，陈潭秋奉命化名为“徐杰”，接任邓发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第三任党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进攻苏联，而且长驱直入，苏联危在旦夕，善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苏联很难取胜，即使是苏联获胜，以后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给他以军事、经济上的大量援助了。这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也急剧变化，先是皖南事变爆发，后是日本侵略者抽调大量兵力对中共的解放区进行“扫荡”，蒋介石也集结几十万军队包围解放区，解放区进入极端困难时期，盛世才认为中共也不行了，于是，盛世才决定投靠蒋介石。而这时的蒋介石也开始与盛世才进行联系，1942年春，蒋介石电令与盛世才关系甚好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去新疆劝盛世才与苏联和共产党断绝关系，蒋介石还亲自给盛世才写了一封信。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对盛施加军事压力，下令其亲信、西北王胡宗南部向新疆开进，并占领了新疆与内地进出、联络的关隘——星星峡，使盛世才有大军压境之感。投靠蒋介石后，为了对蒋介石表示忠心，1942年3月19日，盛世才竟然将亲苏拥共的弟弟盛世骐暗杀掉，盛世骐当时是他的王牌军机械化旅的旅长，盛世才还派他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与蒋介石进行接融。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等人赴迪化，诱使盛世才反共，蒋介石给盛世才许多封赏，并让盛世才在国民政府及新疆的党政、军内担任许多个重要职务，8月31日宋美龄等人离开新疆，盛世才从此公开投靠国民党。
随后，盛世才应国民党的邀请到重庆开会，会议期间，盛世才专门去拜访陈立夫，陈立夫以老朋友和上级的身份极力劝盛世才迅速将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抓起来。在陈立夫的鼓动下，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派自己的卫队长汤执权将陈潭秋带走，并软禁在邱公馆，11月，陈潭秋又被转移到“刘公馆”，进行更为严密的“软禁”。
◆1939年，陈潭秋在新疆迪化。
盛世才在驱逐逮捕中共人员的同时，1942年10月5日，通过苏联驻新疆总领事普式庚，要求苏联政府从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员以外的全部人员，其中包括军事人员。斯大林起初没有考虑撤军，到了1943年4月，国民政府任命的各部官员已到新疆任职，为了避免和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斯大林答应撤退驻新疆的苏军及顾问。随后，盛世才加入了国民党，取消了原来对苏联的六大政策，悬挂在新疆的六星旗也改成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1943年4月底，盛世才将已逮捕的共产党人名单报送给了重庆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处置，蒋介石指示中统组织一个审判团去新疆审理此事。为了不把中统推到最前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审判团”团长由国民党内政部长王德溥担任，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为副团长，季源溥、朱树声、郑大纶等大特务为成员，审判的大小事宜全部由徐恩曾负责，临行前徐恩曾又加带了陈建中、李宏基等几个大特务。一到新疆，徐恩曾马上成立了３个审判组，“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审判组”共有7人组成，季源溥为审判长，李溥霖、李英奇、彭吉元、郑大纶、盛世骥为审判委员，郑大纶、裘朝永为审判记录。7人中，李英奇、盛世骥、裘朝永3人是盛世才的人，其余4人是蒋介石、陈立夫派去的中统特务，可见，在审判中，蒋介石、陈立夫派去的中统特务是主角。敌人原来并不知道“徐杰”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潭秋，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潭秋的真实身份暴露，因为陈潭秋是当时中共在新疆的最高负责人，因此，徐恩曾把重点放在对陈潭秋的审讯上，国民党内政部长、审判团团长王德溥亲自对陈潭秋进行劝降，遭到陈潭秋的坚决拒绝。随后，敌人对陈潭秋多次用酷刑，但陈仍坚贞不屈，最后，徐恩曾决定将陈潭秋判处死刑，并以盛世才的名义上报蒋介石批准。随后，蒋介石同意对陈潭秋处以极刑，而行刑之事由盛世才的军警负责，中统特务负责监督执行。1943年9月27日深夜，陈潭秋被秘密处决，为防止枪声惊动四周，刽子手就用麻绳将其活活勒死。因为陈潭秋是被秘密处死的，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时，代表们并不知道他已经牺牲了，仍选他为中央委员。1946年8月5日，在延安为在新疆牺牲的中共人员举行追悼大会时，因为没有得到陈潭秋牺牲的确切消息，所以他的名字当时就没有在被悼念者之列，直到1950年冬，参与杀害陈潭秋的凶手李英奇、富宝廉、张思信等被人民政府抓获后，才在乌鲁木齐六道湾的荒山梁一处山坡下找到陈潭秋的遗骨。
当国民党陶峙岳兵团的三个师全部进入迪化后，蒋介石对盛世才的脸色骤变，这时的盛世才才知道投靠国民党就是“引狼入室”，于是，反复多变的盛世才决定把国民党的势力逐出新疆。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制造了逮捕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人的“黄林案”。为寻求退路，盛世才企图再次投靠苏联，他打电报给斯大林，要求重新加入苏共，甚至要求斯大林将新疆划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并把电报转给了蒋介石。1944年4月，苏联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对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撤换在新疆的盛世才，此时的盛世才已众叛亲离，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被蒋介石调离新疆，盛世才离开了他苦心经营了11年零5个月的新疆到重庆赴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一职。1949年，盛世才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970年7月13日，78岁的盛世才在台北病逝。通过上面叙述，你可以清晰地看出，正是盛世才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才最终害死了陈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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