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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62章

2020-12-16 18:04:0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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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2章

  “蒋介石的话就是国民党的命令,过去这仅仅是事实,这次

  变成了纪律,中央委员要赌咒发誓服从总裁。世界上除法西

  斯政党外,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都没有这样一条。”

  话说1945年5月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讨论了中央委员名额和提名方式。

  5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选举中央委员会条例草案,并决定印发各代表讨论后在大会上通过。

  5月21日至23日,七大会议继续进行个人发言,冈野进(日本共产党代表)、乌兰夫、朴一禹(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林彪、马凤舞、刘澜涛、张鼎丞、傅钟、叶剑英先后发了言。

  乌兰夫,1906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蒙古族,汉名云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乌兰夫和云继先等人发动“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蒙古族抗日第一枪。

  5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听取对大会选举问题的讨论情况的汇报。

  各代表团在讨论中,有人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有人提出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毛泽东就大家所提出的问题,说道:

  “少而精的思想是好,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3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25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5月24日,毛泽东向大会作了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他说: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3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大会结论等两天就可以做。第4个议事日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方针,我现在向同志们报告一下。”

  关于“选举的标准”,毛泽东说:

  “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标准,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呢?各个代表团的主任反映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是我们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这次要选举许多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就是说,有两批人要选进中央委员会来。一批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人数并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17年了,这17年中间,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几次的选举,现在剩下来的中央委员还有25个人。这25个人,大部分应该继续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再就是应该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经验。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比过去老的中央委员会的25个人扩大,我们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对于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国际的情况都是适合的。就是说,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够适应党的目前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于是就提出: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应该选举,一种是应该选举。二、这次选举中央委员会要提拔许多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要不要照顾各方面?就是所谓要不要照顾山头?也可以有两种考虑,一种是不要照顾,一种是要照顾。三、中央委员的资格和标准是能够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是重要的,但对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我们才选他?还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识的就可以选他?这个问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总之,在选举方面有这样3个问题。

  关于第一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线错误。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跟过去历次大会都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大会我参加过3次,代表们一般对选举都不大认真,只有少数人认真。而这次大会,我们各方面的同志对选举都非常认真。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了经验。过去我们的经验非常不足,觉得我自己也选不到中央委员会去,随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么人,我就选什么人,结果是我们自己受了惩罚。这次情况变化了,大家对选举都非常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头,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10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因此,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鉴于历史上闹的乱子,这次要谨慎一点,不是凡犯过错误的就不选,只要承认错误又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还要选。”

  “关于第二点,要不要照顾到各方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也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要照顾,一种是不要照顾。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做马克思主义,叫做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我们七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七大是在清凉山开的。”

  “关于第三点,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不一定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主席团认为,前一种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所谓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各方面事物发展的逻辑。斯大林讲过:联共中央委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们的新的中央也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

  关于“选举的人数”,毛泽东说:

  “今天要通过选举法,选举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要提两回候选名单,第一回是预选的名单,第二回是正式选举的名单。通过选举法以后,大家就要考虑,在代表团进行小组酝酿,明天或后天主席团就要提出预选的名单。

  关于人数问题,主席团考虑了很久,但是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做这样一个数目字的提议,叫做70人左右。上面我讲过,我们要照顾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这个数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70人左右。在人数问题上,也考虑过3个方案,一个是100人左右,一个是70人左右,一个是30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3个方案。这3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70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今天我们党有100多万党员,将来还要发展,比如一年之内可能发展到200万党员。新的中央委员会比过去扩大些,扩大到70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要采取一个慎重的方针,不要选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选得太少。30个人、40个人左右太少了,100个人左右太多了,70个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团提出这些意见,当然最后还是决定于大家。”

  “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这一点,我今天讲一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总之,我们大会主席团希望同志们,全体代表同志,采取这样的选举路线。主席团认为这种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数的意见,反映了全党同志大多数的正确意见的。这样的选举路线,如果得到了同志们同意的话,那就这样做。请同志们考虑。”

  5月29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起草的《新华社评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5月5日在重庆开幕,21日闭幕。这次大会虽然开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内战危机的时候,开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已将全国人民的要求加以总结和宣布的时候,但是它对于希望国民党有所改进的国民党员与国内外人士,所给予的却是失望。国民党的大会在该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支配下,决定拒绝联合政府(这是在全国实现团结统一,保障国内和平与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任何最小的民主改革的必要前提),决定仍于今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党当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决定坚持独裁的反人民的“统一”,“绝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对于国共谈判,决定“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也就是说,准备随时以所谓“妨碍抗战危害国家”的帽子戴在共产党头上,一切问题实行武力解决。国民党的大会,既然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它对于目前的局势就不但不能澄清和改进,而且更正式地表明了国民党当局已经选择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道路。这样,这次大会所作出的一切“民主”的姿态就只能成为一种显然的伪善。蒋介石向大会提出:“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3个月内取消;在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在6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与各省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办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应于本届代表大会闭会后,陆续移归政府办理。”这就是说:国民党当局决定如同把他的政权交给他所制造的国民大会一样,把他的军队青年团及其他行政工作(包括他的特务工作)交给实质上毫无变更的国民党政府;使他所制造的各省县市参议会由临时变为正式;其他政党凡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合法,不合国民党之法者均为非法。并且所谓撤销军队的党部实质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加强国民党法西斯组织控制军队,这等于在1938年蒋介石宣布废除小组织,但是实际上是加强了CC团、复兴社等法西斯小组织。国民党的这次大会吸收了几乎所有高级军官为中央委员,便是一个明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实际上是把国民党的各种反民主的活动“国家化”,所以蒋介石的开幕辞也说,“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无宁更为加重”。总之,国民党统治集团决定把独裁的大权由左手“还”给右手,而这就叫做“民主”,并且不许不叫做“民主”,反对的就是“破坏统一”,就是“妨碍抗战危害国家”,就不合于“政治结社法”。国民党的大会此外还通过了很多很多“民主”的宣言和决议,在这些文件里,国民党当局对于人民的迫切而易行的要求如减租减息、救济民营工业等等不作明白的规定,却高谈其所谓都市土地的公有,集体农场,消灭剥削,党与国家的超阶级,甚至决定要“抑制遗传缺憾分子之生育”、“调剂两性比例”等等,而其中心只是在实际上为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垄断兼并开辟更多的门路,这是政治上反民主的必然结果。因此,国民党大会的许多漂亮文件只是引起广泛的厌倦与怀疑。合众社24日的重庆电讯说:“此间独立的和自由派的中国报纸一般的论题是提醒过去漂亮的决议案和诺言太多,而兑现的太少了。”它转述国民公报的社论称:“过去20年来国民党威信日降,可以归之于这样的事实,即它没有按照它的话去做。”它又转述素来为国民党政府说话的大公报的意见:“宣言和决议案无论怎么样,除非他们立即见诸行动,他们就会经常停留在一纸诺言上的。不仅如此,全国的统一和团结,是全国最根本的也是国民党当前的主要问题。这一点如果能够办到,则一切就将自动解决;如果不可能办到,那末,整个8年武装抵抗所作的牺牲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国民党的宣言没有充分规定这一点。”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成就,就是如此。

  必须指出,国民党的大会是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之下进行的:虽然大会的代表实际上出于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指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在各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情绪与改革要求,但是这些人的意见一般地不可能在被操纵的大会上通过。例如对于国民大会问题,据中央社宣称,代表们即曾提出“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确定重新推选国民大会代表,以便实施宪政案”,“请修正国民大会选举法以应需要案”,“请修正国民大会组织法案”等等,但是一切这些重大问题国民党的大会都只以“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常会慎重研讨之”一句话而不加解决,可是开会的日期却又以“应依照总裁宣示”一句话而解决了。同样,虽然这次大会是为狂热反共与准备内战的反动集团所支配,但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影响着大会的代表,反动集团终于未敢公开作出反共内战的决议,而只以“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种暖昧的阴谋家的词令来作内战的伏笔。国民党大会所通过的若干漂亮决议,虽然只是内战阴谋的装饰品,但是仍然反映了广大人民和国民党员对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本家统治在实际上太不漂亮的愤懑反抗,与他们对于共产党所实行的,其他民主党派所主张的民主纲领的同情向慕。国民党大会恢复该党第一次大会承认少数民族的宣言,这是纠正了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错误。大会又通过没收或“征用征借”中国在美各银行的冻结存款,这也多少表示了对于蒋孔宋金融寡头及其他大存户的不满情绪。大会要求“提高各级党部工作人员素质,特别注重其经历,人格,学识与革命性”,这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集团是使用着一批怎样的爪牙,而蒋介石本人关于撤销军队学校中党部的提议,更自己答复了国民党的统治到底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的问题。但是军队学校的国民党党部既然应该撤销,政府中的国民党独裁为什么反而不应该撤销呢?不但这个问题蒋介石不能答复,其他许多在大会上提出的问题蒋介石也不能答复。在9、10两日的国民党大会上,质问的人数达一百几十人,问及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准备反攻、澄清吏治、改善役政、改善士兵公教人员生活,花纱布管制局业务失职案,黄金涨价消息泄露案,等等问题,而质问的结果乃是蒋介石的一顿大骂,用中央社的说法则是“总裁莅会致训,勖勉各代表多提供根本问题而有建设性意见”。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党外的独裁同样也实行于党内,这甚至在细节上都表现出来。国民党这次大会的主席团与新的多至460名的中央执监委员会,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因为大会主席团的职权是“于总裁不出席大会时轮流主持大会”,大会后的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比这当然要更小而且要宣誓“服从总裁命令”。蒋介石虽然要大会“全体一致起立”(而不是无记名投票)“选举”他继续做总裁,但在大会选举以前的开会期间,他的总裁职务却始终没有停止,这种“选举”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国民党大会的路线既然是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而这种路线又不仅违反全世界潮流和全国人民公意,并且也违反多数国民党员的意见,那么,这个路线与其支持者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民将丝毫不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恐吓、欺骗和摧残所动摇。中国人民将继续以一切力量,为争取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团结、加强对日作战,反对内战阴谋,为争取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战斗到底。

  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口头总结报告,这个报告记录是难得一见的重要历史文献,特将其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一、国际形势。我在报告中这样说:“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这一看法到底对不对?世界是不是会倒退?“倒退”这个问题,报告中也讲到了,说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地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要作另外的一种估计,报告中的某些基本点就要修改。最近四五年来,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今后还会是这样,时好时坏,不好不坏,波浪式地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争:苏联和各国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前一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好,第二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坏,这样就要经常斗争。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但是,说苏、英、美3国不团结,说英、美两国要联合日本,联合德国的那些俘虏,组织一个反苏反世界人民的第3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客观实际上不存在。现在有两个客观实际,我上面说的不是按照反动派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而是按照苏联和世界人民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苏联和世界人民不要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说现在反苏反世界人民的大战的危险是不存在的。英、美资产阶级内部,有一部分反动派要干,一部分不愿干,一部分是想干而不敢干。旧金山会议可能无结果而散,也可能有些成绩而散。苏联在旧金山会议的记者分析得就很好,我们只能就大势而论,有3种可能性:1、有所成就但不甚圆满;2、无结果而散,也不破裂(同我们跟蒋介石谈判一样),下次再来;3、最坏的结果是完全破裂,推翻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现在看来,第3种可能性不大,第1、第2两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是,即令第3种情况发生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推翻了,这是不是说英、美就要组织反动派进行第3次世界大战进攻苏联呢?也不能作这样的结论。莫洛托夫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声明说得对,他说即使这次会议不能成功,不能建立防止侵略的国际安全机构,也不等于将来也不能建立,我们要努力争取建立,这次搞不好将来再搞。他的这个话是包括对整个世界情况的估计,和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相信印度、南美、中国人民的力量,相信英、美资产阶级内部不统一,不是完全反苏的,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同苏联合作的。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只结束了一半,日本还没有被打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即使旧金山会议这次搞不成,也不能说就永久搞不成。在宣布欧洲胜利的那天,斯大林说,欧洲已进入和平时期。斯大林说得对不对呢?很对。在欧洲,战争时期过去了,和平时期到来了。斯大林的判断是根据整个情况说的。苏联是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列宁曾经讲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只要在10至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至40年白匪恐怖的苦难”。这是在1921年讲的。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是不是20年呀?在莫斯科危急时,斯大林说: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现在是胜利了。苏联的胜利是从在莫斯科打胜仗开始的,不是从斯大林格勒才开始的,没有莫斯科的胜利,也就没有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现在苏联红军的旗子已经插在柏林,列宁的话讲灵了。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现在只是努力巩固这种胜利。苏联的胜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两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娃娃叫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级。中国和外国的古书上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没有共产党,这都是近代的产物。按照列宁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讲社会主义将同时在所有国家胜利,至少在几个文明国家同时胜利。到了20世纪的时候,列宁根据新的情况,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话又说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也讲资本主义是向下没落,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从十月革命起,资本主义缺了一只脚,剩下的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将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夹,夹掉了一个德国法西斯,再一夹,就要把日本法西斯也要夹掉。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了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资本主义残废了,它怎样走路呢?就装上木脚来走路。你们说这剩下的资本主义,是比过去更强大了还是更削弱了呢?不是更强大,而是更削弱了。

  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这些都是大事情,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

  现在英、美各国的通讯社和报纸,专为一些小问题咬住不放,吵闹不休,令人看起来很觉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说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性,就是“蚀大本,算小账”。第1次世界大战失掉一只脚,第2次世界大战又失掉一只脚,现在却抓着一根头发死也不放。本钱蚀去了,不仅把法西斯打掉了,而且英国本身也打得五劳七伤,这表示资本主义残废了,苏联和欧洲人民强大了,他们不抓小辫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资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着小辫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无话可讲了。这是我们的看法,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用意。世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言论,其作用在于:1、阻止苏联及欧洲人民力量的发展,在苏联及欧洲人民面前,抓着小辫子讨价还价。2、调动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给自己撑腰。要找人撑腰,就不得不唱些适合于反动派的调子,才能调动那些反动派,团结那些反动派,作为自己的基础。3、压制革命人民。丘吉尔发现他处在欧洲人民包围之中,处在英国人民包围之中,所以要唱一点反动调子,压压人民。由此看来,我们便可懂得,旧金山会议争论那么凶是为了什么,将来东方问题还要争论的。这些争论,好比做文章,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他们还有两只脚未砍掉,还可以走路,还不甘心,所以有争论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没有争论反倒成为不可解释的了。

  现在世界上大国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波兰问题的小辫子也抓不了几天了。苏联没有挂牵,所以能主动。英、美参加第2次世界大战,也是被动的,英国原来是搞“慕尼黑”的,想叫希特勒去打苏联,把苏台德区等送给德国,但是它雇佣的希特勒这个“劳动力”有点闹独立性,先打了老板一顿,打得哇哇乱叫。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和英国原是出钱雇“劳动力”去打苏联的,送铁送汽油给日本,也就是出工钱的意思。日本就在边界向苏联挑衅,从美、英拿工钱,把工钱弄到了手,它不去打苏联,而去打珍珠港了。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国和英国才对日本宣战,英国并与苏联签订有效期为20年的《同盟互助条约》,美国与苏联签订在反侵略战争中互相援助的协定。资本主义的主动性,是在18世纪的时候,19世纪上半世纪还有一点,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昏庸腐朽,变成帝国主义,即处于被动了。第2次世界大战,英、美是被迫打的,没有计划的。对南斯拉夫,他们不承认,后来又承认了。现在对波兰也不承认,将来还是要承认的。现在他们不承认中国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将来也会承认。

  资本主义是向下的。经过第2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它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它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1928年繁荣期间,美国的生产总值为600万万美元,现在,有人说是2000万万,有人说是1800万万,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说是1500万万到2000万万。如果说过去600万万是两个指头,那末现在若为2000万万就差不多是7个指头。它的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所以说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但是,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

  这次旧金山会议,即使搞不成,第2次旧金山会议还是会要来的。因为世界情况需要它。关于建立反苏堡垒线,英国保守党是有这种企图的,从前是以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组成的这道墙壁,现在被苏联拆掉了。若它再搞这一套,那就回到张伯伦那里去了,但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希特勒倒了,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觉悟了,英国人民觉悟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有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结合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英、美都是现实主义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败日本后,两只手都要做生意。

  总起来讲,第1次大战以后,所谓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没有了,不稳定就经常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第1次世界大战前就有的,大概是10年8年来一次,是有规律的有周期性的。这次美国的战时繁荣是带特殊性的,以后也不会有稳定。他们要和平,要建立国际安全机构,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也可能稳定下来,但不是长期稳定,其中包含着危机。

  世界上这几个大国谁是领袖?是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说美国是领袖。这种说法不对。从经济上可以这样说,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苏联在经济的量上说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红军和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英、美各国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前边说过,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人民要忍一口气。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二、国内形势。

  第一,《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在发表时删去了。删去这句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

  第二,3个大会。去年9月民主同盟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日前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正在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3个大会如果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要打日本。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大会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实际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昨天和今天的《解放日报》上都有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大会,同志们可以去看。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有一点特殊,蒋介石的话就是国民党的命令,过去这仅仅是事实,这次变成了纪律,中央委员要赌咒发誓服从总裁。世界上除法西斯政党外,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都没有这样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规定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但出党是自由的。上面这两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国民党现在更虚弱了,更惧怕了,他们的党员中想要加入其他政党的人更多了。但这个赌咒发誓,在现在这个时代往往是不行。

  第三,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100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这将是1931年日本进攻中国以来16年中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第四,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些困难,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点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苏联援助我们,美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还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我下面讲的困难有17条:

  第1条,外国大骂。现在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们示过威,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我们吃小米,你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这叫做没有办法,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

  第2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他们将动员一切人来大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数得出的骂人的话,我们都要准备着挨。

  第3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不是说几小块,也不是说统统占光,而是被他们占去几大块,他们要打内战“收复失地”。在10年内战时期,他们就曾经占去我们几大块,这次我们还要准备被他们再占去几大块。

  第4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1941年中央曾打电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那时我们有50万军队,准备被搞掉25万,还有25万。这25万是什么?原来50万是伸开的手掌,这25万是握紧的拳头,虽然缩小了,可是精壮了。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100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150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100万,搞掉一半,还有75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第5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第6条,爆发内战。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现在的揭露就是一种方法,我们要经常揭露,在大会文件上、在报纸上、在口头上揭露。此外,还要用别的办法来制止内战。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抗战8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就是使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易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

  第7条,出了斯科比(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人民在抗击德国占领的斗争中解放了三分之二国土,成立了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德军败退后,英国将军斯科比率英军及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向希腊人民解放军进攻,屠杀了一万多名爱国民众,并将五万余人投入监狱,希腊民族解放阵线被迫解散了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武器——笔者注),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3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30里,3舍90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3条告诉胡宗南,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有人讲两面作战怎么得了?他们要搞两面作战,我们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准备这一着。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

  第8条,“不承认波兰”。这里是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现在我们是一个中指头,你不承认,将来是一个大指头,你也不承认,到了是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你90年不承认,100年不承认,将来到101年,你就一定得承认。因为我们的政策正确,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第9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散得最厉害的是1927年,还有散得多的是内战时期,有组织的党员只剩下三几万。在不好的情况下,党员中有一部分悲观失望的人就跑了,有一部分被压散了,也无非就是这样,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10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中国革命是长期的,从1921年到现在24年了还没有胜利,还要搞下去,还要牺牲许多党员和军队。党内会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的问题,不仅要对我们大会、中央、中央局,还要对区党委、地委这些领导机关都讲清楚。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100%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第11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天灾是天不下雨,玉皇大帝不帮忙。最近得到报告,华北、华中很多地方都天旱。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今年我们边区没有收成,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要讲节省,从中央起都要讲节省,准备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华北、华中许多地方都要准备这一条。

  第12条,经济困难。有天灾经济是困难的,没有天灾经济也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我们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克服困难。

  第13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有的同志问: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怎么办呢?现在日本法西斯作战是寸土必争,看样子是不会撤的。但我们要把事情往坏一点想,即使长江流域的日军统统撤到华北,难道我们就呜呼哀哉了吗?中国抗战的局面是明年日本就要被打倒了,它横行不了多久了。敌人集中华北,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假如这件事出现了怎么办?我们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这些办法大家想,中央也想。

  第14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有准备,以防万一。

  第15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不要以为不会发生意见分歧,上述困难一来,许多情况出现,就可能产生党内意见的分歧,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如果我们准备了,分歧就可能少一些,没有准备,分歧就可能多一些。

  第16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中国革命是长期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帮助我们,他们还料不到我们的困难来得这样早,就是料得到也没有办法,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第17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

  困难我讲了17条,下面讲我们一定要胜利。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吃亏都是暂时的,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处吃亏,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么办法?就让他跑掉吧。党员中间的动摇分子,他们在革命热闹的时候来凑热闹,在困难的时候就跑了,要跑就跑,我们开欢送会。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我们党24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说一定有许多的人会来的。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这些经验很好。

  第七,党内发生纠纷,这也是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毛铁炼成钢,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敲打的。

  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没有援助有一个好处,援助太多了也有一个坏处。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下,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援助。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不是只有外国援助我们,我们也援助外国。24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就援助了外国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

  三、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上面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现在讲第3个问题,关于党内思想政策问题,这里面又包括若干个问题。

  (一)领导问题。《解放日报》昨天发表了一篇苏联人华西里也夫写的文章,叫做《论科学的预见》。这篇文章我们很久以前就翻译过来了,这是在1939年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几个月写的,所以文内没有讲到关于这次大战的情况,但是可以从中看到对于这次大战也有预见。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地预见。例如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发生革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比如,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我们能看清它们的前途。这3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9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比如,大城市是一个大东西吧,国民党加帝国主义是大东西吧,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总叫国民党是“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大东西吧,但是我们也曾看错过,以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赶走,于是产生轻敌观念、速胜论。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的面不大,这种错误10个、8个也不是很关紧要的。当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但毕竟不算大错误。凡是大的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的普遍的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我们这次大会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就属于这种预见。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感觉不到,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农村,还是在关内。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东北四千万人口也是一个大东西,但是在今天来讲,还不是一个眼前的现实问题,还不容易注意到。现在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24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24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48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无产阶级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只不过几十年。1843年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到1903年整整60年,地球上的俄国才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叫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工党内出了一个派别,叫做布尔什维克派,然后全人类才找到新的方向。60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普及,没有去实现,60年以后,才产生了这样一个派别,后来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行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从1903年到1914年,11年后,世界上来了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7年,又是3年,来了一个十月革命。1903年到1917年,14年,十月革命胜利了。没有1903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1903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1921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多想”,就是说要开动脑筋。我们的同志过去不大想问题,这要怪过去的领导不提倡想问题。脑筋是“心之官”,是思想器官,这个器官专门做一项工作,就是“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两千年以前他就规定了脑筋的任务。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这次大会闭幕后,同志们回到各个地方去,要告诉每个同志,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等等。遇到问题就分析一番,错了也不要紧,有错误就纠正。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我们的同志们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二)略。

  (三)干部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现在是一个农民问题,将来是一个全国人民的问题。从内战时期开始到今天,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农民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列宁在1921年讲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应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看也可以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中国共产党在10年至20年之内,同农民有正确关系,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忍受20年至40年的白色恐怖。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 1936年从窗户吹了一点风进来,有同志说:边区的人民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检查一下,原来我们搞错了,先是对待红26军,后头是对待红27军。中央派到各县的人自称英雄,说什么我是二万五千里,你是什么?你是土包子,吃不开,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关于知识分子,我也讲一个例子。去年春节,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正赶上安塞的劳动英雄开会,我们杨家岭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劳动英雄一起扭秧歌,这说明关系好了,我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们!躲飞机这是要命的事,还分得这样清,不走一条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现在我们有100万军队,将来要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四)整风、审干、锄奸问题。这次整风、审干、锄奸工作是有成绩的。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我是党校校长,整风在党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绩相当大,但也有缺点与错误;第二部搞得比较好,进步了。以后整风要照第二部的方法,照这种进步的方法去办。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后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1929年12月作了这个决议,1930年1、2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指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交界地区,又称苏鲁豫边区。请参看《罗荣桓反思肃反:只用肉刑差点全军覆没》——笔者注),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现在还有没有宗派主义呢?我听见有一个同志说:没有宗派主义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主观上不要忙于否认有宗派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要以客观事实来证明,要在将来工作中来证明,主观上否认,效果很小,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要求在党章上加一条:“保障党员的政治生命。”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在审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这一条当作教训,当作武器,这样就有用处。

  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9条方针并不是一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再加上9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乱子就出不来了。但是这9条方针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们还要警戒自由主义的危险,严肃性是必要的。在这次审干中有很大的成绩,不说清楚这一条,是不好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我们党内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过火的情绪,潮流一来,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结果搞错了;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熟视无睹,这种情绪也是不对的,要克服的。

  (五)准备转变问题。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某些方面也已经有了准备,有些同志让我解释一下将来如何转变,我想现在不用多讲,就是按实际情况去学习,去准备。比如,我们可能要集中20到30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大城市,这也要有准备,具体的步骤交给中央军委去办。各位同志回去后要告诉各个地方,就是要开始准备,这个问题朱总司令已经讲了很多。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的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训练地下军。把日本赶走以后,我们如果占领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饭、穿衣的问题。在座的将军们,如果你们搞到北京,没有煤炭烧,搞到上海,没有饭吃,火车不能开,电车不能开,怎么行呢?因此,现在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七大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我们要很好地注意他们,培养他们。有了大城市,整个情况就会起大的变化,今天还没有这个变化,我们还觉不出来。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东北的问题。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6)、(7)、(8)略

  (九)国共两党谈判还有没有希望?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说现在可能性总还有一点,这一点我们也不放弃,就是在没有破裂以前还要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现在我们还是极力阻止内战,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拒绝跟他谈判,情况就是这样。

  成立联合政府有没有希望?我们要尽量争取。将来如果能成立解放区人民联合会,还是要打电报请他组织联合政府。我们总是请,但他总是不出来,就像新媳妇一样不肯上轿。那怎么办呢?你不出来我们就请,你还不出来我们就再请,在没有全面破裂以前我们还是要请,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们也还要请。

  (十)关于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我们的文件上说,要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一开,就要搞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或者叫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中国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一个政权机关呢?我们已经打了电报告诉各地,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称不叫政府,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他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什么时候召集呢?大概在11月份。

  这里还要讲一个党外合作的问题。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

  (十一)党性与个性问题。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比如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至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120万党员就是120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党性与个性问题上,整风中有党性,也有个性;生产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军事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政府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

  (十二)理论工作问题。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过。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5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5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5000人到10000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5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5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5本试试。我们还应经常注意报纸上刊登的外国党的宣言、纲领一类文章,看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过去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共产国际解散时我们党的决定上说到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十三)实事求是问题。第一,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24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作“寸土必争”。我们的敌手,日本人和蒋介石,对我们也是寸土必争。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第二,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5月31日下午,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和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名额70人左右、正式中央委员40人左右、中央候补委员30人左右的建议。

  1945年6月9日凌晨,毛泽东就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5月27日来电作了答复。此时罗荣桓肾病恶化,他在5月27日电告毛泽东说,因健康关系,希望中央能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毛泽东在复电中说:

  “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报。你可于休养中在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不久,罗荣桓在鲁南时,毛泽东又给他发电报说:

  “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

  罗荣桓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淮南治疗了一段时间。新四军的医疗条件也不能查出病因,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做彻底检查,并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

  第二天,毛泽东又发一急电说:

  “罗荣桓同志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

  再说6月9日,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选举中央委员会。此次选举是根据选举方针和选举条例,充分发扬民主: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小组提出,经过反复酝酿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

  毛泽东先后两次讲话,向代表们做了许多说服动员工作,提议把王明、博古、凯丰等几位犯过严重错误的人选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说:

  “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现在经过整风,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着重个人责任。”

  尽管李立三不在国内,毛泽东也没有忘记他在党的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仍然提议选举他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还专门提到王稼祥和张闻天,说他们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他说:

  “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样,多数代表才投了王明的票。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代表们可以自由活动,毛泽东在主席台上没有动,一直等到唱票快要结束,看到王明以320票过了半数,他这才起身离去。

  博古和张闻天此前均在七大上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再一次做了诚恳的自我检讨,因而得到党和代表们的谅解和信任,都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

  王稼祥则因为得票没过半数而落选。原因是早在1943年秋以后,由于身体状况,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44年又因病脱离工作,进行疗养;更主要的是在整风时期,毛泽东请他担任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但他由于对整风运动有一些看法,便对这些工作都不积极。所以很多代表都不太熟悉他,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只得了204票。

  凯丰在七大上对自己追随王明、博古所犯的错误,也做了深刻检查,可在选举时还是落选了。

  这样,大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包括王明在内的44人为中央委员。

  6月10日上午,被编入七大第11组的毛朗明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尚未起床,秘书告诉他说:

  “主席昨晚忙了个通宵,直到天亮时,才上炕休息。”

  恰在此时,毛泽东醒了,问道:

  “谁来了?”

  警卫员进屋报告说:

  “主席,毛朗明同志来了。”

  毛泽东下了炕,毛朗明已经走进屋来,说:

  “主席,我开完七大,还回湖南去,找359旅去。”

  毛泽东说:

  “你回湖南可以,不过你还是等开完会再说,会后由组织上决定你回去与否。”

  毛泽东问毛朗明参加大会的感想,毛朗明说:

  “很受教育和鼓舞。”

  “是吗?”毛泽东问:“我做的政治报告,你觉得怎么样?”

  毛朗明说:

  “您的报告写得很好,我反复读了,很受启发。它为革命指明了方向。”

  “选举有什么情况?”

  毛泽东继续问道;毛朗明说:

  “代表们对王明、博古不大满意,不赞成他们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解释说:

  “尽管他们犯过严重错误,党内意见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大局着想,选他们当中央委员。会上我已经向代表们讲过,做了代表们的思想工作,大多数代表的思想通了。因此,王明、博古也当上了中央委员。”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继续说:

  “他们看过我的政治报告,认为报告很好,承认中央的策略和方针是正确的。所以,代表们还是选了他们。王明、博古分别给我写过信,都承认自己的错误,认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

  6月10日下午,大会首先公布了9日选举的中央委员名单。他们是(按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按姓氏笔画为序):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任弼时 林伯渠 林 彪 董必武 陈 云 徐向前 关向应 陈潭秋(本传前面说过,党中央此时尚不知他和毛泽民等人已经牺牲——笔者注) 高 岗 李富春 饶漱石 李立三 罗荣桓 康 生 彭 真 王若飞 张云逸 贺 龙 陈 毅 周恩来 刘伯承 郑位三 张闻天 蔡 畅 邓小平 陆定一 曾 山 叶剑英 聂荣臻 彭德怀 邓子恢 吴玉章 林 枫 滕代远 张鼎丞 李先念 徐特立 谭震林 薄一波 王明 博古

  接着,毛泽东作了关于选举中央候补委员问题的报告。他说:

  “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意义也是很大的。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中央候补委员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

  毛泽东还特意为王稼祥说了话,他说:

  “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第一是四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到中央苏区,他参加了2、3、4次反围剿战争;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压制时,他却赞助并信任了我毛泽东和朱德等同志,支持我们的正确主张。第二是他早就开始反对第3次‘左’倾路线,是最先从‘左’倾教条小宗派中杀出来的,在遵义会议这一关键时刻,更起了关键作用,不然,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又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六中全会时,是他及时带回并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旗帜鲜明地参与解决了党内的若干严重问题。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好事,中央的许多决策性文件,都是王稼祥同志主持起草的。”

  毛泽东扳着手指数着文件的名称,又让大会工作人员把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中写给他的信发给大家。王稼祥在信中检讨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表示坚决拥护大会的各项决议。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说:

  “这封信是他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4次反‘围剿’中负伤而引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3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第1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毛泽东最后说:

  “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大会选举出33人为中央候补委员。在毛泽东的说服下,王稼祥以第2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6月10日晚上,鲁艺为七大代表演出大型歌剧《白毛女》。

  早在1940年,晋察冀边区阜平一带传出了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逐渐完善。不久就出现了有关“白毛女”的小说、话本、报告等。1944年,周巍峙等人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转战晋察冀,服务团成员邵子南把这个故事带回延安,写出歌剧初稿。后来鲁艺对歌剧初稿进行了集体创作,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向隅等人作曲。1945年2月,由王大化、舒强、张水华担任导演,鲁艺开始排练《白毛女》,准备向七大献礼。

  1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七大代表观看了演出。陈赓的入场票被人拿走了,他没有座位,只得坐在窗台上看演出。当歌剧演到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唱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同起立鼓掌。毛泽东连声叫好。

  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向鲁艺传达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3人的3条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艺术上的创作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

  后来,《白毛女》在张家口演出时,根据群众意见作了重要修改。

  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大会首先公布了10日下午中央候补委员选举结果,33名中央候补委员(按选举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按姓氏笔画为序)是:

  廖承志 王稼祥 陈伯达 黄克诚 王首道 黎 玉 邓颖超 陈少敏 刘 晓 谭 政 程子华 刘长胜 粟 裕 王 震 宋任穷 张际春 乌兰夫 李葆华 王维舟 万 毅 古大存 曾镜冰 陈 郁 马明方 吕正操 罗瑞卿 刘子久 张宗逊 陈 赓 王从吾 习仲勋 萧劲光 刘澜涛

  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草案)》,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并决定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朱德、吴玉章、徐特立先后在闭幕式上发表了演讲;接着,毛泽东以《愚公移山》(见《毛泽东选集》)为题致闭幕辞,他说: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作了3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3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寓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寓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开了50天的“七大”终于胜利闭幕了。会议期间,一共先后开了全体会议22次,代表团会议8次及小组会议许多次。大会贯彻了民主和团结的方针。大会主席团尽可能让每个代表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大闭幕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和陈云都去看望王稼祥,一来探视病情,二来为大会出现的选举反常现象抚慰王稼祥。王稼祥感谢大家的好意,没有一句怨言,连一点不愉快的情绪也没有。他对自己在党内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于无动于衷。

  毛泽东始终不忘这位老朋友。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王稼祥被递增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上,再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是后话。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哪个方面?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延安整风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基础和重要条件。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对党内历史上各种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的彻底清算,就不会有“七大”的伟大成就。“七大”不但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正如本传前面所述,自从毛泽东在1918年走上社会以后,在27年的革命活动中,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出生入死,经历了多少坎坷和挫折,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磨难。艰难困苦的生活且不说,单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来自社会上的非议和攻击,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来自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及党内陈独秀的打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来自下级和上级的多次夺权和罢官,在遵义会议以后来自下级的责难和张国焘的威胁,在王明回国以后来自右倾机会主义者反水的严重危机和重重阻碍,真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就是在这艰难险阻面前,他以无比的大智大勇、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坚忍不拔的忍耐力,终于走到了今天,彻底击败了各种机会主义代表人物,从而结束了他侧着身子两面战斗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从此以后,尽管前进的道路还是不平坦的,但在毛泽东来说,领导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说是如脑使臂、如臂使指,一片光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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