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文章中心 > 文史-读书 > 历史

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53章

2020-11-25 17:20:1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点击:    评论: (查看)

  第53章

  “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

  话说1943年4月1日,毛泽东为抗日殉国的国民党军将领戴安澜撰写了挽辞和挽诗,从延安发给戴安澜治丧委员会。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省无为县人,黄埔军校第3期毕业生。1933年3月,他率部参加长城古北口抗战;1938年先后参加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1月升任第200师少将师长,该师是新建的第5军的主力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1939年,他先后率部参加随(县)枣(阳)之战、长沙保卫战、桂南昆仑关战役。1941年12月,第200师开赴缅甸协同英军作战。他率领200师开进东瓜,逐次接替了英军的防务,掩护英军撤退;1942年3月参加东瓜保卫战;1942年4月参加棠吉之战。1942年5月10日,远征军大部队退至胡康河谷,在温佐一带掩护其撤退的戴安澜第200师,与军部失去了联系。戴安澜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18日,第200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激战中,戴安澜胸腹部受伤。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戴安澜伤重去世,享年38岁。1943年4月1日,国民党在广西全州香山寺举行戴安澜追悼会,由李济深主持。

  共产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撰写了挽辞、挽诗、挽联和挽幛,遥奠忠魂。毛泽东书写的挽辞是:

  海鸥将军千古!毛泽东 挽

  其挽诗云: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后来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在1956年9月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毛泽东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4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全文如下:

  自1942年“四三”决定后,整风运动有了大的成绩。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党内团结空前地增长了,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极大地改造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阀主义倾向也逐渐被克服了,面目不清的干部被审查明白了,暗藏在党政军民学机关内大批奸细分子被清查出来了。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22年来我党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又证明着整风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与极端精细的斗争,必须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拿出极大的责任心,负责贯彻到底,并自己动手,以身作则,毫不夸张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务。但是由于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还不认识整风的深刻意义,故在这种情况下的地方,还没有获得成绩。有些地方则在部分的机关学校部队中获得成绩,而在其它的机关学校部队中则尚未深入。因此中央决定,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除陕甘宁边区责成西北局重新做出整风计划外,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责成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依据战争环境特点,重新作出自己的整风计划。己经作成此种计划并在实施中的地方,则根据此次指示加以必要的修改或补充。

  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来,我党增加了约70万新党员,他们过去都是未受过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马列主义)的锻炼的。在数万老党员中,对于受无产阶级科学思想锻炼的程度也极不一致,其中有许多人仍然拖着很长的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的尾巴,思想上的关节还未打通(其中并有若干重要干部)。对于上述新老两类同志(目前着手是对于干部),给予深刻的整风锻炼,借以纠正其错误思想,打通其思想上的关节,坚定其阶级立场与党的立场,改造其工作作风,是完全必要的。对于那些思想比较正确,或对马列主义武器掌握得较好的同志,则借整风增进他们的修养,可以使他们更趋于进步与发展。因此,凡以为整风是专整下级,不整上级;或专整上级,不整下级;或专整新干部,不整老干部;或专整老干部,不整新干部;或专整别人,不整自己;或专整自己,不整别人,都是错误的。

  又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这在延安的整风运动中已经充分证明。各地内奸的严重程度虽然不一致,也不是说每个支部都一定有内奸,但就各个地区说来,可以断定,此种情况是无例外地存在着。一年的经验证明:整风不但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风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尚未被纠正,内奸问题也至今不曾引起注意。

  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因此在进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风的初期与中期,除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十分注意外,在公开号召中,必须绝对不提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的任务,只提纠正错误思想与检查工作的任务,否则不但干部的错误思想难于纠正,内奸亦不能发现与肃清。因此,在领导策略上,各地在今年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而对于该决定上要求注意领导方面,则暂时不予强调。这样做的目的,第一,在于使下情获得上达的机会,表露各种正确的意见,发扬正气纠正缺点。第二,在于让有错误思想的同志,尽量表现其错误观点,以便根据其表现而给予具体的与明确的纠正,使他们在自己经验中认识自己矛盾着的思想,因而便利于克服错误思想,转变为好同志。否则毫无生气的,平平常常的学习,必不能有多大的效益。第三,在于使内奸分子利用我们的民主政策,认为有机可乘,尽量暴露其反党面目,使领导机关与广大干部逐渐识别他们。对于内奸分子,凡非军事紧急时机,紧急地点与紧要环节,不要忙于宣布他们为内奸,只把他们当做有错误思想的同志看待,以便诱使他们尽情暴露,达到彻底根究之目的。不论同志的错误思想与内奸的反党表现,领导人员对之均要镇静忍耐,不慌不忙,以便冷静地正确地观察与辨别谁是有错误思想的同志与谁是反党的内奸分子。至于任何同志的正确意见,更要虚心倾听,绝对不能抑制。

  在采取这种政策后,在第一阶段中,一方面正确意见会生长表露,另方面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说怪话、反领导、乃至反党等各种不正确的现象,也会发生。而这两方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尤其要使错误思想多多暴露。这一阶段是初学学风文风的阶段。在第二阶段中,则应组织积极分子对于错误思想的反驳,强调“四三”决定上要求注重领导一方面,着重发扬正确意见,缩小民主范围,把错误观点明确地坚决地克服下去。但须注意这种克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克服,而不是武断的命令主义的克服,不要伤害每一个还可挽救的同志。在这一阶段内,仍然不要提内奸问题。到了第三阶段,是学习党风的阶段,这是学习深入时期,此时大家都接触了实践问题(党风),又有了思想武器,将是反省自己、批评别人最开展最热烈的阶段。此时除学完党风文件外,主要地应审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与历史,以便弄清各同志的面目,了解其缺点与纠正其缺点。对于个别顽固的典型错误分子(党员),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借以教育本人与教育群众。同时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对于继续发现内奸与教育群众都有极大作用。在第三阶段中,还应检查各单位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与改善工作。

  这样,每一具体机关学校,从重新布置整风之日起,至少5个月内(战争时间不算在内)均须做为发现同志错误思想与纠正错误思想的时间。5个月后,方为开始着手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部分地清理内奸的时间。这样,一年以内(除去战争及其他繁忙任务所占时间)可以大体上结束整风学习,而把全部完成审查干部与清查内奸的任务,推至以后的时间。延安部分机关学校,1943年4月才结束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这些机关学校,从1942年冬季才开始着手审查干部,1943年4月,才正式审查干部。敌后情况与延安大不相同,主观计划常易为客观情况变化所中断,故应灵活地运用延安经验,着重于自己创造新的经验,随着情况变化而修改自己的计划,采取适应环境的处置。但对内奸问题若过于仓卒处理,势必不能彻底,且易发生毛病。内奸的可怕是我们的不自觉,只要我们一旦自觉,内奸就不可怕了。有军队与政权在手,且有内战时期肃反经验的党,是有充分可能把内奸肃清的。故各地在1943年冬季以前,必须着重与深入整风,决不可放过整风的伟大思想斗争。如果各地能于今明两年对敌斗争的严重环境中,恰当地分配时间与人力,将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几件互相联系着的重大工作做好,就是我党的极大胜利。关于处理内奸问题,中央准备尔后再向各地作具体指示。

  4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为着指导的便利,今后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归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归任弼时管理。

  会议同时决定:中央及军委直属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分别召集全体人员会议,号召特务奸细分子自首。

  4月9日至12日,延安召开2万多人参加的中央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大会,动员开展反特斗争。

  4月22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凯丰同志:

  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1、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2、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3、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4、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3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敬礼!

  毛泽东

  1943年5月2日,刘志丹墓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毛泽东为刘志丹题写的挽联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毛泽东还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了字,正面是“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的碑文是:“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鉴于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应各国进行革命斗争的需要,建议解散共产国际。

  5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

  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

  5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二、共产国际曾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不仅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保护了那被机会主义者所糟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反对了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战争;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1924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再则,当1927年至1937年期间,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地位的时候,它又声援了中国革命的人民。最后,在1937年以来的6年抗日战争中,它又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总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一切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但时至今日,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提议书上所说,因为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工人运动的继续增长;因为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争取更加广泛与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与群众动员,借以达到彻底的完全的胜利;因为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由于这种种理由,故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由于目前战争情况,不允许召集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故由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作出此种提议。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书上所说的理由,批准共产国际之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指出在马克思解散第一国际之后,各国工人运动是更加发展了。现在第三国际之宣布解散,无疑将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全人类的解放更加迅速的到来。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党同志以身作则,忠心不贰,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业而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自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即遵照此种决定,没有干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宜。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是中国一切进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战以来,即在敌后进行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将继续英勇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和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合作,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措施,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独立民主新中国的大业。

  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课予的各种历史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我党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团结起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创造性、积极性。果能如此,那末,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还很强大,我们前进路上的困难虽然还很多,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是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一出现在会场的讲台上,全场与会者立即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任弼时宣布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接着,李富春宣读了这两个文件。

  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主席的身份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说:

  “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4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么?是的,共产国际是列宁首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端巨大的功劳。”

  “在北伐战争前夜,共产国际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在1924年实行改组,并缔结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当时蒋介石先生曾衔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国民党的代表还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这些就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说对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近年的抗日战争的援助了。

  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22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3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3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和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3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我们正处在艰难地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抗拒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们的环境很艰苦,战争的时间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地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第一,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第二,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这里我想要请同志们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道的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第718团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的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了锄头,就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我们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5月31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

  根据目前国内外情势,抗战六周年纪念之宣传应该集中于我军在敌后坚持抗战之英勇壮烈,并说明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的原因,借以击破游而不击、封建割据及交出军队、政权之类的反动宣传。因此,除中央将有宣言发表外,各战略根据地负责同志均须做文章。下列各同志均请作文: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程子华、贺龙、林枫、朱瑞、罗荣桓、陈毅、饶漱石,各同志之文章题目由新华总社另行通知,一般的文长不要超过5000字,多作生动活泼之描述与分析总结,少用枯燥无味之表格统计,文章望于6月20日前经新华社电台发总社,经中央审定后统一广播发布。

  中央书记处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全文如下(见《毛泽东选集》):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地普遍地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1942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1943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的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三、1942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3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12个条件的第9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4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的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6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一、有电悉,同意对太南处置办法。

  二、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CC与复兴)5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扶汪倒蒋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励行特务政策,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纠纷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3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

  三、我党应在此3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

  6月3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冀鲁边区工作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他写道:

  山东分局朱、罗、黎(指朱瑞、罗荣桓、黎玉——笔者注)并告北方局:

  冀鲁边形势严重,已成为完全的游击区域;必须善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密切与群众联系,隐蔽自己的力量,彻底改变过去的一套工作做法与组织形式,才能适应该区的艰苦斗争,有下列提议望考虑执行:

  一、关于争取伪军、伪政权及游击区的群众工作经验与具体作法,冀中、冀南的经验对该区极有帮助,分局、北局应经常将此种经验介绍给他们,给以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二、该区脱离生产人员太多,望考虑在不妨碍坚持的条件下,将军队之一部分向其他地区转移,以减轻敌人注意和减少人民负担。

  三、军、政、党在组织上应实行完全一元化,除可以隐蔽的地方干部外,其他负责干部应随军行动。统一党、政、军、民的领导,不必再保留各个机构的架子,多余的及当地难于隐蔽的干部,亦可有计划地撤出。

  四、该区内有汉奸与国特的活动,希注意,我们已得有一些材料,即分别电告。

  书记处

  6月初,江青看了彭德怀1943年4月7日在太行山区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又看了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的讲话,以及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的学习这篇谈话的文章。她感觉很不正常,就把这些东西交了给毛泽东,她说:

  “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发鼓吹得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6月6日,毛泽东看了江青送来的材料后,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德怀同志:

  你在两个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策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是说为着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它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个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曾在去年11月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对,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它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之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的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并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前所说的《党内生活》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彭德怀看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很不是滋味,他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

  “老毛就是多事,咬文嚼字地找毛病。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还指示他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把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中有关批评他的段落删去,再予以转载。还是邓小平转得快,他在毛泽东批评彭德怀之后,马上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他说:

  “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3个月后,彭德怀回到延安,还专门去找毛泽东要理论此事。详情容后再述。

  这正是:人非全才百路通,古来事异有分工。

  诸葛何尝耍大刀,关公未曾祭东风。

  老彭倘若读历史,庐山焉能走麦城。

  6月17日,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2次来到延安。

  此时,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3次反共高潮,电召邓宝珊去重庆开会,指定他绕道宁夏、兰州到重庆。邓宝珊生气地说:“不定路线倒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

  6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作陪的有朱德、贺龙、林伯渠、高岗、李鼎铭、续范亭等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宴会开始前,邓宝珊一见毛泽东就高兴地说:

  “毛先生发胖了!”

  毛泽东风趣地答道:

  “是啊,我们边区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了嘛!”

  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几天。毛泽东等人曾和他围坐在院内乘凉漫谈。毛泽东说:

  “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法西斯行将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

  邓宝珊说:

  “毛先生比我大一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

  续范亭听他如此说,非常感动,即席赋诗一首赠邓宝珊,诗曰:

  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

  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6月18日,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秘密布署剿共作战,调动驻守河防的一部分军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

  6月20日下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王稼祥夫妇的窑洞门口,王稼祥和朱仲丽连忙迎了出来,王稼祥说:

  “请主席和江青同志到里面坐吧。”

  毛泽东见院子里的枣树绿叶婆娑,新结的青枣密密麻麻地点缀在枝头,便指着树荫下的小石桌和小石凳说:

  “我们就在这儿坐坐吧,比窑洞里空气好些。”

  说罢,他和王稼祥分坐在石桌两边的石凳上,江青和朱仲丽坐在一边陪着。警卫员张志送来了茶水和香烟。毛泽东点上了烟,笑着对朱仲丽说:

  “你的麻将牌打得好啊,可惜赢得少,总是输,将来衣裳输进当铺里怕赎不回来哟!”

  毛泽东此言一出,逗得大家笑了起来。朱仲丽也笑着说:

  “是的,我欠你的‘债’大约有几千万了。”

  毛泽东和朱仲丽说的笑话,是在几天前的事。那一天,朱仲丽见毛泽东不是坐着或躺着看书,就是批文件写东西,为了让他多活动活动,就想法劝他打麻将。毛泽东说:“打麻将是很浪费时间的呢。”尽管他不想停下手头的工作,但还是经不起朱仲丽软磨硬缠,只得答应了。于是,他和叶子龙、江青、朱仲丽便噼里啪啦地打起麻将来。朱仲丽为了让毛泽东保持一个好心情,不时地故意将好牌给他,果然,毛泽东一连和了好几盘。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是开赌场,只要朱仲丽坐在我的上家,我敢下赌万万元,必成大富翁。你这同志是不是在收买我?给我金钱炮弹,叫我当资本家呀?”

  朱仲丽也连忙笑着说:

  “不,主席,我不善于打麻将,所以不会扣下家的牌。”

  毛泽东依然是一脸的灿烂:

  “你要是在赌场里打牌,恐怕连裤子也要送进当铺喽!”

  说笑已毕,毛泽东吸着烟看着王稼祥,以商量的口吻说:

  “党成立22周年纪念日快到了,我们应该写篇理论性的文章,是不是请你抽空儿写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和抗战6周年的文章?”

  王稼祥说:

  “是,我可以写一篇。纪念党成立22周年,又值抗日战争进入第6个年头,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是轻而易举取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

  说罢,他问毛泽东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他还说:

  “我还没个准备哩!”

  毛泽东说:

  “我看从总结经验教训这个方面作为文章的中心内容。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平坦的斗争历史,22年来的历史你都知道。针对世界局势和全中国的局势,可以抓住目前党内思想上的几个问题来谈,你看如何?”

  王稼祥说:

  “好的,主席。我可以马上动笔,然后请你审稿。”

  毛泽东见他如此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非常高兴,转头对朱仲丽说:

  “听说你很会照顾稼祥呀!他的身体每天能够负担这么繁重的工作,全靠你的照顾,功劳不小啊!”

  朱仲丽忙说:

  “不,是党和同志们的关怀。”

  毛泽东起身要告辞了,又笑着对朱仲丽说:

  “稼祥即将付出大量的劳动,希望你朱仲丽医生批准!”

  朱仲丽说:

  “我会照顾好他的。”

  此后,王稼祥经过几天的努力,一篇七八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终于脱稿了。他又逐字逐句反复修改,润色了几遍,直到自己满意了才罢手。

  6月26日,王稼祥将文稿装进一个大信封里,在大信封的正面郑重地写下:“呈主席亲阅”,并附一短笺,他写道:

  主席:

  关于纪念党的22周年和抗日战争6周年的文章,已拟好了初稿,请审阅修改。

  布礼

  王稼祥

  他装好信笺,让警卫员马上去送给毛泽东。

  6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林彪等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林彪和周恩来、邓颖超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6月28日这一天,刘少奇将他起草的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续范亭的一封回信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在这个信稿上作了66处批改。这66个批语分别指出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最后,他又在信稿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一气看完你这一篇,前后看了3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

  兹将刘少奇的信稿和毛泽东的批语抄录如下:

  大概如我们到了40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毛批: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毛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何谓人生?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毛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毛批:即该物之特性】,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毛批: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并也暴露它最深刻【毛批:比较深刻】的最基本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地认识【毛批:认识也是无穷的】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

  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但人这种东西,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一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所以一般地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的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

  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只有人才特具的。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它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毛批: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毛批: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毛批:动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地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动之能够自觉地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批: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毛批: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毛批: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已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但是人所特具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毛批: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毛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毛批: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毛批: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毛批: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毛批: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毛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地机械地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毛批: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毛批: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毛批: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说话时,应该注意。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错误,其他一切动物差不多都无犯错误的可能【毛批:不妥,竞争生存的学说,说生物由竞争而遗传而择种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错误的要求,只有矿物才无此种要求】,尤其无犯系统严重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

  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毛批:二元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地规律化【毛批:人的自觉是历史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比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人们在不断地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毛批:改变着人们自已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的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毛批:这些是对的】。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毛批:但是长久地不自觉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毛批:只是社会的】。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毛批: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人唯心论】。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地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鸟,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原故】。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末,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打救】,无善恶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说到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子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恻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毛批: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已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毛批:这些都说得好】。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们是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毛批: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来信所改4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地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地认识客观真理【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规真理自觉地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毛加:“及将来的人类”】,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地爱好真理【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其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他把下列几句话刊登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

  “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这几句话中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后来被毛泽东称为审干“九条方针”(见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

  7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宣言中说:

  “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6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

  “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到了那时,东方法西斯的失败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就接着会要实现了。”

  “整个中国战场上,6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处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他们抗击了日本匪军的半数以上,而其处境则较之正面战场要困难百倍,因此加强对于他们的援助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认为只有加强这两个战场的互相援助与特别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而在过去数年中,对于敌后战场上的绝对大多数抗战军民是没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战场作战的积极性也是很不够的,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改进。”

  “抗战的第6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22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22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22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

  7月4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关于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的情况通报,他写道:

  总部、129师、120师、聂军区、115师、新四军:

  一、去年10月国民党十中全会后,形势似稍有好转。但不久,蒋介石即令朱绍良、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3月蒋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自己公开出面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可说是进攻的思想准备。4月甘肃民变规模日趋扩大,至5月,竟占23县,人数至数万之多,当时蒋估计我方或将支持民变,彼即借口向我进攻。但我方依据团结抗战方针,对任何反政府民变都不干涉,边区留守部队,谨守自己的防地,不给彼方以任何借口。但彼方挑拨性的言论及以挑衅为目的的军事布置仍然非常积极。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胡均认为此乃对共党镇服良机。6月,蒋允许周恩来、林彪二同志回延安,但不给以任何具体意见(周、林现尚在重庆至西安途中),其用意似在周、林回延,我党中央正讨论如何改进国共关系问题时,彼即发动闪击战式的军事行动,逼迫我党接受彼方提出交出军队取消边区之条件(这些条件现尚未正式提出,但已在报纸上宣传),因彼方已熟知我党一贯方针是为团结抗战而努力,竭力避免一切足以引起两党磨擦与两党破裂之事件发生,彼方或以为在此种情况下,有将我党压服之可能,故乘周、林回延时机,急速抽调河防部队追入边区附近,并下令边区南线各军限七月八日准备完毕,待令攻击,故边区形势现已极度紧张。至于日寇东条实行勾结中国抗战阵营叛变而不甚强调反蒋的新政策以来,蒋与日本密使(吴开先等)经常接洽,是否与此次进攻边区之准备有联系,亦值得严重注意。此外西安国民党方面则传出下列消息:半月内苏德大决战将爆发,日本将闪击苏联,集中目标于先打击苏联,再对付英美等语,蒋、胡向我进攻之准备如此急迫,或亦与此有关。兹将5、6两月及最近数日内胡宗南军事进攻准备的具体情况列举于下:

  (1)令53师由韩城河防开洛川,接替暂骑2师防务,暂骑2师限5月17日到耀县集结,业已接防完毕。

  (2)167师由大荔河防开邠县,已于5月13日到达。

  (3)赶运粮弹补充宜川、洛川、中部、宜君一带之部队运输络驿不绝。

  (4)令所属修补工事,并令调查边区地形、工事、粮食、交通情形。

  (5)令潼关河防之第1师,赤水(临潼属)之第78师准备交防行动。

  (6)令现驻甘肃之第38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亦作进攻边区准备。

  (7)令炮2旅在淳化成立第2指挥所,王曲之装甲兵2团(战车坦克70余)装油待动。

  (8)7分校教导总队刘钊铭已集结两个团,由岐山开赤水一带,接替第78师防务。

  (9)165师与61师的武器均已全部换成新品。

  (10)令胡公冕、侯声赴延安视察边区情形。

  (11)5月20日傅作义电胡宗南商讨夹击边区,并谓应不怕破裂和牵动国家大计。胡复电极表赞同。

  (12)胡得悉第三国际解散消息,突加紧张,对封锁线部队重新部署,进攻边区部署均已完成。

  (13)5月23日电蒋呈报对我作战计划,共分3期:第一期划分关中、陇东两区,以陶峙岳、范汉杰分任总司令,完成攻防准备,确实封锁。第二期除河防部队外,加强关中兵团,实力收复囊形地带。第三期,继第二期之后,保持重点于咸榆公路,协力收复马栏、关中、陇东全部。并请中央派空军及令2战区协助,惟因甘南民变胡系调去了5个师兵力影响其第二期计划实施甚大(以上均系5月情形)。

  (14)自6月初迄今边区形势更形紧张。6月4日胡令各部:现系军事紧张时期,部队随时有移动,兵扶不得缺额,否则以贻误论罪。

  (15)驻宜川之90军长李文分工兵连开洛川,归53师指挥,修筑交河口桥梁。并令辎重连大车20辆开洛川,协助53师运输。

  (16)暂骑2师6月10日已接替165师耀县防务。新27师由富平庄里镇开到洛川附近。并令暂25师、新27师、53师、暂骑2师、陕保指挥部等防务,统向右延伸,全部已于6月10日延伸完毕。

  (17)6月18日胡宗南随同陶峙岳,李文及61师师长邓钟梅,暂25师长刘英,新37师师长徐保等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并召集新27师、53师官长训话。

  (18)6月18日胡之副参谋长李昆岗电36军(36军在甘南进攻民变)或另有任务,希努力进剿。

  (19)6月18日,李文批准第一野战医院开洛川,90军对我军之作战计划办于是日携至洛川交胡。

  (20)6月28日胡令第8师(袁璞)限6月30日开陕北同官待命作战,令驻赤水之78师即开分县。第1师驻朝邑之一个团开东泉店。

  (21)6月30日,胡令90军之28师,即刻秘密由韩城开赴中部集结待命。7月2日又令改开洛河(洛川南)集结。该师83及84两个团7月2日晨已出发,82团及师直7月3日晨出发,7月6日可全部到达。

  (22)78师原令开宝鸡之一个团改开分县。

  (23)第8师于29日全部到达同官山地,该师留商县剿匪之24团第3营亦拟调回参战。

  (24)16军炮兵团第1营,已于6月28日由郃阳开耀县。

  (25)重炮3团3营,6月28日已撤出河防阵地,30日已向西行动。

  (26)西安办事处30日亦有电告:胡对边区之军事部署,忽趋紧张,对闪击陕北空气,由军队的紧张准备军官干训团及党政当局之议论,以及于社会,此种情形比过去为迫急。此种布置恐出自蒋及国民党估计日本半月即将攻苏借机进攻边区等语。

  (27)7月2日陶峙岳令各军限7月8日准备完毕,听候胡手令动作。

  总的说,胡进攻边区之部队已经集结完毕,部队的动员,粮弹的准备,均已完成,只须待命进攻,胡将河防部队大部撤出,置于边区周围,这是历来所未有。从此点看,蒋是否与日本有何谅解,值得注意。此外辎重部队的配属,兵站的开设,通讯线路的调整(非必须线路的撤收,斜线路的增设),部队非必须品为后运,战前教育实施,都表示进攻准备已经完成,可以随时作战,这些都是历来所未有的。

  军委 午支

  7月4日,中央以朱德名义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胡宗南电”,全文如下:

  西安胡副长官宗南兄勋鉴:

  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边区留守部队,安分守己,保境息民,从事生产与教育。吾兄前派胡侯二兄来延参观,备致赞美,嗣接尊电,拟再派侯兄驻延联络,德等当即表示欢迎。不料近日形势大变,贵方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实为德等大惑不解,谨电奉陈,即希示复。

  朱德

  不久,毛泽东又在6日以朱德名义发出由他起草的“为呼吁团结避免内战致蒋介石等电”,揭露国民党军队妄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图谋,呼吁团结、坚持抗战。

  7月5日,毛泽东审阅了王稼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他非常满意,稍加修改后,给王稼祥打电话说:

  “文章看过了,写得很好,准备交《解放日报》发表。”

  毛泽东还亲自到王稼祥家里,和王稼祥谈心,他说:

  “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7月6日,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他在文中写道: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

  7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358旅主力4个团由晋西北调回边区,八路军前委筹调机动兵力,做好应变准备。

  7月7日,胡宗南指挥6个师的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炮击富县柳林区和关中区,发出了第3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7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不少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内战危机。

  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新群众报》,向国际舆论揭露国民党封锁、进攻抗日根据地,使抗日部队得不到医药、供给,中国正处在分裂内战的危险之中。

  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他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后便积极参加中国民族解放战争,22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苏维埃运动与抗日战争。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就是在这3大革命斗争中生长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由于中国革命运动正在不断向前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也正在继续发展中。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保证。”

  7月8日这一天,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一、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

  二、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三、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7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内容与口号。

  四、为乘此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与人民教育,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

  五、陕甘宁边区正在进行各分区及各县党政军民的广大动员。

  中央书记处 午齐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他在电文中写道:

  德怀同志:

  蒋胡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中部、邠州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攻击。我已调晋西北4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6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10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

  毛泽东 午佳

  7月9日下午,延安召开3万多人的纪念抗战6周年军民大会,并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延安民众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林主席,蒋委员长,各部院长官,各地方长官,各抗日将士,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及全国同胞公鉴:

  正当我全国民族团结抗战已经坚持了6年,愈益接近胜利的时候,正当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主动权已经转移到苏英美同盟国方面,德日意法西斯匪帮已迫近最后失败的时候,不意中国抗战阵营内部竟有一部分丧心病狂之日寇第五纵队,出来响应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汪精卫、王克敏的反共号召,宣称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他们包围军事长官,企图将原在抗日阵地的军队转变为反共内战的军队。他们现正积极策动内战,怂恿军事长官调动队伍,进攻边区。最近一个月来,除原驻陕甘宁边区周围,担任封锁边区的10余师军队,早已积极准备进攻外,近日又从河防阵地抽调抗日大军,移作进攻边区之用。根据确实消息,第1军主力第78师,第167师,已从华阴、渭南开到邠州、淳化,第90军之第28师,第53师,已从韩城、合阳开到洛川,第57军之第8师,已由西安开到中部,第16军之重炮兵营,已由河防开到耀县,原驻西安之炮兵旅,亦已开到淳化,除上述业已开动之部队外,尚有很多军队,正在待命出动。陇海铁路,咸榆公路,西兰公路,兵车运输,络绎不绝,居民惊骇,奔走相告。为了配合此种军事行动,西安的反共特务头子劳动营训导处长著名托派汉奸张涤非,竟敢公开在西安召集会议,假造民意,狂吠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最奇怪的是堂堂的中国官方通讯机关之中央社,也将此种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于7月6日发出广播,通告中外,以为发动内战之舆论准备。内战危机,千钧一发。敌人第五纵队与中国反共分子此种丧心病狂的举措,如果实现,不仅将破坏全国人民6年以来辛苦坚持的抗战大业,并且将严重损害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共同行动。日寇第五纵队包围军事长官,准备发动内战之唯一目的,就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他们此种举动,不仅背叛我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同时也背叛了同盟国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利益。他们此种举动,实际上是替垂死的法西斯主义作支持者,是掩藏在抗战营垒内的亲日派汉奸,因为在此种时机发动内战,除了牺牲民族利益,是绝对没有其他结果的。

  在过去6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他曾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释放蒋委员长,达到全国的团结抗战。他曾指导了八路军中新四军中及地方民众中的共产党员,团结全体军民在敌后战场上抗击了侵华敌军50%的兵力,而没有得到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新四军甚至被诬为“叛军”,但是新四军至今在华中敌后战场坚持着英勇的抗战,而且至今仍然拥护国民政府,没有任何的“叛变”行为。这是全中国每一个老百姓,乃至日寇汉奸,无不知道的。八路军在华北艰难百战,不予奖励,反于妨害。陕甘宁边区为八路军新四军仅有的后方,少数留守部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全世界都无此种模范军队。陕甘宁边区的党政机关与民众团体,坚决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政策,使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权、政权、财权,都有说话机会,都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使他们各得其所。现在边区已经成了全国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区域,边区人民在抗战中过着民主自由与丰衣足食的生活,比较大后方的惨淡情况,何止高出百倍。不管国民政府怎样至今还没有实行承认边区的诺言,但边区政府却始终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我边区人民对于这样忠实于民族解放利益,这样坚持团结抗战,这样替边区人民做了无数好事的中国共产党,是竭其全力给予拥护的,对于边区的一切民主进步设施,认为不仅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而且也是坚持抗战的可靠力量,是全国人民所同声称道的模范建设。我们将誓死保卫这块地方,不许日寇及其第五纵队的阴谋活动来加以破坏。

  目前国内政治上许多反常事件,我们长久地忍隐不言,以期相忍为国,渡过难关。不料反共分子的欺压毒焰,继长增高,暴行虐政,有加无已。今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调抗战之将士,肆内战之阴谋;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一党至上,专制集中;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异盗卖法西斯;放弃团结原则与统一战线原则,无异置民族于死地。指挥特务,盗窃民意,今日可以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明日亦何尝不可以发布讨伐令,解散八路军。凡此反常之行为,实属惟恐天下不乱,惟恐抗日胜利,惟恐民族获得解放,惟恐人民获得自由之反革命心理所表现。另一方面,对于投降敌人背叛祖国之33个高级将领,却一个也不责备,也不声讨,有时还替他们曲予辩护。对于像吴开先那样受敌人派遣到我抗战首都进行卖国活动的著名大汉奸,却不但不予逮捕,反而容许吴逆仍挂国民党中央委员之名,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进行阴谋活动。对于像张涤非那样的日寇第五纵队,在西安假澄民意,声言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汉奸活动,不但不加制止,反而给他们广播消息,企图以此欺骗人民,准备军事进攻的舆论。对于今天大后方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情隔阂,民变蜂起等危险情况,则不但不思所以变计,反而一味高压,惟恐民怨之不普遍,民变之不扩大。华北庞炳勋、孙殿英诸军之覆灭,其原因乃在于庞、孙领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之秘密命令,尽一切力量准备进攻太行山区域之八路军(八路军已获有确实证件),丝毫不作对日寇战斗之准备,致使日寇乘虚袭击,束手受缚,叛国降敌,不敢声张,反替庞孙作辩护之词。我华中及山东之新四军八路军,苦战奋斗,敌人欲置之死地而不可得,彼乃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限期东进,务求消灭八路军新四军而后已。共产党则称之为“奸党”,新四军八路军则称之为“奸军”,试问天下有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么?今日何日?不是正当日德意法西斯国家已面临失败危机,我们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为了与反法西斯各同盟友邦的配合,需要更加加紧自己抗战行动的时候么,为什么竟从抗日前线撤回大量军队,要来进攻陕甘宁边区呢?这有什么理由呢?为什么不打日本人要打中国人呢?抗战时期,只应该团结一切力量,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条唯一的战线,不应该制造第二条国内战线,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内战一开,兵连祸结,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么?为什么这样痛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而那样不痛恨我们的民族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呢?撤了河防大军来打边区,难道就忘记了日本人么?那时日本人从剿共军背后打来,你们怎么应付呢?庞炳勋、孙殿英的覆辙,你们难道完全忘记了么?

  我们延安各界人民,今天在此开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我们竭诚向国民政府呼吁,向蒋委员长呼吁,向胡宗南副长官呼吁,向正在准备进攻边区的一切官兵呼吁,向全国同胞呼吁,请你们认清日寇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是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是帮助日寇侵略的。我们请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命令抗日军队仍返原防,保持团结,避免内战。我们掬诚忠告那些接受密令准备进行内战的军官和士兵,共凛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祸,鉴于过去10年内战之惨,不要打共产党,不要打八路军,不要打边区,不要枪口对内。胡宗南副长官曾云,“剿共是无期徒刑”,这是一句真话。请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再打10年内战,能打得出什么结果呢?何况内战一开,敌人乘虚而入,中国马上就会亡国,哪里有10年时间,许我们从从容容地打内战呢?我们要求蒋委员长与胡副长官,立即逮捕著名托派汉奸日寇第五纵队分子张涤非,并惩治其破坏团结抗战的反革命活动。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逮捕日汪密使吴开先,并予公审。我们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明令讨伐通敌叛国的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毕载宇、吴化文、荣子恒、厉文礼、杨汝贤、李振汾、侯冠文、王廷英、杨光有、王瑞亭、赵星彩、于光辉、侯如镛、杨志希、赵瑞、杨诚、李长江、徐继泰、杨仲华、吴漱泉、王劲哉、苏振东、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任兰圃、赵天时、薛豪平、于怀安、金亦吾等33个将级军官,并移华中山东一带剿共之师去剿伐他们。我们要求全国爱国同胞与抗日党派帮助我们制止内战,实现上述各要求。

  我们的口号是:(略)

  与此同时,英美苏3国对中国国内的局势表示不满,各国大使会晤,警告重庆政府,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各国将停止对其援助。

  7月9日这一天,周恩来、林彪一行到达西安,收到了毛泽东发给他们的电报,要他们同胡宗南交涉,要求胡宗南撤走包围陕甘宁边区的部队。胡宗南宴请了周恩来和林彪,不承认有进攻延安的企图。他在席间称周恩来为老师,称林彪为同学。

  周恩来、林彪一行在西安逗留3天后继续北上。

  7月10日,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命令胡宗南从陕甘宁边区撤退军队。

  7月11日,毛泽东因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为新华社写了一篇通讯:

  【新华社延安11日电】重庆消息,《新华日报》7月1日纪念中共22周年社论,力持团结抗战,但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留,不准发表。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4日送检,5日去取,亦被扣留。6日报馆派人找检查所负责人谈判,结果准许登载,被删去3000多字。但到晚上,新闻检查所突然通知,又不准登,报馆交涉无效。不但如此,当局又令化龙桥特务宪兵警察,全体出动,如临大敌,从新华日报馆门口直至化龙桥,设立3道检查哨,再在两路口设1道检查哨,据称:其任务是查看报纸上是否还有“七七”宣言。但查验没有宣言,亦不准发行。《新华日报》于7日6时已全份印出,报馆方面几次向检查所交涉,直到8时半,才将特务宪兵警察撤去。当日国民党中宣部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纽约时报记者询问周恩来氏回延安之任务。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发出挑拨性的回答,诬称:“共产党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政府合作,一派反对。”关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讯机关同盟社,立即于8日将张道藩之挑拨的诬蔑的声明给予传播,帮助张道藩鼓吹。在7日的外国记者席上,合众社记者又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是否确实?张道藩态度甚窘,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一句:“没有的事。”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发宣言,何以今年7月7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关于撤退河防,包围边区,准备进攻一事,原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因调兵遣将,运输络绎,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已经闹得中外皆知,国民党宣传机关虽然还是讳莫如深,但是已经无法掩盖云。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请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在修改中特意将毛泽东1943年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共9条),6月28日在刘少奇给续范亭的信稿上所作的66处批改,以及后来在1958年主持讨论并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录入书中。笔者之所以不嫌其细,不厌其多将这些文献全文录入,一是因其无论在当时、在当今或者在将来对人们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二是因为这些文献都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由此可以见证毛泽东对他的下属是如何的至诚至爱而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这种耳提面命式的教育在历史上实属罕见!常言道知恩图报真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在数几十年之后,还会有多少人能记起毛泽东的恩泽呢?有人在时评中说全国人民集体背叛了毛泽东,这种说法自然是出于一时之激愤,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某一特权阶级全部背叛了毛泽东,是不是更恰如其分呢?

  《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实体书全10卷共6册成本价包邮,购书请联系微信号: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相关文章