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一大上，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曾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这位中共一大代表76年人生岁月留给我们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历史谜团。
第一、关于李达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谜
1、李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8名党员之一，还曾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一职。
1920年夏，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留学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独秀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为了工作的方便，李达住在了陈独秀主办《新青年》的杂志社里，对此，李达曾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即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当时在日本)、杨明斋。每次开会时，吴廷康（即维经斯基）都来参加。……”（李达《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然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各地筹建其他地方的共产党组织。由此可见，李达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8名党员之一。
1920年12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总书记的职务暂时由李汉俊代理。在拟党章草案时，李汉俊与陈独秀发生了严重分歧，李汉俊主张采取地方分权制，而陈独秀则主张采取中央集权制。李达在其间尽力调解，认为共产党刚刚成立，大家要加强团结。但调解没有任何结果，后来李汉俊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新青年》也被迫停办，李汉俊把党内的名单及一切文件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书记职务。为了党的事业，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1921年2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
2、李达与妻子王会悟负责一大的筹备、组织与接待工作。
据李达回忆，1921年“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七月一日开幕。……”（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载《“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马林还带来了开会的经费，每一位参会代表寄发给路费100元，会议结束回去时再每人发给50元。因为上海当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中心，所以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不考虑每个地区党员人数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早期共产党组织。因为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往返及代表赶来，已经来不及，就没有给旅法共产党组织寄发邀请信，信及汇款是由李达、李汉俊负责寄出的。
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也都是由李达负责的。李达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妇女声》杂志社编辑，在上海认识不少人。一天，李达对王会悟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海熟悉，请帮忙找个地方吧。王会悟立即想到了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当时正值暑假，学校空着，当黄绍兰校长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就一口答应下来，考虑到人员不是很多，就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
接下来李达让王会悟购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的代表打地铺用，随后，李达又让王会悟帮助寻找开会的地址，王会悟首先想到了与博文女校紧紧相邻的李公馆。李公馆的主人是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元老，当时外出苏州避暑去了，就这样会址就定在了李公馆。第一个到上海的是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张国焘，李达首先接待了他，随后“九个临时寓客”住宿在李达夫妇提前租下的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内，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
3、李达负责起草党纲、政纲及党章，并与妻子提议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1921年7月23日，一大开幕，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李达、张国焘、董必武一起起草党纲、政纲及党章。7月27日、28日、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7月30日晚上8时，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停止开会，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迅速解散。10分钟后，十几个法国巡捕闯进来搜查。当晚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的住处，商议该如何继续开会。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十分热心，她提议在距离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当场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嘉兴是王会悟读书的地方，情况十分熟悉，7月31日黎明，王会悟带领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乘头班车先到嘉兴。到嘉兴后，王会悟去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歇脚之处，又托旅社代雇一艘中等画舫，还订了一桌酒席。上午10时，余下的代表由李达带领也到了嘉兴，然后在王会悟的带领下，代表们先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坐小拖梢船到王会悟提前雇的画舫上，会议就在中舱举行。代表们上船前，王会悟还让他们带了一副麻将牌，王会悟扮成舞女在船头放哨，一旦发现异常举动，代表们就假装打麻将。
4、李达被选举为中央局成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
在嘉兴南湖会议上，一大代表还选举了由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的中央局。李达因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就这样，李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代表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将所有的会议议程全部完成，到了下午6点多钟，一大胜利闭幕。一大后，中央局就设在上海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内，李达负责中共中央局的宣传工作，后又担任上海平民女校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
第二、关于李达脱党的时间及原因之谜
1、关于李达脱党的时间有3种说法。这3种说法都来自于李达的回忆，即：①1924年9月；②1924年初；③1923年秋。
“1924年9月”说源于李达1949年第二次入党时写的自传，自传上说自己“是1924年9月”脱党的。“1924年初”说源于1956年3月李达写的另一份自传，该自传上说是“1924年初”脱党的。“1923年秋”说是1928年7月李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国所需要的革命》（1928年7月《现代中国》第2卷第1号）里说自己“是1923年秋退党的”。
从查阅的各种资料分析来看，有一则启事可证明第三种说法最具权威性，即：1923年秋。1927年9月3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了一则《湖南李达号鹤鸣启事》，启事上说：“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特此登报声明，以免误会。”因为这则启事距李达脱党的时间最近，又是最早报道其脱党的，从人记忆的准确度上看，可信度最高。从时间上推算1927年9月3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的“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特此登报声明，以免误会”，李达退党的时间应该从1927年9月3日往前推4年，是“1923年秋”，这与李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国所需要的革命》（1928年7月《现代中国》第2卷第1号）里说是“1923年秋退党的”，完全一致。而李达1949年重新入党时的自传与1956年3月李达写的另一份自传，因距离脱党时间较长，可能出现了记忆上的错误。
2、关于李达脱党的原因，多数书刊普遍认为是李达在工作时与陈独秀、张国焘间矛盾重重，最终李达无法忍耐才脱党的。我查阅大量资料后，发现李达与陈独秀、张国焘间并没有矛盾，李达的性格与追求才是李达退出共产党的真实原因。
①陈独秀、张国焘与李达之间的矛盾说是1949年后，根据李达的回忆展露出来的。翻阅1949年前李达写的文章，并没有发现有他与陈独秀、张国焘之间冲突的记载。由于特殊的政治年代背景，有关回忆可信度不大。
②张国焘对李达脱党的解释。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记述了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当时中共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人。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宣传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张国焘：《我的回忆（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20-221页）翻遍张国焘的回忆资料，没有发现当时他与李达有矛盾的记载，也没有李达与陈独秀矛盾的记录，张国焘的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
③李达自己对脱党原因的解释。根据李达自己的叙述，其脱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在党与否，仍是一样”。（1928年7月《现代中国》第2卷第1号）1928年7月，李达在《中国所需要的革命》一文中说：“那时我主张党内对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但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同时我也被加上了研究系（指研究社会学说讲的）的头衔。”（李达：《李达自传（节选）》，《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李达自认为对革命的实际工作不够积极，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的好。党的二大后，李达便辞去了中央宣传主任的职务，专心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不愿意参加示威游行及其他社会政治活动。脱党以后，李达就专任大学教授，过着书斋生活。（二），对“党内合作”方针“想不通”。1922年8月下旬，党的“西湖会议”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题，大多数中央委员包括陈独秀在内都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党内联合”会破坏中共的独立政策。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再三解释，多数同志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上同意采取“党内合作”政策。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对此，李达“想不通”，他不同意“党内合作”，“不愿意做国民党员”。（李达：《李达自传（节选）》，《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这是李达脱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三），李达是个典型的学者，爱坦率地表明观点，书生意气重，不喜欢随声附和，话不投机往往拂袖而去。一大召开时，李达接待的第一个外地代表是张国焘，对人感觉敏锐的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初次见到李达的印象，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是个戆头”。张国焘短短的几句就把李达的书生意气写得入木三分。性格决定命运，李达是一个认理不认人的书生，这才是他脱党的真正原因。
第三、关于李达与毛泽东关系之谜
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毛泽东与李达可谓私交甚笃，保持了长达60年的革命友谊，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1949年以前，是毛泽东向李达学习。1920年，李达从日本回国来到上海，曾担任《新青年》的编辑，同时还主编《共产党》月刊。李达经常把刊物寄给在长沙的毛泽东，这些刊物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人真正认识是在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上，李达后来回忆说：“我初见润之就觉得他言出有理。”中共二大后，李达离开了中央，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之邀请，回到长沙担任毛泽东、何叔衡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校长的职务，与毛泽东一家住在长沙的清水塘。让李达担任校长，表明当时毛泽东对李达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钦佩，在一定意义上毛泽东对李达是以师事之。1927年3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李达虽在党组织之外，思想上仍然坚信共产主义，后来在大学任教多年，埋头于著述，从1928年冬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期，李达写出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三本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达托人将新出版的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了李达写的三本书，其中《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十遍，毛泽东还在书上作了许多批注。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回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向我们讲：‘李达同志给我寄来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我写信请他再寄十本，让你们也看看。’”毛泽东还给李达回信，说《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
1949年至1958年前后，两人交往甚密。1948年初，毛泽东通过党的地下组织给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带信，信上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信的言语十分巧妙，随后毛泽东又三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1949年4月16日深夜，李达在中共华南局的护送下，离开长沙去香港，然后乘英国的商船抵达天津，5月14日，到达北平。在北平李达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周恩来还为李达的到来举行了欢迎晚会。5月18日，李达受毛泽东的邀请，乘毛泽东的小轿车，赴毛泽东的住处叙谈。当时李达因胃穿孔才出院不久，身体尚未完全恢复，谈着谈着就支持不住了。毛泽东便要他睡在自己床上，开始李达不肯，请秘书另外找个房间，在毛泽东一再坚持下，李达才睡在毛的那张硬板床上。毛泽东还对李达解释说：“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晚上要批阅公文、看书，已是多年的习惯了。”
李达从毛泽东的双清别墅回来后，向他的老乡唐棣华讲起了严光“加脚于帝肤”的故事，故事是说东汉有个叫严光的人，他是刘秀的好朋友，刘秀做皇帝后，严光却隐居不见了，刘秀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严光的去向，派人请他来朝。刘秀以皇帝之尊，白天陪他喝酒吃饭，晚上与他同榻睡觉。可是，严光为考验九五之尊的这位朋友，在龙床上睡不到一会儿，就把脚架到了刘秀的肚子上。刘秀自然很不舒服，但怕弄醒严光，就轻轻地把他的脚搬开。哪知过一会儿，严光一个翻身，脚又架到刘秀的肚子上了，弄得刘秀整个晚上都没睡好。严光如此跟刘秀睡了几个晚上，刘秀仍然没事一般。李达得意地对唐棣华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肤，忘其尊贵。我可没有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肤。因为我要秘书另外找房子，是毛主席自己不让。”后来，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后，毛泽东来到湖北下榻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曾对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梅白听后问毛泽东：“主席，您说的是李达吧。”
1949年6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李达任常委，随后，李达担任了许多个职务，同年12月，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作历史证明人，党中央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员，而且不要候补期。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随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李达决定解说毛泽东的“两论”。1951年上半年，他写完了《〈实践论〉解说》，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1952年，李达又写了《〈矛盾论〉解说》，同样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李达在解说两论时，称《实践论》是“无产阶级实践的哲学”、“中国革命行动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卓见”，还说毛泽东是继列宁之后，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但是，1958年后，李达与毛泽东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上及“教育革命”问题上产生分歧，此后，毛泽东开始疏远李达。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七一》杂志上刊发一篇经毛泽东审批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学习马克思，超越马克思》。在毛泽东看来，“跟马克思平行不算马克思主义，比马克思低不算马克思主义，只有超过马克思，才算马克思主义。”随后，毛泽东让湖北省委的梅白同志就此问题去请教李达，李达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审批过，他看后非常生气地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越？恩格斯也没有说要超越马克思！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越？我们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年“大跃进”达到高潮时，经湖北省委批准鄂州县委门口贴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李达得知后就给省委的梅白打电话，怒斥这是唯心主义的，还提出要见在湖北视察的毛泽东，李达见到毛泽东后就说：“润之，我要单刀直入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听后就以中国革命为例子说：“这叫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李达生气地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润之，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你发烧四十度，下面就会发烧四十一度、四十二度。”站在一边的梅白见二人吵了起来，就插话说：“口号取消。”李达仍然执著的强调说：“口号取消，但思想上并没有取消啊！”毛泽东与李达二人的谈话不欢而散。同年9月12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时，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但李达对毛泽东肯定的这种“成绩”持保留态度。后来李达公开反对“教育革命”，说，“1958年教育革命搞得很糟，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损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学生给教授写大字报，批评教授，真是荒唐至极”等等。
“文革”前夕，李达再次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1966年6月3日，在武汉大学小操场，召开了首场批判李达罪行的大会，不仅本校师生而且附近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也参加了，有万余人，气氛十分紧张。据说经过请示，在批斗会上可以让李达站在台上（实际上他未到会），旁边放一把藤椅，他如果体力不支可允许坐下来，这是那时所谓的“文明批判”。武汉大学还派人到湖南李达老家，通过零陵县委，找来了几个自称是受李达剥削的农民，拿着锄头在大会上控诉李达的“罪行”。在批判大会上，除了给李达定了反党罪名以外，还给李达扣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顶帽子。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7月19日，李达用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
我有难，请救我一命。
李达顿首
七月十九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李达把信装在牛皮纸信封内，然后密封好，恳请自己的秘书把信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到李达的信，已是8月10日了，毛泽东当即用专为自己特制的粗红铅笔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八月十日”。当天，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王任重当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王任重也当面向毛泽东保证，武汉大学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第四、关于李达历史定位之谜
我们常常说盖棺定论，关于李达的历史评价及定位问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66年8月24日，李达在武汉病逝后，不仅没有召开追悼会，反而被蒙冤开除出党。李达去世的第二天，遗体即被火化，同一天晚上，即25日晚，武汉大学“校革委”在小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并宣读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1967年8月24日，武汉大学2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举行“李达同志遇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为李达翻案。尽管悼念大会很隆重，而且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此次行动也只是民间行为。1974年1月13日，武汉大学在武昌九峰山公墓举行了李达同志追悼会，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武汉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刘介愚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简单地评价说：李达同志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解放以后，在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宣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方面，做出了成绩，他还积极参加了政治思想领域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的决定，《湖北日报》《人民日报》于1980年11月5日、6日分别刊登了新华社报道。但对李达一生的评价还不够客观公正。1990年，李达诞辰100周年，由首都理论界、教育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座谈会，时任中顾委常委、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在会上作了题为《深切地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的讲话，在讲话中，胡乔木评价，“李达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学者。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1990年10月28日的《光明日报》还发表了胡绳的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纪念李达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在文章中，胡绳提出了李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的说法。如果把胡乔木与胡绳对李达的评价综合起来，可以说完整、客观、公正地概括评价了李达的一生，即“李达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理论家、著作家，他是多方面的学者。李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而且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1996年9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指示，李达的骨灰从武昌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该室是安放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骨灰的专室，这显示了党中央对这位革命先驱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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