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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大刘院长“亩产十万元”的高产卫星说起——兼谈杜润生门下论证的“积极性多打粮食”靠谱不

2021-02-07 10:30:1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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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增产本来没有多少奥秘,但是这么个简单问题,被杜润生领导的正部级意识形态机构诸专家,说的云里雾里,后人在回顾这一段历史和问题时,往往依据杜门创作成果去演绎,这就变得跟“说传奇”一般了,而且,还真的是越传越奇了。

  有人在网络上,以亲见亲闻者身份,再一次讲述“原理性”的传奇故事。这个人说,集体时代年人均布票只有三尺三,还能够做一件衣服;这个完全是胡编,当时市面供应的,可都是窄幅布。直到1970年代气流纺出来之后,棉布才改为宽幅布,此前成年人需要六尺布才能够做一件衣服的,人均一丈二布票仅够一年做一套新衣服的。同样也是在1970年代,合成纤维大量进入市场,的确良、涤卡等也是宽幅布,一米可以做一件衣服,这些高档布倒是一开始就不要布票。

  这个人从他所学习的杜门弟子讲述的增产原理出发,评价了一番人民公社与集体农业的管理不成功问题;此人还从农村妇女文化水平低的想象力出发,推导出她们不会当家过日子的“家计管理”失败,甚至还活灵活现地说,总是要等待月末米缸里的米所剩无多时,才会感到紧张。也许这个人学专家理论,真的学得好,所以整个头脑就完全束缚于这样的想象力,还有着巨大的积极性去创作历史,但他的见闻局限还是极为明显的,大约他从来没有见过农家煮饭使用的量具——升斗等。这样的热情的故事创作者,真的很不少,他们硬是把饱含杜门弟子“学术含量”的那种历史想象力,包装为亲见亲闻的故事去讲述,但过来人一看就完全露底了——毕竟他设计的故事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基础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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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集体农业增产课题,并没有多少高学术含量的。中国晚清时期开始出现全局性人地关系紧张,单位土地面积和单位劳动力的年产出,均陷入边际报酬递减趋势,这个是集体农业的前提和起点——现在只剩下以“过密化”方式来解套——以单位投入密度大幅度增加的方式实现单产增加。

  过密化的实现路径有二:一是集体的过密化,二是家庭的过密化。而1958年毛教员总结的八字方针“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这些过密化程序中间,除了田间管理一项家庭作业与集体差别不大之外,其他七项都依赖于集体的有组织努力,个体或者家庭基本上无从着手。在农民的经验视野里,各种过密化耕作程序,主要体现为“三治五改”——治山治水治土、高改矮、稀改密、单改双、坡改梯、旱改水等,这些多依赖集体过密化路径去实现,家庭能够做的不多。此外,光照和积温等自然的气候条件,也影响光合作用效率,但除了少量用温室育秧和贵重作物栽培之外,那些方面人力还无法控制,可以存而不论。

  各种过密化耕作程序的增产效果,都是以人力预备好农作物生长所需的水土肥条件,据以促进光合作用效率的提高。农作物生长可是受到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严格制约的领域,难道还能就此玩出什么新花样来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杜门弟子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而从光合作用效率提升看,矮杆水稻品种比杂交水稻,对增产目标实现的作用更大些,这个品种对光合作用效果的提升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密植(亩均植株比高杆水稻品种多出五倍半,叶绿素接受太阳光辐射面积同比提高),缩短生长周期并为后季作物留足足够生长期(双季稻的年均接受光辐射时间加长),同时还提高净产量中间粮食对秸秆的比例。

  不管是合理密植,还是提高复种指数,都会带来土地利用率的大幅度提高,其派生问题就是直接触摸到土壤营养赤字的“硬瓶颈”——这个瓶颈对于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说,需要等待化肥供应充足之后,才能够逆转。中国人多地少,大多数地区人烟稠密,缺乏山区或者湖区这样的“闲置”地域,供人们采集“外来资源”制作有机肥,大寨作为先进典型率先增产的原因在于——因为是山区且有小煤窑供应燃料,故很早就能够做到秸秆沤肥还田,依靠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海绵田”增产,故提前逆转了土壤营养赤字,在1970年代就实现了单季亩产“过长江”。其他地区农民还得依赖秸秆作燃料烧菜做饭,土壤营养赤字就无法超越,其增产就要等待工业化进步足以支持农业那个临界点。也就是说,集体农业的增产效果,对于多数地区而言,在依靠集体完成耕作程序过密化改进之后,一时还不会取得大的效果,需要等到1970年代后期化肥供应大量增加那个时期。

  在集体农业时期,彼时因为化肥供应严重不足,积肥多依赖集体组织的共同努力——例如安排农家逐年换灶或者挖淤泥等,这一类增加农家肥供应量的事儿,家庭都是无能为力的。而且,由于土壤营养赤字问题,是最后一个增产短板,故粮食作物增产往往依赖于工业供应能力的提升,与农业生产单位内临界点之上的活劳动投入关系疏远。因是之故,粮食供应方面的“温饱缺口”在集体农业时期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填补温饱缺口的巨大效果,最后集中体现在化肥供应快速增加的那几年之内,这不是集体农业管理不佳的原因,而是增产的硬瓶颈长期存在于农业之外——工业的化肥产能不足方面——的缘故。

  换言之,由于土壤营养赤字的硬瓶颈存在,在集体农业增产目标的最后阶段,增产要素外在于农业自身的努力过程。就形式逻辑而言,各种耕作程序的过密化努力,只是增产的必要条件,而增产的充分条件则是农业之外的化肥供应充足;改土改水和增加农家肥能够实现的增产潜力,也只能实现光合作用潜能的一小部分;在化肥供应充足,逆转土壤营养赤字之后,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效率才能够大幅度逼近潜力值。当然,总的光合作用潜力,还是有其上限的,据科学院院士黄秉维先生的计算结果,农作物光合作用潜力最高可接近太阳光总辐射量的12.4%。

  杜润生领导的正部级意识形态机构中间,林毅夫、周其仁等人想要论证“包产到户”政策的优越性,总是“不得不”甩开光合作用效率所需诸种条件这个“说明中介”,各专家都不得不选择“积极性多打粮食”这个“头脑短路”方式,完成论证。当然也就相应地存在着说服力严重不足的逻辑缺口,因是之故,相对严谨的论证,就只能够停留在“假设——检验”层次(这是林毅夫著名论文的题目)。说家庭的过密化路径能够增产,也不是找不到案例,但需要前提条件——田间管理的活劳动投入严重不足、还成为增产的第一瓶颈这个前提条件,如果满足这个前提条件,其论述还是有可能成立的。

  但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国,田间管理方面活劳动投入严重不足的状况,到底是多还是少?杜门弟子的学术方法,往往需要寻找极端案例去支持论证,这个困境由来已久,于今尤烈,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也是最著名的杜门弟子之一,他前不久在清华宣传的“亩产十万元”,就是这一方法的应用和发扬光大。他们多年来的努力,教学成效还是杠杠的,这不,有人完全没有见过集体农业,甚至完全不熟悉那个时代的一切,还怀着巨大的热情,依据杜门弟子论证的原理,去编写和讲述各种“完全基于理论想象力的亲历者故事”。

  良有兴味的是,激励创造性努力向来成本不低,江湖传说W某人被杜润生短期内连升四级提拔到副部级的励志故事,而杜门弟子宣传“积极性多打粮食”就属于这样的官方雇佣劳动和命题作文,这些工作多由正部级意识形态宣传机构——杜润生领导下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内省部级、厅局级研究员们,写出权威论文发表在权威期刊完成宣传,这是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一传手”状况;而这位热情的故事创作者,则纯属民间的自干五行为,自发充当意识形态生产的“二传手”角色,这种自干五二传手的大量存在,显然能够节约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经营成本并提高效率。

  其实,说“积极性多打粮食”的意识形态宣传,早在1958年就有人干过——著名的亩产十万斤卫星,就是论证“为公的积极性”无边无际;现在,亩产十万元的论证,以及早前分田到户提高积极性多打粮食的论证,也是基于同一个原理——不过这一次强调的是“为私的积极性”更管用罢了。有趣的倒是,因为有一百八十度转弯的超浓缩历史,杜门著名的正部级研究员吴象先生,两者都宣传过,他1958年曾经在报章发文说:山西某位名叫温四才的老汉坚不相信小麦亩产3000斤,最后如何被事实所彻底折服的动人故事。而人大刘守英院长最近在清华讲座中间放的“亩产十万元”卫星,则是同一个逻辑下的创新性努力的最新发展:从强调为私的积极性巨大可以多打粮食,到今日开始强调私有产权威力无穷,能够毫无上限地支持高产卫星。

  农业生产没有多少奥秘,劳动及其效果都是目视可见的,不要说老农民,老田这种只有很短职业农民经历的资浅农民,也是清楚的,还在1970年代亲眼目睹过故乡的水稻如何增产的。就因为有这么点经验底子,阅读那些杜门高手的权威文章,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信服过——读完他们的名作之后的感想也只是——啊,原来文章可以这么写,推理逻辑可以这么玩。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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